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增”后的思考：粮食内部结构调整的贡献及未来潜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粮食论文,潜力论文,贡献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我国粮食实现历史性“九连增”，连续6年产量超过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也首次达到了425公斤的新高度，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粮食总供给水平最高的时期(陈锡文，2013)。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人均水土资源严重匮乏等现实约束，实现粮食“九连增”无疑是非常巨大且了不起的成就。科技进步、政策扶持、投入加大、气候条件有利等因素为我国粮食持续增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丁声俊，2012；叶贞琴，2013)。
不过，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尽管粮食“九连增”受“人努力、天帮忙”等一系列因素的支撑，但粮食产量的增长本质上是单产提升和播种面积扩大共同作用的结果(吴敬学，2012；王济民等，2013)。从理论上讲，如果把粮食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则其增产的来源主要是通过总播种面积增加和粮食平均单产提高这两条路径来实现。而实际上，后者的实现路径也有两条：一是各粮食作物自身单产水平的提高；二是各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比例的变化，即利用不同粮食作物平均单产水平存在的差异，通过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种植替代，也可以在各粮食作物自身单产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粮食总体加权平均单产的提高。因此，除去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长和各作物自身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以外，粮食作物内部的种植结构调整也是促进我国粮食增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那么，上述三种因素对我国粮食“九连增”的贡献程度各自是多少呢？特别是，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持续提高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今后如果希望实现粮食生产“十连增”、“十一连增”，进一步通过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以提升总体的“加权平均”单产、从而促进粮食总产量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其可持续性又将怎样？研究上述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粮食“九连增”、判断今后的粮食增产前景和实现增产的途径选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从分析粮食“九连增”及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入手，着重分析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对粮食“九连增”的贡献，探讨结构调整发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成本收益、单产潜力、国际贸易环境等角度分析未来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及增产的可能性，以期为今后制定促进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二、“九连增”期间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及生产结构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975万吨，实现自2004年恢复性增产以来的连续9年增长。9年累计增产15887万吨，增长36.9%，年均增速高达3.6%，是新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最好的时期之一(陈锡文，2013)。考虑到“九连增”的起点是1998-2003年的粮食“五连降”，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九连增”不仅意味着彻底扭转了我国粮食减产的趋势，而且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基础上的新突破(马晓河等，2011)。
具体分粮食作物来看，不同品种的产量增长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过去9年间，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几乎连年上升，累计增产量分别达到4363万吨、3409万吨和9229万吨，分别增长27.2%、39.4%和79.7%；而大豆和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不升反降，9年共减产1114万吨，降幅为19.7%。整体而言，玉米产量高速增长，成为促进粮食“九连增”的主力，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高达58.1%；稻谷和小麦次之，两者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分别为27.5%和21.5%；而大豆及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下降，使得其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为负，增产“贡献率”分别为-1.4%和-5.6%。
各粮食作物产量增速不一致且对粮食增产贡献存在较大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自单产和播种面积变化的差异。从单产的角度来看，“九连增”期间由于科技进步等因素的作用，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作物间单产相对高低次序并未发生改变。过去9年，单产提升幅度最大的作物是玉米和小麦，亩产提高均在70公斤以上；稻谷单产的提升幅度也较大，每亩提高46公斤，比2003年增加11.3%；大豆单产提升速度相对较慢，仅增长12公斤/亩，上升10.9%；而包括薯类在内的其他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产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目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中稻谷的单产水平最高，达到450公斤/亩；玉米次之，为397公斤/亩；小麦、大豆、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的单产相对较低，分别仅相当于玉米单产的84%、31%和50%。
从播种面积的角度来看，“九连增”期间全国粮食总播种面积呈增长趋势，累计增加17785万亩，增幅为11.9%。其中，高产的稻谷和玉米播种面积分别扩大5683万亩和16321万亩，增长14.3%和45.2%，高于粮食总播种面积的平均增速，在粮食总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提高了0.5和7.2个百分点；而低产的小麦、大豆和其他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增长则相对较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其中小麦播种面积增加3213万亩，增长9.7%，低于同期粮食总播种面积的平均增速；大豆及其他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下降了3204万亩和4228万亩，三者在粮食总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各自减少0.4、2.9、4.4个百分点。粮食作物内部呈现高产的稻谷和玉米种植比重逐年增加，而低产的小麦、大豆及其他粮食作物占比相对下降的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九连增”期间，在粮食总播种面积和各粮食作物单产增长的同时，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呈现较为明显的高产作物替代低产作物的趋势。高产作物替代低产作物，可以通过挖掘作物间的“单产差”来提高粮食的“加权平均单产”，因而内部种植结构调整也是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那么，种植结构调整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未来粮食增产是否还能依靠这种途径？进一步结构调整的空间还有多大？这些问题值得深入地分析与探讨。
三、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对“九连增”贡献的测度
(一)贡献率测度的方法
粮食的“加权平均单产”是各作物自身的单产水平与其播种面积在粮食总播种面积中的占比(
)的乘积。前者的变化往往源于技术进步(以及要素投入量和当年的天气等)，而后者的变化就是粮食作物内部的种植结构调整。如果种植结构不变，各作物单产的提高无疑会提高加权平均单产；而如果种植结构调整(如加大高产作物的种植比重)，则即使各作物的单产没有任何提高(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加权平均单产仍有可能上升，在总播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总产量。
基于此，粮食总产的变化可以归因于以下三种因素的贡献：(1)粮食总播种面积变化的贡献；(2)各粮食作物本身单产变化的贡献；(3)粮食内部结构调整的贡献。
实际上，准确把握结构调整的内涵应当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保持粮食总播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高产作物替代低产作物，前者的播种面积扩大以压缩后者的播种面积为代价；二是在粮食播种面积增长的情况下各种作物的面积并非等比例增长，高产的增长快、低产的增长慢，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高产替代低产的结构调整。但无论是上述哪层含义，最终的表现结果都是高产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上升，而低产作物的比例则下降。与无结构调整的情形相比，结构调整情形下粮食的加权平均单产会进一步提升。因此，要准确测算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必须以结构不调整(保持各粮食作物的相对播种面积不变)的情形作为参照，并将结构调整后的实际情形与之进行对比，才能分离并测度出播种面积变化、各作物实际单产变化及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具体而言，测算思路及方法如下：
这表明，从实际的、可观察到的粮食产量变化中扣除因粮食总播种面积和各粮食作物自身单产变化所导致的粮食总产量变化部分，即可得到因结构调整而导致的粮食产量的变化率。
据此，可以分别得到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作物单产及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变化的贡献率：
粮食播种面积变化对粮食产量变化的贡献率：
(二)贡献率测度的结果
依据上述测算思路和方法，以假设的无结构调整情形为参照，本文分别计算了实际中已发生结构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作物单产及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同时，为了深入理解粮食品种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推动作用，本文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6个区域①，具体测度上述三种因素对“九连增”期间全国不同区域粮食增产的贡献。测算的结果如下：
1.结构调整对粮食“九连增”的贡献——全国。从表2可以看出，“九连增”期间结构调整的贡献率多数年份均超过了10%，9年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6%，其中2007年和2009年分别高达54.9%和67.1%。考虑到这两年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实际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各作物自身单产变化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为负，若非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正向作用，粮食增产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如果将“九连增”期间的增产看作一个整体，2003-2012年粮食总产量增长率为36.9%，其中播种面积、单产提高和结构调整各自推动粮食增产11.9%、19.3%和5.6%，对粮食总产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2.3%、52.4%和15.3%。在部分年份，如2006年和2012年，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显著高于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率。也就是说，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种植替代，对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作用甚至可以比增加种植面积的作用还大。结构调整无疑是“九连增”期间推动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
2.结构调整对粮食“九连增”的贡献——分地区。分区域来看，“九连增”期间全国不同地区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即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种植替代在替代方式和替代程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见表3)。与全国整体的结构调整形式相似，东北、华北地区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高产的稻谷、玉米对低产的大豆和其他粮食作物的替代，小麦播种比例较为稳定。其中，东北地区这种替代关系最为明显：2003-2011年，东北玉米和稻谷播种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提高了9.8和5.0个百分点，各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7和4.5个百分点，而同期大豆和其他粮食作物的播种比例累计减少8.1和7.2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全国的平均降幅。考虑到东北、华北地区在全国粮食生产和增产中的特殊地位②，这两个区域内的这种稻谷、玉米对大豆和其他粮食作物大幅度的种植替代无疑将对全国整体的结构调整走势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东北、华北地区不同，华中地区除了高产的稻谷、玉米对低产的大豆、薯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替代以外，小麦的播种比重也有所提高(见表3)。该区小麦单产是大豆单产的3.1倍、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单产的1.5倍，玉米、稻谷和小麦播种比例的上升为增加粮食总产创造了条件。西南和西北地区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玉米播种比例上升而所有其他粮食作物种植比重下降；西南地区稻谷播种比例降低1.5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区玉米替代其他粮食作物的增产效果，导致其成为全国粮食增产数量最低的区域(见表4)。东南地区稻谷和玉米播种比例相对较为稳定，该区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相对高产的小麦对低产的大豆及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替代，且作物播种面积调增和调减的比例变化并不大(见表3)，因而与其他地区相比，该区的粮食增产数量相对较低(见表4)。
上述各个地区粮食种植结构调整方向及调整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结构调整对各地区粮食增产的贡献也存在较大不同。如表4所示，结构调整对我国六大地区粮食增产的贡献的范围在7.6%～29.0%。具体来看，由于东北地区玉米、稻谷等高产粮食作物代替大豆及其他低产粮食作物的程度最高，结构调整对该区粮食增产的贡献也最大，达到29.0%，比作物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还高出0.7个百分点。考虑到“九连增”期间东北地区粮食增产量占到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39.4%，可以计算得到，该区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共推动全国粮食总产增长11.4%，占到了结构调整对全国粮食增产总贡献率(16.3%)的约70%，东北地区毫无疑问成为全国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幅度最大、成效也最为显著的区域。
在东南、西南地区，由于粮食总播种面积减少，这两个区域内粮食增产主要得益于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作物单产水平对两地粮食增产的贡献分别高达97.6%和143.8%，虽然结构调整对两地的粮食增产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贡献率相对较小，分别仅为7.6%和10.7%。其他地区，如华北、华中和西北地区，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均在15%左右，这三个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作物单产水平和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比例大概为7∶10∶3。整体来看，高产作物替代低产作物的种植结构调整对我国各地区的粮食增产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东北地区尤为显著。
四、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动因及未来潜力分析
上述粮食增产的三种贡献因素中，总播种面积的上升意味着对耕地资源的扩张需求或是对非粮食作物的种植替代；粮食作物自身单产水平提高则取决于要素投入增加和科技进步；相比之下，粮食品种内部的种植结构调整则可以在播种面积和作物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能推动粮食总产的增加，堪称“成本小、收益大”。那么，未来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否继续利用粮食作物的结构调整，通过挖掘作物之间的“单产差”持续地促进粮食增产？各地区尤其是结构调整贡献率最大的东北地区进一步结构调整空间和潜力如何？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首先从结构调整的动因进行分析。
(一)结构调整的动因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过去9年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玉米对小麦、大豆及其他粮食作物的替代。玉米播种面积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正在于玉米每亩相对净收益逐年走高(见表5)。2004-2011年，玉米与大豆的相对单产由2.82倍提高至3.13倍，增加31%，相对比价由41%上升至52%，上涨10.9%，总收益增长了将近50%；尽管玉米与小麦的相对单产基本保持不变，但相对价格却上升了23.9%，总收益的增长大体相同。“九连增”期间相对单产和相对比价的变化对玉米有利，玉米亩均相对净收益呈不断上涨态势。考虑到三种作物之间存在一定的直接争地关系，玉米亩均相对净收益的上升将引导农户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而缩减小麦及大豆的播种比例。
同时，小麦相对稳定的市场容量及大豆大量进口为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小麦的年消费量基本稳定在1.1～1.2亿吨左右，年均增长率仅为0.2%，远低于玉米2.6%、大豆9.5%的年均消费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小麦单产提升十分迅速，“九连增”期间年均增长2.7%，是主要粮食作物中单产提升最快的品种。需求数量的相对稳定及单产的快速增长，使得小麦的“耗地”程度持续下降，为扩大玉米播种面积腾出了更多的空间。相比于玉米，大豆更加“耗地”，差不多3亩大豆播种面积才能产1亩玉米的产量，近年来我国大量进口大豆和豆油，每年进口量相当于节约国内播种面积约5亿亩(马晓河等，2012)，利用进口满足国内的大豆需求也为玉米播种面积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可能。
(二)结构调整的未来空间分析
鉴于稻谷在我国粮食安全中的特殊重要性及其用途相对单一的特点，未来稻谷的生产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试图通过结构调整继续促进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仍将以调增玉米为主。尽管短期内由于大豆、小麦与玉米的相对收益差距仍呈扩大态势(见表5)，不能排除依然存在用高产的玉米进一步替代低产的大豆和小麦、通过结构调整挖掘“单产差”来增加粮食产量的可能，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未来进一步调整粮食作物结构将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首先，从我国粮食整体的供需形势来看，结构调整在推动粮食总产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各粮食作物供需结构不平衡的矛盾。高产的玉米替代低产的大豆虽然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国内快速上涨的饲料用粮需求，维持较高的谷物自给水平；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油料作物特别是大豆国内供应自我保障的难度。随着东北等大豆主产区大豆种植面积的大幅下调，过去9年国内大豆播种面积已经减少3200万亩，减幅达到23%，目前我国大豆自给率已经下降到了18%左右，进口大豆数量已超过国产大豆产量的4倍，大量进口对国内大豆生产和大豆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倪洪兴，2010)。同时，由于目前所剩的大豆种植面积仅相当于玉米播种面积的约20%，今后进一步挤压大豆播种面积的余地也将会越来越有限。
其次，从替代作物单产差的变化趋势来看，尽管目前玉米与小麦在单产上仍存在20%左右的差距(玉米每亩单产高出小麦64公斤)，但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总体而言呈现出下降的态势。1998年至今，小麦亩产提高了87.3公斤，增长约35.5%；玉米亩产则只上升了45.8公斤，增长率仅为13%。如果未来这种趋势延续，那么挖掘“单产差”的空间将被不断压缩，即使继续调增玉米、调减小麦，结构调整促进粮食产量增长的作用也势必会减小。
再次，从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及形势变化来看，国际市场贸易环境的变化及国际与国内粮价相互传导，也为进一步的粮食作物结构调整增添了不确定性。一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数量占到全球大豆贸易总量的60%以上，对国际市场的高依赖度意味着国际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对我国国内市场的高度传导，对国内市场的供应稳定和价格平稳造成了一定压力，而国内玉米替代大豆的进一步结构调整将使得这种压力更为加剧；另一方面，从部分高产作物，如玉米的国际市场价格趋势来看，玉米世界市场价格将有可能逆势下行，尽管近两年受旱灾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第一大玉米出口国美国的出口总量急剧下降，但同期的世界玉米的总交易量并未明显减少③。预计未来随着美国玉米产量的恢复，世界玉米的总供应能力将显著增强。国际市场价格变化无疑将对国内市场形成价格传导，改变玉米与其替代作物生产的相对收益，进而影响农户的玉米种植决策。
最后，从国内粮食生产的资源消耗角度来看，由于粮食生产需要密集消耗水土资源，故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区域水土资源条件的影响。目前我国粮食增产和结构调整主要发生在东北、华北等北方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全国水资源短缺最为严重的区域，农业用水缺口占到全国农业缺水总量的80%以上(刘江等，2010)。过去9年间，北方地区稻谷等高产耗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比例提高、小麦等低产耐旱作物种植面积和比例下降，尽管相对“节省”了耕地，推动粮食总产更高速度的增长，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因此，未来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势必也将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粮食作物内部高产但高耗水作物对低产但低耗水作物种植替代的空间。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由于相对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不能排除国内仍有一定的通过高产作物替代低产作物的空间，但从长远来看结构调整空间将会越来越有限。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将粮食“九连增”的贡献因素分解为播种面积、单产水平和结构调整三个部分，测度了各部分对增产的贡献率，并进一步分析了粮食作物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及未来潜力。研究发现，“九连增”期间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高产的玉米、稻谷对低产的小麦、大豆等的种植替代，对粮食增产的年均贡献率为26%，其中东北地区是全国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程度最大、增产效果最显著的区域，该区种植结构调整推动全国粮食总量增产11.4%，占到了结构调整对全国粮食增产总贡献的70%左右。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种植替代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随着近年来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在粮食总产增长的同时不同作物供需结构不平衡的矛盾有所加剧，如果今后的政策兼顾结构平衡，粮食作物之间的相对收益也可能发生逆转，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我国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空间；进口的增加可能进一步加强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也可能改变各粮食作物生产的相对收益，使结构调整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北方地区日益严峻的水资源条件，也将一定程度上制约粮食内部高产但高耗水作物对低产但耗水相对较低的作物的替代空间。
鉴于耕地和水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不可避免的争地、争水替代性，今后粮食可持续增产的重点一定是在粮食总体的单产提高。目前国内各粮食作物之间的单产差距很大，且与高产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未来应该以低产作物为重点突破口提高全国粮食单产水平。
①根据我国农作物的区域种植特点，本文将全国31个省份分成以下6大区域：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东南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华中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参见刘顺飞(2007)和陈文佳(2011)
②东北和华北地区是全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区域，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约50%，其中玉米、大豆的产量均占到了全国总产的75%左右。因此，这两个地区玉米和大豆种植比例的变化对全国层面种植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③美国玉米出口曾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以上，前两年因受旱灾等因素影响，出口总量从6000万吨急剧下降到2000万吨，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下降到20%左右。但世界玉米交易量并未减少，来自巴西、乌克兰的玉米出口很好地填补了这一巨大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