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公平效率观的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0年前马克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如今，这个幽灵已经变成初步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面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我们敢不敢说这个社会主义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换一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公平与效率的双重革命。
当代资本主义随着科技革命浪潮不断涌现，经济效率仍在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可观，但是这能够保证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吗？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并不能改变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而只能为这种改变创造条件。反映在公平效率观上，正像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实现了革命一样，社会主义正在对资本主义实现一场革命。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公平效率观的革命，这样一种思想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伟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痛切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腐败、不公，而且在积极地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既能保持资本主义竞争导致的那种效率，同时又能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以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公平。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
列宁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平，也创造了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经济效率。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达到而且真正达到高度的文明。在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来没有作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内所实施的政策。列宁还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苏联的计划经济在成功运行几十年后因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列宁的结论是不可颠覆的。邓小平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说：我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公平效率观的革命，起码要解决三个大的问题：一、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高扬效率理性；二、扬弃资本主义的机会均等、规则公正；三、克服平均主义痼疾，避免酿成两极分化。这是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极其艰巨的双重交叉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理论上充分揭示这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是十分重要的，这场革命的实现说到底是个实践问题。
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高效率是不能持久的
资本主义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基础上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使商品经济从封建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独立起来；资本主义经济高度重视效率，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乃至牺牲公平作为其代价的。
市场的“效率理性”在资本主义公平与效率观念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呼唤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理性，仅仅起到一种号召作用，最多起到打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敲门砖”作用。专制、封闭、特权压迫的中世纪黑暗王国被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王国——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这个理性的王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了的王国。永恒的理性恰好是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所谓基于自由的平等只能是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不可剥夺的人权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新制度较之旧制度是一种历史合理性的胜利，但不是所谓“绝对理性”的实现。被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世界范围内一场残酷掠夺财富的战争，永恒的自由原来是小资产者、小农失去财产的自由，贫穷和困苦成了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写照，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更加尖锐化了。资产阶级统治下所创造的巨额财富，以及畸高的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使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反差，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这些十分矛盾的现象，只能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加以说明。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指出，“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傅立叶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卷第124页），他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文明。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即文明时代，这是一个在“恶性循环”中运动的社会，不断地制造出无法克服的矛盾，结果总是与它扬言希望达到的相反。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现代大工业，从而开始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这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贫富两极空前加速地分化，致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都革命化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根本缺陷：分配缺乏公正性。傅立叶指出：“在文明制度的立法中看不到这种公正的影子，随着产业的发展，文明制度的立法只会增加人民的贫困。”“公正的第一个标志应该是保障人民随着社会进步而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在工业的进步甚至不能保障贫民找到工作的情况下，难道看得到什么公正吗？”（《傅立叶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卷第232页）
以往一切阶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平等观，即统治阶级的平等观，其实质都是以不平等为平等，资产阶级的平等观也不例外。资本的本性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便把这种不平等暴露无遗。圈地运动是以赤裸裸的暴力强制实现的，海外殖民更是以超经济的掠夺为其根本特征。马克思指出，物质的条件以资本和土地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前提，即在所有制问题上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继续发展，都是建立在这个根本的不平等基础上；资本主义在当代获得高度发展，这个不平等前提也没有消失。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不正是以更广大更残酷的形式上用血与火的文字书写资本主义的历史吗？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跨国公司不正是以更可靠、更灵活的方式确保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根本前提吗？
商品等价交换、一切经济主体自由进出市场是资本主义平等观的现实基础，但资本主义强调的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从来就是极其虚假的平等。出身、财产、受教育程度等的限制，使得广大的下层劳动者不可能与垄断巨头取得平等地位。
资本主义靠超高效率支撑起生命。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对以往社会不可避免的民族界限、民族偏见，把自然神化、闭关自守等等，“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求、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第46卷第393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是把资本的统治对生产不断变革的要求放在首位：资产阶级除非对工具，——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的不断变革，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一切时代的地方。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必须不断追求高效率。
这一点，连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领悟到了。1925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论道：不信宗教的资本主义要战胜信仰宗教的共产主义（诬指苏俄社会主义制度——引者），仅仅靠较高的经济效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出许多倍的效率才有希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竞争。
战后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相对繁荣和新的发展，除了得益于高度重视开发和利用高新科学技术以发展生产力外，还得力于吸收社会主义一些优点，不断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经济运行和管理体制加以调节和改良。第三便是利用其先发优势和雄厚资本实力强行在全球搞资源配置，获得跨国超级利润。第四，不断升扬的西方经济观念和伦理观念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试以美国为例说明之。
美国在二战后特别注重效率的提高，把科技进步和竞争作为推动进步的主要杠杆，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大调整大变革，取得了经济增长。近20多年来，美国企业界先是学习日本的好经验，振兴制造业，紧接着，美国抓住产业结构信息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两张王牌对传统产业予以彻底重组，到90年代末，竞争优势几乎在各个领域充分展现。美国的经济结构在这“两化”的摧动下，实现了“八化”：企业组织水平化、产品新异化、智能化、轻型化、服务网络化、无纸化、企业规模集中化、财富分配两极化。
信息化、全球化、高科技化等是美国一贯注重效率提高的最鲜明、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美国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延长，是20世纪末世界经济的一个奇迹。信息化、全球化、高科技化使美国的经济效率、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保证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使美国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延长，这在总体上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但同时也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被剥削和掠夺的力度。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本钱越大，越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效率越来越被强调，不仅与市场经济越来越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有关，而且与西方传统伦理的升扬相互促进。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五百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以个人为中心的基本价值观以不同的方式被强调着，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到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分析伦理学，直至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立足于个人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强调个人本位主义。这种状况，既反映了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对人文价值的决定性影响，也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中公平道德观的失落和萎缩。美国著名学者弗·卡普拉指出：人类这种只顾个体不顾社会，只顾片面不顾全面的错误的生存法则，给人类自身造成的祸端比瘟疫还要严重。
不可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决策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极限。
美国的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的矛盾并没有消失，相反更加深了、加大了。这个矛盾扩展为个别国家、跨国集团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混乱和不停震荡的矛盾，具体表现为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过剩，这是由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所必然引发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危机虽然有所减缓，但这种结构性深层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都在加深，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生产社会化的彻底性与资本社会化（如股份公司之类）的不彻底性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寿命，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基本矛盾。“资本民主化”即股份分散化、股金小额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搞福利主义，发展中间阶层，使劳资关系相对缓和，但是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化不但没有减轻，相反是扩大了，加剧了。美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化随着美国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愈益严重。据1999年1月4日《纽约时报》上《使强劲经济受损的5个问题》一文披露，美国最低层的4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总财富的0.2%，从1983年至1995年，这些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1%的最富有的家庭的财富却增加了17%，占美国总财富的40%（转引自李慎明：《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而财富的占有方式却远远落后于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其经济效率畸高，而公平度畸低，这样一种反差会走向极限，资本主义不管如何发展变化，都不能改变由其基本矛盾决定的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作了最深刻的揭示，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会遇到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其生产力的制约，表现为资本的价值生产对其生产力的发展的规定。在资本的价值生产所规定的范围内，资本还可通过自我调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一旦生产力的发展冲破这种关系的限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该土崩瓦解了。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畸高的效率终究要被畸低的公平所不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除了由科技高度现代化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之同时，也带来空前未有的巨大灾难。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矛盾比过去更大、更多、也更尖锐了。对地球资源毁灭性的开发、对人类自然生态环境恣意无忌的破坏，对世界落后地区疯狂的掠夺、剥削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表明资本的增值达到了它的极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颇具预见性地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对自身的超越
社会主义社会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通过经济改革，先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出现了根本制度方向的分野。如何看待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所实现的这种经济体制变革呢？
凯恩斯在《俄罗斯一瞥》中，对苏俄社会主义提出三个问题：一、这种新宗教（诬指俄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部分地与现代人的精神相符合或相共鸣？二、它在物质方面是否如此低效，以致使其无法生存下去？三、随着时日渐增，当狂热情绪被充分淡化和不纯洁情况有了增长以后，它是否还能够抓住群众？凯恩斯对苏俄制度的肯定：俄国的生活水平与我们相比虽然是很低的，但却已经摆脱了饥饿和死亡，并确实提供了某种安适。每个人都赞同去年的改善是巨大的，今年的收成也还不错，情况正明显地发生好转。新社会制度的一些宏大规划正开始形成。这里无疑仍然有某种保持政治、经济稳定的措施。
苏联公平与效率的巨大反差决定其必然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俄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革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这是保持政治、经济稳定的最根本措施。
诚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苏联实行的是新式平等：
（一）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二）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三）大家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
凯恩斯认为，苏俄社会主义靠公平抓住群众。他写到：“作为一种宗教”，俄国共产主义的力量是相当大的。“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是在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J·M·凯恩斯：《预言与劝说》第289-291页）但是，苏联早期并没有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这种新制度并不意味着把一切人的收入都降到完全平均的水平——至少在现阶段不是如此。在苏俄，较之于其它人，一个有才干的成功人士有较高的收入，生活也过得要相对宽裕些。一个人民委员每周有5镑收入（外加其它各种免费供应、一辆汽车、一套住房、剧院里的一个包厢等），日子过得很不错，……有成就的教授或文官每周有6镑或7镑的收入（除去各种损耗），其实际收入水平也许3倍于无产阶级工人，6倍于较贫困的农民。在农民中，有的人的收入是其它的3倍或4倍。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获得部分收入。”社会主义公平方面的“不纯洁情况”在凯恩斯访苏十二年后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据1937年伊斯门《俄国社会主义的末路》提供的材料，据说还是来自俄国（苏联）官方的材料，证明当时苏联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50:1，这同美国当时的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一样大。到1939年，苏联11-12%的人（上层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50%，而当年的美国10%的上层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5%。（参见弗·奥·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01页注）
政治上专制就是运用国家行政手段排斥、打击一些集团和阶级，以保护、纵容一些集团和阶级保持其经济上的特殊利益。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对立的社会以来，就是在一部分人巧取豪夺被视为合理合法，而另一部分人被剥夺却被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视为理所当然。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更让我们重视对其早些时候一些严重情况的思考。从马克思提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彻底解决公平、平等的假设，到现实中能够真正地加以实现，有着一个漫长过程。对于认为一旦实行全民公有，社会公平会自然实现，哈耶克在1944年批评道：“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公平理想只满足于取消私人财产得到的收入，而对于不同的人所得的收入差别则听其自然。”（参见弗·奥·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00页注）这种情况在苏联中期无能避免。1956年，赫鲁晓夫掌握苏联政权以后，社会分配贫富悬残乃至严重的两极分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使苏联向资本主义急剧蜕变。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公平观的革命，首先还是要从对自身的革命做起。
在效率方面，凯恩斯对苏俄有肯定也有否定。凯恩斯写到：伴随苏俄早期的恶劣物质条件——这对任何经济制度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使得对这种经济制度的效率的估计变得困难了。世界大战给它造成了惨重的物质损失和经济崩溃，随后它又面临一系列的内战，而且被世界的其余部分所放逐，还遭遇了几次农业歉收，这些歉收部分是由于糟糕的经济管理造成，但部分也应归因于坏天气。如果要对现状作任何概括，那么只能是这样的——这种制度是在一个低效率的水平上发挥其作用，但拥有能够使之得以持久延续的要素。苏俄已经建立起一种涵盖经济生活中一切活动组织，虽然按正常标准看它是低效的，但已逐渐摆脱了虚幻和混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
在效率方面，凯恩斯对苏俄虽然有所肯定，但更多的是认为那种低效率将无法使社会主义生存下去。
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效率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苏联50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社会主义劳动协作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时写道：“社会主义的劳动协作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的协作强大得不可比拟的劳动生产力。协作所固有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实行分工，采用机器，节省生产资料等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最大的发展。”毛泽东在1959年底阅读到这段文字时，在有“大”的语断下划了横线，并作旁批：“只是相对的。”教科书接下来写道：“生产资料私有制限制劳动协作的规模；与此相反，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大扩展劳动协作的范围，使人们的共同劳动能达到资本主义所远远不能达到的规模。这表现在工业和农业中的生产积聚达到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程度，表现在实现国民经济的重大措施和更广泛地利用综合生产的优点上。”毛泽东对这段话旁批道：不掌握材料，不叙述历史，只有逻辑推论。
中国社会主义公平优于苏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成为必然
中国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呢？计划经济下如何配置资源以保证效率呢？
大多数论者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我国一直实行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体制和政策，也有论者认为是“长期选择公平优先的价值取向，实施赶超与公平优先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这些说法都是不大符合实际而有失偏颇的。解放后我国实行的是公平与效率兼顾，而不是公平优先。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公平与效率状况，必须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方能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
解放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党采取了种种“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重大战略措施，同时也实行了许多“改善生产、保障供给”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党的主导思想很明确：改革生产关系、实行所有制革命以及大抓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使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使人类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酿造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政治局面。在这三年内，经济效率是很高的，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与资本家实现了劳资两利。
如何评价计划经济时期公平与效率的是非曲直、得失利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这个时期虽然过去已经20多年了，它的一些事迹、事理依然严重地制约着今天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只有很好地廓清昨天，才能更好地铺就今天，对于公平与效率问题，同样是这个道理。对过去的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与评价，才能有助于今天的改革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体上搬用苏联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苏联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说计划经济不是以市场去配置社会资源，而是以行政命令去配置社会资源，所以不能适应愈来愈复杂的经济结构，造成长期的经济效率低下。对于计划经济，毛泽东1959年曾写道：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1957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1958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可能主要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因此在沿海地带不发展新的工业，把经济当作政治的工具，不可能按经济本身的规律发展经济，不可能让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就限制了经济效率的普遍提高。
如何评价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公平状况呢？
毛泽东在1959年，对社会收入分配提出一个总的指导方针。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这个方针的原则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贯彻按劳分配过程中，平均主义不是反过了头，而是反得不够。这样就导致了总体上的平均主义偏向。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对分配提法：“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在劳动制度上实行“低工资，多就业”政策。
卫兴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捞劳分配的原则是劳动差别、个人收入差别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两方面的社会生产中的差别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差别：一方面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差别及相关的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差别，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论述比较透彻，也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但另一方面的差别是各个企业在经营管理水平上，从而在经济利益形成上有重大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忽略了对这方面的研究，他们也不可能预见到社会主义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1959年曾说：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如人民公社）之间，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当时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用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农民担心实行供给制后，灾荒年怎么办？国家是否发给他们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所以说，农民从现实出发考虑，并不是“共产主义精神顶上了天。”但实际情况是，在一平二调风盛行时，平均主义在生产资料方面达到高峰，甚至把农民用的生活资料如铁锅、门鼻子也弄来炼铁。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搞共产主义。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制，比起1953年之前实行的供给制，干部和群众的分配收入是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实行一种新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认为，实行工资制是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但是又不能全部恢复过去的供给制。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根据当时国情国力和追求社会主义更远大的目标，提倡一种“准平均主义”，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毛泽东1959年底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它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同代和后代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而献身，可以说是每个先进社会形态的呼唤者和先驱者共同的特点。牺牲小我，服务大众，是历史赋予创业者、奠基者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毛泽东指出：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对于能刺激人们生产积极性的物质利益原则，毛泽东以自己的想法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批评教科书中大讲“物质刺激”、“个人利益原则”。指出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他们讲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是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没有讲政治。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毛泽东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意义。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反对不注重物质利益原则（包括个人物质利益），纠正过去的偏颇，无疑是对的。但是今天，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搞得许多人不问政治，一味追求个人享受，绝不是一种健康景象。
从苏联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公平与效率情况对比研究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由于苏联背离社会主义公平的情况早已非常严重，并且失去警觉，致使在斯大林去世后，情况更加急转直下，终于80年代末发生剧变，公开转向资本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情况则不相同，在效率方面虽然与苏联有些相似，但在社会公平方面要比苏联好得多，因此中国能够在邓小平时期，使计划经济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虽然还不能够使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立即得到解决，效率低下与不公平现象的普遍存在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正在以高昂的斗志，在实现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的道路上不断创造奇迹，令世界瞩目。我们坚信，再过若干年，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全成熟之时，必将是对资本主义公平效率观革命实现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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