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的通史理论及其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理论论文,柳诒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3)02-0026-04
作为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柳诒徵不仅编著了《历代史略》(1903年)、《中国文化史 》(1923年)、《中国礼俗史发凡》(1947年)等著名的通史著作，而且对通史提出了一系 列的意见，形成了他的独特的通史理论体系。他的很多论著，可以说都是这一通史理论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读柳诒徵，不把握其通史理论，是没有办法了解其史学思 想的；推而广之，不认识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对20世纪前半期的通史理论及其著作的了 解也是不全面的。
一、柳诒徵的通史理论
柳诒徵的通史理论主要体现在《清史刍议》(1922年)、《拟编全史目录——中华教育 改进社历史研究组议案》(1924年)、《中国史学之双轨》(1926年)、《史学概论》(192 6年)、《国史要义》(1948年)等论著里。在这些论著里，柳先生较为全面、详细地探讨 了通史的作用、意义、性质乃至编纂的方法。
在柳先生看来，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是不可须臾或 缺的。通史是了解历史事实、掌握历史知识的必要手段。“欲求一说明吾国国家社会真 实之现象，极详备而有系统，为中西人所共晓之史书”。这里的“极详备而有系统”的 “书”，就是指的通史著作。柳先生不赞成当时学校里讲授一二册历史教科书就能使学 生掌握了历史知识、了解了历史真相的观点。他说：“晚近之但知学校所授一二册之历 史教科书者，更属自郐无讯。故中国人已不知中国历史，更无怪乎外人。”然而使柳先 生遗憾的是其时并没有他所理想的通史著作，“今兹尚未有之”[1]。
通史全面地介绍历史事实，介绍国情，对于读者来讲，只是起点，最主要的是他自己 要通过通史的学习，明白做人的道理。所以，柳先生说：“予所谓通者，在因读书而明 理。以此为鹄，庶不致如牛顿蓄猫，必开两洞，以备大小猫出入之故事。今之好为高论 者曰：‘为读书而读书。’予窃易之曰：‘为明理而读书。’读书而不明理，则何必读 书。”[2]在谈到《中庸》所讲的慎诚时，柳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历睹成败存亡，推 求因果，知人心一念之纵肆欺诈，可推演而成无涯之祸。谓兢兢业业，无一时之不慎， 不能成盛德大业。且以此通天下之志，知世人同此心理，无一人可以受欺诈而愿侵凌， 欲其同情于我，惟有以至诚极恕感之，舍此更无妙术。”[3](P326)同时还要知道借鉴 经验。比如大禹治水采用疏导的方法，实是治理河流的惟一办法。“今日治水，工具技 术迥胜于前，而治水原理率不能外”[2]。所以，通史的作用就在于鉴戒。“史之重鉴 戒，遂垂为数千年定法”[3](P323)。而通史的“明理”也好，“鉴戒”也好，集中表 现在它能使人“彰往知来”。柳先生在解释通史的含义时就说，通史“可以彰往知来， 所以能之后来或是远方之事。并且不至于污蔑前人，造作谣言，这就是深于历史的功效 ”[4]。
关于通史的本质，柳先生在讲解孔子的“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时说：“疏 是知道若干大事，通是前后贯通。知道若干大事前后贯通就可以彰往知来……”又说： “《书》之教曰疏通知远”，“疏通则上下千载，惟观其大端。”[4]由此可见，所谓 通史，就是指前后贯通，简明扼要、全面地叙述历史过程的那些论著。
至于通史的本质则比较复杂。从史学的起源看，柳先生认为通史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是人修身养性的手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里说，人的善恶本性是与生俱来 不可改变的，人们只可去修养善而预防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说史学起源 于人类历史的自然发展，“史之义出于天”。柳先生说此语“最精”，说明他已悟出通 史的本质在于天人合一，在于修身养性：“若就史学而言，则必就史学与心身家国天下 之关系而言。不独孔、老之史学如是，即马、班之书所谓俟后世圣人君子、穷人理该万 方者，亦必由吾说而后知其言之非夸诞也。”[3](P320)显然，这一认识与前述的通史 作用的知事明理是一致的。
从历史观看，通史的本质是历史有规律发展的反映。在这方面，柳先生首先看到了人 类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夫历史之演变孔多，而制治之式故亦无几”。如古代的 五帝官天下向三王家天下的发展，是“由公而趋私也”。而后世的改土归流，不过是“ 由私而趋公也”。西方的两党政治，每一政党欲上台，“各出政纲，取决民意，亦无非 由散碎之小私，集为两团体之大私”。可见，“公之中有私，私之中有公之义”是政治 统治的基本原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一规则，写成通史著作。“就古今中 外史事，叩其两端而竭焉，则治史者之责也”[3](P249)。写出反映出历史规律的通史 是史学家的职责所在。
从历史认识论来看，通史的本质是历史学家求同存异以类识物的方式。柳先生指出， 区分事物不同的性质是认识的基础，是学术的根源：“所谓类族辨物者，为一切学术之 来源。”这种“类族辨物”在史学上的表现就是史书的“类例”，“夫就史书而论史学 ，固仅为商榷历代撰著之类例”。“夫后世撰著之类例，亦自古先圣哲类族辨物之全体 中演变而为一部分之术，必以远大眼光求之，始可观其会通”[3](P318)。可见表现类 族辨物的“类例”，本质上体现了“会通”。因此，通史的“贯古通今”最直接的表现 是据“类例”而纂修的通史著作。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通史的本质在于劝导人类向善，反映历史的规律，把握历史的 性质。显然，通史的这些性质在其他各类史学中无疑也是拥有的。所以，柳先生进而探 讨了通史与断代史、分类史和全史的区别。
通史与断代史。柳先生对通史与断代史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1924年《拟编全 史目录议》里，把通史看做是断代史即分类史。原因是“通史此类之书，有通贯古今者 ，有仅涉数代者，虽与专记一代有别，实则仍系集合各个一代而成，故以属于分代史之 类”。而在1947年的《国史要义》里，则把“疏通知远”的《书》看做是通史，“属辞 比事”的《春秋》看做断代史。“疏通则上下千载，惟观其大端；属比则一日一言，必 求其用意。故通史与断代史各有所取，可并行不悖”[3](P177)。可见，通史主要是跨 越时空的界限，“类族辨物”，认识历史的本质；断代史则恪守时空的樊篱，只求有益 身心向善者，记叙把握。因此，通史与断代史是相映生辉，相得益彰。
通史与分类史。所谓分类史也就是专门史。在柳先生看来，通史的通就在于按照事物 的性质的不同去追本溯源，“专修取其通今”[5]。因此，可以说，通史就是分类史。 分类史的修撰，“宜事为书”，即按照不同的事情来贯通古今。但通史与分类史所不同 的，似乎是更注意历史知识的系统性，“仅有许多历史事实而无系统，还不能算有真正 的历史知识。不过这里所说的系统，并非把历史事实列成几张图表之谓”[6]。
通史与全史。柳先生在《拟编全史目录议》里，把司马迁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整齐百家杂语”看做是编纂一部系统全面反映历史的方法。当然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 ，“古吾国史家成法也”。由此可知，所谓全史就是有关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方方 面面的历史著作。柳先生认为，它包括了“分代史”、“分类史”、“分地史”、“分 国史”几类。而通史属于“分代史”范围。由此，通史只是全史的一部分。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通史作为全史的一部分，与断代史和专门史是密切相关的。也 可以说，通史就表现为断代史和专门史。而断代史和专门史就构成了通史的两个基本形 式。所以柳先生讲到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时说：“吾观近制，冥符古谊，剖析本末，标 曰双轨。一则类举件系，原于《世本》；一则以时属事，本之《春秋》……夫史域虽广 ，类例无多。较其大凡，不越二轨。甲则分类，乙则断代。分类贯通，断代横通。”[7 ]显然，这里的“类举件系”就是指分类史即专门史，它要求的是“纵贯”；“以时属 事”则是指断代史，它要求的是“横通”。无论“纵贯”或是“横通”，无疑都构成了 通史。
柳先生认为，通史的编纂必须采用历史的方法，考察其“因革损益亦当远溯其源”。 同时还要采用文化史的方法，考察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人类之动作，有共同 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家、各种族历史，以观其 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睹其异” [8](P437)。又说：“欲考其时民族之强弱变化，正当汇而观其通耳。”[8](P357)可见 ，历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相互结合就可以探讨历史，写成通史之著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柳先生的通史理论是极为丰富独到的。他不仅探讨了通史的作 用、意义、性质，而且也探讨了通史与专门史、断代史和全史的关系，通史的编纂方法 。更重要的是，柳先生不仅提出了这些理论观点，而且在史学实践中予以努力贯彻，为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治史经验。
二、柳诒徵的通史著作
柳诒徵先生的通史著作极为繁富，不仅有中国史学方面，而且也有东亚史方面；不仅 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而且也有民风民俗、方志、军事；不仅有通贯千载的宏篇 ，而且也有截取断面的精作。大体上，我们依照类别，将其所撰著作列表如下：
说明：(1)表中的通史类通史是指就历史的整体或某一方面而予以贯通古今的叙述著作 ；(2)专门类通史是指就历史的某一方面做跨时代叙述，或者是就某一件或某一人物详 其首尾的著作；(3)方志类通史是指就某一地方或者全面或者就某一方面的叙述性著作 ；(4)此表根据柳定生《柳诒徵传略·柳诒徵著作目录》而做，载《中国社会科学家》 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286页。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表中的专门类和方志类都可以说不是通史，实际上也确实 不是通史。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柳先生治史无不是以“贯通古今”为宗旨的话(如他所 说“故论史者贵其通，而不可限于一曲之见也”[8](P328))，那么，我们把这些论著看 做是通史类论著也未尝不可。而且，从通史的容量和编纂看，它可以容纳任何方面的研 究成果。翦伯赞就曾说：“通史是一个食欲很大的饕餮，有多少科学成果它都可以吞下 去。”[9]所以可以说所有的论著都是为通史编纂做准备的，都是通史类的著作。柳先 生通史类著作里，最负盛名的当推其《中国文化史》。柳先生言其目的：“函有二义： 一以求人类演进之规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迹。”[8](P1)这就是说，既要研究人类 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昭示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成就。柳先生的爱国热情溢于 言表。在《中国文化史》里，柳先生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1.“自邃古以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 文化之时期”。
2.“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 ”。
3.“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 依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众所周知，通史编纂最困难的是对历史的分期。因为它直接涉及历史现象的把握和历 史本质认识问题。在20世纪林林总总的通史著作里，像柳先生这样的站在中华文明本位 立场上来确定历史分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我们不带有任何偏见，那么就会发现 ，柳先生的划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历史编纂学上，《中国文化史》也有自己的独特地方。一是重民事轻朝政。对各朝 代的历史只注意讲述其生活、风俗、思想、文化、官制、法制，而对各代的政事却鲜有 论及。二是重创作轻因循。对各代历史的新制作新创造重点介绍，而对一般的因循承继 则忽略不记。三是事实交错，互为经纬。宏观上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叙；而在具体 的章节里则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来叙述。显然，《中国文化史》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20 年代前后新史学崛起的趋势和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柳先生匠心独运过人的才华和勤 奋质朴的努力。
综观柳先生通史类的论著，可以发现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从文化史角度切入通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中，可以说有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着重分析传统社会的性质、变迁，以及将来的发 展趋势。诸如郭沫若范文澜都是走的这条路子。另一个途径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 着重分析民族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变迁。可以说，柳先生是后一条路上的杰出代表。
第二，是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民族主义立场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柳先生的中国通史 研究无不体现这一观点。从对家乡江苏财政、文教的研究，到对倭寇、奴儿干的事辑， 乃至中国文化史的探索，都表明了他那鲜明的观点。比如在讲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混 乱时，他说：“治史者以此时为最繁难。实则政治主权者转移与分裂，虽为若干界限， 而民族地方之发展，不必拘拘于此界限。欲考其时民族强弱之变化，正当汇而观其通耳 。此时期中，谓为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亦可，谓为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盖华夏 之文化，冠绝东方，且夙具吸收异族灌输文化之力。如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之 地，后皆化于华夏，武力虽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是故吾国历史特著之现象也。惟 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征服夏族被治者而同化。盖夏族自太古至汉 ，经历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他族以骁雄劲悍之种姓，渐被吾之文教，转有新兴之 势。新陈代谢，相磨相镞而成两晋、南北朝之局。”[8](P357)由此可知，柳先生的爱 国民族思想是基于其深刻丰富的历史知识之上的，闪现着理性的光芒。
第三，历史主义的方法。凡考察任何一个问题，柳先生都能追本溯源，弄清来龙去脉 ，显示其会通的基本要求。他说：“知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 求起因果而为之解析，以昭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可见，柳先生认为历史方法 是历史学家必备的条件。
当年张荫麟先生在编《中国史纲》时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可见 通史的制作是极其不易的，柳诒徵先生有没有意识到“冒险”，我们不得而知。但其《 中国文化史》作为通史之成功，众已皆知；而其通史理论之精到，知之恐不多矣!
收稿日期：2002-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