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中小学论文,日本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6)05-0012-05
一、“控制”和反“控制”的冲突仍将持续
进入21世纪，以小泉为首的日本政府仍然奉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的建立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主张，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提出和探讨修改“和平宪法”。2005年4月，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分别出台了《最终报告书》和《关于日本国宪法的调查报告书》，标志着关乎日本未来政治走向的修宪运动进入了实质性修宪时期。修宪对日本政治的现状及未来有重大影响：首先，日本修宪的最直接目标是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彻底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军事附庸”的形象，提高国际政治地位。其次，在外交上，日本希望通过修宪拥有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更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成为一个能进行战争的“普通国家”。此外，修宪是日本政治现实的制度化，反映了日本两大保守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在修宪和国家发展道路上方向一致。[1]总之，起始于新世纪初的修宪运动，反映了日本政府日益保守化和右倾化的态势。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控制和要求。2000年12月，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变革教育的17条提案》中，提出了“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的主张。报告将“尊重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培养热爱乡土和国家的精神和态度”等作为心灵教育的主要内容，强化了传统文化和爱国心教育；提出了“全体人员进行义务劳动”和“对问题儿童的教育不能暧昧”等主张，[2]反映了日本政府对道德教育的进一步控制。2001年，文部科学省制定了《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提出了促进义务劳动、体验活动和充实道德教育（包括制作和分发《心灵的笔记》）等主张。[3]2003年初，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适合新时代的教育基本法和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应有状态》的咨询报告，探讨了修改《教育基本法》的问题，并强调传统文化和爱国心教育。与此同时，日教组、部分学者和中小学管理者及教师却反对政府对道德教育的控制和要求。他们反对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反对政府借强化中小学道德教育为名，强化其政治主张的做法；反对所谓的爱国心教育和文化传统教育。日教组一方面充分利用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指出文部省的教育改革政策并非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共识基础上；另一方面通过和学校校长及地方行政长官的接触，在地方发动不合作运动以抵制日本政府的教育政策。学者们则通过参加中央教育审议会等专家集团干预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通过对中小学实践的指导和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通过论著和大众媒介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中小学管理者和教师或不选用政府发放的《心灵的笔记》作为道德课的辅助教材，或在道德课中删去所谓的爱国心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或直接抵制道德课教学，倡导通过间接途径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
从目前局势来看，执掌政权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将有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推行保守和右倾的国家政策，这预示着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领域中的“控制”和反“控制”的冲突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二、“规范”和“发展”并重的趋势日益彰显
在世界道德教育改革和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规范”和“发展”并重的趋势日益凸显。[4]首先，强调以儿童为主体的道德教育。一是在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目标上，注重培养儿童的主体性。在1989年的课程标准《学习指导要领》中，文部省首次将培养儿童的主体性作为中小学的道德教育目标提出；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不仅保留了这一提法，还增加了“开拓未来”的内容：“所谓道德教育，就是根据《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为培养能够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具体生活中贯彻尊重人性的精神与对生命的敬畏之念，拥有丰富的心灵，能够为创造个性丰富的文化与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而努力，能够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能够开拓未来、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而培养作为其基础的道德性。”[5]二是在中小学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将道德教育看作是儿童的主体活动，强调教师的“支援者”作用。例如，在1998年的《小学学习指导要领解说》（道德编）中，文部省指出：对道德课的指导，“要根据儿童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指导”；“要唤起儿童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欲望”；“加深儿童对自己的思考”等。[6]三是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强调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的结合。1989年的《小学指导书》（道德编）指出：“道德课的指导，要考虑如何和其他教育活动中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注意他们之间的联系，搞好事前和事后指导”。[7]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解说》（道德编）不仅重申了上述主张，还提出了道德课要和综合学习活动相联系的观点。
其次，加强核心价值观、文化传统和爱国心教育。一是在道德教育的目标上，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日本，核心价值观教育是用“心灵教育”来表述的。1998年6月，第16届中教审在咨询报告《关于从幼儿期开始的心灵教育的应有状态》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心灵教育的含义。在这一报告精神的指导下，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在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目标上增加了培养“丰富的心灵”这一条目。二是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加强文化传统和爱国心教育。例如，在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在小学中年级设置“喜爱我国（日本）的文化和传统”，高年级开设“珍惜我国（日本）的文化和传统”，“热爱祖国”，“具有作为日本人的觉悟”；[8]要求初中儿童“具有把自己看作是日本人的自觉性，热爱祖国，为国家的发展尽心尽力，并为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文化做出贡献”等。[9]
笔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的趋势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日本学术界为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西方哲学和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道德教育理论开始提倡注重个体性和整体性的结合。例如，金井肇认为，个人与社会有互相限制的一面，道德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协调二者的关系。其具体做法就是，在重视个人的同时，以道德来谋求个人和团体、和社会的协调。”[10]田井康雄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具有二重性，既要使儿童适应社会的发展，又要发展儿童的个性。这二者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协调的。[11]堤正史提倡教师和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认为对话本身就是道德教育，就是道德教育的原型。”[12]伊藤启一倡导的统合性道德教育理论，既强调向儿童传授道德价值，也强调培养儿童道德的批判力和创造力。[13]其次，日本道德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规定了日本的道德教育必须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的理念。日本自古以来到二战结束以前的道德教育，一直把规范人放在第一位，忽视了发展人的方面。明治维新以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的群体性淹没了个体性。当时的道德教育也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的、社会的利益。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出现了商品经济，人们开始摆脱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此时的道德教育并没有张扬个体性，而是“更加强调以忠孝伦理为核心的家族国家观、天皇制意识的教育”。[14]二战后初期日本的教育改革根据《教育基本法》的精神，以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为主要目标，废除了战前的修身科，通过社会科和生活辅导来进行道德教育。但进入50年代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政府于1958年特设了道德课，并增加了“作为国家、社会成员的道德性”等内容。日本道德教育的历史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短暂的二战后初期之外，“规范”一直放在“发展”的前面；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表明，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重视“规范”和“发展”的结合。
三、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更加紧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道德教育工作者在保持理论和实践之间合理张力的同时，加强了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首先，道德教育的理论工作者注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一是道德教育的理论结构重基础也重应用，为理论走向实践奠定了基础。在注重研究道德教育中那些根基性的、具有永恒性价值的基本问题的同时，许多学者也注重研究道德教学理论，涌现出一些著名的道德教学理论流派。此外，富有危机感和责任感的日本学者还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总之，日本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不仅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和“应怎样”等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而且也回答了在实践中应该“怎样做”的问题。由于注重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在结构上的合理安排，应用理论既成为基础理论和实践中间的桥梁，又充分发挥了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二是道德教育的理论建构重移植也重本土化和创新，使理论便于实践工作者的运用。例如，在道德教学理论上，学者们既注重对西方道德教学理论中比较著名的道德教学理论，如价值澄清理论、关心理论和道德两难教学理论等进行了学习、解读和本土化；又注重根据时代的发展，创建适合日本国情的道德教学理论，如综合单元的道德学习、结构化方式和综合计划等。[15]三是开展各种活动，积极推动道德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一方面，学者们试图通过政策研究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最终指导与规范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学者们通过大众媒介及其和学校的合作，向中小学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
其次，道德教育的实践工作者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一是决策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注重通过审议会咨询报告等形式听取专家的意见，吸收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为了加强教育规划的科学性，政府还从2001年开始将原来的国立教育研究所改名为“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进一步突出了该所在教育政策研究与评估方面的职能。二是教师注重在理论指导下进行道德教育的实践。很多学校、特别是文部科学省的道德教育推进校都有道德教育的研究主题，并在校外研究者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研究。此外，日本全国性的民间道德教育组织——全国小学、初中道德教育研究会，通过召开研究大会、出版会刊等方式，促进中小学教师学习有关的理论知识、交流道德教育教学方面的经验。
笔者认为，从当前状况来看，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日本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会更为紧密。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加强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是世界道德教育发展的趋势。日本既是一个发达国家，又是一个赶超型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态的形式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在日本却重叠和积压成一个共时态的存在形式，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问题和道德教育的挑战，更需要加强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以解决社会、学校和家庭存在的各种道德问题。其次，审议会制度的确立、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职能的转变等举措为加强日本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提供了保障。第三，道德教学理论和行动研究在日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二者开展平等的对话创造了条件。第四，日本教育工作者的“危机意识”和“勤勉”性格特征是加强日本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联系的动力。
四、终身道德学习将从“片面”走向“全面”
日本是第一个提出综合性终身学习概念与政策，并将其制度化的国家。”[16]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终身学习政策的完善和终身学习体制的建立，日本的道德教育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首先，道德教育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从强调教师对学生道德的教育、培养，转向强调引导、帮助学习者自己进行道德学习。在理论方面，村井实等的道德教育基本理论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押谷由夫、金井肇等人的道德教学理论强调以儿童为主体的道德教育，为在实践中进行以儿童为主的道德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在道德教育政策中强调培养“主体性”和“开拓能力”；在中小学道德教育中，摒弃灌输的方法，注重通过体验培养儿童的道德性，在道德课中运用价值澄清、道德两难教学和角色扮演等方法来发挥儿童道德学习的主动性等等。其次，在道德教育的体制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一个融学校、家庭和社会为一体的综合教育系统：(1)以学校为中心，对儿童、家长和社区居民进行道德教育。学校既注重吸引家长和社区人才参与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又重视为家长和社区居民提供道德学习的机会。(2)以社会为中心，向儿童、家长和社区居民提供道德学习的场所和机会。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和团体，为学校的道德教育提供情报，举办热点问题讲座，组织道德实践活动；政府开放公民馆、博物馆、青年之家和儿童中心等各种公共学习设施，使儿童、家长和社区居民多渠道地接受道德熏陶。(3)以家庭为中心，向学校和社会提供道德教育的资源。以上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虽然终身学习的理念在道德教育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日本的终身道德教育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终身道德学习的内涵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使得人们对终身道德学习的理解还停留在终身学习的理念在道德教育领域中应用的层面，使得终身道德学习限于缺乏理论内涵的实践而停滞不前。其次，终身道德学习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终身学习的范围很广，终身道德学习只是终身学习体系的一个部分；因为日本的终身学习是由综合行政推动的综合体，还缺乏从某个领域来研究终身学习的体制和机制。第三，中小学道德教育还未在终身道德学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日本终身学习的核心是社会教育，中小学道德教育无法成为终身道德学习的领头羊；二是迄今为止，中小学道德教育的重点仍然放在注重和家庭、社会的联系，提高道德教育的效果上，还没有上升到“帮助学习者确立终身道德学习的理念、愿望、态度、方法，养成终身学习、终身修养的习惯，以促进其终身的发展”[17]这一高度上来。第四，终身道德学习理论的思考和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道德教育论著较少从终身道德学习的视角来探讨上述三者的关系，更缺乏对终身道德学习的理论建构。理论基础的薄弱，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终身道德学习实践的合理性，限制了它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日本的终身道德学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笔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日本的终身道德学习将从“片面”走向“全面”。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终身道德学习是当今道德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势。其次，目前，教育哲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人格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终身道德学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日本社会和教育的发展现状需要加强对终身道德学习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一是为适应科学技术的高新化、信息化、软件化、国际化以及社会高学历化、老龄化等课题，需要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对学习活动的关心多样化、个性化、优质化和超前化；[18]二是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张减少公费支出、重视企业内教育，企图通过终身学习机会的商品化，贯彻落实“自由化论”、“民营活力论”的思想；三是学生道德危机的严重化使日本教育面临危机，需要改变学历化社会的现状和加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积极合作。第四，终身道德学习在日本有一定的前期基础。日本既是率先提出综合性终身学习概念与政策的国家；又是积极贯彻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终身学习实践的国家。此外，日本终身道德学习的实践和初步的理论建构也为日本终身道德学习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