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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10）03－0081－06
在古希腊，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把技术看作是低于科学和哲学的较低层次的知识，技术未能进入他们的哲学主题。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活动接近于神明，是最高贵的活动，而创制活动则是最低贱的活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王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从事生产和技术活动的工农则处于社会的最低等级。时至今日，技术哲学虽然作为一门学科早已确立，但是学者们可能仍然觉得它不像形而上学、科学哲学那样更有哲学味道，争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核心问题”。在哲学“经验转向”、面向实事、走向生活世界的今天，技术哲学是否要依循形而上学传统、效仿科学哲学发展路径我们暂且不论，但问题的提出也对我们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技术哲学关涉本体论、现象学、知识论、价值论，技术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必将促进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入认识和整体提高。
一、存在：技术的形上根基
存在问题是哲学中至为经典、纯粹的第一问题。后期海德格尔从抽象思辨的存在问题转向技术的哲学研究和批判，这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存在问题并非在出世脱俗和彼岸的意义上的‘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并非单纯经验的和无精神的‘实践’。”（[1],p.1）
在古希腊，技术是一种去蔽方式，即“把事物从遮蔽状态带入无蔽状态”。（[2],p.101）在古希腊，技术作为一种解蔽的方式，是一种产生，但有别于自发的或内在的产生。自发的或内在的产生，是出自于自身原因的事物涌现，如日升日落、星辰流转、花开花落、草木荣枯。而技术的“产生”，则是指事物不是出于自身原因而是出于外部原因而呈现出来。“技术为之去蔽的，是那些不自行‘产生’且尚未摆到我们面前的事物，是那些时而以这种方式时而以另外一种方式使之成为可见的与可阐明的事物……在技术中，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制造或操纵，或工具的使用，而是去蔽。技术正是在去蔽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制造的意义上是一种‘产生’。”（[2],p.102）技术是去蔽、产生、展现。
“依古来定见，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所是。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就是在追问技术的所是。”“技术并不等于技术的本质……技术不只是工具。”（[2],pp.99－102）正像我们说“诗是词汇的堆积”，这不能说它是错误的，但它绝没有说出诗歌的本真、本质的东西。技术的工具论和人类学规定可能都具有某种“正确性”，但就是没有洞见技术的本质。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类似存在者“如何存在并活动着的方式”，名词“本质”正是源出动词“存在并活动着”。技术的本质并非只是为存在者提供一个“如何存在并活动着”的场所或展示舞台，而是从根本上决定了存在者“如何存在并活动着的方式”。技术展现是一本体论的基本事件，它从根本上构造或改变了事物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当我们说“存在是技术的形上根基”时，不仅是就存在先于一切存在者而言，而是指存在既是技术产生、发展之形上前提、基础，而且技术成就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有怎样的技术，就有怎样的存在，就有与之相应的存在者。简而言之，技术是存在的天命，存在与技术不可分。
“存在”是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最重要概念，但海德格尔却从没给出过明确的定义。“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无论一个人于存在者处把握到的是什么，这种把握总已经包含了对存在的某种领会。如果说“存在者”可以界定为类、属的话，存在则不能界定为类、属，存在的普遍性是超越一切族类上的普遍性，存在是超越者。采用传统逻辑的“种加属差”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不能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从存在者归属于存在也不能使存在得到规定。依照海德格尔的思想，或许可以说，存在就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根源，就是事物赖此不断产生、呈现的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现代技术起源于形而上学开端的存在遗忘。
依照海德格尔所说，形而上学始自柏拉图。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不同于其前人，他实现了从存在本身的思想（在“前苏格拉底派”中）到存在者（存在状况）的存在的思想转变。如果说“存在”是丰富的汇聚和无定型，那么“存在者”则是对于存在的取舍和限定。面对丰富变幻的世界，柏拉图只是提取了其隐含的稳定方面——“理念”。通过理念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理念出场取代存在，存在抽身而去。当人们开始从理念的维度来解释、控制、设计他所面对的世界，这正是孕育了现代技术的最初根源所在。如果存在本身没有转变成作为存在状况的存在，那么，存在就不可能成为对象，技术也就缺失了施展对象、存在根基。正是柏拉图哲学中存在者取代存在而成为对象，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的遗忘”，为现代技术诞生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
对于技术，海德格尔并非简单否定，而是要溯源技术根据、追究技术本质。对于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划分，海德格尔不是基于时间、时代的严格界定，而是基于技术理解、技术关系、技术图景的差别。古希腊的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是对存在的丰富内涵提示和展现。古代技术是人以一种理解、体验、响应的方式与自然共处，进入“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进入一种物我一体的“澄明之境”。古代的风车只能借助、依凭风力，但不能强索、逼迫自然交出风力，农夫的劳作主要是靠天吃饭而非向天地挑战。当农夫有所收获，首先感谢的是自然天地的恩赐，而非对于技术的力量崇拜。现代技术同样是对于存在的一种展现、去蔽方式，在这一点上它同古代技术没有差别。但现代技术展现不同于古代技术展现的关键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唯一的世界观察和理解方式，排斥了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多重方式和不同角度。现代技术下的自然展现，自然存在本身的丰富性被限定、遮蔽，唯独聚焦、保留的只有自然存在的资源价值。现代技术的去蔽不再是古代意义上的“产生”，而是存在的遗忘和自然的强求、逼索、挑战。现代技术绝不是简单的挑战工具，其本质在于构成世界图景的“座架”。在现代技术的座架统治中，古人对事物和自然的神话的、唯灵论的、神圣的观察和理解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现代技术的利益谋算。
二、现象：技术的生活视阈
对存在、本体的追问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个分支，即本体论。但是，离开了现象的本体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存在的，本体与现象的统一才是事物存在的真谛。依照中国哲学的说法，“道”隐于“器”中，决不能离开“形下之物”来理解“形上本体”，“道”与“器”相互涵摄，道以器显，器得道而成。因此中国哲学中有崇本举末、体用不二、道器一体的说法。对现象的追问与思考便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二个分支，即现象论或现象学。胡塞尔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3],pp.5－6）胡塞尔现象学的超验主义认为：“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每一时期的世界都被每一时期的经验者实际地认定。”（[3],pp.81－82）生活世界是科学技术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科学技术的危机表现为科学技术丧失了生活意义。如果说海德格尔将科学技术危机归结为“存在”的遗忘，那么胡塞尔则把科学技术的危机归结为“生活世界”的遗忘。
当科学技术依凭它的程序化技术方法快速推进时，它获得了一种脱离、独立于生活世界的自有的内在力量，科学技术背弃了孕育它的“生活世界”意义基础。“就像算术本身一样，在从技术上发展它的方法论的时候，它发生了一场转变。通过这种转变它成为一种技艺，这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按照技术的规则，通过计算的技术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关于这种结果的真正的真理意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直觉的思想，在实际针对有关题材本身时才能获得。”（[3],p.55）“然而，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3],p.58）胡塞尔指出：“我们处处想把‘原初的直观’提到首位，也即想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3],p.70）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我们才能找回科学技术的真正经验的、生活意义，也才能找回人生的价值和信仰。
美国技术哲学家伯格曼（Albert Borgmann）通过现象学还原，将技术还原的剩余物锁定为技术人工物品，提出了用以标志现代技术本质的“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概念，以区别于古代社会的“聚焦物”（focus thing）概念。（[4],p.41）古代生活中的“聚焦物”带我们进入技术的生活世界，火炉不是机器而是事物，它提供的不只是温暖更是家庭冬日里的焦点、中心，汇聚着一家人的劳动、闲暇、故事和亲情。现代家庭里的中心不再是火炉，热量的提供由空调解决，“聚焦物”转化为“装置范式”，减轻了劳动却遗失了聚焦实践和生活意义。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Don Ihde）所提出的技术现象学任务就是分析不同技术在人类经验中呈现出不同面貌，以及各种特定技术如何放大、缩小、凸现或遮蔽人所经验到的现象。（[5],pp.26－27）第一种是包容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即技术与人合为一体，如手杖、眼镜。第二种关系是解释学（hermeneutic relations）关系，技术被用作为一种解释的语言来描述世界。雪天的寒冷不是通过切肤的感受，而是通过气象预报或者温度计的读数得到的。第三种关系是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s），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在他物上，机器人是人类永远的技术追求。第四种关系是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即技术背景将人与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人被缚在“技术茧”中。这倒很像海德格尔的“座架”。但是，伊德的技术现象学不再是从整体上把握技术及其后果，而是具体分析各种技术对于人的感性经验、生活世界的影响。伊德所关心的技术哲学问题是：在人类日常经验中，技术起什么作用？技术产品如何影响人类的存在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工具如何产生了变形的人类知识？
三、知识：技术的试验建构
自古希腊柏拉图，知识与意见分立。知识被看作是关于实在、存在的稳固性、必然性联系，而意见则归属感官现象的个人信仰、见解。柏拉图的知识存在于他的“理念”王国，笛卡儿的知识是他的“天赋观念”，康德的知识是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即使是经验主义者如亚里士多德、培根、伽利略的知识也不过是借助观察、试验去“阅读”、“发现”自然事物的“本来”面目。按照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科学基础是与主体无关的绝对客观。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发现了科学基础及其理论中相对性、主观性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大旗，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宣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是把科学作为知识，其突出的特征是坚持科学的社会性建构。对于20世纪大多数英美科学哲学家来说，他们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理论、科学事实以及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关系问题，这不仅适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主流，甚至对于许多反主流思想的科学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汉森都是如此。（[6],pp.3－4）科学研究、实验中的仪器装备、技术设置、实验操控被认为不过是科学发现的“工具”、“手段”，真正的知识归属于科学的发现。技术被认为是“应用科学”，是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或如柏拉图所说是对于“理念”的分有、摹仿、复制。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只是工具，它首先是一种去蔽的方式，属于事物和世界的构造。“如果我们注目于此，工具之外的技术之本质的另一境遇，将向我们公布出来。这就是去蔽亦即真理的境遇。”（[2],p.102）海德格尔揭示了作为整体技术的真理本质，而伊德则具体分析了认知过程中各种技术的居间调节作用。在技术的居间调节过程中，技术具有一种放大或缩小的结构。“伴随着每一个放大，必然同时存在一个缩小。放大是显著的、吸引人的，而缩小却经常被忽略和忘却，特别是恰好这种技术的透明性被高度加强时候。”（[7],p.21）眼镜既要恢复人的视力，又要完全透明，近乎于无。当我们探究月球某一环形山的细节构造时，望远镜无关研究结果因而不在考虑范围内。人类的直接知觉由于技术的介入而被改变为居间调节知觉，由此也可以说技术认知具有“意向性”能力。波兰尼区分焦点意知（focal awareness）与支援意知（subsidiary awareness）、焦点知识（focal knowledge）与支援知识（subsidiary knowledge），焦点意知和焦点知识要借助于支援意知和支援知识来达成，虽然我们常常忘记、忽略了支援意知与支援知识的存在和作用。在波兰尼看来，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认知工具，都是我们用来实现对我们周遭环境的知性与实际控制的工具。当我们在获取焦点知识时，也不能忘记这些工具的实际存在和知识价值。（[8],pp.122－123）
依照杜威的看法，实在不是通过感官的接受性而揭示的，而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式在筹划和施行有赢有输的行动的情境之中被揭示的。“近代知识史上重要的事情就是利用工具、器械和仪器以加强这些主动的动作，希望揭示原来并不显明的关系……这些事情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因而人们容易忽视了它们对于认识论的全部重要意义。”（[9],pp.84－85）对于某些研究对象，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阶段的微观研究和宇观研究，不经由某些特别设计的仪器施行信息转换（如红外观测、光谱分析），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研究对象的信息。我们只有掌握仪器的工作原理、因果关系，才有可能辨识、理解所得数据、信息的意义。可以说这种仪器参与到现象、概念的定义中去，或如步里奇曼所说“意义即操作”、维特根斯坦所说“意义即用法”。正如光的波粒二象性所显示的那样，光具体表现出哪一方面的性质取决于具体实验的技术操作以及人们对实验的所予解释。如果说，爱因斯坦在说明相对论时引进了“观察者”概念，那么对于操作主义者来说则是引进了“操作”。但是，爱因斯坦不同于操作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这也是我们论证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四、价值：技术的实践规约
如果我们继续承袭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传统、科学哲学的知识分析传统，把技术看作是科学的追随、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那么，技术的价值视域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误读。技术工具论（instrumentalism）隐含着技术价值中性（value－neutral）论，都是强调“技术本身”的所谓客观、现成、静态特征，至多承认的是技术与人只具有使用与被使用的外在关系。但是，所谓“技术本身”不过是人为的杜撰，技术与人不可分离、互动共生。如果我们把锤子看作工具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当今的互联网技术就不是我们拿得起放得下的简单工具了。即使是对于锤子这样的简单工具，它作为人类的技术产物不仅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我们人类自身。正如马克·吐温曾说，一个手里拎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海德格尔把技术工具论称为“流行观念”，作为流行观念可能具有某种正确性，但远未触及事物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不仅是工具、手段，更是一种存在的去蔽方式、世界的技术展现。为摆脱工具论的人类学观点束缚，海德格尔还煞费苦心地构造了一个名词“座架”，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工具而是“预设”、统治一切的“座架”。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座架”本质，虽然远离了工具论、人类学，但却蜕变成一种先天的超验力量、存在天命。孟建伟先生指出，海德格尔将“座架”的支配力归结于“存在的天命”，使其技术之思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技术的本质成了至高无上的实体化力量，而人则变成了完全由技术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天命支配的奴隶。“其实，‘存在的天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决不是所谓的‘存在的天命’”。（[10],p.119）
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那么，技术作为一个子系统不但要具有自我的内在驱动力、内在价值追求，还要有特定的功能输出、服务社会的外在价值取向。技术的功效性是技术的内在价值要求，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正如更高、更快、更强是运动员的追求一样，技术研发追求精益求精、效益回报。以尽可能小的资源、劳动耗费实现特定目的效益最大化，这正是技术活动、方法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方法以及不能为其它活动、方法所取代的根据。对于技术手段的精益求精和效益追求，作为技术合理性的内在价值要求无可厚非。但是技术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总是要体现其社会影响、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这就是技术的外在价值。技术的外在价值，实质上就是人在技术活动中所实现的自身的价值。在技术的社会运用中，技术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功效，更重要的是要看技术运用的社会效益、社会效果。正如康德所说“人永远是目的”，人的价值、技术的外在价值相对于技术的内在价值来说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技术功效、技术内在价值的提高只是人类借以实现幸福的有效手段，技术的内在价值应当服从于技术的外在价值。问题就在于，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统一的，技术的内在价值追求可能悖逆技术的外在价值追求。当我们执着于技术手段的研发，却忘记了技术手段所服从、服务的人类目的，就是对于人性完满、生命充实、道德高尚、文化多元的悖逆，就是对于人文价值的放逐和侵害。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对于工人阶级实施最残酷压榨、剥削阶段，工人阶级生活在最黑暗的悲惨境遇中。对于随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而来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归咎于机器、设备，而是将批判矛头直指其社会关系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将劳动异化、技术异化归因于罪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主义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事实。”（[11],pp.463－464）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同于传统社会，它不再满足于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着眼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说：“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2],pp.78－79）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失业人口、廉价劳动力大量产生，资本家对于在业工人的剥削越发肆无忌惮。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棉纺业中的走锭精纺机、梳棉机等机器的发明，都是为了预防、镇压工人的罢工。如果说中世纪的工匠凭借他们个人劳动技能，也由于封建的行会制度而受到社会尊重和保护，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机器——作为物化的技术取代了工人的劳动技能，工人失去了和资本家抗争的有力武器，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业大机器生产及其技术发展没有解放工人，而是成为压榨、统治工人的力量。
“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13],p.79）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异化、技术异化、价值冲突，马克思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建立起一种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崭新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制度，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我们国家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奋斗，但是，马克思的伟大设想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现代技术的各种价值冲突的解决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实践问题。在兼顾效率、公平逐渐走向“更加注重公平”的道路选择中，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建设中，中国的技术现代化建设必将走上一条和谐、持续、人性化成长道路。
［收稿日期］2008年7月30日；修回：201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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