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科学技术制度化进程之始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创建——关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创建初期核心成员的一项群体志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子论文,欧洲论文,组织论文,欧盟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41（2009）04-0465-17
1 CERN作为欧盟科学技术制度化的始端：超越“国家科学”
二战以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制度化进程被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国家化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纳，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均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国家科学”，成为科学技术最大、最重要的资助者和管理者，同时成为科技知识产权最大、最重要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另一方面，除国家科学以外，还出现了诸如“欧盟科学技术”这样的制度化了的科技制度及相关的科技实体，它们跨越国家科学层面而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制度化、寻求资源整合和共同发展，因之我们不妨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超国家科学”。
以往围绕“大科学”概念展开的探讨和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科学”，像欧盟科学这样的科学技术系统常常被作为类似于国家科学的东西看待、处理。然而，从科学技术制度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欧盟科学与国家科学这二者的制度化进程无疑不在同一个制度化层面上，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化进程可能要求更多、更为严格的制度化条件，不但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条件，也包括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且这些条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此外，由此而致的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虽然在某些性质上可能类似于但却在另一些性质上可能有异于国家科学技术系统，因而不宜简单地看作某种放大了的国家科学技术系统，也不宜单纯地理解为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因为通常的国际科技合作的主体是二元的或多元的，而本文所说的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的主体是一元的。
在本文中，“欧盟科学技术”是指二战以后欧洲委员会以及后来的欧共体及欧盟的诸成员国彼此联合共同进行的有组织的科学活动，即欧洲范围内跨越国家层面、且以制度化形式发展的科学技术，而非欧洲各国“国家科学”的合称。1948年，第一个欧洲层面上的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EC）成立。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发展科技有利于欧洲的重建与联合。次年，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COE）成立。1954年，欧洲委员会促成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CERN）的诞生，这可以视为后来所说的“欧盟科学技术系统”的始端，因而研究其制度化过程及结果对于了解欧盟科学技术的制度化进程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CERN的建立集中体现了当时欧洲及世界科学一政治格局的特征，当时，致力于战后重建的欧洲各国迫切需要集合西欧各国的资金和研究力量，建立拥有一流大科学装置的核子研究基地，而COE的成立为此提供了契机。在COE的作用下，通过自上而下的科学体制化进程，CERN得以迅速建立。此后，欧共体或欧盟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壮大，其发展进程正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一致。
概括地说，欧盟科学技术系统的发展涉及到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欧洲总体上的发展研究框架的建立与发展。欧共体于1984年启动了欧洲技术研究与开发框架计划，至今已完成6个框架计划，正在实行第7个。科技框架计划的具体执行方式主要包括3种：由共同体研究中心进行的直接行动、由共同体资助并在成员国的研究中心进行的间接行动、可以超越共同体范围的所谓联合行动（如在成员国间或在成员国与有关联系国之间展开）。由于共同体的大力介入，欧洲科技框架计划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成员国间的科研活动协调，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以提高研究项目的效率，由此推动欧洲科技水平的提升，因此它在欧共体或欧盟科技政策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是欧洲层面上的科学实验室的筹建与发展，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早于欧洲框架计划，至今已经建立了十多个欧洲科学实验室（表1）。这些实验室并非都是按照与CERN相仿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建立，但它们都对欧洲统一标准的制订、欧洲各国科学家的交流合作以及欧洲科技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欧盟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实体，始于CERN的欧盟科技制度化进程也结出了硕果。欧盟科学技术系统的发展促进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乃至欧盟与世界之间的科技合作，展现了一个跨越国家科学层面、欧洲意义上且面向世界开放的、制度化了的、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进程。
本文将视点集中于CERN的创建及初期运行之时（1954—1965年），拟通过对该时期核心成员群体进行简单的群体志① 分析，以了解CERN的创建过程及创建初期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而判断由CERN所开启的欧盟科学技术是否具有区别于、高于“国家科学”的宗旨和理念。
关于群体志研究，本文想要说明的是，群体志是科学社会学广泛应用的一种分析方法，默顿（R.K.Merton）称之为社会调查资料的多变量分析。它可以通过对一组人物生平传记的剖析来了解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并对相关社会史的演化做出具有数量意义的估量。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勒（A.de Candolle）于1973年写了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两个世纪以来科学和科学家的历史》，在这部书中，他系统地利用统计方法研究促进或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康多勒的观点和方法多年后构成了现代科学社会学及科学学的基础[2]。近年来，萨克雷（A.Thackray）通过对600多个曼彻斯特文哲学会（MIPS）早期成员传记资料的调查，考察了19世纪英国的科学环境[3]；马林斯（N.C.Mullins）以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为代表，利用群体志方法探讨了微生物学这门学科发展的社会过程[4]。此外，在涉及实验心理学、数学及射电天文学的历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群体志个案研究[5]。
CERN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建立和运行该组织的成员身份复杂，借助于群体志研究可以使复杂的人员组织构成转变为清晰的脉络，描述出二战后第一个欧洲层面的科学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同时可以判断分别是哪些类型的人物在建立和运行这样的跨国家层面的科学组织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1950年CERN的构想提出到1965年CERN步入正轨这一时间段参与其中的100名成员。各个成员的资料主要来自：CERN组织编写的关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历史的官方版本——《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历史》（History of CERN）[6]；CERN官方网站上的CERN档案以及其组织成员所撰写的纪念性、总结性文章②，这些档案和文献对于我们了解组织成员的生平很有帮助；此外，《科学家传记辞典》里也有大量相关介绍[7]。
2 CERN概况
CERN成立于1954年9月22日，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最初，CERN的签字发起国有12个，而今它由20个成员国组成，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行政人员约3000多人。其研究计划由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名研究人员实施，全世界约有二分之一的粒子物理研究人员曾参其中。
CERN为核子物理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工具，它拥有的主要实验设施有：世界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LEP、超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SPS、28Gev质子同步加速器PS、反质子减速器AD、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等。
CERN创始人的一个梦想就是在“大科学”上使欧洲扬名天下，经过50多年的努力，他们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CERN中不仅有6名成员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吸引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到CERN工作。CERN成立之时就邀请布洛赫（Felix Bloch）担任实验室主任③；1983年，丁肇中（Samuel Chao Chun Ting）选定在LEP上开展他的新探索；鲁比亚（Carlo Rubbia）和范德密尔（Simon van de Meer）因发现弱相互作用载体W和Z粒子而获得1984年诺贝尔物理奖；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与莱德曼（Leon Lederman）、施瓦茨（Mel Schwarts）发现中微子而获得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夏帕克（Georges Charpak）因发明和开发高能物理探测器，尤其是多丝正比室（multiwire proportional chamber）而获得1992年诺贝尔物理奖，该探测器已被用于生物学研究，并可能在未来取代生物学中放射照相技术。
CERN在成立之初的目标虽然是致力于科学研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与民用工业或技术部门的合作日益密切，应用研究和技术转让已经成为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癌症治疗、医学和工业成像、辐射处理、电子学、测量仪器、新的加工工艺和新材料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都是CERN粒子物理研究中开发出来的技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建立，万维网起初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和加速在世界上不同大学和研究所工作的物理学家们之间的信息共享，而现在其学术和商业用户已不计其数④。这些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1954年至今，CERN不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于生产的典范。毫不夸张地说，CERN对欧洲科技的整体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3 对CERN创建初期成员的群体志分析
在CERN成立过程中，对它能否建立起决定意义的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较多的相对年龄较大的科学家，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二战后OEEC、COE等一系列欧洲层面上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影响；而在实验室成立之后，运行实验室、参与实验室科研活动的则是从事科研工作较多的年轻科学家。
从表2中可以看出，CERN成立时，参与活动的成员的平均年龄是51岁，其中40—54岁的成员居多，55—64岁的次之；而1960年后，参与人员普遍年轻化，平均年龄降低到46岁，其中35—54岁的人占多数，而来自奥地利的沃尔夫冈（Kummer Wolfgang）只有25岁。
从表3可以看出，就各国参与CERN创建及初期运行的人数而言，英、法两国一直保持参与者众多，其他国家的成员则较少。英国籍成员较多的原因在于英国是二战后三个核大国之一，核领域的研发实力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籍成员较多的原因则在于法国在二战后的基本策略是与美国保持距离，但积极倡导欧洲联合。CERN的建立与其基本策略相一致，同时还可以减小法国在核研究领域方面与三个核大国之间的差距。美国虽然不是欧洲国家，但是它与欧洲各国的联系非常紧密，核物理研究的实力雄厚，因此在马歇尔计划实施以后，美国科学家（或欧裔美国科学家）也参与了CERN的成立和运行。
CERN成立之后，各参与国的参加人数与各国财政投资比例是否一致？从表4可以看出并不完全相关。法国和英国投资比例最大，参与CERN建立的人员也最多；在CERN成立及运行中参与人员变化幅度最大、并与国家的财政投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这与德国的战争背景相关。德国参加CERN的态度非常积极，但20世纪50年代核物理研究仍带有军事色彩，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始终被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排除在外。因此，德国投资很多，但参与其中的人员却很少。为此德国著名科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CERN议会中针对该问题表达了德国的不满，议会考虑了德国的意见并逐渐增加了德国的人员数量。
在整理参与CERN创建及初期运行的各个成员的资料时，我们根据他们在CERN开始构想到正式成立这段时间所起的作用，把他们划分为4类角色：行政管理者、研究者、科学管理者和把关者（表5）。行政管理者在建立和运行CERN的过程中人员数量相对稳定，大多负责规章制度的制定、主要实验设备的采购、人员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为确保CERN的顺利运行提供后勤保障，在本文中不作详细讨论。下面具体分析研究者、科学管理者以及把关者在CERN中的作用。
3.1 研究者角色：来自欧洲核物理研究三大学派的支撑
研究者是指主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这样的成员在CERN建立的过程中相对较少，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则大幅增加（表5）。对构建CERN的研究者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大体来自以下3个学派：剑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巴黎学派。来自不同学派的成员在CERN中承担的职责也不尽相同。
英国的核物理研究在欧洲处于领先水平，来自剑桥学派的科学家是参与CERN建立和运行的主力军。他们无论是否英国籍（图1、图2），都曾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学习或者工作过。其中，查德维克（James Chadwick）、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考克劳夫特（John Cockcroft）、鲍威尔（Cecil Frank Powell）、汤姆森（George Paget Thomson）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知名科学家。除英国本土的核物理学家外，很多参与CERN的外籍科学家也深受卡文迪许实验室影响。譬如，以布卢伊特（John P.Blewett）为代表的美国科学家、以阿玛尔迪（Edoardo Amaldi）和贝尔纳蒂尼（Gilberto Bernardini）为代表的意大利科学家以及以玻尔（Niels Boh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都曾接受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的指导，并与卡文迪许实验室有密切合作。玻尔更是卢瑟福的高徒。也正是这些在CERN成立之前的学术交流加速了CERN构想的传播和实现。
英国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发源地之一，卡文迪许实验室从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任第一届卡文迪许教授时就建立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实验室自制简单仪器和学生自己动手实验为规则的研究传统。同时，在学术方面，粒子说是以卡文迪许实验室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指导汤姆森（J.J.Thomson）发现电子和卢瑟福揭开原子的奥秘，并在卢瑟福任卡文迪许教授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总之，实验和归纳的研究传统、粒子说的基本信念促成卡文迪许实验室在20世纪初核物理和原子物理方面做出许多重大发现。这种传统对参与CERN构建的科学家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考克劳夫特继承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优良传统，主持英国原子能事业，建立哈维尔（Harwell）研究中心并致力于建造加速器研究原子的内部结构，向CERN输送了很多加速器建造方面的人才。CERN成立后的主要目标是建造28Gev质子同步加速器PS，其中的主力人员——高沃德（Frank Kenneth Goward）、亚当斯（John Adams）、海因（Mervyn G Hine）在加入CERN时都是哈维尔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受考克劳夫特指导的弗里（Donald William Fry）、梅礼逊（Alec Merrison）均参与了CERN的创立和管理。
同时，卢瑟福的个人魅力也不容忽视。首先卢瑟福本人来自英属殖民地新西兰，在异国他乡从事科教工作近40年，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对科学的国际性、对打破国家与民族界限的教育体制有切身感受。因此在卢瑟福任职期间，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的物理学家广泛合作，对CERN影响深远的意大利科学家阿玛尔迪、丹麦科学家玻尔都与卢瑟福联系密切；另一方面卢瑟福在培养学生时打破国家、种族和信仰的界限，使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云集卡文迪许实验室⑥。卢瑟福的性格特点在实验室形成了一种科学无国界的氛围，他的学生们潜意识中形成了开放的心态、与各国科学人员合作的习惯，这些都对CERN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卢瑟福爱好和平，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一战爆发，他放下了手头的核物理研究，积极从事反对侵略战争的军事科学研究。二战爆发前，他竭力救援被希特勒赶出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在他的带动下，参与CERN建造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科学家们大都具有军事背景。考克劳夫特、斯金纳（Herbert W.B.Skinner）、高沃德、汤姆森、布莱克特、弗里、海因和亚当斯都曾为英国海军下属的电信科学研究院雷达实验室服务，考克劳夫特、戴金（Samuel Arthur French Dakin）、亚当斯、梅礼逊、麦尔维尔（Harry Melville）和朋奈（Richard W.Penney）都在二战期间加入了为英国军队提供物资的供应部的工作。最后，卢瑟福本人曾担任皇家学会主席，任职期间非常重视国际科学交流，参与CERN的他的学生大多是皇家学会的成员，在CERN建立之前，正是皇家学会派这些科学家以观察者的身份旁听CERN的临时会议，为英国本土科学家介绍CERN的概况，推动了英国加入CERN的进程。
玻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他在哥本哈根大学创建了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使之在量子力学兴起时期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活跃的学术中心，这是物理学史上有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玻尔沿袭了卢瑟福崇尚民主和鼓励自由讨论的特点，；在性格方面，玻尔比卢瑟福更为开放，相比于卡文迪许实验室，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中聚集了更多不同国籍、语言、文化和性格的科学家。玻尔自身的幽默、热情也使他比卢瑟福更具凝聚力，参与CERN建设的很多科学家是哥本哈根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如图3所示，哥本哈根学派中既包括德国二战后科学的代言人海森堡、也包括欧洲裔美国著名科学家布洛赫、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等人。在他们的带动下，欧洲很多年轻的科学家对CERN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如丹麦科学家默勒（Christian M
ller）在玻尔退休后来到理论物理部门（Theoretical Physics Division）工作、意大利科学家贝尔纳蒂尼在美国留学时在拉比（Isaac Isidor Rabi）的游说下回到欧洲加入同步电子回旋加速器SC的建造团队。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有一些不同于剑桥学派的特色。相比于英国，欧洲大陆的科学思想更偏重于演绎和数学推理，因此哥本哈根学派更擅长于科学理论的构建。哥本哈根学派学者中除玻尔、海森堡在CERN的科学政策委员会（Scientific Policy Committee）中任职，其他的科学家如默勒、霍弗（Léon Van Hove）等主要承担了理论物理部门的工作。
参与CERN创建及初期运行的科学家中第三个大的学派是巴黎学派（图4、图5），属于这个学派的法国本土科学家们的科研经历都比较集中。首先，他们都在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指导下从事研究。约里奥-居里夫妇长期领导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并领导建成了法国第一个原子核反应堆；其次，他们都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共同推进CERN的成长。相比于卡文迪许实验室，CERN中受巴黎学派影响的欧洲其他各国科学家较少。巴黎学派在CERN中所承担的主要是与质子同步加速器PS相关实验的配套工作，如科学技术服务部门（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Division）、径迹室部门（Track Chambers Division）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剑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巴黎学派作为当时欧洲核物理研究的3大主流学派，各有其自身独立的研究传统、范式或风格，但三派精英均积极参与了CERN的创建及运行；CERN的创建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学派之间原有的学术互动和交流，并为不同学术范式的汇聚、共融乃至打破学派边界展开深层次的合作研究提供了平台。在CERN成立之前，英国和法国的核物理学家之间的交流较少，通过CERN的日常工作，英国的海因与法国的格戈里（Bernard Goegory）、拉波特（Henri Laporte）之间联系密切；二战后德国因为战争关系受欧洲各国排挤，被隔离于学术圈外，CERN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德国科学家与欧洲乃至美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德国的齐特龙（Ansel Citron）曾被CERN官方派往美国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学习最先进的核物理知识，德国的施梅尔策（Christoph Schmelzer）成为质子同步加速器PS的负责人亚当斯的助手，加速器建成后回德主持德国的加速器建设。
3.2 科学管理者角色：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及科学组织的贡献
科学管理者在建立CERN的成员中所占人数最多，他们大多是作为各个国家的代表来参与成立CERN的讨论，其中很多人是年轻科学家（大约40岁左右），在战后本国的核物理研究所中担任领导职务；CERN成立后，科学管理者还包括CERN的各个部门领导。CERN中的很多成员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科学家，作为研究者出现在组织中；另一方面，也兼任科学管理者。根据他们所担任的科学管理职能可把这些科学管理者分为3类（表6）。
首先，很多CERN的科学家是本国科研管理机构的一员。例如，在英国，积极投身于CERN创立的科学家布莱克特、戴金、金（Alexander King）、洛克斯皮泽（Ben Lockspeiser）、麦尔维尔都是1915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研究部成员；海森堡和赫克尔（Alexander Hocker）是德国研究联合会的高级官员。各国的科学管理者为CERN的资金注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除英国以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科学的发展从科学家个人的“小科学”活动向政府组织的“大科学”计划转化，各国的政府部门逐步建立了制定科技政策、管理科学资金的相关部门。CERN的成立正值各国的科技管理部门初创时期，相比于以后成立的欧洲南天文台（ESO）、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各国对科研资金的控制力度相对较小、科研管理机构内部的官僚气氛比较薄弱。所以在欧洲各国的科学管理者的努力下，CERN在筹划和创建之时资金充足，直到60年代中期才出现了各国政府阻碍资金预算的严重问题。
其次，一部分科学家也是本国派往CERN的代表，他们对CERN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各国对CERN的支持程度。这些代表，如比利时的韦尔哈格（Verhage Julien Léon Verhage）和威廉斯（Jean Willems）、法国的佩兰（Francis Perrin）、丹麦的尼尔森（Jakob Nielsen）、德国的海森堡和赫克尔、意大利的科隆内蒂（Gustavo Colonnetti）、荷兰的班尼尔（Jan Hendrik Bannier）、瑞典的瓦勒（Ivar Waller）、瑞士的皮科特（Albert Picot）和谢勒（Paul Sherrer）、英国的洛克斯皮泽等等，从1951起就参与临时组织的会议，而且在CERN成立后继续投身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代表融入CERN的大家庭，却几乎看不到以前的代表离开。各国代表的执着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核物理的巨大声望，以及建立全世界最大的质子同步加速器PS给科学家们带来的震撼和吸引力。
最后，还有一部分科学家开始是以各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加入CERN中。早在1951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的奥热（Pierre Auger）为实现CERN的构想，成立了一个由各国驻联合国的科学代表组成的咨询小组，方便与欧洲各国联系，并协助奥热的工作。这些人有高沃德、费雷蒂（Bruno Ferretti）、米萨尔（Jean A.Mussard）、普赖斯沃克（Peter Preiswerk）、达尔（Odd Dahl）、阿尔文（Hannes Alfvén）等，他们与奥热一起最终使CERN从一个临时组织变成一个官方认可的机构。不仅如此，CERN代表的稳定性也同样在联合国代表中得到集中体现。最初服务于UNESCO的科瓦尔斯基（Kowarski）、达尔、巴克（Bakker）、高沃德和普赖斯沃克都成为CERN成立之初的各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除高沃德因病逝世由亚当斯接手他的工作之外，CERN成立之初指定的这些重要的领导人无一人离开。
总之，各国科学管理者利用自己在国内科研管理机构中的职位、国外跨国层面组织代表的身份，坚定不移地促成了CERN的成立和进一步运转。
3.3 把关者角色：关于CERN第一任主任选举
根据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的划分，把关者分布于各个科学组织和机构之中，对于处在职业生涯每一个阶段的科学家（从年轻的新手到年长的老手），他们会持续或定期地评价其角色表现，并且提供或剥夺其机会[8]。在建立CERN的65名成员中，约有10人具有把关者角色的特点：玻尔、科隆内蒂、查德维克、考克劳夫特、多特里（Raoul Dautry）、海森堡、金、洛克斯皮泽、拉比、威廉斯。他们中大部分人在科学领域获得了杰出成就，享有崇高威望，也是本国和各个国际组织中的科学管理者。这些把关者的作用在CERN选举第一任主任（Director-General）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早在CERN的理事会（Council of CERN）成立时，理事会的成员就提出尽快决定CERN的第一任主任，领导CERN的日常运行。出于CERN是一个纯科学组织的角度，理事会推选出五名科学管理者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Nomination Committee），负责决定CERN第一任主任的人选。鉴于提名委员会成员并没有参与当时CERN的实际运作，理事会要求他们在选择候选人时需要考虑执行委员会⑩（Executive Group）成员的意见；又鉴于CERN虽然是一个纯科学组织但是还具有很强的欧洲各国联合的色彩，理事会要求提名委员会也要积极与各国政府代表交流，听取他们的建议。
提名委员会主席是法国著名核物理科学家佩兰，委员会成员包括玻尔、考克劳夫特、科隆内蒂、海森堡、谢勒。他们实际上扮演了“把关者”角色，具体信息如表7。
由表7可以看出，CERN提名委员会的成员不仅都是杰出的科学家和科学管理者，而且彼此联系紧密，其中玻尔最为年长，考克劳夫特是卢瑟福的学生，海森堡又是玻尔的学生（尽管战后两人关系并不像以前那么密切）。卓越的科学成就使他们在促进CERN成立过程中享有很高的话语权，他们的师承关系、私人友谊又使他们在领导CERN时彼此配合默契。
由图6可以看出，提名委员会在决定CERN的第一任主任时，第一轮选举有五个人列入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但最后除了巴克之外，其余四个人都被否决。
由表8可以看出，在第一轮选举中五名候选人就有4人被否决了。除卡西米尔（Casimir）外，阿玛尔迪、布莱克特和奥热三人都是由于其背后的政治色彩被否决。
第一轮选举结束时，只剩下唯一合适的候选人即巴克。但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对此并不满意。玻尔、海森堡和考克劳夫特为等人希望能选择一个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作为CERN的第一任领导，不仅能提高CERN的声望，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到CERN，增强实验室的科研潜力，而且能满足欧洲各国代表的要求。在搜寻中，布洛赫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表9）。
由表9可以看出，无论从自身的求学经历、研究经历还是从科学成就看，布洛赫的确更胜一筹。但是选举并非单纯地取决于个人经历的优劣，出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名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及各国代表的意见并不一致。
提名委员会成员都支持布洛赫，6名提名委员会成员中，3名与布洛赫有师承关系，其他3名成员均强调布洛赫曾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希望CERN的第一任主任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而参与CERN实际运作的执行委员会都倾向于巴克，达尔（挪威）、亚当斯（英）等人考虑到CERN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造加速器，而巴克在这方面的组织领导才能都很突出，更适合CERN的实际工作。
从欧洲的地理、文化历史渊源来看，参与CERN的成员国分为两派：英国、德国、挪威、瑞典、荷兰和丹麦属于一派，这些国家在成员数量、科研实力和对实验室的资金投入上都占优势，且都与美国联系紧密，布洛赫作为瑞士籍美国人赢得了英国、德国及北欧国家等大部分成员国的支持；而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拉丁国家只占少数，他们与美国关系并不亲密，决定支持巴克，当然荷兰作为巴克的祖国也支持他。
最终，提名委员会的决定占了上风，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布洛赫不仅符合他们所期望的世界知名科学家，而且增进了日后CERN与美国的交流合作。但考虑到CERN成员国的意见，任命布洛赫为实验室主任，阿玛尔迪为副主任，巴克为实验室科学团队的领导，阿玛尔迪和巴克共同帮助布洛赫完成实验室的各项事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上述曲折而复杂的选举过程恰恰是各成员国之间以及各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制衡关系的表现。布洛赫的补充提名及当选并不只是因为他是玻尔等人的学生，也不只是因为他曾获得诺贝尔奖，在这些公开的理由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布洛赫当选首届主任有利于各成员国利益在CERN内部管理结构中得到均衡，同时也有利于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事实上，早在1948年，多特里和奥热、阿玛尔迪就提到过建立欧洲层面上的超国家实验室，法国、意大利对此积极响应，但英、德和北欧等国害怕这样会使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反应冷淡，最终未能实现。但当1950年，美国核物理学家拉比在UNESCO大会上提出美国帮助欧洲振兴科研的提案时，CERN的建立才有了实质性进展。在选举CERN第一任主任时，同样由于候选人的国籍以及因此带来的各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导致选择一个欧洲本土的科学家作为领导非常困难，最终还是采纳提名委员会的方案，选择了布洛赫作为其首任主任。当布洛赫在担任主任一年后因不愿意管理行政事务回到斯坦福大学后，荷兰的巴克填补了布洛赫的任期，而当巴克因飞机事故去世后，英国的亚当斯接替了他，但这两人的任职并非经过正式选举产生。在实验室的加速器建造完成、开始开展科研活动时的1960年，CERN的理事会重新选举主任，这一次与上次如出一辙，最终选择了与布洛赫背景相似的奥地利裔美国科学家魏斯科普夫担任实验室的新任领导。
追求均衡本是国际关系中普遍使用的原则，但是在建立超国家层面的科学组织时也能看到均衡原则的重要性。美国人拉比的存在对欧洲的意义在于不仅使欧洲各国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且意味着亲美的欧洲国家愿意参与到欧洲科学联合行动中。而CERN前期的两任经选举选出的主任都是欧洲裔美国人，首先他们是欧洲本土出生的科学家，符合欧洲科学联合的要求；其次他们现在是美国人，这有助于化解欧洲不同派系之间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争斗，促进不同成员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同时有助于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和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4 CERN科学家的“欧洲科学联合意识”
从商讨CERN的可行性到CERN成立后共约10年的时间里（1950—1960年），参与其事的人员非常固定，很少有人中途退出。实际上，在这种稳定性背后，有一种“欧洲科学联合精神”在起作用。当时，欧洲科学家及科学管理者面对战后的“大科学”发展趋势，迫切希望整合欧洲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建立超国家层面的实验室，发展欧洲意义上的科学，并以之带动战后欧洲重建及经济发展。
CERN的建立过程与欧共体、EURATOM等机构的建立过程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均属于跨国层面上的联合实体，在成立过程中，各国代表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严格按照本国政府的要求协商谈判；而CERN的建立过程中情形则完全相反。参与CERN建立的各个代表仿佛是CERN派往各个国家的代表，站在CERN的角度与本国政府谈判。一系列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现象（[6]，533页）：
（1）参与CERN谈判的欧洲各国都派两名代表，一名是科学家，另一名是外交官。1952年10月，CERN临时议会的各个成员认为各国政府批准CERN作为一个正式实体存在还面临一定的困难，他们计划再开一次国际会议劝说各国政府同意CERN成为一个正式组织，但是后来这次会议并没有召开。原因就在于当各国的科学代表听说到这种情况时，积极与本国官员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有的甚至在国内还未召开正式会议决定是否最终参加CERN之前就已经代表本国在协议上签了字。
（2）1953年10月，CERN通知各国代表，质子同步加速器PS在修建过程中的投资远远超出预算。各国科学代表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质问CERN费用大幅上涨的原因，也不是与科学家们磋商能否减少预算，而是考虑如何说服本国政府增加投资，使PS顺利建成。1954年6月，科学家和建筑师通知各国代表为了尽快完成PS，应在正式组织成立之前就开始动工修建厂房，各国代表又一次“擅自做主”，实验室建设在CERN正式成立六个月之前就破土动工。
（3）各国代表均采用循序渐进的策略使CERN顺利建成。在向本国政府汇报CERN的情况时，他们先告诉政府一些容易接受及非常确定的问题，然后步步进逼最后“迫使”各国政府正式加入组织。以法国和英国为例，1950年末，奥热为代表的科学家建议组成临时议会，法国和英国代表都告诉他们的政府加入临时议会不会承担任何义务，也不会承诺加入加速器的构建。而随着事态发展，英国和法国都已经深陷CERN中不能自拔时，纷纷改变了之前的承诺，最终带着大笔资金加入了CERN。
总之，无论从参与建立CERN的成员的稳定性，还是从CERN参与国代表成员所采用的策略都可以看出，虽然CERN成立过程中困难重重，例如英国政府的犹豫不决、修建加速器费用的节节攀升、实验室站点选择的左右为难等等，但是这些艰难的问题被一一化解。之所以能够将CERN的构想变成现实，就是因为参与CERN建立的科学家和科学管理者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欧洲意识”存在。“欧洲意识”是欧洲科学家们不懈努力的动力源泉，也是CERN作为一个组织跨越艰难险阻最终得以创建的决定因素。他们坚信只有超国家层面上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才能联合欧洲各国的力量，适应战后以“大科学”为特点的科学发展新兴形式，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推进诸如CERN这样的超国家层面上的欧洲科学组织建设才能重振欧洲科学，推动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在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对于以下事实就不会感到奇怪了：1960年代中期，是CERN的领导层而不是欧洲的生物学家们首先倡导创建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在总结CERN创建及早期发展过程时，CERN成员班尼尔曾讲过：“CERN在早期所起到的作用是，它不仅从国家层面上而且从欧洲层面上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促使它走上后来所走的发展道路。”（[6]，261页）他的看法不仅适用于CERN自身后来的发展历程，也同样适用于以CERN为始端的欧盟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从CERN以及欧盟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情形来看，这种超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系统的确有着一些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国家科学的特征，它有着超国家的主体以及相应的研究资源，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及意识形态对抗，在内部运行上重视合作更甚于竞争（有时甚至表现出反马太效应，如实验室选址常考虑后发国家优先的原则）。它有着更高的开放性和普遍性，能够有效地促成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冷战的结束，它将合作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而不再只限于欧盟成员国。
收稿日期：2008-04-30；修回日期：2009-11-13
注释：
① 此词英文为prosopography，任定成译为“颜面术”、刘兵译为“群体传记”。本文译为“群体志”，旨在强调这种研究不只是关于所研究群体的个人生平材料的统计分析，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分析理解整个群体内部的结构、成员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致的群体价值取向、理念和研究旨趣。
② CERN Courier.网址：http://library.web.cern.ch/library/Archives/biographies/Biographical.html.该网址包含所有成员的背景资料、他们在CERN工作的回顾以及对部分成员的纪念性文章，这些材料均为档案或原始材料的扫描件。
③ 布洛赫（Felix Bloch Edward），瑞士裔美国人，与普策尔（Mills Purcell）因开发核磁场精确测试新方法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奖。
④ 1989年，CERN的物理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研发出万维网，他还开发出了极其简单的浏览器。李提交的计划原稿详见http://www.w3.org/History/1989/proposal.html。
⑤ 图1中的斯金纳即Herbert W.B.Skinner，戴金即Samuel Arthur French Dakin。
⑥ 卢瑟福的学生来自十几个国家，由他直接培养并沿着他指导的研究方向进行研究而获诺贝尔奖的达10人，这些人包括索迪（Frederick Soddy）、阿斯顿（Francis W.Aston）、玻尔、威尔森（C.T.R.Wilson）、哈恩（Otto Hahn）、查德维克、布莱克特、考克劳夫特、瓦尔顿（Ernest T.S.Walton）和卡皮查（Pyotr Leonidovich Kapitsa）。这些人分别来自爱尔兰、丹麦、德国和前苏联。
⑦ 图3中的克莱默即Kramers，古斯塔夫即Gustafson，根特纳即Gentner，费兹即Fierz。
⑧ 图4中的兰盖即Leprince-Ringuet，佩兰即Perrin，贝鲁即PeyrouPeyrou，科瓦尔斯基即Kowarski。
⑨ 图5中的普赖斯沃克即Preiswerk，克勒蒙特即Goldschmidt-Clermo。
⑩ 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CERN的实际运作、加速器的建造，其成员都是巴克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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