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十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美德论文,实验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8-4002(2004)01-0019-08
一、“大中小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实验研究”基本情况
“大中小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实验研究”（以下简称中华美德教育）是原北京市教育局组织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在1994年立项研究的项目。当时课题组组织编写大、中、小学实验教材，在4所大学、3个区县100余所中小学，4万余名学生中，连续3年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实验。
1997年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王殿卿教授承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研究课题——“大中小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实验研究”，2000年11月结项。经过3年努力，在20余所代表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与类型的高等院校，在北京、山东等7个省市和北京市7个区县近300余所中、小学，先后对25万名学生进行了此项教育实验研究。
2002年王殿卿教授承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全国教育教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学校德育建设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研究”。目前，该项研究在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山东省招远市和泰安市、湖北襄樊市、重庆市、四川省永川市、湖南省永州市、北京的朝阳区、崇文区、通州区、房山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等地区400余所中小学内，积极、稳妥、有序地进行，35万学生参加中华美德教育互动实验。
本文作者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触、了解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体会颇多，在此求教同行。
二、确立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立足点
王殿卿教授和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于1994年开始研究在大、中、小学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下称中华美德）教育问题。仅从研究题目分析，它是教育学学科的问题。然而深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项实验研究的本质是文化建设问题。研究中华美德教育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中华美德？它的具体内容和价值是什么？由此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上溯近百年的时间里，学术界、思想界对此类问题始终存在着激烈地争论，如：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建设是否要全盘西化？西方文化对我国现代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价值如何？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如何？事实上，研究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践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和梳理上述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华美德的教育内容及其价值，进而探讨教育实践问题。
为此，此外，王殿卿教授及其所在的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共召开6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0余次国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包括港台地区著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研究“文化反思与文化建设”、“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中华伦理与东亚地区学校教育”、“中华美德与民族精神”等问题。此外，王殿卿教授和东方道德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大众道德》、《东方道德研究》、《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文化反思与文化建设》、《修身·立业·治国——中华德治思想录》等学术书籍，并拓展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发展。
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物质文明水平不断提高。但随之而来的人心涣散，一切向钱看，社会道德状况恶化，行为失范现象比比皆是。这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吗？回答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重视经济建设，忽视文化建设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个人、群体的文明程度、社会人际关系状况、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文化范畴问题将制约经济的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强文化建设迫在眉睫。
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代代相传。因此江泽民同志说，“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人的全面素质，加强人的道德修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高素质人才的活动才能实现。不言而喻，文化建设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建设，必须在正确的文化观念指导下进行。中国的文化建设首先要端正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批判相结合。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就等于否定了中华民族的存在。“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血液与生命，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一个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去认同、自尊与自信的民族，是永远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1]其次，要正确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对西方文化，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要以开放的态度汲取其对民族文化有裨益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谈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
（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对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
道德是做人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道德水平。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之相适应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全球道德规范终将建立。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具有超时空、超越阶段的品质，她对于人类文明进程具有普遍价值。”[2]要对儒家伦理观念加以现代化整合，弘扬其精华成分。
（四）中华美德的现代转化及中华美德德目的确定
对中国文化建设观念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在当代社会价值的理论梳理，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文化与道德理念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转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理教育内容的选择及构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德目体系的研究。
课题组全面考虑社会现实及社会未来发展的需要，借鉴台湾、香港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在广泛、反复征询海内外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为中心的中华美德教育德目体系，简称“八德”，并以此作为大中小学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的共同德目。它基本涵盖了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公共生活、家庭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道德关系。
1999年王殿卿教授编辑出版了《大众道德》一书。该书本着“继承传统道德之精华，立足当代，吸取外国优秀文明”的宗旨，对儒家伦理的精华“忠、孝、诚、信、礼、仪、廉、耻”的历史演变、历史价值、精华与糟粕以及它们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价值进行了深刻阐述。通过学者的分析，我们更容易了解到“八德”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社会具有的普遍价值，因此“一个中国人，如果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这八种品德，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不会落后于时代，而且会成为新世纪的强者。整个国家，有了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就可以逐步建成为新世纪的礼仪之邦。[3]
三、中华美德德目体系与公民道德基本规范
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化、规范化，也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那么20字基本公民道德规范与“八德”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以群体、集体、整体为本位，是中华民族一贯的价值观”。[4]八德”之首是“忠”，即责任感，个人应忠守自己对国家、对人民、对集体、对本职工作应负的责任。这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做人的基础。公民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充分说明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是公民为社会、为集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际上，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忠”德的现代转化。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都离不开一个“忠”字，即责任感，如果一个人没有责任感何谈为人民服务？如果没有责任感，如何做到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忠”是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基础观念。同样，在公民道德的三大道德领域，即社会公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中，“忠”依然是基础，任何人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中都必须尽职尽责，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孝”是“八德”中的第二个德目。“孝，是生生不息的爱心。”[5]一个人在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中才能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有了爱家人之心，才有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爱岗敬业的爱心。爱心，是人类自强不息，点燃生命之火，创造生命奇迹的力量源泉。一个人不懂得爱自己家人，怎会热爱工作？如何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因此家庭道德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基础，而“孝”德则是家庭道德的基石。
实际上，公民道德规范中的“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都以“忠”，“孝”为基础，或者说，责任感和爱心是“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础。
同样，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明礼诚信”，也渊源于中华美德“诚”、“信”、“礼”三个德目。“诚、信”，不仅是个人立身兴业之本，也是党和政府取信于民的立国之本。“诚的本质，一是‘真’二是‘实’；信，是一种人际平等的关系；礼，是人际文明的规范。”[6]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是道德基础之上的法律经济。在市场经济下，人的诚信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逐步规范化，诚信品德愈来愈表现为竞争者的无形资产或资源，意味着机会和利润。由此可见，中华美德“诚、信”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礼”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礼仪规范，也包括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忠、孝、诚、信”必须融入“礼”中才是道德的。古人说，“人无礼则不生，是无礼则不成，国无礼不宁”，因此，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也提出了“明礼”的要求。
“义”是人间正道的导向，“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7]“义”的实质是处理公与私、权利义务与利益冲突的准则，人不应该见利忘义，损公肥私；应该以义取利，合理合法的谋求个人利益。“义”的更高的境界是舍生取义。
“廉”是清白正气的根基。[8]对个人来说，“廉”是不贪财物，清白做人。对国家来说，“廉”是“廉政”。廉洁与腐败是政权兴衰的关键。
“耻”是人之为人的底线。”[9]个人知耻，是形成人个道德素质的动力和基础，也是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是公民道德的源泉，是构成社会公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的基础。公民道德基本规范是“八德”的现代转化，是人的内在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培养、教育公民守遵守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必须首先培养人民具有“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这八种基本道德观念，它们是遵守社会公德的内在心理基础。
四、努力探索中华美德教育实践的模式
探索“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实验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论指导实践。道德哲学具有实践性。探索青少年接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素质，外化为道德行为的模式是实验研究的最终目的。
（一）学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
学校进行中华美德教育首先从教材入手，高质量的道德教育教材，是道德教育正确方向的基本保证，同时它也是道德教育规范化、系统化的重要保证。近10年来，各实验学校陆续组织编辑出版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分别适用于大、中、小学及其中、小学不同年级的道德教育教材，并且已在实验学校教育中连续使用了7-8年，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学校在道德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
其次是教材教法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在进行《中华伦理》课教学中，总结出一套很好的课堂教学模式，即循章节，系统讲授；列专题，重点讲座；收集问题，针对性讲解；分题准备，答辩式讲解；给材料，案例讨论；引入经典式活动或训练。[10]经过他们多年的试验，深受大学生们的欢迎。
在中小学实验学校，课堂教学更注重通过教材中提供的生动的故事教育学生，同时教师也更注重引导学生分析身边的生活，从中归纳出典型的事例教育学生。
另外，“主题班会”是中小学常用的学校教育方式，丰富多彩的主题和形式，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参与精神，主题班会的组织者往往以精妙的串词把学生的学与思、悟与行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充满情感、非常愉悦的气氛中受到道德教育。有些主题班会，还要请家长到会参与，更是收到良好的互动效果。
（二）中华美德教育学校、家庭、社区的互动
道德教育需要整体环境的配合，学校、家庭、社区形成道德教育良性的互动影响，是道德教育具有实效性的重要保证。个人的行为习惯和行为的选择，首先受其生长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学校、家庭和社区是孩子生活的基本环境，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重视三者之间的互动影响。
实验学校的道德教育常常出现2大于5的现象，即学生周末回家2天，几乎全部抵消了学生在学校5天接受教育的影响。因此，注重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对学校教育的互动影响关系到学校教育的成败。
1、学校与家庭的互动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对学生形成道德品质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家庭氛围是孩子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成长的近两、三代人目前正处在做中、小学生家长的阶段。他们成长在缺乏道德建设、道德教育的年代，学生家长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的欠缺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成长，加之目前多数为独生子女家庭，家长大多对独生子女溺爱有加，容易忽视正确的道德教育。因此，家庭教育更增加了其严峻性、复杂性。在我国现阶段，学校教育要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帮助。当然，前提是学校对家长的充分尊重，它们之间是合作关系，是平等的，不是教师命令家长，或教育家长。同时家长也应尊重学校在道德方面的主导作用，双方本着真诚和彼此尊重的态度，是学校道德教育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中华美德教育实验过程中，许多学校以多种方式与学生家长建立密切的联系，如学校把进行道德教育的计划，包括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活动应达到的目标、家长应做的配合等等细节，事先都书面详细地通知家长，以取得家长的共识、配合。北京通州区实验学校开展的“学生做家长看，学生与家长同做的互动活动，以及“目中有人，心中有事”，“学说三句话、学做三件事”，“我和父母手拉手，中华美德一起做”等活动，请家长与学生共同参与中华美德教育活动，激发了学生参与活动的兴趣，同时促进了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双方共同体会、感悟中华传统美德。用实验学校的话来说是，“小手拉大手，大手牵小手，中华美德一同做。”
学校的道德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影响。教师应该认识到在道德教育中教师与学生同样是道德教育的主体，教师发挥为人师表的作用是对学生最大的尊重。如果一个教师面对学生不道德行为，仅采取简单粗暴、不留情面的批评，就可能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伤害了学生的内心情感，使学生感到道德行为不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而是被迫的、不情愿的。老师与学生之间道德教育的这种互动影响是有害的。在中华美德教育实践研究中，许多班主任教师，以真诚、尊重为本，以情感打动学生，以道理说服学生，循循善诱，像三月春雨“润物细无声”。师生间，或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这样的互动影响是学校道德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证。
同时，实验学校在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对教师进行道德教育，以充分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建立相应的机制，约束教师的言行，对建立学校良好的道德风气，实施有成效的道德教育意义重大。
2、学校与社区的互动
如果学生生活的社区，垃圾乱倒，猫狗的排泄物随地可见，自行车、机动车乱放无序，邻居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公共设施破损，草坪、花草被毁，学生就会受到不良道德的影响，而且面临学校教育与现实矛盾的冲突，不知所措。不文明的社区生活会使导致学生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性、不道德的意识和行为。因此，社区必须为孩子提供文明的生活环境，社区道德教育应该配合学校道德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区义不容辞的责任。
许多实验学校定期组织孩子们社区义务打扫卫生，维护树木草坪，照顾孤寡老人，宣传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学生在活动中看到自身的价值和道德行为的意义，从而促使孩子的内心形成比较稳固的道德情感、道德意识，养成道德习惯。
同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更是社区的重要成员，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必然辐射到社会。几年来，涌现出大量的感人事例，学生在学校接受的道德教育（比如孝敬老人，爱护环境等），会影响学生家长的行为，比如，家长在处理婆媳关系、对其父母赡养、节约用水、保护绿地和树木等问题时，学生的观念常常会改变家长的观念以至行为。一个学生带动2-4个家庭成员，10万学生至少带动20-40万社会成员，如果全国的学校，在实施道德教育时，都进行这种互动模式，对社会的辐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
综上所述，互动模式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道德教育中，孩子们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教育活动的主动者或说主体，甚至教育者，学生在学校、教师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心悦诚服地接受道德教育，同时孩子以幼小、纯真的心灵呼唤家长、社会的良知，中华美德教育活动使家长和学生的心灵在感动，情感在升华，为提高社区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中华美德教育实践研究的特点
中华美德教育实践走过了10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中华美德教育实践活动坚持全方位的原则
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学者的理论研究，或单纯的学校实验都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为此，王殿卿教授和课题组尽一切力量，通过动员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参与实验研究，形成道德教育的立体环境，表现了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从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地研讨中华美德教育的学术理论问题，到组织各地编写各具特色的中华美德教育教材；从注意研究我国现有的道德教育到广泛考察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德育教育；从与国内国际研究儒家文化、东方文化的专家学者广泛建立学术交流关系、到编辑出版中华美德相关内容的学术著作，及至与新闻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选择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及覆盖范围广泛的大、中、小学实验学校参与实验研究，到统筹指导、协调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实验研究工作；从国内不同地区的师资培训暨现场经验交流报告会，到香港的师资培训班；方方面面都留下了中华美德教育的足迹。可以说，王殿卿教授和课题组从理论到实践、从管理层到基层、从国内到国外、从学校、教师到学生个人、家庭、社区，全方位地开展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工作，从而保证了道德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
（二）参与实验的学校地域广阔，学生人数众多
10年来，实验学校涉及北京、山东、黑龙江、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等全国近10个省市以及北京的7个区县，参加实验的有大学、中学（职业中学）、小学，学生人数共计60多万。实验对象的范围，直接影响实验结果的价值和意义，实验对象众多为实验方法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
（三）教育行政机构、学校领导参与实验意义重大
参与实验的有地处不同省市的学校，也有管辖多所学校的教育管理机构。教育行政机构具有权威性，可同时安排几所学校开展实验工作，并进行统筹规划、部署、指导，协调。一般而言，教育管理机构从事道德教育研究的人力、财力比单个学校有明显优势，且学校教育操作更加系统、规范，往往容易总结出有创造性且具典型意义的实验成果。
比如，创造出学校与家庭中华美德教育互动模式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委小教科，积极参与实验工作，成立了以主管主任为组长的子课题组。他们“从全区小学教育的实际出发，制定实验工作计划，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契机，以城镇小学和农村地区有代表性的八所小学校为重点，带动全区小学的共同参与；以中国历史重大传统节日为主轴，以“孝、礼”等德目为主要内容，设计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突出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和美德行为习惯的实践与培养，将外在的美德要求内化为学生自觉的道德认识和行为习惯；积极构建学校与社区共同参与的道德建设互动模式，全面提升学生以及社区公民的道德素质”。[11]
（四）师资培训与经济交流
首先，实验学校的校长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华美德教育实验意义的认识水平，会影响校长们参与实验研究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地位和成效。其次，不同实验学校彼此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开展中华美德教育实践经验的交流活动，可促进中华美德教育活动深入开展。为此，课题组多次利用假期举办中华美德教育师资培训暨中华美德教育实践经验现场报告会，请国内及港台的专家学者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知识，与此同时，请具有不同特点的学校进行重点发言，介绍经验。报告会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还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在香港合作举办“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为期九天。现已举办过两期培训，今年将举办第三期培训班。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大学。而且，在新亚书院有一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他们义务地为师资培训班讲座、服务，他们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了大陆的校长们。师资培训班请香港及大陆的专家学者做讲演，还邀请香港中小学同行与大陆的校长们就中华美德教育活动进行深入的交流。
香港的教育更强调以学生为本，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虽然我们与香港处于不同制度下，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文化之根，在德育教育的思路、方法等方面，彼此有许多可资借鉴和交流的地方。
香港经济发达、社会富裕，然而香港政府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廉洁的政府之一。对此，除了法制健全、执法严格外，香港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他们采取调查、预防与教育“三管齐下”的全方位策略是打击贪污的犯罪基石。廉政公署进行道德教育活动从幼儿园开始做起，始终贯穿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而且道德教育系统、科学、具体，因此卓有成效，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五）注重道德教育实效性
道德是做人的规则，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道德教育就是要把道德规范内化为人内心自觉的约束力量，外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道德的实践性，要求道德教育具有可操作性。
以“八德”内容为中心，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选择不同的德目作为教育切入点，并且不断深化、细化德目内容，使道德规范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保证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为此，课题组在对学生实施道德德目教育时，根据学生心理需求和心理发展的特点安排相应的德目，比如：小学6年进行5德教育，孝、礼、勤、诚、耻；高中阶段进行“八德”教育，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同时，注意将相应的德目细化、具体化。比如，“诚”的内涵包括，不说谎话、不欺骗人；不随拿别人的东西；不私藏拾到的东西；考试时不作弊；借别人东西要按时还；等等。这样的道德教育即科学又具可操作性。教师和学生都感到，道德是看得见的身边事，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实验学校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代替课堂上纯粹的理论说教，激发学生主动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和热情，鼓励学生做道德教育活动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在中华美德教育学校、家庭与社区互动中，学生们甚至是教育者，也是道德教育具有实效性的重要保证。比如，举办学生制作手抄报评比活动；开展道德行为评价活动，学生评价教师、学生互相评从价、学生评价家长；组织“我给妈妈一个惊喜”、“做家长的小助手”活动等等。学生们在活动中，兴趣怏然，充满活力，发自内心地接受道德教育。
（六）建立道德行为的评价及奖励机制
德目内容具体化才能便于建立道德评价体系。教育评价是完整的教育过程不可缺少的。首先要建立德目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若干项目的细化和打分，然后，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评估学生的道德行为。可以由学生自评、互评、学期末教师评价学生；也可以学生评价教师、学生评价家长、家长评价学生等等。同时，道德行为评价辅之以奖励政策，奖励先进者、激励落后者，实实在在地树立讲道德的家风、班风、校风、进而有利于形成讲道德的社会风气。
（七）进行道德教育活动必须充分调动基层教师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德教育的动力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既是道德教育的参与者又是道德教育方法的创造者。从大量的事实中我们体会到，当基层都教师和学生的对中华美德教育活动充满热情时，他们不仅积极主动的参与，还可以创造出一系列道德教育活动方式，教师和学生积极主动的状态是中华美德教育活动富有实效的重要保证。
比如，在“九五”其间，招远市的实验学校首先创造了学生制作“手抄报”的活动，它极大地提高了学生接受中华美德教育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手抄报”，即学生摘抄美德教育的故事、格言或自己写作关于道德内容的文章，并制作成为报纸的式样。“手抄报”既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又锻炼学生语文写作、美术编辑的能力。学校通过开展“手抄报”制作评比活动，既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也是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
在“十五”期间，通州区教委小教科所辖的实验学校，又把学生制作“手抄报”的方法进一步发挥，提倡小学生与家长共同制作“手抄报”。家长在给学校的信中说，“这次和孩子一起制作传统美德手抄小报，一家三口找诗词，画图案，裁剪纸，写感想，真其乐融融。”由此我们感到，家长与学生一起制作“手抄报”，加强学生主体意识，强化沟通，增进感情，突出了中华美德教育过程中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互动。
再比如，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教育局子课题组，结合北大荒的历史文化，北大荒精神，编写非常有特色的中华美德教材《乡土读本》。
回顾中华美德教育走过的十年历史，我深深体会到，王殿卿教授及课题组各位同志多年来从事的研究工作，其根本意义在于，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中华美德教育研究因其具有的前瞻性和社会性，十年中经历了许多艰辛，最初的研究活动孤掌难鸣，专家学者怀疑者、反对者有之，对道德教育不理不睬者大有人在，也有相当多的人因社会道德现状恶化，看不到前途，进而悲观失望，对道德教育缺乏信心。如今，与十年前大不相同的是，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精神的指引下，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美德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等方面取得了共识。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切实加强反腐力度，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精神，政治文明被提到议事日程。尽管全社会的道德现状仍然非常严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美德教育的春天已经来临。王殿卿教授及课题组的同志们，也将继续实践他们多年来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坚持不懈地的伟大事业——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