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历史进程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实体已是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本世纪初，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给整个进步人类带来了多么令人激动的振奋和令人憧憬的希望；然而在其后的道路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却又经历了一波三折、进退起伏的发展，同样令人感叹不已；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在世纪之交，我们倒有可能冷静下来，理智地深入地思考一番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问题，探究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规律，梳理社会主义历史轨迹的内在逻辑。这个任务无疑是极其艰巨的。任何个人的思索和看法都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历史的规律往往是经过无数个思想的尝试（哪怕是不正确的尝试）而逐渐察觉到、触摸到的。本文或许可看作是这无数个尝试中的一个吧。
一、经典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构想及其逻辑依存性
任何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都必须追根寻源，回到社会主义的发源地那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都直接或者间接源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十九世纪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成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社会主义的运动变化。因此，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十分有必要重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多视角地“重读”可以产生思想火花的碰撞和思想成果的互补。重读历史的马克思，已成为现实的实践需要。
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人类历史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全欧洲工人运动，同时对资本主义早期在欧洲的发展作了全方位的研究。他们将亲身的社会实践和严密的理论研究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说，依据当时代的社会矛盾，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构想。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一切社会进步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根源，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积累，才有可能为未来的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前提，才会有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马恩当年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应是在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尽管马克思晚年也思考过落后的东方民族是否有可能跳跃式地跨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从总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是他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社会形态的铁律的必然推论。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形态。社会主义一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并以此为基础而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经典著作中明确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633页。）在马恩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无限发展的趋势，最终要求打破私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自由竞争体制；这个判断的依据是这样三个逻辑推论：生产资料使用方式上的公共化，最终要求社会公共地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劳动过程）的协调化，最终要求有权威的社会机构对之协调和调度；劳动成果的合成化（集体化），最终要求对劳动成果的集体拥有和分配。总之，未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形态将是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两个构想之间有着严格的逻辑依赖关系。第一个构想是第二个构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第一个构想所要求的物质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第二个构想所描绘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必要条件关系）；同时，第二个构想又是第一个构想的必然结果，如果具备了第一个构想所设定的物质前提和物质基础，以及由此而加剧的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必然地（或早或迟地）会出现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严密而高效的计划经济体系（充分条件关系）。因此，两个构想的逻辑关系表现为最严格的充分必要条件关系（即只有前件才有后件，有了前件必有后件）。从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力最终决定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形态的基本原则和理论构架上讲，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两个构想是合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具有充足的、严格的理论依据。但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与马恩当年的构想并不完全一致；而这两个构想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实体的出现以及在其后的发展中必然遇到的、但未曾预料到的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有着根源性的影响。我们要想深刻地把握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还必须从马恩两个构想这个源头谈起。
二、逻辑上紧密相扣的两个构想在现实中的脱节与分离
社会主义首先会在什么样的国度里实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导向性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马克思的预设无疑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实际历史进程似乎绕开了普遍性而在特殊性上伸延开来（生物演化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加剧了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20世纪初叶，列宁依据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的分析，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中的某个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可以首先在不发达的国家（如俄国）取得胜利。在他领导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经济文化更为落后，封建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的东方大国，经历异常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最初十几年克服内外险阻，成功地巩固了这一制度。当今社会主义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时的中流抵柱，与毛泽东一代人打下的牢固根基无不相关。列宁、毛泽东在不同的国度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分别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甚至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的落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一历史性跳跃，突破了上述马恩的第一个构想。
接下来的问题是：突破以后，下一步怎么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应该相应地构建一套什么样的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新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和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别无选择地、坚定不移地按照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构想，在俄国、中国对各种形态的私有制进行了坚决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社会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并相配套地建立了全社会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有论者站在今天的角度认为，不发达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初，就应该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混合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就可以避免后来所走的弯路。本文认为这种主张缺乏历史的依据。当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之所以要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当时代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条件看，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是因为：第一，这样做，是严格遵循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构想和基本原则的，是共产党作为新生的执政党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二，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甚至敌对的）状态中，经济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有效地聚集物力、财力和人力，形成相对强大的综合国力，以此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严峻的外部战争（40年代苏联卫国战争、50年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并有效地树立起中央政权令行禁止的权威性。苏、中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的初生阶段所面临的两场对外战争，抗击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美国。这两场战争的胜利以铁一般的事实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第三，在缺乏足够的实践依据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逻辑地、概念化地推论（或者说相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公有制、按劳分配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迅速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工业化，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崭新的社会制度所激发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新政权在最初的年代在经济上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似乎也强化了上述推论，验证了理论的合理性。这样一些基本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合力，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在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落后国家，却建立起了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有计划的经济组织。这就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埋伏下了一个潜在的深刻的矛盾。
由上述分析可见：列宁、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突破了马恩的第一个构想；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却坚持了马恩的第二个构想。如上所述，在马恩那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两个构想是内在的、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这两个逻辑上紧密相扣的构想在现实历史中却分离开了。本文认为，这个“分离”既是我们解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的“钥匙”，又为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的发展留下了一片开阔的空间。
三、对经典社会主义第二个基本构想的突破之历史与逻辑依据
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构想为列宁和毛泽东依据后进国家的实践突破并发展了；那么，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构想又是如何面对实践的验检呢？是否需要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呢？这正是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在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全力思考的、具有根源性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试从历史与逻辑这两个层面来分析。
从社会主义实践层面上看，实际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马恩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在历史前提上有重大差异。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不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是基本上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或者说仍处于农业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还不是社会化大生产，而是分散的小生产；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的比重，国民人均收入及生活水平相对较低。针对此状态，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不合格”，其确切含意首先是指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未具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构想来衡量，也确实是不合格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出现了失误，在有些国家甚至遭到极为严重的挫折。最具代表性的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中，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选择了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又一重大事态；是我们认识、研究社会主义的关节点。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历史巨变呢？在这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具体的、当时当地的历史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国内的、国际的因素都直接间接地发生了作用。但要追问这一巨大变动的深层的动因，我们还必须到社会的物质存在中去寻找。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消解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后，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超前的、强制性地套用了经典的生产关系体制；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套体制在物质条件相对落后的经济环境中运行，逐步发生了全面的变形，逐步削减了这套体制本来意义上（如马恩所描述的那样）的合理性，以至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内得不到显著提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对这套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进行革命性变革，就不能有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将长时间处于不发达状态，最后的结果将是断送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从苏东剧变所得到的极其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在原苏东发生激剧震荡的同时，中国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现实社会主义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关头。原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已被实践证明不行了，走不通了；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或寻找什么样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呢？
邓小平客观、冷静地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状态和国情作了准确判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并以这个判断作为前提，指出必须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探索一条成功的道路。邓小平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的这一套崭新的构思，即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不一定要（也缺乏条件）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可以（也有必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构思，突破了马恩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构想。这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又一次石破天惊的伟大突破，其历史意义不亚于列宁、毛泽东对第一个构想的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不愧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当年也曾提出过一些大胆的、有远见的设想，这就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他明确讲：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42页）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1 页）遗憾的是，这个极有价值的思想在当时只是转化为一些临时性的政策和应急措施（如“新经济政策”），而没有转化为一整套国家经济体制。70年后，这个设想在邓小平手中得以实现，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嫁接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把二者结合为一体，由此而催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形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渐成熟，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和纵深展开，又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处于长期并存、普遍交往的时代。如何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交往关系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考，新的探索。例如，由于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一方面，这种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方式上有着越来越多的相同、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两种市场经济体制基于国家政体、所有制基础的不同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实践中，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中（不仅指西方主流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乃至我国的香港、澳门资本主义经济区），我们如何在政策上把握二者的共同点和区别呢？再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已是一项不容动摇的基本战略，我们既要大胆地吸收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方式，逐步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国资本进入诸如保险、金融、商业、电信等特殊领域，在这一过程推进的同时，我们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和防止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附庸地。历史经验表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企望将众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它们世界性生产体系的原材料来源地和产品倾销的庞大市场，是由来已久的。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保持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立自主性？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特有的价值观会不会被全球化浪潮所冲刷掉和抹平呢？这是值得深思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6—277页）当代全球化的情景（生产工具高技术化，国际航空交通网的形成等）更充分地验证了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描述和预言。还有，社会主义作为主权国家，在政治上，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完全独立了；那么，在当今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上、技术上占优势的竞争压力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地位呢？又如何保持社会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呢？如何避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发生蜕变呢？这些都是无法回避、值得深入探究和思考的大课题。总之，研究当代社会主义问题，总是与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在此还只能是初步地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上来看。在马恩看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建立一套全社会统一的严密而科学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提条件并不存在，那么，作为这一前提条件的必然推论的第二个构想也就并非必然地存在。正如本文在前面指出的，如果两个构想之间是充分必要条件关系的话，那么，前件与后件之间只要有一个情况不出现，另一个情况也就不出现。第一个构想还没有实现，逻辑上第二个构想也就并非必然出现。但历史现象与逻辑之间并非一一对应，总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因此，我们看到在第一个构想并没有实现的条件下，第二个构想的形式却出现了。但逻辑的力量、逻辑的必然性终究要将历史现象“拉回”到符合历史逻辑的轨道上来，历史现象偏离历史逻辑不可能偏离得太远、太久。因此，在第一个构想不具备的条件下，我们迟早要放弃第二个构想的形式，这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放弃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必然性。此为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我们原来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所构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符合马恩最初构想的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严密而科学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两套计划体制在外部形式上相同而内涵上是不同的。一是两者的物质前提、物质条件完全不同；二是两者的运作方式也不同，前者是以经验和行政指令为主导的推动方式，后者按马克思的设想是以科学的规划和精密的计算为框架的运行方式。由此可推论：我们现在对传统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改革，即对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所构建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的改革，并没有背离或放弃马克思当初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手段，利用市场竞争、市场自发调节的强大力量，尽可能快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加速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形成，逐步接近于马克思当年关于社会主义构想所设定的物质条件。由此而引出另一个问题：将来，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达到了发达程度，现代化大生产体系已完备地建立起来，那时，我们会不会在更高层次上“重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即符合马克思构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呢？这就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理论问题，本文无法在此展开。但依我个人的初步理解，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内在逻辑看，以及从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计划手段不断加强这一实际情形看，未来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以科学的精密计划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并非是一种空想。
归纳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是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第一个构想的突破，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但突破之后，仍按照第二个构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在的矛盾和弊端逐步显露出来；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第二个构想的突破。突破不等于偏离，突破意味着创新。没有这一次突破与创新，不可能出现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样的局面，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辉煌发展。两次突破都不是对两个构想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自身的活力和生命力，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突破和创新中焕发出来、展现出来。由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构想及后来对这两个构想的突破、创新与发展，我们可从中勾划出20世纪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内在的逻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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