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派对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唯物主义 人道主义
提 要 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固然不乏深刻有益之处，然而由于该学派盲目推崇人本主义思潮，不顾理论基础和思想倾向上的根本区别，把它生搬硬套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作为“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途径，因而最终还是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多视角的研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方法和基本原理进行了重新考察和批判重建。其中包括马尔库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诠、弗洛姆的“恢复对马克思的哲学的正确理解”、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施密特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新解”。对此应作全面揭示和合理分析。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方法的“新”考察
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是以误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中心内容和历史地位为理论起点的。他们抹煞18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意义，力图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还原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及异化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马尔库塞在1932年马克思的《手稿》以德文原文首次发表的当年，立即写了专论《手稿》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认为《手稿》使“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的由来及其本来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1〕，即人本主义之上 。他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地方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对人的存在的总体性作了概要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它是“马克思进行批判和创立理论的过程的真正基础。”〔2 〕弗洛姆发挥了马尔库塞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了一种对人的异化、对人失去自身、对人变成物的抗议”〔3〕，人的异化和扬弃学说， 是马克思用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的历史观”〔4〕。
法兰克福学派借阐释《手稿》中的基本思想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他们认为，《手稿》异化劳动理论中关于人化自然的论点，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将人作为主体，把“类存在”看成是判断整个社会生活最终标准，把是否合乎人性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因而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中心说”。但是，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则过于强调物质的东西和生产力的重要性，“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形成了鲜明对照”〔5〕。 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他们提出要建立一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进而展开了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批判。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提出辩证法在概念结构上只能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即“人这一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辩证法”〔6〕。这里， 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自然辩证法）当作形而上学本体论来加以拒绝，其目的乃是为了抽掉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使唯物史观失去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依据，从而成为一种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
由上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进行重新考察时，看到了马克思《手稿》所体现的基本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历史传统的联系，强调其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和伦理价值，并使之发展到了极端。他们把人的本质及其实现作为《手稿》的主题和核心，并进而把唯物史观的基础归结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及异化思想，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及其真正要义的。
（一）不能以《手稿》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道主义化。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道主义化，其主要依据就是曲解《手稿》的主题。《手稿》虽然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但是，人道主义并不是《手稿》的主题。马克思写作《手稿》时是站在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起点上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以经济学为中介，对资本主义进行实证的、经验的分析。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研究，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改造对象世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从社会生产出发探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还在探寻劳动主体（无产阶级）同劳动及其产品占有者（资本家阶级）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中，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借助这一理论，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否定性的存在地位及劳动的雇佣性质，论证了只有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积极扬弃私有制，才能使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由此可见，《手稿》中的这些思想观点是以对私有制以及对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分析为基础的。这一点决定了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人本主义。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是有力的说明。法兰克福学派把人道主义视为《手稿》的主题是不正确的。
其次，不能用《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及异化思想来归结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手稿》具有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特点。虽然就其实际思想内容来说，它在许多方面已接近于科学的历史观，但是作为说明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却没有完全摆脱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旧模式。但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马克思彻底消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消极影响，对“人的本质”和曾用“异化”说明的那种历史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不再用异化概念来说明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而是用社会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一系列经济范畴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科学的唯物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用人道主义来统摄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想，把唯物史观的基础归结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及异化思想，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二）不能以《手稿》为依据来否认辩证法的本体论意义，更不能因此而抽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
首先，不能以“人类中心说”来虚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的对立。法兰克福学派把《手稿》作为马克思注重人、否定自然的“人类中心说”思想的根据，把恩格斯的思想归结为形而上学“物质决定论”，编造“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然而，事实上，恰恰在《手稿》中，马克思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有力地批判了宗教神学观点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手稿》表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是一种在承认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条件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他同恩格斯一样，不仅没有否定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它看作人类历史的前提。法兰克福学派说“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割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联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不能否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观地位。对于恩格斯来说，论证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的确是他的“自然辩证法”阐述的重点。但不能由此推论出恩格斯见“物”不见“人”，是形而上学的物质决定论。事实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界的辩证唯物的考察，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必要前提。而且他在提炼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时，总是提醒人们“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并反复强调人类实践作为人与自然客体的具体历史的相互作用的意义。特别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的科学论断，强调生产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根源性作用， 并以劳动为中心环节，科学地解决了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过渡问题，这就在唯物史观上真正找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衔接的基础、纽带和中介。显而易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自然界）有力地补充和完善了由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因此，其历史观地位不容忽视。法兰克福学派否认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独立存在，必然会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陷入抽象化和主观化。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不仅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批判的“重建”。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重建”就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方式重新组建，以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8〕这种“重建”论的主要观点是：
（一）用人的自由创造学说来代替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法兰克福学派为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理，就把《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同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糅合在一起，从分析个体人的生物的、心理的和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入手，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关系，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说成是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方法，把抽象的人、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及异化等等当作解释历史的基本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说成是根源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观念。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不仅是一个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的问题，而是人的本质的一场大灾变”〔9〕。那么，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马尔库塞提出人的本质是“爱欲”的思想。他说，爱欲“是‘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努力”〔10〕，是“保存一切生命的巨大的统一力量”〔11〕。基于这一认识，马尔库塞又对弗洛伊德关于“快乐原则（内部性欲冲动）和现实原则（外部社会制约）之间的冲突支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引申，认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对人性严重的压抑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所在。他说，在工业文明社会里，“人似乎仍处于一种身心贫困的状态”〔12〕，科学技术异化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一事实同时表明技术合理性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正趋向于变成极权主义，并且这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技术合理性已经扩展到发达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使“潜在自由和现实压抑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13〕，人已变成了缺乏否定精神、没有批判意识、更无超越欲望的单向度的人。这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仅在外部受剥削和压迫，而且在内部受阻止自我解放的“意识形式”的支配和统治。因此，应该把改变主体结构特别是主体的心理意识结构作为扬弃异化和实现社会革命及人类解放的唯一途径。由此出发，马尔库塞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把外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法兰克福学派既然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决定论原则和经济必然性思想，取消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绝对地位，那就必然要进一步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归附于“人的决定”。马尔库塞说，社会发展规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包含有主体的意志”〔14〕，并且“主体作为决定因素而出现，历史命令归根到底是由人所给予的，因为规定这些命令的客观条件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毫不含糊的：它们总是提供不是一个而是几个选择”，“人们自由的本质就在于选择一种超越于既定实践的可能的历史实践。”〔15〕弗洛姆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把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16〕。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把这种具有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特色的、以抽象的、脱离社会具体条件的人作为历史和历史规律的主题的“人类学的历史观”强加在马克思身上，是对唯物史观的曲解。这种曲解，主要体现在：其一，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的本质是生物遗传本能的冲动的观点，实质上是旧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上向唯心主义复归。他们抹煞了人的社会性，忽视了马克思在思想上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历史。马克思是一贯反对把人的本质抽象化，归之于某种生物属性，或抽象的理性。在《手稿》中，他虽然提到了人的本质的自然属性，但他强调社会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有着制约作用，自然属性不能离开社会属性而独立存在，在人的本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属性。后来，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精辟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法兰克福学派脱离社会经济的、阶级的分析来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用人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动因来代替社会发展的根本的经济动因，用爱欲与文明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等于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二，法兰克福学派把主体说成是给予历史命令的决定因素，这显然是颠倒了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唯心主义观点，倒置了社会发展规律同人们的意志自由的关系。尽管马克思历来认为正是人们自己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又认为人们的创造活动是受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这就告诉我们，不是主体在给予历史命令，而是必然性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去奢谈抽象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改造与控制。而法兰克福学派却将主体的存在绝对化和抽象化，片面夸大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否定客体和社会规律对主体的制约。他们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改造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结果只能是曲解和背离历史唯物主义。
（二）重新建构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理。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则认为这一原理已经过时，必须用别的范畴来加以取代。在他们看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适用于前工业社会，而到了发达工业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趋向：一是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加；二是技术的独立性的增长使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他们认为，这两种趋向已从总体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生产力已由解放的潜能变成了辩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统治关系并使之合法化的基础，同时，在生产关系领域里，也出现了国家的调节作用等新现象，这表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有生命力，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不能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加以说明。同样，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依赖性原理，是“对一个社会向新的发展水平可以过渡时的关键性阶段而言的”〔19〕。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生产和交换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以后，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已经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各方面，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界限逐渐消失，“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20〕。因此，在今天，必须“考虑‘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全新构型”；对于社会解放来说，经济基础已不起决定性作用了，而“‘上层建筑’的批判和改变对解放运动具有新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21〕
基于以上认识，哈贝马斯明确提出要对采用诸种生产方式的更替序列表述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作重新构想。他说，对于“马克思借以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的范畴框架，需要有个新的解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22〕他把“劳动”解释为单个人的“工具行为”，把“相互作用”解释为没有历史内容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与符号（语言）的相互作用。所谓“工具行为”，又称目的——理性行为，是指要求在行为目的、行为手段的选择和行为结果之间保持内在一致性的行为，它由基于经验知识的技术规律所支配，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行为”则是交往参与者遵循有效性规范、保持社会一体化的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具有生产关系的意义指向，而生产力则应归属于工具行为。他竭力证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联系，它们各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和发展逻辑。首先，由于生产关系作为“交往行为”，它“不是劳动过程的直接结果”〔23〕，而是道德实践知识增长的结果，因而也就不能把它说成是“从生产力中‘产生出来’的”〔24〕。其次，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的进化是建筑在技术上、组织上有用知识进化的基础上，它仅依赖于能使“认识潜能”的增长“向提高生产率的工艺和战略转化”的“学习机制”〔25〕，而不再依赖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后，由于科学技术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工具，这就意味着效用性的工具性的科学技术进步代替了以往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批判性理性，人们只是关心工具性的操作对象，而不问目的与后果。工具理性正以超价值判断的方式支配人的认识活动，并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的各个方面，使“劳动”的“合理化”得到了实现。但这种“合理化”，不仅使人本身失去了自由的理性，成为被奴役的、只有技术理性的工具，而且还引起了人们“交往行为”的“非合理化”。因此，社会的发展不再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冲突所决定的。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某些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的性质和作用，为我们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是，该学派又片面地夸大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社会层面上这一新情况绝对化，这就使他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努力必然具有某种片面性。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国家“失却了对经济基础的依赖”，而是表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已迫使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把生产作为社会化的生产力来看待，不得不借助国家的力量来驾驭它难以驾驭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活动。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行政系统职能的变化，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由自由竞争向有组织的垄断转变所决定的，目的在于保证统治制度能够起到维护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的普遍意义，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的内在关系上，法兰克福学派片面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哈贝马斯极力主张立足于生产关系的进化来说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然而，事实上，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由生产力提供的物质条件，对生产关系的建立、交往系统的运行而言，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哈贝马斯只讲生产关系的进化是道德实践知识增长的结果，而只字不提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当事人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需要生产出来的。这种片面的思想方法和观点只能助长把生产关系神秘化。最后，哈贝马斯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在弘扬主体作用的同时，贬低了历史客观因素的制约作用，从而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体现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而生产关系则体现生产的社会形式。它们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们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哈贝马斯却用“劳动”和“相互作用”两个抽象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他在“劳动”中只看到了人的自然性行为和主观的方面，忽视了生产力着重证明的人与自然关系同它所标示的人控制自然的程度，忽视了劳动中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关系的这一客观的方面；而他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与劳动无关的十分笼统而抽象的概念，这就取消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生产活动的关系，从而实际上把生产关系排除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之外。因而，他尽管有时把生产关系归属于社会交往形式，但最后还是把生产关系消解成“制度的结构”，乃至人们的“意识的形态”。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用“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理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目的是为了否定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机制”，论证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都根源于知识的发展，以至“知识的内在增长”成为“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了”〔26〕。这就彻底否认了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存在，而重建了历史唯心主义。
综观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确实发现并把握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现象、新特点，并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解说。尽管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未必构成合乎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但这毕竟是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尝试。历史唯物主义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的各个理论需要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这在今天已是共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要推翻原有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按照“新的形式”重新进行彻底塑造，同时又想与原先的理论学说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出自良好的动机，也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希望而已。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从总体上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观臆断，是一种曲解和修正。该学派在理论上的失足给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以深刻的理论启示，这就是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注重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既在坚持中创新发展，又在创新发展中坚持。我们只有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才可能正确地促进历史唯物主义在现时代的发展。否则，任何所谓的“创新”都可能走到事物的反面。
注释：
〔1〕〔6〕〔9〕〔15〕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载《批判哲学研究》，波士顿1972年版，第3、8—9、29、215—216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3〕〔4〕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1961年版，第2、14页。
〔5〕〔16〕《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8〕〔19〕〔24〕〔25〕〔26〕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1976年版，第9、158、160、160、162页。
〔10〕〔11〕〔12〕〔1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5、70、70页。
〔14〕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柏林1970年版，第206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603页。
〔20〕〔22〕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法兰克福1978年版，第75、70—92页。
〔21〕韦尔默尔：《批判的社会理论》，纽约1974年版，第121页。
〔23〕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法兰克福1979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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