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美好 生活”的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 ^*

朱雪微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美好生活；独立生活；富裕生活；富强生活；理想生活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美好生活”理想性与现实性双重维度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不断破解“美好生活”困境、寻找通向“美好生活”道路的历史。一方面，为摆脱贫穷、落后的现实困境，中国提出破解当代中国“美好生活”的密钥——将“美好生活”阶段化、现实化为“独立生活”“富裕生活”和“富强生活”。另一方面，为解决“美好生活”因现实化、阶段化而失去理想性之维的困境，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提出“中国梦”，实现了马克思“美好生活”理想性之维与现实性之维的融合，体现了中国对马克思“美好生活”思想的睿智理解与灵活运用。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探索这70年来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不仅为我们精准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重大发展提供可能，也为我们继续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更为我们趋向马克思“理想生活”提供坚定信念与现实可能。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的奋斗史，也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这一中国式美好生活的追求史印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凝缩了几代中国人在“美好生活”理念憧憬下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艰辛历程。在探索“美好生活”的历程中，中国遇到了“美好生活”理想性与现实性张力难以在现实中加以调和的困境。为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首先进行破解“美好生活”困境的第一步，将“美好生活”现实化、阶段化：伴随着中国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经历了从“美好生活”之站起来的“独立生活”，到“美好生活”之富起来的“富裕生活”，再到“美好生活”之强起来的“富强生活”的巨大变革，为进一步实现马克思“美好生活”之美起来的“理想生活”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梦”的提出打破了中国只将“美好生活”现实化而造成的对评判“美好生活”标准与尺度的价值旨趣的丧失，实现了马克思“美好生活”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统一。

1.2.4 T细胞亚群检测 研究对象喘息发作期采集外周静脉血2 mL，肝素抗凝，使用贝克曼库尔特Navios流式细胞分析系统及其配套试剂检测T细胞亚群，检测指标为CD3+（%）、CD3+CD4+（%）、CD3+CD8+（%）及CD4+/CD8+。

一、独立生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渴望的“美好生活”

在马克思看来，“美好生活”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美好生活”的理想性是人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而“美好生活”的理想是要在“美好生活”的实践探索中展开的。中国的发展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美好生活”还有很大的差距，但“美好生活”是现实的历史性过程，是一个逐渐接近马克思“美好生活”价值旨趣的过程。“美好生活”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会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在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建立社会主义到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之改变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面对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中国提出破解当代中国“美好生活”的密钥——将“美好生活”阶段化、现实化。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以马克思“美好生活”的价值理念为指引，把“美好生活”按照中国当下的具体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现实生活中探索现阶段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通过辛勤的劳动不断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靠近。具体来说，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认识随着中国发展的进步和中国实力的增强而呈现出明显的层次递进的特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阶段，“独立生活”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富裕生活”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富强生活”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阶段，“独立生活”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了“生存”和“生活”的不同，并以“生存”和“生活”来区别人和动物：“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因此，与动物适应自然的生存活动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改变自然的生活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也就是说人首先具有动物的维持生存的自然本能，人要想维持自身的生存，首先要获得生存的前提，这种生存的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表现为探索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争取“独立的生活”。而这种“独立生活”不仅仅是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更是获得独立的经济发展，建立独立的政治制度，拥有独立的民族文化，赢得独立的外交权利。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独立”是支撑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决心和毅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因为摆在人民面前的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人民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的真正“独立”，因此“独立生活”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向往的“美好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度总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试图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来恢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打开局面。在经济上，新民主主义提出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人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为人民实现“独立生活”提供经济前提；在政治上，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实现“独立生活”提供政治前提；在文化上，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清算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文化，为人民实现“独立生活”提供文化前提。

在“跌落河”(即瀑布--原译者注)附近杀死了咱们的小伙子;在“医泉”(即温泉--原译者注)旁边剥咱们的人头皮的，(宋兆霖,1987:355)

其实，网络看客不过是在现实围着看的人群外面又多围了一圈而已，一样的冷漠无情。一圈一圈扩大的人群，蔓延开来，让“看客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在“看客文化”的洪流裹挟下，其实，每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都可能成为被推出去的“猴子”，杀完一只，轮到下一只，只要还没轮到自己的头上，群猴是一直在笑看别的猴子被杀的，这才是看客及“看客文化”的最大悲哀。

二、富裕生活——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渴求的“美好生活”

首先，“富强生活”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丰富全面的高质量生活。第一，“富强生活”是丰富完善的“高质量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人类全部生活的基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放在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上”。(10) 张三元：《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当前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依然占很大的比重，而这种生活体现了物质生活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因此这种“高质量的物质生活”首先体现在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从“数量”到“质量”再到“数量”和“质量”并重的“高质量”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第二，“富强生活”是文明高雅的“高质量文化生活”。这种“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表明人们不再纯粹地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将文化融入其中的“物质文化生活”，物质文化生活使人们跳出单纯追求金钱的泥淖，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高雅。今天，文化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能否取胜的关键性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打开了世界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之窗。新时代，中国人民要求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将更加注重文化建设的力度，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第三，“富强生活”是公平正义的“高质量的政治生活”。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言，历史在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也越发被卷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之中，与公平正义相悖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家对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力度彰显了公平正义的现实意蕴，因此新时代人民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第四，“富强生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的社会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融入到“发展”的思想之中，表明坚持发展必须要以人民为中心，而坚持发展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条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9页。 第五，“富强生活”是清新美丽的“高质量的生态生活”。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存在，与动物单纯地适应自然不同，人要积极地创造自然让自然满足人的欲望和要求，新时代的人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富裕生活”是一种追求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土豪生活吗？显然不是，人民渴求的“富裕生活”是一种可以满足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种“富裕生活”不是“个人富裕”，而是“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怎样实现人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求？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由此可见，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存方式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要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首先需要改变人民的生产方式，为此需要打破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此拉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的序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人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求。从1978年12月到1987年的近十年里，改革开放为人民追求“富裕生活”作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第一，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制，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二，利用广东、福建的有利条件展开对外经济活动，划定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经济特区以提升沿海的经济发展；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条件；第四，初步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让人们明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使人们逐步走上“富裕”之路。

以往的哲学家大多从超越性维度来描绘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图景应当如何，以往政治家大多从现实性维度来建构现实中的“美好生活”，这就造成“美好生活”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割裂，从而使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陷入“不美好生活”的悖论，明明是在追求“美好生活”，反而却走向了“美好生活”的反面，这种吊诡的现象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陷入怀疑主义。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的展望之所以与以往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既揭示了“美好生活”的理想性维度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念，又揭示实现这种“美好生活”的理念必须付诸现实的实践活动，从而消除了“美好生活”的怀疑论，实现了“美好生活”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其次，“富强生活”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理念的发展生活。“发展”是一个国家处理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的发展理念，人民的“美好生活”建构也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第一，“创新”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制胜法宝，也是推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两条路径：依靠“物”与依靠“人”。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依赖“物”转向依赖“人”，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对人的依赖实际上是对人的创新力的依赖。可见，“创新”理念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符合，体现了人民的“共创”精神。第二，“协调”强调了发展的平衡性，有利于协调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和城乡之间人们的生活差距，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人与人的“共进”性。第三，“绿色”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环境的需要，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这与自然发展规律相符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性。第四，“开放”是中国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需要世界拓宽中国发展的空间；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需要中国为世界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保持开放的状态，营造良好的国内外发展环境，这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相符合，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共赢”性。第五，“共享”是指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这有利于激发人们扩大生产的积极性，是增强发展动力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理念，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外化为实际行动，这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相一致，体现了人民之间的“共享”性。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根本路径，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倡导“新发展理念”实现了人民对“富强生活”的追求，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

三、富强生活——新时代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

《古今韵会举要》（以下简称《韵会》）引书丰富，据文美华的《〈古今韵会举要〉引例研究》统计《韵会》共引书99部，引书次数13785次，引用诗文450次，但历代学者对此书的重视程度不高，对他的研究也甚少。经笔者统计，《韵会》共引用《说文》6498字，其中释义与大徐本不同的有1846字次，不同率达到28.4%，其与“大徐本”的不同之处能为我们校勘《说文》提供丰富的素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9页。 新时代，“美好生活”也日益被提升为政治概念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进入了新时代，对“美好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富强生活”是这一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当下“最好的生活”，是从“富裕生活”向“美好生活”的过渡阶段。而这种“富强生活”是对“富裕生活”的进一步升华，是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更高质量的要求，是通向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的中间环节，是向马克思意义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美好生活”理念的无限靠近。

据国家统计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统计，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33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更是只有134元，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16元。(4) 国家统计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1_1620079.html. 这组数据充分表明当时中国很多地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更别谈能否达到温饱水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使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如何使贫穷的国家富裕起来，如何实现人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求。为此这个时期，在人民眼中的“美好生活”是能够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富裕生活”。

物质生活是人全部生活的基础，但并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因此人们对“有质量的富裕生活”的追求并不只是局限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裕，而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上的“富裕生活”。人民对这种“富裕生活”质量的提升具体表现为：第一，这种“有质量的富裕生活”在经济上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从对物质生活数量的追求转向对物质生活质量的要求，而这种对物质生活丰富的要求从满足生存逐步过渡到追求享受；第二，这种“有质量的富裕生活”不只是物质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物质财富的提升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精神生活的提升，人们呼吁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三，这种“有质量的富裕生活”体现在社会发展方面，和谐社会深入人心，国家的发展提升了人民的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第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现了这种“有质量的富裕生活”外延的增加；第五，在文化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提出，提升了人民的文化素养，为创造“有质量的富裕生活”奠定基础。由此可见，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的中央集体，以“改革开放”为根本路径，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人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中华民族富裕起来。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摘掉了贫穷、落后的标签，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新时代的中国是否可以将现阶段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直接等同于马克思意义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虽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得到了改善，虽然我们今天的确是比过去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但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还不够完善，还没有达到实现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条件。不过，“尽管我们无法预期何时能够拥有这种最高形态的美好生活，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只停留于当下，不去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样式，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踏上那条朝向最美好生活的道路，那么，最美好生活肯定会与我们擦肩而过。”(8) 李志：《中国式美好生活的哲学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因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以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理念为指引，找到“富裕生活”和“美好生活”之间的中介，寻找当下的“最好的生活”，而这个中介就是“富强生活”。

四、理想生活——当代中国对马克思“美好生活”的展望

经历了70年的探索，中国日益靠近马克思的“美好生活”，但终究离马克思的“美好生活”还有很大的距离。马克思的“美好生活”既有其超越性维度，也有其现实性维度，因而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对于“美好生活”的现实性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而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性方面，我们也在展望。

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人民提供了“独立生活”的前提。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等领导人根据现有的情况调整了过渡时期的一些政策，形成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人民实现“独立生活”打开新的局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带领人民获得“独立生活”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党的八大明确指出了当前影响人民生活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需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矛盾，在经济上，党中央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为人民对“独立生活”的追求增加物质保障；在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论得到进一步阐述，为人民实现“独立生活”提供政治保障；在文化上，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文化繁荣的基本方针，为人民获得“独立生活”奠定文明基础；在外交上，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为人民“独立生活”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在对影响“美好生活”的矛盾与问题的解决中，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以“革命”为根本路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人民对“独立生活”的向往，使中华民族从此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

加强船舶排放控制是减少水域污染的重要一环。为此，云南港航投资公司着力加强施工船舶的维护与保养，确保性能良好。在船舶运输过程中，为船舶预留部分空间，避免溢流污染。在金沙江库区，航运旅游客滚船标准化船型研究及设计工作也同步展开，项目为金沙江中游库区提供了技术先进、绿色环保的旅游观光船与旅游客滚船，进一步助推了云南船型标准化工作。

改革开放十年后的中国该如何继续发展，如何突破现有的壁垒，真正实现人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求？中国的发展道路之所以异常艰难，原因就在于中国试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跨越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俄国要想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其一在于土地公有制，其二在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5页。 因此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一方面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成果。这就说明，中国要想走上“富裕生活”之路，必须踏上一条全新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提供现成经验、又与中国实际发展相适应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解决当前“美好生活”困境的关键。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人民追求“富裕生活”找到了新的路径。改革开放初期，人民追求“吃穿”等基本温饱生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开始提升生活质量，“美好生活”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追求“富裕生活”到追求“有质量的富裕生活”的转变，生活品质的提升、生活环境的优化、生活内容的丰富、幸福指数的提高等越发成为人民生活的要求。

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人应该如何过上“美好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资本论》中通过“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描述，从理论上实现了“美好生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融合，但他们毕竟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好生活”路径的探索，难以预估“美好生活”理念落实到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全部问题，而他们预估的“美好生活”与现实生活中的差距问题又都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对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探索“美好生活”的路径并未做出明确的指示。中国之所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盛行之时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之际，一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砥砺前行；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破解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根据中国具体的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洞察到“美好生活”既是超越性的又是现实性的，从而没有一味地执着于“美好生活”的超越性维度，没有把“美好生活”视为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失去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决心与毅力。这表现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直尝试探索获取“美好生活”的现实道路，寻找到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结合中国实际的、融合中华传统文化于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看到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现实情况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但这没有难倒也没有吓倒睿智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美好生活”根据当下中国的现实实际具体化为阶段性目标，从而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实现当前阶段的“美好生活”，使中国一步步实现“独立生活”“富裕生活”和“富强生活”，而这些阶段都是实现马克思“美好生活”的中间环节。由此可见，将“美好生活”现实化为不同阶段的“美好生活”，中国迈出了化解建构当代“美好生活”现实困境的第一步。

另外，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一味地埋头于“美好生活”的现实性维度，没有把“美好生活”视为触手可得的现实目标而失去对“美好生活”的理想憧憬，没有失去以“美好生活”崇高的价值旨趣作为批判现实生活中不美好现象的标准和尺度。中国一开始致力于“美好生活”的现实过程，一方面在于“美好生活”首先要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需求，中国亟需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现状，带领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实现富裕、走上富强，使人民真正相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会一直贫穷，坚定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另一方面在于贫穷、落后的现实条件使中国无暇顾及“美好生活”的理想性维度，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美好生活”现实性维度的问题。但这并非说明中国没有“美好生活”的理想之维，只是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之维还不够具体、不够成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国进一步破解当代“美好生活”的困境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中国开始转向反思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美好生活”的理想性之维，如何继承马克思“美好生活”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如何在当代中国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中国梦”应时代的要求和中国人民建构“美好生活”的渴望呼之欲出。

“中国梦”的“梦”一字凝结了当代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熔铸了当代中国人民勇于批判现实生活、敢于追求更好生活的决心与毅力，表征了当代中国人民致力于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双重维度中建构中国“美好生活”的睿智与聪慧。“中国梦”继承了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的理想性维度，又将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梦想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现了“美好生活”的理想性之维与现实性之维的统一。

一方面，“中国梦”是中国从国家、民族和个人三重维度勾勒的未来“美好生活”蓝图，将中国千百年来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个人幸福的美好愿景提炼升华为一个梦想——“中国梦”，这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美好生活”梦想，是在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理想的指引下，根据中国自身国情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浓缩中华儿女希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梦想。另一方面“中国梦”又从国家、民族和个人三个方面展开“美好生活”的现实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国家经济实力、民族经济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政治上，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动力，为民族振兴提供政治保障，增强人民民主意识；在文化上，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为中国建设文明强国、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提升人民的话语权提供可能；在社会上，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保障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中国构建良序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为民族振兴提供社会条件，有利于提升人民幸福感；在生态上，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中国的发展、民族的富强、人民的享乐打开新的局面。因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理论上实现的“美好生活”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通过“中国梦”与中国对“美好生活”的现实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当代中国化’”(13) 任平：《“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出场的根本旨趣》，《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的有机统一，为中国迈向马克思“美好生活”之美起来的“理想生活”又近了一步。

综上所述，理想落实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与理想存有差距，当代中国“美好生活”的建构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效，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而是在马克思“美好生活”价值理念的指引下，根据中国当下具体的实际情况将“美好生活”阶段化、现实化为具体的目标，以期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趋向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的价值理念。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的历程，呈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伟大改革和全面发展，为中国提出“中国梦”，实现“美好生活”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融合提供可能。为此，中国在经历从“美好生活”之站起来的“独立生活”，到“美好生活”之富起来的“富裕生活”，再到“美好生活”之强起来的“富强生活”之后，正大步迈向马克思“美好生活”之美起来的“理想生活”，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如表1所示，“旨い”+名词的搭配模式在上述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说明形容词“旨い”在句中做定于修饰名词的情况较多见。限于篇幅，本研究仅以“旨い”+名词这一搭配模式为研究对象，对“旨い”修饰的名词进行分类考察，探明“旨い”的语义与后项名词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旨い”的多个义项。

The Concept Evolution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Good Lif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Zhu Xuewei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35)

[Key words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the good life; the independent life;the rich life; the rich and strong life;the ideal life

[Abstract ]The 70-year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explore the Chinese road, but als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nstantly crack the predicament of “good life” and find the road to “good life”. On the one hand,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China proposes to crack the key to the “good life” of contemporary China -- to turn the “good life” into a staged and realistic “independent life”, “affluent life” and “prosperous life”.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good life losing its ideal dimension due to actualization and staged stage, China entering a new era put forward the Chinese Dream and realized the ideal dimension and reality of Marx s good life .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mension reflects China’s wise understanding and flexible use of Marx’s “good life” thinking.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good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70 years will not only provide us with the possibilit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tremendous changes and major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society, but also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Chinese road for 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we also provide firm belief and realistic possibilities for Marx’s “ideal life”.

[作者简介] 朱雪微,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天津 300035)。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项目号：63192118 )和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研究”(项目号：C0218017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孔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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