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编《诸葛亮集》二三考——兼谈整理诸葛亮著作的一些做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三论文,著作论文,做法论文,陈寿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早行世的诸葛亮著作本子，是《三国志》作者西晋陈寿所编《诸葛氏集》二十四篇，但约在南宋初，就已残缺不全，再后竟至散佚。今天我们看到的诸葛亮著作，则是明清两代学者辑佚重编的，已看不出陈氏《亮集》的面貌了。于是，人们对它的成书、体例、收文等情况或存有异议，或不甚明了。鉴此，笔者在近年撰《诸葛亮集笺论》时，对陈寿编《诸葛亮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析勘辨。
一、陈寿编《诸葛亮集》就是奉命“定诸葛亮故事”
陈寿于晋武帝秦始十年（公元274年）在平阳侯相任上时， 编成《诸葛氏集》二十四篇，是年二月一日上表奏于朝廷（史称《进〈诸葛亮集〉表》，表中说：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永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1〕。（此右列“诸葛氏集目录”）
读罢这段文字，人们不禁疑问：敕命“使臣（寿）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但陈寿却“为（整理编定）二十四篇”《诸葛氏集》，二者是否为一回事？
对于这个问题否定者有之。著名学者缪钺先生在其主编的《三国志选注·前言》中明言：陈寿“在撰《三国志》之前，曾奉命定《诸葛亮故事》，后来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2〕。 ”这就是说陈寿奉命先编定的《诸葛亮故事》，而上表奏于朝廷的是后来编成的《诸葛亮集》，陈寿先后编定了《故事》与《集》两部书。陈寿明言《进〈诸葛亮集〉表》是《亮集》编成后“谨录写上诣著作”时向晋武帝的奏表，他一开头便谈了编《亮集》的缘起，即因他人之荐，敕命“使定诸葛亮故事”，现在完成了任务，将成果《亮集》及有关情况表奏报上。如果说陈寿奉命先编撰了《诸葛亮故事》，后又编次了《诸葛亮集》，那么就与自叙之辞因果关系不举；陈寿决不敢违敕命而另作它书；况著录隋以前书目较为完备可信的《隋书·经籍志》只录《诸葛亮集》，并不见有《诸葛亮故事》。所以《三国志选注》作者以陈寿曾先后编了《故事》和《集》两部书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
又有人以为陈寿所编为《诸葛亮故事集》。未标点本《华阳国志·陈寿传》曰：“（张）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今人多标点为“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3〕。 ”“故事集”一体目，《汉书·艺文志》及曹魏秘书省所为书部无；《隋志》及下史志均不见著录；以《隋志》分部，“故事”属史部，“集”属集部。陈寿治史编书，基本遵循汉魏规例，当不会另立一不伦不类的“故事集”部。因此，所谓《诸葛亮故事集》乃纯系今人误作标点而附会的书名。正确标点应是，“（张）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寿）集为二十四篇”——此与上述陈寿自叙之辞基本一致，只不过常璩将荀勖、和峤误作张华罢了。
由上述可知，陈寿编《亮集》与奉命“定诸葛亮故事”应该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还可从“故事”体的内容与《亮集目录》的比较中得到进一步证明。
何为“故事”？
《隋志》载：“晋初，甲令以下，至九百余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余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4〕”。 又载：“汉初，萧何定律九章……晋初，贾充、杜预删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时又取故事之宜于时者为梁科〔5〕”。所谓“品式章程者，”， 即标准和条例规定，可见“故事”含有法律科条的内容，而法律科条中又包含有表奏文字，如《隋志》史部刑法篇就录有汉魏间《奏事》多种（表奏应属议论散文）。
又《旧唐书，经籍志》载：“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而所谓“朝廷政令”，内容多样，由裴注引《魏武故事》（约作于魏晋间）所载六条曹公令看，有封辟表扬文书（如《辟王必为领长史令》），有告诸侯掾属书教（如《下诸侯长史令》），还有议论散文（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等。
要之，据上述史载看，魏晋时书部之“故事”，内容比较广泛，今归纳之，大体有三种文字：法律、政令、议论散文。今按陈寿所编“诸葛氏集目录”二十四篇与“故事”体内容范围基本相合，兹将二者对应关系列次如下：
1.法律类（标准和条例规定）。
权制第二；综覈上第七；综覈下第八；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
2.政令（辟免文书，行政策令）。
开府作牧第一；计算第五；训厉第六；传运第十三；废李平第十七。
3.议论散文（表奏、书、教、论等）。
南征第三；北征第四；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
上述比较说明，陈寿编《亮集》就是奉命“定诸葛亮故事”。既然如此，为什么题名《集》而不为《故事》？
魏氏代汉，秘书监荀勖著《新簿》，将书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即故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6〕。其诸部所列小类， 指各自收录范围或体裁，并非确定的书名。荀勖入晋，荐陈寿“定诸葛亮故事”，就是依自己所为四部言之，显然是把陈寿将撰之书归入丙部（它部亦无其位置），至于定书名为《故事》还是《集》，则由作者自便了。后来《隋志》将《诸葛亮集》著录于“集部”而不入史部“故事”类，那是图书分类法几经变化的结果，与魏晋间书部著录不同。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就是《艺文类聚》军器部所引《诸葛故事》。《类聚》引之，说明唐初确有此书，但它先不见裴注所引，后又不见与《类聚》作于同时的《隋志》，也不见唐以后诸史志的事实便很令人怀疑。假设陈寿作有《诸葛亮故事》，应是一部重要著作，即使裴氏未见不引，《隋志》当不会忽略，今《隋志》不录，说明它非陈寿为之，乃后人之作，不足观也。
结论是，陈寿奉命只编了《诸葛亮集》，并未作所谓《诸葛亮故事》，《亮集》为“故事”之体。这是我们今天整理研究诸葛亮著作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二、陈寿所编《诸葛亮集》的体例形式
陈编《亮集》为故事之体，是就内容体裁言之，其编辑体例形式如何，则是需要弄清的第二个问题。
（一）关于收录范围
裴注《国志》，去亮不远，所引陈编《亮集》，应该说明保持了原书的面貌，今考其内容，最能见其体例。
《诸葛亮传》裴注：“《亮集》曰：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遂不报书，作《正议》曰……”这是录文而记其事，如此者裴注所引还有六条。
《廖立传》裴注：“《亮集》有亮表曰：……”
这是单纯录文，裴注明言引《亮集》书、教、法者还有三条。
另外，当初陈寿明言《诸葛亮集》还收录其言，“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7〕。 他所列“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
上述裴注引《亮集》的资料说明，陈编《亮集》“非独裒其文，并其言与事而亦载之”〔8〕，后代辑本， 如较优者清张澍《诸葛武侯集》就收录了集主多篇谈话、言论。
鉴于此种认识，笔者在编撰《诸葛亮集笺论》时，于张澍本基础上，追宗张编《亮集》之体，又搜考补收了诸葛亮谈话、言论20篇。尽管或为片言只语，但它也表现了集主的某种看法或思想感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集主，并为今日诸葛亮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
（二）关于编次方法
陈寿编次《亮集》的方法，在其《进诸葛氏集表》中已作说明，即“删除复重，随类相从”，故张澍曰：“知二十四篇乃是总目，其诏、表、疏、议、书、教、戒、令、论、记、碑、笺，各以事类相附，不以文体次比也”〔9〕。文集的编次方法，主要有编年、分类二种， 而分类又分为事类和文体类。当初陈寿以故事体编《亮集》，故按事类相从，分为二十四篇；同时，又部分地吸取了编年法的长处，各篇大体上以时间先后次序。这种编次方法，从“诸葛氏集目录”中看得很明白。
陈寿的编次方法，便于读者分别从行政、用人、吏治、法制、外交、治军等诸多方面去了解诸葛亮的全貌，确有优长，但它毕竟不是纯编年体，所以流传下来的许多篇章系年不明，影响了今人的阅读和研究。比较之下，张澍以“文体相从”法编辑《亮集》就是显得不尽合理，因为这是编文人集子的惯例，对于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来说，则不大适宜，因为它不利于读者由文及事和披文见人而显得杂乱。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在编撰《诸葛亮集笺论》时取长补短，采取了以编年为主，以分类为辅的体例。
所谓以编年为主，即是将已考定写作时间的篇章按系年先后排列，同年作品亦按大体上的先后次序，不同年代作品合为一组考论时，编排次序以其首篇系年为主，这样编为卷一（编年），共收录95篇，占全书正集总篇数的68%。这是与《亮集》张澍本、中华书局本的不同处。
所谓以分类为辅，一种情况是为了照顾考论的方便，将某些不同年代但同属一事类的篇章集于一处，如将《与群下教》（章武元年）、《又与群下教》（章武元年）、《与参军掾属教》（约建兴初年），《谢贺者》（建兴六年）等四篇关于诸葛亮要求官属直言进谏，勿曲意逢迎的言教编于一处等。这是汲取陈寿本的优长而为之。另一种情况是将暂难以考定写作时间的篇章按文体（言、教、答、书、论、铭、科令、兵法）排列，编为卷二（非编年），共收录46篇，占全书正集总篇数的32%。这是参考了张澍本“以文体相从”的做法，以解系年不明作品编次之难。
三、陈寿所编《亮集》非诸葛亮全集
当初陈寿所编《亮集》收录有阙，并不完备，从以下材料中可以看出：
1.陈寿明言自己的编辑原则是“删除复重，随类相从”，那么先此就有一个粗编的诸葛亮著作的文献本（或资料），这个文献本的一些篇章大概因“过于丁宁周至”，“言教碎”〔10〕而文意相似，陈寿以之“复重”删之而未入《亮集》。
2.据《华阳国志》载，与陈寿同时的蜀汉旧臣寿良也编有一本《诸葛亮集》。寿良所集，与陈寿同时或稍前，但“故颇不同”，盖主要收文出入较大。想寿良少“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澡身贞素，（曾任蜀汉）州从事，散骑、黄门侍郎”〔11〕，为蜀汉后期文士才俊之一，他对诸葛亮著作和事迹应该比较熟悉，当不会荒妄而多作虚录。既然两人所集“颇不同”，大概是陈寿收录者，寿良未录，寿良收录者，陈寿未录者所致。确如是，陈寿所编《亮集》盖因所见资料有限而不够完备。至于寿良所集早佚，大概主要以私家编纂或体例不当故耳。
3.裴注《三国志》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诸葛亮集》载或“书在《亮集》”；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这两篇为《蜀书·李严传》注引，此传亦注引《亮集》文，可见其不为《亮集》所示明甚。至于《汉晋春秋》所载之《后出师表》〔12〕，习氏当时就说：“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既然如前所述，刘宋裴松之所见到的《亮集》保持了陈寿本的面貌，那么他所注引的诸葛亮言教书奏，未言出自《亮集》者，当是陈寿编《亮集》未录〔13〕。
4.《诸葛亮传》明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陈寿在这里将《八阵图》与“别为一集”（即所编《亮集》）的“言教书奏”并列而分言之，说明诸葛亮所“推演（之）兵法（包括《八阵图》）未入《亮集》，今从“诸葛氏集目录”中也看不出《八阵图》等兵法所属篇目。
兵法与“言教书奏”之（故事体）别集内容有别，所以汉魏晋南北朝间图书分类，均将其分著于不同部类。历来编书收文之取舍受图书分类原则的指导，史家陈寿即循此通则，在编《亮集》时不录兵法。后来《隋志》一仍其旧，将《亮集》收入集部别集类，另于子部兵书类中录有“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此首次披露的五卷《诸葛亮兵法》显然是未入二十四卷《亮集》的别行文本。
既然当初陈寿所编《亮集》收录不全，并舍去了兵法，那么它就不是诸葛亮全集。虽然如此，仍尚有“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后之辑本较此，虽然增加了一些兵法篇什，但相当一部分仍在疑似之间，有些文字显为误收，甚或伪作窜入，又有一些谈话、言论未予录入，即使较优者如张澍本、中华书局本也不免此。鉴此，笔者撰《诸葛亮集笺论》时，本着“言与文并收”的原则，补录了谈话、言论20篇。并尽力勘辨真伪，余以之真，而他人疑伪之篇章，余皆在其笺注或考论中予以辨析说明；余断定伪作或误收者，集中编在附录“辨伪篇”中，共12篇；对存有争议，各有所据，目下尚无可靠材料断定其真伪且影响较大的作品如《新书》（即《将苑》）、《便宜十六策》等，余偏向取暂录于诸葛亮名下待考的观点。古人在志书或有关书目中著录的作品，总有一定的根据，今人在无可靠有力证据否定的情况下，一般不宜轻易删除，否则，将闹出许多错误。对于真伪莫抉的作品，只要我们在阅读时考虑到这种情况，从慎引用，就不会有害。
注释：
〔1〕〔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三国志注·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第3页。
〔3〕中华书局1959年12月1版《三国志》末附《华阳国志·陈寿传》。
〔4〕《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73年8月第1版，下同）第967页。
〔5〕《隋书·经籍志》第974页。
〔6〕《隋书·经籍志》第906页。
〔8〕《张澍《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
〔9〕《诸葛武侯集·诸葛氏集目录》。
〔10〕陈寿编《亮集》依据的资料应主要来自蜀汉东观或秘书省所存录的档案。
〔11〕《华阳国志·寿良传》。
〔12〕《后出师表》之真伪长时间争论莫抉，笔者以之非伪作，兹不赘述。
〔13〕陈寿未录的原因，非本文讨论范围，暂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