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发展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意识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发展系列，伴随着如此的历史进程：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及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任务目标的认识成为科学的理论学说，到无产阶级革命付诸实践并在一国首先胜利，而且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扩展带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民主解放使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后来把一大批国家带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象中国这样的较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正是在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浪潮中，经过有中国历史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同志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充分考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时代特点，考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特别把马列主义与作为比较贫穷落后东方大国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卓越地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进一步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充分考虑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特征，考虑作为比较贫穷落后东方大国的中国国情，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特别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出色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这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又继承、坚持、丰富、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充分考虑当今世界多样化发展的特定情况，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特别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实际相结合，面对着种种新情况，解决着种种新问题，克服着种种新困难，带领中国人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突出地形成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意识。这是“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的意识。
二
概括地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近些年来对这一意识的突出强调，充分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跨世纪中国的迫切要求，不失时机地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
在江泽民成为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之后不久召开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讲到“主要任务”时一开头就说，“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又特别讲到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以上建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在确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时明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并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作为第9部分专门论述。如果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重点对经济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那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则重点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部署。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六中全会开过不久，江泽民在《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序言中进一步号召，要“积极探索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到二十一世纪”。后来他又指出，这样“才符合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十五大召开之前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地再提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到党的十五大，以上思想被明确地强调为大会的主题和任务。在十五大报告一开始的导语便讲：“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作为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报告还着重申明：“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十五大报告导语在总括地说明大会的主题时，还特别解释道：“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通读十五大报告，从不同角度对“全面推进”和“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提法有许多处反复使用。除开头语和结束语那具有震撼力的号召之外，在“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使用了“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心”这样的表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部分，使用了“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这样的表述。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部分，使用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这样的表述。
由十五大报告把“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作为鲜明的总体要求贯穿全文，我们完全可以从中体会出，确立这一意识，对于在当今跨世纪重要“历史时刻”真正把握“主题”和明确“任务”，有其何等不可轻视的份量和总揽全局的统摄力。
领会“全面推进”或“全面推向”，要义在“全面”二字上。这里起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要全面坚持，不能只是抓住只言片语。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全面展开，不能只是满足单方面成绩。总之要在社会全面进步中继承坚持并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
正因为这样，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完整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体系。他从1991年总结出九条基本要求，到十四大概括为九个主要方面，以及后来在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会议上、在邓小平逝世的悼词中加以重点说明，一直到十五大作出更加周密的论述，使这个理论体系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阐发。这为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全面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在十五大前后江泽民同志曾针对一些倾向，对于指引我们事业全面推进的理论和实践旗帜，作了充分强调。他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由三次历史性巨变及三位伟人，由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历程，由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总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充分论述了其重要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他强调“旗帜就是方向”，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他强调“旗帜就是形象”，希望大家按照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作风，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在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二）从新的实际出发，全面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展开的基本纲领，完整地制定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宏伟蓝图。
鉴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往出现的错误倾向，在第三代领导集体刚刚就任不久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鲜明地指出：“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后来他在十四大报告中又深刻地论述了，对于基本路线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完整地统一起来，全面地理解、贯彻、执行，并展开阐发了基本路线关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总目标的内涵。到十五大，江泽民同志又在其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里又突出了“全面”与“统一”的问题。“全面”是指诸方面完备，“统一”是指各方面协调。具体地说：一是“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必须统一的全面性要求；二是基本点中两个方面必须统一的全面性要求；三是它们必须都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面性要求。这里显示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仅在理论上全面阐述，而且在实践中全面执行，这种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强调的全面性，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鲜明意识。
基于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把握，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把它全面贯彻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江泽民同志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不久，就总结以往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和从不同角度所随时发表的指示进行综合，在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从完整社会形态意义上，分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勾划出了一个社会全面构成的整体框架。这种概括方式，与十三大报告列出“十二个观点”的角度相比较，与十三届七中全会总括为“十二条指导原则”的角度相比较，是从另一角度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而且更别具整体系统的意识。显然落实于经济、政治、文化来具体而全面地展开理论原则和观点，是力求更着重于取得整个理论体系与社会全面构成的切实统一。可以说这是在我党正式文献中第一次从面向整个社会全面构成来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尝试。
后来，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沿着十三大及十三届七中全会所作出的若干个观点或若干个指导原则的概括方式，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问题上，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基于若干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到十五大，再进一步沿着他在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那种综合方式，以更加鲜明的全面意识在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以后，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构成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层面上全面系统地展开了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纲领。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成体系地对此进行全面阐述时深刻地指出：“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而且他在最后又特别说明道：“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
（三）运用活生生的辩证法观点，全面处理好各种关系，实施重点突破中的整体推进。
列宁和毛泽东都曾经强调，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意识，必定体现于运用活生生的辩证法全面处理好各种关系，反对并纠正那种陷入片面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
这贯穿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之中，贯穿于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措施之中，贯穿于所从事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之中，而作为集中的政策把握、实践总结和理论论证，充分体现于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之中。这篇讲话对于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若干带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分十二个题目进行了全面论述：
一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这才能“总揽全局”。二是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要走出一条既有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就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三是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应“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四是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这“既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五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六是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单纯强调这一面，轻视或者忽视另一面，都不利于改革和发展大业”。七是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八是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九是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扩大开放不能忘记“形成自己的优势”，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十一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十二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真正的全面性观点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但两点论不是均衡论，而是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善于全面分析和把握我国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抓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并实行在关键性环节上重点突破。
从总的方面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突出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并突出强调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发展而且特别抓好高科技带动战略；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强调要牢牢抓住这个中心不动摇。就各个领域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抓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重点强调依法治国；在文化建设中强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在领导力量问题上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在不同时间的工作进程中，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总是针对实际中出现的迫切问题，有重点地提出重大措施。当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了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后由乡镇企业的崛起又到重点搞活国有企业，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目前特别把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提到突出日程，并且在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近几年走出困境的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前又突出对于国家行政体制改革作出了近年见成效的部署。同时，在不同时期，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对于党的宣传要讲政治，对于我党特别要解决好清正廉洁、消除腐败、转变作风的问题等，都作了特殊强调。另外，每当遇到牵动全局或涉及要害的困难性或风险性问题，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职工再就业问题，在国际上出现金融危机时有可能对我国产生影响的问题等等，都特别地予以关注，通过全面完善社会机制及保障体系，加以重点解决。正是在对这些重点问题的一一突破中，实现着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个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充分注意以辩证法的观点来恰当地全面处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成为从战略上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协调发展全面进步”是总的目标取向，贯穿于整个工作之中。这里体现出的重要观念是：讲两点论是有重点的全面性，而讲重点论又是全面性中的重点论；辩证地对待矛盾的各个方面，实现各因素的有机联系，掌握好矛盾诸方面之间的平衡点和转化的度；构成完备的良性系统，使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正如有的同志在评述江泽民“论十二大关系”的讲话时指出的，对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问题如此高度重视，如此贯彻始终，如此全面展开，表明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更加自觉了。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带领中国人民向新世纪迈进中所特别强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意识，其主体是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其中在社会发展观方面达到的新境界，既体现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社会发展论，又基于新的实际，充分吸取当代人类对社会发展问题重新审视深入研究而形成新发展观的优秀成果，并把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社会发展学说。
第一，这是基于尊重整个世界多样性并自身展现丰富多样性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意识。
近些年来，江泽民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国际活动及我党的重要文献中，引伸对时代特征及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曾反复阐述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观点。在访问日本、美国以及与来访的法国总统会谈和处理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在OPEC一年一度的例会上，江泽民都讲到这个问题。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特别是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专门把“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强调出来，围绕于此对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科学分析和论述。这一观点在中国外交及国际战略活动中的成功运用，对进一步给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对推进世界格局的新旧转换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作用。
在现阶段中国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具体地考虑到当今世界的国际大环境。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以尊重世界多样性的观点来考虑国际战略处理国际问题，同时必定逻辑地要求在开放中以尊重世界多样性的观点来考虑和处理国内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说，要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必须既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这形成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上和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多样性的特色；又在正视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中展现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方面因素的丰富多样性，在丰富多样性中构成着能适应当今世界国际大环境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在诸因素的多样性中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统一性。因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带领中国人民结合新情况，在理论和实践上勇于探索和创新，不断提出新的方略和举措。
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如此，十五大还充分强调，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应肯定其多样化。一是公有制经济含义的多样性，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二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例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等也可以成为其实现形式。而且要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鼓励、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此相适应，则要实现经营运作方式的多样化，鼓励搞资本运营；要实现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对外开放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情况制定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战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其综合特点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诸因素多样化全面发展中，适应和融汇于世界经济的多样性发展。至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由丰富的诸因素多样性来展开构成全面发展的统一性的特点，不仅作为事实，而且作为理论，作为指导我们去实践的政策规定，获得人们的认可并达成共识而去努力实践。
第二，这是对于全人类后代负责而实现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意识。
世纪转换之际，国际社会面对严峻的全球问题将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提到世人面前。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如何正确解决现代化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成为跨世纪中国一定要事先考虑的问题。因为要迅速实现现代化，必须高速发展；而要高速发展，又很容易急功近利，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我们不能走西方那种先以牺牲资源、环境来取得发展而后再不得不回过头来加以治理的老路。必须既考虑当前发展又在目前就重视可持续发展。这才能实现社会全面而持续的进步。鉴于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提出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时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同志在“论十二大关系”的讲话中对此又作了专门论述，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对国际上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视，表明我们党对当代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这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统一起来的社会全面发展意识。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发展时，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实现的是“人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得实现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他所提出的共产党要带领人民为之奋斗的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才可以发挥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实现这一点主要在于：1.人要在自己的劳动中确证和实现自己的本质特征；2.人“对物品占有的同时就表现为它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3.这是充分自由、全面地占有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全部成果（即全部对象化世界），表现为人在体力、智力、情感、审美情趣、伦理道德诸方面协调和谐的全面发展。而达于此又是有条件的：首先有待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次有待于以公有制为主导来代替私有制；另外有待于克服分工给占有方式造成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总之，个性全面发展有待于社会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全面发展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客观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社会形式基本上以赖于人的依附关系形成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所以不可能有独特个性的发展。到了“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条件相分离，另一方面打破了以往社会形态中那种人的依附关系，使社会成员成为各自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和生产者。资本主义发展了人的独立性和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用列宁的话说，这带来了“人格的普遍提高”；然而此时，当某人与其他同样独立的人相交往，这种人的独立性却时时、处处建立在物的依附关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所有制，造成了资本同劳动的对立，无产者创造的物质财富不仅不能为发展自己的个性服务，相反成了以新的形式压制和摧残自身个性的手段。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中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类社会进入“第三个阶段”以后，其发展，既不是只依赖于人的依附关系，也不是只依赖于物的依附关系，而是依赖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集体的发展为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个人的发展又为集体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个人和集体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增进的过程。由此可见，在当代我国的社会中，要实现人的发展，应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朝着个别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相
统一迈进。
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的重要观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这表明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制定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目标，充分重视人的发展。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我国政府既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又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讲人权问题首先讲国家的主权；因为有国家的主权是保证每个国家公民人权最起码的条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以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避免两极分化；并且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引导人民尽早实现小康并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在政治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协商制度；并以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和落实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文化建设上，重视抓好教育和科学，繁荣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在实行扶贫工程的同时，发动全社会抓好教育希望工程，并通过鼓励文艺下乡、科技下乡，努力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邓小平同志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这种“全新的人”加以具体化，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把此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正如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其中江泽民又着重论述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求。总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必定要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时这种全面发展的事业唯有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四有新人”才能得到不断推进，社会全面进步才能成为现实。
四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历史、人类文明史来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去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既体现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取向，又适应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且解决着在人类文明大道上必须解决好的艰巨课题。
人类社会的漫长过程，经历着不同阶梯的文明进步。人类在此道路上创造着辉煌，同时也伴随着与非文明的冲撞。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当人类对社会全面发展还没达到自觉意识，这种文明与非文明的冲撞是非常突出的。
历史上自古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提出过种种治理社会的见解，并设想了种种理想化的图景。但由于人类社会在早期阶段，“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所以这些见解和图景要么只成为某些统治者应付当时统治的权宜之计，要么只不过是人们赖于寄托希望的虚幻憧憬。
进入近代以后，某些思想家一方面高扬自由平等博爱为摆脱中世纪黑暗而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呐喊，同时也敏锐地对这种社会将带来的大量问题作出了一定揭示，并且在带有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局限性的框架中描述了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如17～18世纪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以及经济学、哲学的学者等等，在这方面有不少建树。但由于这些思想家的见解大多仍是仅出于一种理性的愿望，所以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后来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片面发展的问题，而且后来的世界发展离他们所想象的相去甚远。
马克思汲取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成果，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乃至全人类实现解放的利益，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运动规律的把握，注重探寻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不协调以至造成在自身范围内不可能达到相容的弊病及其根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拜物教，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无产者被资本、被机器所统治所支配；一方面是资本不断增殖，另一方面是人的价值不断贬值。人变成畸形、片面的人；社会形成一种畸形发展的状况。同时他又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及社会交往的日益增多，又使得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他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个学说中，马克思提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这一学说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因此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正如人类社会每一项伟大事业都必定经历艰难曲折一样，社会主义事业也经历着艰难曲折，而且遇到的困难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确立时都更为复杂。从走向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是针对着资本主义那种片面发展的社会而去建立的，可是至今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对此原因应当从多方面去分析。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可能很快就能达到全面发展的水平，总得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全面发展的过程。二是当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中建立起来，当较为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经过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步入社会主义，其首先面临的：或者是全力抵御敌对势力的扼杀，或者是首先发展生产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只有先完成好这些首当其冲的任务，才谈得上全面发展。三是在一些情况下，令人遗憾的是搞社会主义的人却对社会主义出现了不全面的理解。特别是由于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实施中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教条化倾向或把不正确的观点附加给这个理论，结果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淡漠了，甚至忘记了。致使一些国家不但未能不失时机地以此引导整个事业的发展，反而也出现了社会片面发展日益加剧的状况。
这里一种情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力水平虽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由于不能及时改变那种在抵御资本主义扼杀并迅速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过于集中的模式，相反却把此当作社会主义本身应长期固有的唯一优越性来坚持，使这种体制随着历史发展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及弊端：片面发展重工业或军事工业，忽略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改善；只实行高度的行政命令体制，不注意维护个人的民主权利；宠大的国家机构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全面关注，只凌驾于社会之上迫使社会及公众按某个单一模式运转；等等。另一种情况是，生产力水平低而又不重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而只是一味地追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越大越公越好，使之与一时还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组织生产时长期满足以于粗放经营来追求一时的高指标高速度，因避资本主义之嫌满足于自身封闭而不去学习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集约经营；忽略建立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对社会福利问题等闲视之；等等。以上两种情况又都伴随着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这些状况固然与资本主义世界片面发展相比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但其弊端越来越突出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甚至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与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背离分不开。在生产关系方面，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有所曲解；忽略了公有制问题上“自由人联合体”及“社会占有”的内涵。在上层建筑方面，列宁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在其发展中就其阶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而言，其社会管理职能将会越来越突出，其职能的重心应适时逐步向社会转移；对此显然没有认真贯彻。从整个社会构成上说，经济、政治、文化及种种社会保障不能协调发展，形不成社会全面发展的态势；这就很容易使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间失掉吸引力。
我国历史上的国情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曾一直延续到西方国家已步入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如此特定历史条件下，近代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贫穷、千疮百孔。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占主导地位，曾使整个社会保证的是皇权，民众只是在“人的依附性”之中生存，既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也谈不上形成社会全面进步的机制。殖民地社会，受资本主义压迫，这使整个社会受制于资本主义强权，自己的社会不仅不能全面发展，甚至连国家主权也丧失掉了。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受到双重的压迫和限制，生产力发展不起来，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没有主权，文化上体现着专制和歧视。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到的，此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由此，中国不能去选择资本主义，并且时代的条件也不允许去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处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完成这两大任务。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而且马列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要求，直接针对着资本主义的畸形、片面发展。因此在理论上讲，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那种畸形片面发展的弊病，而直接向着实现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向着社会的解放、社会的全面发展迈进。但深刻的制约因素是，中国没经过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阶段，长期封建社会的滞后以及殖民地社会的破坏，使得生产力状况极为低下。这对于达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要求来说，有相当大的距离。
然而，某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总是可以基于一定条件首先在某个方面实现根本性突破后再逐步完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首先取得了政权，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快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进而走上全面发展之路。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早就对此有所认识，所以在夺取政权并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后，由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指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党对此没能坚持下去。这既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其中包括着对此有错误估量；也与教条化地对待马列著作以及受苏联模式影响有关，其中包括着受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发展学说有所曲解的思想观点影响。以至后来没能尽快地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去积极地发展生产力，去搞经济建设，走入了只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误区；甚至片面地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同志的重大贡献在于，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确认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我们指明，社会主义不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没出路；因而带领我们党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同时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有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向着现代化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作为全社会的事业，总是完整具体的；并且这个事业在实现过程中又总是经历着由初步到成熟由粗线条到周密细致的过程。伴随于此，思想或理论学说的发展也总是经历着把一般原则到贯彻为丰富具体的过程，这也是个具体实践越来越全面而完整的过程。江泽民同志担任我党领导核心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更进一步的任务便是从大格局基本已定走向这个格局进一步完善，使整个事业更加全面发展，达到诸方面因素协调和社会全面进步。应当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次更为艰巨的飞跃。正是在这种飞跃中才能坚持并巩固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坚持并巩固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实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使中国走向更加辉煌。
五
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
首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尽管在二战以后经过部分调整，特别是由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暂时避开了一些危机并出现了新繁荣，但由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本身固有的性质，社会畸形或片面的发展并没得到多少改善。针对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揭示到，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社会已成为一种人与物的尖锐对立、异化广泛发展的病态社会；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一方面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对人造成了严重的压抑；有的人还用了如“单向度的人（单面人）”“单向度的社会”这样的概念标示这种发达社会的状况。其实，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和社会片面发展的问题，而且从理论上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真正实现了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有着解决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可能性，但在本世纪末社会主义却出现了重大曲折。这里极为使人注目的是苏东剧变。对这种剧变的发生，固然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讲其重要原因不能笼统地讲是由于他们生产力水平没有上去，而在于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体制改革，走上社会全面发展之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如果我们能够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地解决好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那我们就能够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旗帜是不倒的，从而使当代世界人民看到其强劲的生命力。
另外，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以及贫富差距等等的全球问题越来越严峻。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原因或因素：1.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性资本扩张，由某些国家奉行霸权主义，特别是由他们曾一度大规模地搞军备竞赛、核威胁，所带来的危害。2.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为自身的经济落后而紧迫，急切地追求经济增长，这是自身发展并抵御霸权主义所必需的。但由于国内经济政治基础和国际资本主义扩张等造成，尚不具备社会全面发展的条件，结果有的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恶性增长”现象；同时又由于还来不及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方面他们躲不开发达国家在经济扩张中把这方面的危害强加给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业化初期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又显得更为严重。3.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又没能把其本身应有的可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甚至有的国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加入争霸世界的行列，这一方面使自己国家形不成全面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那种军备竞赛及核危胁也加剧着全球问题。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近些年来，在国际社会向多极化发展并动力建立合理公正国际新秩序的同时，对解决在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生态破坏、核战危险等方面全球问题，越来越重视。人们愈益感到，在当今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时代，每个国家发展实践所产生的结果或后果，都不仅影响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全人类的利益；特别是上述所列举的那些全球性问题，其有效解决一定要有全人类的通力合作。因此，必须确立一种既有利于各国又推动全世界共同进步的新发展观。这不仅已为诸多思想家所突出关注，而且思想史上长期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中所研究的大量问题都广泛聚焦于此。如西方哲学由来已久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相互交错中所涉及的科学理性技术至上与人以及人的物役性问题的讨论；再如由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报告所引起的“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的争论；还如佩鲁等一大批学者对“整体的”“内生的”“综合发展观”的论证；……等等。现在，不仅各种学科都把自己的观点辐射在发展问题上，而且还形成了专门的发展科学。全球发展问题，不仅为各国所重视，而且还成了80年代以来许多国际会议的中心。联合国计划委员会、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经常召开一系列发展问题会议；另外如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在奥地利举行的“
维也纳就业与发展大会”、在巴西举行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北京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1995年3月6日至13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我国李鹏总理亲自率团参加并发表了重要讲演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显然，随着21世纪的日益临近，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尽快增长，又强调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既注重考虑当前发展，又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同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问题。实行这些主张和政策，一定会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这会使世人看到，这个事业既对中国人民负责，又对全人类负责；这就能在更大范围内赢得国际社会，带动全世界为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
总之，从中华民族本身考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国际社会的大范围来考虑：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给落后国家的独立解放做出了榜样；中国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为在不同国度中冲破单一模式而从自身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经验；中国提出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这必将使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由此可见，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意识，并积极地按这种意识去实践，这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增强社会主义信念；这有利于坚持并宏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之点，并把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纳入整个人类文明大道，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与诸多学说的广泛对话中吸取当代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来建立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建成这种社会主义；这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上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带动人类社会解决当今日益迫切的艰巨课题，把世界带入美好的未来。
六
展望未来我们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一定要以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的责任感，去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讲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显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是这样。这要求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且具体地把握多样性的统一；必须在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的倾向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必须坚持继承和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学说上达到与人类历史文明优秀成果融会贯通，在实践中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形成不脱离丰厚人类文化底蕴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措施。
江泽民语重心长地讲，“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江泽民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意识，正是体现这一神圣职责的意识。又正是这种意识，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当中，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国和世界作出着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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