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重熙：一个值得重视的晚明史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重视论文,许重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明末清初的明史学研撰热潮中，吴地常熟有两位学者受人瞩目，一个是钱谦益，另一个是许重熙。两人是同辈，是朋友。他俩的社会地位悬殊很大（钱氏官至礼部侍郎，为一代文豪；许氏终身未仕，是个穷知识分子），但在当时明史界的影响却不相上下。清顺治十一年（1654）前后，史家吴炎给钱牧斋写信，称钱氏“当今之世，历事圣朝，为天下斯文宗主，又留意生事，纂述成书，老成典型，孰有如阁下者”，而称许氏则曰“贵乡许子洽，高年笃学，诚不世士也。”（注：吴炎：《吴赤溟先生集·上钱牧斋书》，《国粹丛书》第二集。）弦外之意，当时的明史界，钱牧斋可坐头把交椅，而许重熙则是老二。吴炎是清初一位十分有才华的青年史家，心气很高，一般史家根本不在他眼中。许氏能得到吴炎如此的高评，说明许氏确如康熙《常熟县志》所言，“以史学著当世”（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是一位有水平的史家。钱、许两人在清乾隆年间的命运相同，钱氏以降清失节一事，许氏以《宪章外史续编》语多诋清，著作全部打入禁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录两人一部书。近代以后，两人的遭遇开始有别，钱氏凭其博学，逐渐得到学人们的肯定（注：笔者有《牧斋史学新探》，即将刊于《太湖历史文化论集》（'97太湖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许氏则不受人注目，他的大量史著中，仅《宪章外史续编》出了影印本（注：有台湾《清代禁毁书丛刊》第一辑本，大陆《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影印本。）；论文则一篇也未见。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今特据笔者多年积累的有关材料，对许氏生平与著述情况，作一勾勒，以期引起世人的重视。
一、许重熙：湮没已久的历史踪迹
许重熙，字子洽，晚号东村八十一老农（注：徐红岚：《宪章外史续编出版说明》，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江苏常熟人。 生年不详。 考许氏和钱牧斋是同辈人， 则约生于万历十年（1582）前后。
许氏出身低微。祖上仗爷爷许河做过上蔡知县。早年生活，自言“予不佞，少长田野，本无懿资。自童子时，口吃、性简，不便人间酬对，终日向隅寂坐。原不知书，涉览而已。贫无藏籍，悠悠数载。初学为农，稼穑不分，安问耕耨。水田一顷，岁岁告凶，宗族付为弃物。俗趋所迫，几成痼疾。同人招我，乃游是中”（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
万历三十九年（1611），为邑诸生，“始隶士籍”。“感念知己，沉首帖括，妄其一当”（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可惜，以后的科试很不顺。
万历四十三年（1615）夏、秋间，“朋辈群从，黍京师”（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丁内忧后，到江西游学。过临川，拜大戏剧家汤显祖为师。受汤氏之托，钞其所著古文以归，集为十卷，是为《汤义仍先生文集》，序题“吴郡门人许重熙撰”。钱牧斋也作序（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1《汤义仍先生文集序》。）。
同年，又到南昌，谒拜明宗室学问家朱谋
（1550—1624）。朱氏“贯串经史，博览群籍，通晓本朝掌故”（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宁藩中尉贞静先生谋》。），著作据说有上百种。从明代史学史的角度看，朱谋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人物。他精通明史，曾想修一部明史，后未成，“粗有纂述，多所是正”（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宁藩中尉贞静先生谋》。）。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完成不了修史任务，于是将希望寄托到年青身上。许重熙即是他意想中的薪火传人之一，另一个则是钱牧斋。许氏过南昌，谒朱氏于府第。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纵谈夜半，予不胜意痒”（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这次交谈，奠定了许氏以后的治学方向。以前，他该做些什么，似乎并不清晰，和朱氏长谈后，他便决心在当代史方面一展身手。
许氏离开朱谋后，回到了常熟。当时，钱牧斋罢官在家。他正在修明史，故家中蓄有十分丰富的明史资料。其中，有一套不易见的《明实录》、邸报。因志趣相投，许氏常到钱氏的绛云楼借读，“得尽读本朝实录”（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这为许氏撰史提供了方便。于是，“检点旧事，拟撰文表”（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
《大臣年表》是“六表”中最先完成的一种表。自言“万历诸公，稽考不备，犹未卒业。郁仪（即朱谋）贻书督我，遂因受之（即钱谦益），草次成编”。“有悦之者，私取梓焉”（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考《自序》后题“万历丁巳春望吴郡许重熙子洽序”，则初刊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凡十六卷。
许氏出生于一个贫无藏书的家庭，亲朋中也无学人，但他的走天下路、读万卷书的精神，弥补了这个缺陷。史称他“数游京师、金陵、维扬、匡庐间诸藏书家，得遍识其书；商订典籍”，“学益博，识高古”（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逐渐成为一个著名学者。
天启七年（1627），加入应社。
崇祯二年，与修《苏州府志》（此志今不存），《大臣年表》成再订本。黄宗羲称，此年，他在陈继儒家中“遇许子洽，有《明馆阁九卿表》，初成，见之以为奇书”（注：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考《千顷堂书目》作十六卷，起洪武，迄天启七年，则可能就是这个本子。
崇祯六年（1633），他对《大臣年表》又作了续补，下迄崇祯五年，共十八卷，是为三刻本。今上海图书馆本《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即为十八卷本，凡二册，卷首有《自序》、《自识》、《凡例》。《自识》不标年月，疑为崇祯初年所写。
崇祯六年十月后，许重熙着手《宪章外史续编》的撰写。《自序》后题“崇祯六年癸酉重九日吏部候选监生臣许重熙述”。书中每卷卷首题“太学生臣许重熙编次”。崇祯九年，《宪章外史续编》刊成，流入社会，一时引起舆论的大哗。
许氏是一个在野普通知识分子，没什么利益顾忌，出自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心，对晚明史上的一些人和事作了大胆的怀疑与批评。如言刘伯温非渡江勋旧，袭封出乡之推戴。嘉靖十年（1531）六月，朝廷从唐龙议，以刘基配享太庙，子孙嗣袭伯爵。许重熙很有看法，称“开国文臣，最先幕府。从渡江者，李善长……渡江后，有陶安……又六载，下浙东，乃得宋濂、刘基、叶琛、章溢。大封时，善长位上公，比萧何。而子房、孔明之称，先广洋、后基。考基为石抹宜孙幕官。宜孙死，乃归附”（注：《宪章外史续编》卷2。）。 还对附着刘基身上的种种传说进行了驳斥。又称叶向高谥忠似谬，方德谥正似丑，“朝论韪之”（注：《明季甲乙汇略》。）。特别是否定刘基伯爵说，直接触怒了刘基后裔诚意伯刘孔昭，刘氏准备向许氏开刀。许氏上司、祭酒倪元璐“争之”（注：乾隆《苏州府志》卷63《许重熙传》。），出面替学生说话。碰巧，首辅温体仁怕祭酒倪元璐入阁，“必欲逐之而后快”，苦于“言路、部僚，莫有应者”（注：文秉：《烈皇小识》卷4 。）。刘、倪的交恶，为温体仁创造了条件。温以京营戎政之职为诱饵，唆使刘孔昭弹劾倪元璐。刘氏为得此职，借倪氏锢妻一事，弹劾倪元璐，附带也告了许重熙一状，称书生妄言国事，“居下讪上，实录未成，而《五朝注略》先刊行世”（注：《千顷堂书目》卷4。）。 又将参校《五朝注略》一书的七十五个人全称作东林党。温体仁暗中拟旨，要求追究下去。但崇祯帝不同意，仅下旨“倪元璐冠带闲住去，许重熙革去衣巾，书板追毁”（注：文秉：《烈皇小识》卷4 。）。一个书生，竟因一本书，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连太学生的资格也给革去了，政治生命算是结束了。不过，书板虽是毁了。但书照样播行。只是对有争议部分作了挖改而已，今所传《宪章外史续编》无参阅姓氏，于刘基、叶向高下有挖掉的痕迹可证。
崇祯十四年（1641），时周延儒当国，不知怎么，他想启用许重熙，“令所亲敦请七日”（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许氏通过那次事件，已害怕官场，自然拒绝了应召。
崇祯十六年，钱牧斋刻《太祖实录辩证》时，于丁普郎一事，称“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谈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注：《牧斋初学集》卷102。）。
清顺治初年，许氏又作《明季甲乙两年汇略》二卷，今北京图书馆有清初刻本一册，赵之谦跋。吴炎基本肯定是书，但有些不同看法，“然其所著《两年事略》纪王之明一案，及杨维垣死事，恐不无爱憎，未能为一时定论。鲰生晚出，亦未敢遽信”（注：吴炎：《吴赤溟先生集·上钱牧斋书》，《国粹丛书》第二集。）。
又撰《江阴守城记》（今收入台湾《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末有“江阴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时为之语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顺治年间，许氏主要从事宋史与上古史的研究。于上古有《遽古通略》（又称《历代通略》）五卷二册。于宋史，有《宋史增定新（类）编》。还协助钱士升编《南宋书》。钱士升是许氏晚年的知交，故需作几句介绍。钱士升（1575—1651）字抑之，浙江嘉善人。万历进士，崇祯前期，官至大学士；崇祯九年后致仕。钱氏喜史学，家中蓄有不少史籍，如有一套《明实录》。谈迁作《国榷》第二稿，曾雇人到钱氏家抄录。钱氏有《皇明表忠记》、《南宋书》。作《南宋书》时，“门下士”许重熙帮了不少忙，每卷赞语就是许氏执笔写的。清代嘉庆间，席沙臣刻《南宋书》时，称“许君，邑人，博学有史才，著述甚富。相国（士升）为是书，多其赞助之为云”（注：席沙臣：《南宋书序》。）。周中孚读《南宋书》后，称“其赞为吴县许（重熙）撰，亦详略得中。盖许氏亦尝助抑之，共成是书者也”（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18《南宋书》条。）。顺治八年钱士升卒后，许重熙又帮助整理文集，撰《赐余堂年谱》，附钱氏《赐余堂集》后。
临终前，又撰《舆地分合指掌国》，未竟而卒。卒年不详，县志称“年七十八，灯下蝇头细书《舆地分合指掌图》，未竟卒”（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但晚年自号“东村八十一老农”，不知孰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氏卒于顺治末年或康熙初年。
许氏除史学著作外，另有文集《缀离草》、《旅寄轩稿》、《许子洽小草》，惜今已佚。
子许嘉祐，字宜生，博学，不应举，学者多叩质焉，著《语语集》（注：《重修常昭合志》卷30《许重熙传》附录。）。从这里也可见许氏晚年是个遗民。
二、《大臣年表》：一部有较高质量的职官年表
《大臣年表》又称《历代年表》、《明馆阁九卿表》，全称《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简称《大臣表》。起洪武，迄崇祯五年。表谱式职官表、职官工具书。全表分殿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都御史八栏，逐年胪列明历朝大臣除拜情况。其编排旨意，《凡例》中有详尽的说明。因《大臣年表》仅上图有善本，甚不易睹，全录于下：
“一、幕府诸臣，纪年而不日者，略备姓名也，附也；郎中以下，或不载者，阙所未详也。
一、洪武初年，首中书省者，崇政府也；次学士者，顾问之臣品高于尚书也；次尚书者，省属也；省台诸臣正佐备载者，品尊也。
一、洪武中年，首列四辅者，辅即相也；大学士、五品近臣亦附列者，开后日阁权也；尚书、都御史以次列者，等分职也；侍郎、副佥不载者，防混也。
一、永乐以后，定首内阁部院以次序列者，因时制也；阁臣无尊卑悉载者，政所自出也；大学士平书姓名，其未称大学士及已进为三孤，则加书某官于名上者，异本位也。
一、阁臣及部院长，始任则著其邑里，终则记其去；每岁则标其名者，重在位也；部院长缺则分书署事臣者，详其乏也。
一、部院长以京师为重，其南京及别衙门列衔诸臣，止详其始任、后不复载者，异在位也；其去位及已去位而遇卒谥，各用高一字细书者，别也；侍郎不载而加保傅宾客亦细书者，备崇秩也。
一、任以任日始，去以去日止者，记常也；嘉靖以后，有经年不到任及在位而先谢事者，即以到任、谢事日为始，止详在位也。”
关于这部《大臣年表》，有几点是值得留意的：
第一，许氏重视作年表。作年表，是司马迁、班固肇端的。这一史法因刘知几“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之语而一度受冷遇。但许重熙却推崇作年表之法，称“年表之不备，亦纂述者之罪也”（注：《大臣年表·自序》。）。故他治明史，先从制表入手。他认为年表很重要，“夫自洪武戊申（元年）迄今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中间为岁二百五十，盛衰之际，黜陟之微，昭然在列，咸可指论……夫据辞征行，可得分著传中，核名求事，必应合详，表次即言简意略，要亦史氏之遗也”（注：《大臣年表·自序》。）。
第二，《大臣年表》克服了前人的缺点。明人撰当代年表，始于郑晓《吾学编》。《吾学编》有五表，即《同姓诸王表》、《异姓诸侯表》、《直文渊阁诸臣表》、《两京典铨尚书表》、《百官表》。用表格体。雷礼《列卿纪》糅职官年表与人物行实于一体，其年表一律按职官级别分，由中央到地方督抚，依次为列。单刻本称《列卿表》。王世贞《龠山堂别集》卷三十七至卷六十四也为表，上而功臣侯伯，下而督抚守备，凡七十二目。单刻本称《公卿表》。雷、王的共同特点是废表格体，惟以拜罢年月为次题名。李维桢有《进士列卿表》二卷，已佚。许重熙认为：“雷、郑、王、李，各撰群表，名以职分，事无年辨，难曰博考，反觉繁琐。”（注：《大臣年表·自序》。）许氏《大臣年表》惟分八栏，以表格体逐年胪列，简明扼要，克服了前人的缺点，发扬了制表的科学精神。
第三，《大臣年表》开《明史》先河。清代官修《明史》，后人一致肯定其水平。其中的《宰辅表》和《七卿表》，详记朝中高级官僚的更替，简要得体，便于查检，深得后人的高评。其实，许氏《大臣年表》已开先例。《明史》仅将《大臣年表》一分为二而已。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资料证明《明史》参考过《大臣年表》，但其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大臣年表》早《明史》一百多年，这点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大臣年表》的可信度高。《凡例》云“表内事迹，全据《实录》，间采之本传。其王、雷所收，或反阙者，存疑也。万历诸臣，遍考邸报，事有不当，宁失记者，慎也”。可见，作者撰《大臣年表》时，不仅用了实录、邸报等档案资料，而且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订，在态度上是十分认真的。
三、《宪章外史续编》：一部关注现实的史著
《宪章外史续编》起正德末，迄天启末，是一部编年体明后期史。全书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注略，故是书又称《五朝注略》、《五陵注略》、《嘉靖以来注略》。治嘉靖后明史，不始于许重熙。许氏之前，范守已有《肃皇外史》、徐学谟有《世庙识余录》、支大纶有《世穆两朝编年史》、吴瑞登有《两朝宪章录》、沈越有《嘉隆两朝闻见记》、沈国元有《两朝从信录》，此外，支大纶、沈国元续《通纪》之中，已写到嘉隆及万历一代。许氏《宪章外史续编》晚出，自然比前人高明些。这不仅表现在时间跨度上，自嘉靖写到了天启一朝，更表现在它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求真与致用相结合。写史书，要想做到求真与致用相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至多在求真方面有所努力而已，致用则谈不上。许重熙则不仅要求真，更要致用。他写史，有明确的致用目的。
许氏虽是位终身未仕的普通知识分子，但有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明代后期，吴地的学风不同于别地，比较务实，讲究致用。吴地的知识分子，不管上层抑或下层，皆关心国家大事。东林党、复社、应社等，都是较关注现实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受时风影响，许氏也讲经世致用。他曾明确说“无益之言，正士不述”（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治史正是于国于民于己皆有益的工作。
许氏治明后期史，完全是有感于时代危机而进行的。许氏所处崇祯年间，社会危机已十分严重，“吏窳、民敝、贼肆、夷骄”（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这八个字，十分简练地刻画了当时社会面临的难题。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许重熙的做法是从先朝中觅求救世良方。
首先，许氏对官员们讳言国事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自序》曰：“臣恭读高皇帝《大诰》诸编及《昭示》、《奸党》、《逆臣》诸录，凡诛其罪者，常数其前功，惩其恶者，时原其昔善，纪能录过，纤微毕悉，刊行颁布，与天下共见之。天下共仰朝廷彰瘅之必不可诬，民生善恶之必不匿，怀刑者知法，罔生者知惧，其竞竞于敷教若此！故当时《日历》、《圣政》诸纪，臣子纂述，未尝讳忌。夫以国事为讳忌，天启以后然也。藏之金匮者，既戒不得辄窥；笔之野乘者，复禁不得漫语。缙绅士相率贸贸以趋事，而莫知所则效。于是，君子小人，烦然烩乱，而朝廷赏罚，遂因以失真。所彰不足劝，所瘅不足威，劝威谬而是非随之。共欢掩比周之迹，由益削吁咈之文，君子抢恨于颠倒，小人屡萌于侥幸，其于圣祖明刑弼教之意谓何哉！”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有二，一是洪武初期，赏罚分明，政治清明；二是天启年间，赏罚乱套，政治昏暗，严重违背了太祖“明刑弼教”的训诫。
其次，许氏选择了明后期史作为“观省”对象。许氏把洪武、嘉靖两朝看作是明代最重要的两个时期。“窃谓高皇帝开天立报，虑周万世，比之尧、舜；肃皇帝显谟承烈，佑启后人，同乎文、武。”（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段话有吹捧的味道，但世宗朝确是明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试观嘉靖时何等时也！俺、吉并骜，烽火日惊，破城杀将，东西告急；直、海狂逞，几半天下，所在丛窟，一止一起，兵荒连岁，租税全蠲，战士死生，优
屡下，物力自当告诎，智勇至且交困。然而圣谟捷于风霆，臣略运如水火。犯颜敢谏者，蹈镬不移；挺身任事者，盈箧无悔。一时精神会色，有阳明无阴昧。迨至隆庆以至万历之初，股肱惟良，俊乂盈侧，边鄙不耸，穑人成事，太仓粟支十年，闾右盖藏相望，五十年兵寝刑措，何莫非肃皇帝饬法所造也！”（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嘉靖时代由危机而转安，至隆庆、万历初年，社会相对安定，这些都是事实。个中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归功于世宗皇帝是可以肯定的。但许氏认为嘉靖朝摆脱危机的做法对崇祯朝解决危机有参考价值，“惟嘉靖暨万历初年，纪法足师”（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祖述未必遽合，宪章不可不勉”（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些想法，是有些眼光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持论颇异”，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许氏是一位在野普通知识分子，一生没做过官，故受官场习气影响较小，也无需顾忌太多的利益，只有一颗拳拳“忠君爱国、忧时察治”之心，所以，讲话很直，少修饰，持论不同于政府官员。他以一种在野下层知识分子的独特眼光，对明后期史作了认真的分析与思考。许氏认为，张居正卒是一个转折点。“万历初，边鄙不耸，穑人成功。江陵既没，人情更以承平转玩，胥役日繁，官视地方为传舍，衙役世据蟠结，即有能垦之人，难应诛求之费矣”（注：《宪章外史续编》卷2。）。 万历十年以后，“一变而蜚鸿满野，部分南北；再变而燕雀处堂，门庭召寇；三变而狐鼠公行，丛神几借矣。天启时，巍祠穹碑，争谄竞媚，知有富贵而不知有功名，知有附戴而不知有忠顺，人心澌灭殆尽”（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政治黑暗，“赞襄以掩过为能，封疆以避罪为巧，讨论以雷同为尚，身名轻于利禄，情面重于法纪”（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岂世运使然哉？亦同涂塞耳目，不习见先朝行事，国是晦而学术坏耳”（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里，许氏的态度十分鲜明，帝国的走下坡路，完全是由于人事不当、不懂历史、不懂治国之方造成的，“天下未尝无人，盖已事之不熟，而吉凶无辨也”（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
《宪章外史续编》不是一部死的编年史，其中有不少的议论。有些是引前人的，如徐学谟、范守己、朱国祯、董其昌、王慎行、谭希思、王崇古、邹守益、张大复。其中引董其昌话最多，共有21处。他本人也作了不少按语。他的按语，写得很尖锐，下列四条，以见一斑。
嘉靖八年十二月条，讲到宦官之贤者，曰：“内臣之贤者不乏，而圣祖至垂之《祖训》，不许干预政事者何哉？盖惟昵近，则威权易假。小人争趋，乘间导窃，有不自知其流于毒者，迨至毒甚，即贤宦知而欲收，亦无及矣。世庙、神庙皆不以委内阁者委内监，故嵩之贪，锦能发之；一贯之鄙，义能斥之。不然，弄窃在内，未有外臣能指切者也。然内臣之亲，由于不信大臣，而大臣之不能结主，由于容禄保位。以道事君之义，不可勉夫？”（注：《宪章外史续编》卷2。）
隆庆二年十二月，讲到条鞭法初便后弊时说，“所谓法无全利，无全弊，更弦琴瑟，是在留心民事者矣”（注：《宪章外史续编》卷6 。）。
万历四十五年元月，讲到贵州巡抚张鹤鸣集兵剿苗人事，许氏评曰：“万历末年，承平日久，抚按每以开衅为功，请发帑藏，请调士兵，官收其利，民当其灾，国受其害。鹤鸣此举，斩杀无辜以万万计，而苗民汹汹思乱矣。”（注：《宪章外史续编》卷11。）
天启元年元月，讲到兵科萧基怀疑女真受降之诈时，许氏按曰：“受降如受敌，以残败之辽，而收叵测之降夷，其见经略之无识矣。阁臣泄泄置之，其真轻国事为一掷哉！”（注：《宪章外史续编》卷13。）
第三，所载史实，基本可信。近人谢国桢称是书“惟取材邸报，搜辑未广，究不脱坊本选刻时务书籍习气”（注：《增订晚明史籍考》页43。）。我以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许氏写史，参考了不少书，有档案资料，如《明实录》、《邸报》、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等；有私史，如前所述范、徐、谭等人著作，甚至连朱国祯刚出版的《皇明史概》也参考了。董其昌称许氏“裒近代之故实，括诸家之旧闻，循其年次，列以事言”（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基本是可信的。
《宪章外史续编》一书所载史实，基本是可信的。清初谈迁第二次修《国榷》，就曾参考过此书（包括《大臣年表》），未见有何批评，说明是行的。当然，因史料来源的不同，又不熟悉朝中之事，难免也会有些年月的出入。四库馆臣不录许氏一部书，但在讲到沈谀《事辞辑余》一书的史料价值时提到了《五朝注略》一书，称“如《五朝注略》载嘉靖间言官劾尚书王琼及起王守仁南兵部尚书、彭泽兵部尚书，俱在十六年六月，而此书（指《事辞辑余》，下同）载在四月。梁储致仕，在四月，而此书载在五月。又《注略》于正德十六年五月，称分遣行人存问在籍韩文、刘健、章懋、谢迁、王鏊、杨一清，而证之此书，则存问刘健在五月，谢迁、韩文在七月，王鏊、杨一清、章懋在十二月。皆当以此书为准。”（注：《四库全书总目》卷54《事辞辑余》。）四库馆臣的理由是，《事辞辑余》参考《皇明史概》而来，而朱国祯曾官至内阁大学士，“得见国史”，所以，“所记时事年月，较野史为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54《事辞辑余》。）。考今《明实录》、《明通鉴》诸书，四库馆臣的话差不离。但不能以一年中有这么多失误，便想当然地否定全书的史料价值。《宪章外史续编》一书，于嘉靖朝，多参徐学谟、范守己书而成。如《肃皇外史》正德十六年五月，有“遣行人存问”，加“故尚书韩文太子太保、柱国”、“加章懋南京礼部尚书”。六月，有“以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逮系吏部尚书王琼于诏狱，论死”、“起彭泽为兵部尚书”。所以，说错实错在《肃皇外史》，不能完全怪《宪章外史续编》。
《宪章外史续编》成于神宗、泰昌、天启三朝实录刊布以前，故它的记载，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至于记明清战争，更具有独立价值。许氏书成于明、后金交恶之时，难免对后金有不敬之词，正如清人所言，“内第七卷以至第十四卷，诋斥之词甚多”（注：《清代禁毁书目》。）。它代表了晚明人士对明清战争的看法，自然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