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20”的绿色发展思想及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可持续发展问题回眸
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里约环发大会”)确立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到今天，“可持续发展”一词已经无处不用，然而人类发展实际上还是没有偏离那条延续了200多年的工业化之路[1][2]。2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人们继续过着浪费甚至是奢侈的生活，并为了控制稀缺资源而不断发动战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在追寻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老路。
2009年，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所长约翰·罗克斯特伦的研究小组，对9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支持能力进行了量化评估，结果是：有3个已严重超出“临界点”，3个正在迅速接近，2个目前还无法评估，只有1个尚在保险范围之内[3]。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也给出过相似的结论[4]。2012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里约发布了一个名为《全球环境展望》的报告[1]，这个报告代表了第一次里约会议20年后，联合国对地球环境状况的官方估计。报告显示，在全球90项环境保护重要目标中，只有4项取得了显著进步，40项取得了些许进步，而诸如鱼类种群破坏与退化、气候变化与干旱等24项停滞不前；还有8项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恶化。现在地球的自然资本已经从盈余变为亏损。人类提出“可持续发展”已有20年，老的问题仍在加剧，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发展的危机更为严峻和广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峻。
在这期间，欧盟又编造了气候变化的科学噱头，并要求各国一起减排二氧化碳。这个噱头虽有积极意义，但造就了一个无解的难题：把全人类一起装进了同一条“船”，为了延缓这条船的沉没，船老大(西方)逼迫大家丢掉低价值的压船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可能吗?何况，即便是丢了东西、游到了对岸，那里就一定存在一个可持续发展吗?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循环经济”的主张，循环利用某些资源虽然有积极意义，但其本质上仍然只能延缓发展终结期的到来，而非可持续发展。
面对传统发展必定会走到尽头的这条死胡同，目前的很多思路都只能是获得延缓发展终结期的一时好处。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年出现了“投资自然资本、发展绿色经济”的思想[2]。按照这一思想，人类要承认自然资本的价值，投资自然资本，追求自然财富和幸福经济，为此人类需要修正很多既有观念，特别是亚当·斯密确立的财富观和追求财富的途径。其实，中国的先哲早在2400年前就提出了这类主张，如孟子提出发展农林牧渔才是真正的“王道”；墨子认为生活奢侈并不是幸福，人们即使拥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应节约资源，即“辞过治本”思想。
二、“里约+20”的成与败
投资发展自然资本，确立绿色发展模式，原本是2012年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里约+20”)的历史使命。不幸的是，这一主题被大会上的激烈争议所冲淡。
在“里约+20”的官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转轨到绿色发展模式争执很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发达国家主张的绿色发展保持了很高的警惕性，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认为，第一次里约峰会20年以来，发达国家从来没有认真履行他们承诺的“0.7％”义务(在第一次峰会上承诺每年以0.7％的国民生产总值援助发展中国家)，反而在此后的气候变化等重大谈判上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77国集团发言人说“你试图建立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我们可不敢走上去”，使得会议只能是最终通过一个以重申过去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5]。
(一)官方认为“里约+20”是成功的
尽管如此，峰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成就，因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美国表示，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但会议最终能达成一个文件，这就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俄罗斯也认为有必要在绿色发展的框架内，建立各国定期交流实践经验和技术的机制。中国代表团官方认为，本次大会有5方面的成果：(1)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了国际合作的基础原则；(2)决定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为制定2015年以后的发展议程提供指导；(3)肯定了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明确各国可根据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实施绿色经济政策；(4)决定建立高级别的政治论坛，取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加强联合国环境署的职能，提升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地位和重要性；(5)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环境技术[6]。
鉴于1992年“里约宣言”以来，人们提出过很多路线图和行动计划，所以，“里约+20”的成功标志不一定是再制定一个新路线图或新议程。“里约+20”提出了“绿色发展”的命题，给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和“可以引导行动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里约+20”是成功的。这是一个远比碳减排框架或循环经济思维更有价值的概念。这里面包含着太多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对现有GDP体系的改革，导致建立一个包括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和自然资本价值核算的“绿色国民核算体系”。
森林问题是“里约+20”的一个官民共识，在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中，高度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之上的思想。各国一致认可森林对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作用；明确通过在资金、贸易、林政管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森林可持续经营；一致支持制止毁林和森林退化，促进合法林产品贸易；一致强调将森林可持续经营纳入经济政策和决策过程，并督促把所有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纳入发展战略中[5]。这为森林从一个部门产业转向为奠定人类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定位提供了平台。
世界林业的这一历史性机遇，估计一般人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宏伟大气的森林理念和多个萌芽案例。这些案例都将证明，在未来的绿色发展中，不是所谓的经济增长只能局限于“资源边界”内，而是要投资自然资本，开发资源技术，让可更新的自然资源担当起永久规避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陷阱，以及创造财富和福利的使命。一个通过森林创造财富和福利的案例是中国的库布其沙产业模式。
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人提到过要重新考虑农业、林业作为新的财富创造源泉的潜力问题，尽管声音微弱，但见解十分深刻。
(二)民间认为“里约+20”是失败的
“里约+20”会后，国际上的批评多于肯定。笔者归纳如下：
1.大会偏重“重申”。在《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文件中，“重申”一词出现了59次，重申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但没有决定要走哪条路；重申了加强国际合作，但却加深了国际裂痕；重申了减少贫困，但发达国家更加拒绝出钱帮助……
2.关键任务搁置。在世界十分期待的目光下，本次峰会原定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转轨到“绿色经济”的时间表等一系列原来被视作会议亮点的议题，都因一一落空而备受批评。所以有人说，之前所有有价值的内容都一一被删除，唯一确定的是还要开更多的会议。
3.两大集团分歧依旧。一位出席大会的日本学者表示：“这是为了什么而召开的会议呢?这次会议只不过再次证实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6月14日下午，在关于大会成果文件的磋商中，欧盟的代表称，由于欧债危机，“现在世界上谁有钱，就去找谁要”，这句话惹得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差一点罢谈。缺乏政治互信、缺乏果敢的政治领袖，这一切让20年的历史轮回。
“里约+20”试图转变发展模式，但是只是开了一个头。事实告诉人们，转变发展模式的第一步是转变人们的头脑。
三、“里约+20”后的趋势展望
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总归是两大阵营的共同关切。不管“里约+20”效果如何，也不管两大阵营争执如何，这次峰会启动的人类发展的转轨总是会逐步实现的。“里约+20”后的世界发展趋势估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绿色发展的理念将会被全世界接受
人类利用工业化这个强力工具并恣意妄为，过度开发了地球资源，也扰乱了生态环境。人类无法抛弃地球，只能认真地考虑今后如何经营地球。
人类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逐步觉醒，终于在20年前的里约第一次全球峰会上一致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但可惜的是，那次会议没能找到过河的桥。现在找到了过河的桥，虽然很多人不放心，但是当河的这边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迟早都要过河的。地球留给人类的机会不多了。如果说玛雅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消失太遥远，那么罗布泊文明的消失却只是近几十年以来的事。地球被荒废的可能性，越来越接近现实。而“里约+20”确定的方向就是经营地球——转轨到绿色发展。这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二)两大阵营之间的利益博弈将会长期化
发展转轨是一个起步不齐的过程，又是一个犹疑不决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对于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转轨到绿色发展，还是走老路，都将一样地遭遇资源与环境的瓶颈，也都将一样地遭遇发达国家的围堵。2010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对媒体的公开讲话，深刻地暴露了发达国家的心态：“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
发达国家仅以15％的总人口消耗着全球资源总产出量的半数以上，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必然会改变这种资源的分配格局。这是引发利益博弈的根源。
(三)企业和民间的力量将会崛起
在20年前的那次地球峰会上，企业对官方强调环保有很大的抵触。20年后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参加本次会议的企业家有1800位，他们显得比政府更富有激情。
在本次峰会上，涉及英国、南非等50个以上的国家的35家银行(包括中国招商银行)、投资机构与保险公司，以及Unilever、Dow Chemical和Puma等企业的共86位CEO，共同倡议发表了《自然资本宣言》。这个宣言关乎绿色发展的模式与本质。还有将近7000家大型公司签署了《联合国全球盟约》，指出一个资源和能源受限的未来世界，将危害企业的声誉和正常运营，而在未来……只有那些适应力最强的企业才能生存。代表超过4500家企业的证券交易所在2012年结盟，宣示共同推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超过25家的保险公司联合推广“可持续的保险原则”，这些公司占全球保费总额的10％以上。
此外，在“里约+20”峰会期间，一些企业还对政治人物开展直接游说，如：Unilever的执行官游说各国政要支持“综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保险集团Aviva带领金融业联盟游说联合国成员，争取强制大型企业推行包括对“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于ASDA、Philips、Sky、Pepsi等公司批评英国政府对强制性碳披露态度不积极，英国政府在“里约+20”峰会上宣布，所有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公司，自2013年4月起强制披露碳排放数据。中国的民间与企业力量也第一次出现在了这样的峰会上。伊利集团成为绿色发展的第一个国际案例。这个案例激励了全球的治沙事业，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获得了联合国20年来颁发的首个企业家奖项。
可以预见，企业和民间的力量将成为今后绿色发展的中坚。在中国，当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不顾环境的时候，民间力量出面阻止的案例越来越多。近日宁波PX项目被紧急叫停，可以说民间力量功不可没。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迟早要改革
“里约+20”的理念是推进包括自然资产核算和幸福核算在内的新经济模式，以代替GDP体系。联合国推进这一新发展模式的日程表原定为：在“里约+20”峰会上推动世界各国达成走出GDP和建立GNH的共识；到201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宣布采用自然资本核算和GNH代替现行的GDP体系，到2015年开始落实。
在“里约+20”峰会上，联合国环境署和UNU-IHDP还在一个联合边会上发布了一项名为“包容性财富指数”(Inclusive Wealth Index)的报告。所谓“包容性财富指数”，不仅包括人造资本，也纳入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等。这也是一个试图取代传统GDP衡量绿色经济的设想，与新经济体系的概念没有太大差别。
但新体系仍存在悖论：追求绿色GDP的基础还是提高GDP，又该如何解决?探索建立绿色经济体系将是今后若干年内的国际主流。
(五)自然资产核算和幸福经济核算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如前所述，实行绿色发展，必然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核算制度以代替旧的GDP。目前自然资产核算的所有探索，只不过是提出了粗线条的思路和原则，方法远未成熟，绿色核算的框架还未建立。相对而言，其中的森林核算研究比较深入。在林业界，笔者的研究团队在近20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森林核算框架，并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但这个框架还缺少如下配套标准：①概念与定义的标准化；②资产、产业、产品等分类的标准化；③计量与计价方法的标准化；④账户结构、记账规则的标准化。而制定这些标准，不是民间或者一国的能力所能及的。
绿色国民核算是以从中央到基层的绿色会计网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传统会计体系的改革和拓展，就只能限于研究人员局部的、临时性的数据采集，无法解决广泛的绿色核算实务需求。
主观幸福感(即Happiness或Subjective Well-being)如何评估，关系到“幸福总值”体系能否建立与怎样建立。不丹王国的核算体系包括了国民幸福指标，由33项因素构成。这是一套在40年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体系，因其完全依赖于不丹国情和历史背景，很难简单地在世界上复制。英国统计局的幸福评价项目只是通过问卷提出4个问题，要求用0～10之间的一个数字作答。这4个问题无法做到准确地表达幸福感受。OECD提出了一个关于调查主观境况的设想，但没有建立指标体系，更没有开始实际的幸福调查。
对于进一步的工作，英国统计局打算引入“坎特里尔自我定位奋斗量尺”法(又名“坎特里尔梯子”)，但是将作为小范围舆论调查方法的“坎特里尔梯子”推广成全球范围的大范围主观境况调查方法，并不适宜。当前确实还不存在广泛适用的主观评价方法，想要用GNH取代GDP的目标，还需要大量的探索，推行幸福经济核算实务目前还不现实。
(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将大幅提高
绿色发展的重点是工业绿色化。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一个既有的工业设施和技术的绿色化改造问题；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要同时完成两化(工业化和绿色化)。为此，发展中国家一要用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来替代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二要投资自然资本建设，三要“绿化”工业、城市、建筑、交通等，这都是现实的困难。
工业绿色化就是生产实体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并且通过改造，不再产生或者减少产生负外部性。在中国，这被定义为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节约原材料和节能减排。为此，中国有不少建成不久的工业项目将因为不达标被拆除。
从“生产—消费”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占用了地球资源产出的大部分最终成果，而这些工业品多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消耗”了地球上大部分自然资源并且“制造”了更多碳排放的假象，由此也产生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不幸福”问题。
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已经实现了“温特制(Wintelism)”，把生产车间放在生产国，自己只是把持标准、制定规则、掌控技术和市场，然后就是盈利。由于GDP核算也包括了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企业的产值和这些出口产品的“负外部性”的扣除，这样，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就会被算给这些生产国，而一些外资企业不能消化的外部成本自然也由生产国承受。这也是新的社会成本。
发展中国家碳减排意味着工业化成本的大幅提高，而“里约+20”的“幸福经济”设想，无疑会带来覆盖面更广的成本。建立绿色家园是人类共同的愿景，但在依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却是一个两难选择。
四、绿色发展的几个关键点
(一)行动比协议更重要
20年来，发达国家在各种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作出了太多的承诺，但这些承诺很少得到落实。“一项实际行动抵得上一打公约”，这是已故加蓬总统邦戈的一句名言。如今人们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公约，但大多数都成了一堆废纸。空洞的宣言无助于资源与环境危机的解决，唯有行动才能拯救我们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对于对协议的期待，大多数人会转而选择行动。
(二)公民比精英更重要
推动全球环境的改善，注定不能只是某一小部分人的责任，而是所有公共机构、私营机构、社会团体乃至每一个普通人所应当努力的。
本次里约峰会从6月13日到22日，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人、民间组织和企业都可以申请举办活动。相比闭门谈判的官方代表团，他们更像是大会的主角。中国的民间组织和机构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大型国际会议上。里约峰会的历史使命，不是靠新条约或政治承诺实现的，而是靠人民对于发展模式的觉醒实现的。“里约+20”促成了一代人迈出行动的脚步。
(三)大家一条船不如一家一条船
一个国家，无论如何，基本的事情都是要靠自己做。但绿色发展远没有这样简单，各国都面临着“大家共乘一条船，还是一家一条船”的选择。
一些国家并没有更多地参与上文提及的那些博弈，但却在转轨，如瑞典等北欧国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从2012年开始，已经终止了公交车辆和公务用车使用石油，还决定到2020年全国也终止使用石油。芬兰的生物质电能和热力也已经送到了普通民众家庭。最近日本有专家提出，日本其实是一个资源大国，因为有体量巨大的森林资本和海洋资本。巴西，这个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一向独立前行的国家，在这次“里约+20”峰会之后，又采取了新动作：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全国无论国有还是私人农地都必须将其10％退耕还林。
前面讲过，缓解气候变化，好比是各国同乘一条船。为防止沉船，必须扔掉一些东西，可是生死关头谁也不想扔，因为谁也不相信谁，那么后果就是大家一起沉下去。然而，绿色发展不等于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是为了想办法规避资源与环境的陷阱，如果谁能够绕开这个陷阱，谁也就解决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里约+20”成果文件强调绿色经济没有共同的标准，鼓励各国结合国情而探索。《我们憧憬的未来》第56款写道：“我们申明，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和优先事项，以不同的办法、愿景、模式和工具，……实现作为我们的总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绿色发展更多的是自己的选择。
对于我国而言，如果具备森林财富的思想，那么仅只是森林，每年就可以创造60万亿元的产值。前面讲的库布其沙产业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案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萌芽，重庆、云南、湖南等地才下大力气重建森林资本，这无疑包含了绿色发展理念的萌芽。未来我国应立足于结合国土整治，发展森林、草原、淡水、海洋和有机农业等可更新的自然资本，以此应对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瓶颈。
五、余论
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思维定势。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对绿色发展实质的认识是首要问题
在中国，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围绕“里约+20”展开的关于绿色发展的报告会、论坛等，都没有触及绿色发展的本质理念。一些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专家或公共知识分子，乃至于从里约峰会归来的一些官员，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很难看出他们已经理解了绿色发展。他们强调的基本上还是那些定势思维下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
“投资自然资本”这个在各种国际报告中都被强调的主题，内含着“王道之始”、“辞过治本”的智慧，居然一直没有引起关注。由此，那些潜在的巨大发展机会自然也没有被看到。以森林为例，森林在未来的绿色发展前景下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日前仍未被国内林业部门发现，因而很难看到有什么新作为、新策划。略感欣慰的是，农业部门对于开发生物质能源，水利部门对于结合国土整治解决淡水均布和开发干旱地区，都已纳入战略计划。
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世界经济在旧模式下走到了今天，滥用可持续术语而忽视实质性变革，在死胡同里边走边喊口号的悲哀不能再现了!人类已经没有权利继续按传统思维行事，绿色发展事关人类生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二)绿色发展有两个版本
人们对绿色发展存在着两种版本的理解：一种是将绿色发展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另一种认为关键是通过模式变革，把发展引向以可更新自然资源为基础。后一种目前仍还是极少数人的理解。有学者提出“资源边界”论，认为绿色发展就是在现有资源总量许可的范围内的发展。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发展了?
(三)不培育自然资本就没有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要求投资和培育自然资本，不培育自然资本就没有绿色发展。
第一，中国需要投资自然资本建设。要结合国土整治，把各种自然生态系统建设成为雄厚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本，并以各自为基础，延伸加工产业链，让其逐步成为国家经济的顶梁柱。其实，每一种自然生态系统都可以形成可持续的产业，产生巨额的财富和福利。我国一贯倡导的“以钢代木”、“以塑代木”的政策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政策，而林区推行的“以煤代木”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
第二，中国需要关注自然生产率问题。必须用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来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由此，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淡水、海洋等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
第三，中国的绿色发展还需要“绿化”工业、城市、建筑、交通等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的物质层面的建设，构成中国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消耗的大户。物质层面的绿色建设和改造为中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空间。
第四，如果我国的决策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做大GDP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没有进一步做出绿色发展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绿色发展是难以实现的。与发达国家不同，在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特别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志、一个国家重点投资的转向、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
第五，中国需要培育绿色发展的文化。人类的福利既来自人造资本，又来自自然资本，必须认识到物质享受应有限度，不要忘记墨子的“辞过治本”思想，要降低过富人群的非基本的、过度的物质消耗。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地球环境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幸福企业论文; 投资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