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曲折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美建交25周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各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麻烦不断，并出现过几次大的起伏。于是，人们得出了“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结论。正如钱其琛所指出的，尽管中美之间麻烦不断，但是总不至于破裂；而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时候，又往往冒出新的问题。（注：《外交十记》第413页，钱其琛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探讨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变化规律，对把握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以及后来的法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建立了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宪章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赋予大国在联合国的特殊地位。但以美苏对抗与争霸为主要标志的冷战的出现，使得联合国没能充分履行维护和平、制止侵略的职责，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公认国际法准则一再被践踏。冷战后出现了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美国力图利用自己超强实力地位，推动建立一个由美国独家主导的、对美国有利的新的国际体系。
美国为了与前苏联争霸和维护一超独大的地位，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对在全球或地区搞霸权扩张或涉嫌国际犯罪的其他国家或组织，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或实施制裁，或出兵干涉，或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打击。例如，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实施制裁，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进行惩罚，带头打击恐怖主义。美国的逻辑是：我是世界的“领导”，我可以搞霸权，可以入侵别国，但其他国家不能搞霸权和入侵，否则我要进行强力干预和遏止。在这些情形下，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扮演着和平维护者的角色；美国国力最强大，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所承担的责任和客观上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当然，作为拥有全球利益的美国，从中获得的好处也最多。
当美国为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总是推行强权政治，不顾美国自己也承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规范，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它（们）利诱、施压甚至进行颠覆和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长期实行封锁和制裁，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1989年突袭巴拿马，1999年带头对前南斯拉夫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等等事件，都是为了自己的霸权利益而采取的违反公认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同样因为超群的国力，美国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不管是冷战期间的两超冷战共处，还是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人类赢得了近60年的总体和平。现有以联合国为基本架构，以联合国宪章为法理基础的国际体系虽然存在缺陷，但其公正、合理的一面是主要的，对维护世界的总体和平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联合国宪章为主要载体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已深入人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对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不利之处，因此美国希望并谋求建立完全由美主导的、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新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一超独霸”的目标，包括推销主权有限论、人权无国界等理论，或以新的外交实践提出新的规则，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美国对外政策的大目标，是巩固和加强美国的独超地位，进而建立单极主宰的世界秩序，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对此提出挑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将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尽管受到有力的牵制，但它不会放弃推进这一目标。
在这个大目标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使中国在这一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防止中国削弱或挑战这一体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综合国力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重要影响；中国还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和潜力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促进和平与稳定，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持美国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相当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合作加防范”。当中国与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利益交汇与合作增多时，美国就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美关系的发展就会顺利一些。当中国对美国的霸权行动采取不合作或抵制态度时，美国就对中国加强制约与防范，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波折，甚至发生危机。
二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既在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中赢得了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时机，也因为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受到损害。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新秩序只能从现有国际体系中孕育，在扬弃中发展。从中国这些年加入大量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扩散等领域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与机制，可以看出这一思路。
中国希望在融入这一体系的基础上，从内部发挥作用，使其向更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包括强调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加强联合国的作用，重视发展问题。可见，中美双方在对待现有国际体系问题上，既有并行不悖的利益，又存在分歧。一方面，中国愿意从大局出发，与美国共同维护现有国际体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坚持原则，主持公道，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反对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损害中国切身利益的做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是中国开放最优先的目标，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重要进口来源国，是中国引进技术和吸引投资的主要对象。同时，美国又是中国实现统一最大的外部障碍，是最有可能与之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大国。所以，处理好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关键环节。
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是“合作加斗争”。当美国的做法与中国的目标基本相符或并行不悖时，中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甚至愿意作出一定的、必要的妥协，以维护中美友好的大局；但当美国损害中国的切身利益时，中国则根据损害的程度进行必要的、相应的斗争。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正视现实，肯定要作出相应的反应。”（注：《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59至16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月版。）
三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在一个动态中移动，那就是美国对华在合作中加以防范，中国对美在合作中进行斗争。
假设在特定阶段，中美关系是一个恒量，当合作部分增大时，防范和斗争就会相应地减少；当合作部分减小时，防范和斗争就会相应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哪一方主动扩大合作，都有利于减少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中国对美国的斗争。“我们推动中美合作，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反华力量的一种牵制”。（注：《外交十记》第416页。）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展开密集的穿梭外交，先后促成了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中、美、朝、韩、俄、日六方会谈，缓和了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国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对2003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美方加大对中国的防范时，会挤占两国的合作空间，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1998年，在反华势力的煽动下，美国国会以美国有关公司涉嫌向中国非法转让卫星技术为由，成立对华技术转让特设委员会，并于次年发表“考克斯报告”，编造了中国窃取美国空间和核技术等谎言。国会根据这一调查，通过了20多个法律条款，对中美两国军事、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严格限制。两国关系的气氛受到明显影响，多项交流与合作项目被迫中断。
当美国的行动损害中国主权和统一事业这些核心国家利益时，中国势必作出强烈反应并进行坚决斗争，两国关系也会随之出现大的波折。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纵容台湾当局的分裂言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切身利益，给两国关系造成巨大困难，中方取消了中美之间的多项人员往来与合作。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导致两国共同利益的变化，从而引起一方或双方调整政策，导致两国关系升温或降温。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对防止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造成更大的冲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中国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支持周边国家早日摆脱危机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对防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赢得了周边国家和美国的赞赏。中美通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推进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9·11”事件以后，国际反恐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迅速给予明确支持，反恐合作成为两国的重大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的确立，虽有它的必然性，在时机上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由于国际恐怖主义上升为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反恐斗争中，美国又需中国的战略合作，促使布什政府调整其上台初期对华强硬政策，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即将中美关系由战略竞争关系转定为建设性合作关系。防恐与反恐的战略需要即成为美国提升对华接触与合作，降低防范和促进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发展与良性互动的一个新动因。
当前，无论是中国和美国，都希望维护世界的和平，都不愿意发生新的世界大战或大规模地区战争，都希望看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的和平，都希望台湾海峡保持和平与稳定，都愿意看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都主张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是两国间的重大共同利益。正是这些共同利益的存在，推动两国关系以良性、积极发展为主，不会使之走到只有防范和斗争、没有合作的地步。
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时也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在苏联解体后，中美联手抗苏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美国朝野不少人士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下降，“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随之抬头。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两国矛盾、磨擦增多，相互关系波折频生。
同时，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希望中国演变成与美国有相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中国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台湾问题上，中美又存在原则分歧——美国希望维持台湾不统不独的局面，作为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筹码；中国则致力于台湾早日与大陆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对美国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做法也不满。中美之间的这些原则性分歧，使两国关系也不至于走到只有合作而没有防范与斗争的地步。正如尼克松所说的，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注：《The Memoirs of Rihcard Nixon》P.565,by Rihcard Nixon.）。
四
国内政治因素也会引起两国关系的波动。在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议题，核心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对现有国际体系和美国“领导”地位的影响。一种主张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大于挑战，如能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就如布什总统所说：“中国能够成为(美国)一个强大的伙伴”。（注：《鲍威尔国务卿就美中关系发表讲话》，2003年11月5日，美国驻华使馆网站《美国参考》栏目。）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美中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利益冲突论、意识形态冲突论，都是这种观点的反映。两种主张的较量和地位的变化，都会引发中美关系的波动。
总体上看，中美自1972年恢复正式接触以来，白宫几易其主，但总体上都持第一种主张。但第二种主张在政界、学术界、宗教界、工会组织、人权组织都有许多追随者，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主要通过总统选举和国会立法推进其理念。在总统选举方面，在野的政党候选人，出于竞选目的，为迎合反华利益集团，总是把对华政策作为攻击在任总统或执政党候选人的靶子，指责其对华软弱。新总统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一些有别于前任的做法，都会有一段对华强硬的阶段，中美关系受到干扰。“美国政府每次换届，几乎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不同政党轮换时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其结果都使中美出现一个不确定时期，或容易引起波动的时期。美国学者称之为磨合期或磨合损耗期。”（注：王立：试析美国对华政策的“波动期”现象。见《国际热点追踪——资深外交官看世界》第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国会是持第二种主张的人施加影响的主要渠道。他们把重点放在国会，一是因为国会是制衡总统的，而总统入主白宫后由于对美中关系有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总体上又支持加强美中友好；二是因为国会历来是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议员来自全国各地，既代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利益，又有着千差万别的思想信念，不同利益集团都可以找到各自的“知音”和同情者。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是经常性的。近十几年以来，国会平均每年提出60至70个涉华议案，绝大多数是批评美对华政策和指责中国的，对白宫形成有力的牵制。一些议案成为法律，对中美关系产生长期影响。同时，每当中美关系取得较大进展时，国会都会采取“纠偏”行动。比如，1998年克林顿访华，对中方公开作出“三不”承诺。回国后，克林顿受到国会的强烈批评，国会参众两院还举行听证会，并相继通过议案，重申美国对台承诺。
在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党，领导人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大。自1972年以来，中国历任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并主张加强中美关系。同时，中国全国人大的地位与作用和美国国会不同，不构成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牵制。尽管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政府的对美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是硬了，还是软了”的争论，但这些不同看法与争论不是主流，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不大。回顾32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美关系的起伏与波动，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造成的。
有时，中美关系的波动是因为台湾当局的分裂行为引发的。比如，到1994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已基本上走出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制裁导致中美关系冷淡的困难时期，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正轨。这时，台湾当局到处活动，并花巨款通过卡西迪等公关公司做美国国会和反华利益集团的工作，推动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议案敦促白宫允许李登辉访美，白宫终于批准向李发放访美签证，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但这种情形，说到底还是由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造成的。
五
充分认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妥善处理两国的分歧，理智看待合作、防范与斗争之间的关系，对减少中美关系的起伏幅度，保持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领导人经常说，两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胡锦涛在陪同布什到清华大学演讲时说：“国际形势的发展一再表明，两国在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繁荣，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以及解决环境恶化等全球问题上，都负有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注：外交部网站2002年2月22日，《胡锦涛陪同布什总统发表演讲》。）克林顿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也反复强调，我们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美两国都是从维护和推进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发展中美关系的。邓小平说过，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58页。）尼克松在1972年实现他的破冰之旅时则说，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注：《The Memoirs of Richard Vixon Nixon》P.565。）双方因为拥有了共同利益，才有动力走到一起并着力发展两国关系。
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妥善处理分歧，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合作。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妥善处理分歧可以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干扰。国家间的分歧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则分歧，另一种是非原则分歧。中美之间的原则分歧，如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消除起来难度较大，可以通过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将其搁置起来，不让它们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对非原则分歧，如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等问题，可以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以合作的态度争取“双赢”的解决办法。同时，宜“就事论事”，避免将分歧扩大化，与无关问题相挂钩，或将非原则分歧当作原则分歧来看待。
扩大合作可以巩固和扩大两国关系的基础。合作是为了实现“双赢”。为了“双赢”，有时候双方都需要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只想赢不想输的心理无助于扩大合作。比如，在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举行的双边谈判中，中国在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向美国作出了一些让步，这是中国为了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从美国获得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表面上看，美国的让步没有中国的多，但实际上，美国开放程度较高，市场准入的门槛比中国低，中国作出让步之后有的门槛还比美国的高。中美都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失去了一些国内市场，但同时也都得到了进一步进入对方市场的机会，而且双方在合作中都是得大于失。
对美国损害中国权益的事，中国要进行斗争。邓小平说：“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坚决遵循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内政要由自己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从不惧怕压力，是压不垮的。中国人吓不倒。”（注：《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57页。）但是，斗争有不同的方式，斗争既可以是针锋相对，也可以是迂回前进；斗争也有个度的问题，因此在外交斗争中，中方经常强调要有理、有利、有节。在斗争中既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讲求策略和灵活性，这是达到目标的有效途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共同利益将随之增多。同时，相互的依赖加深，也伴随着双方的分歧的增多。“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在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当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注：《外交十记》第418页。）只要双方把握住中美友好的大局，继续扩大利益交汇点，妥善处理分歧，中美关系起伏的幅度就会减少，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