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效率理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效率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X效率理论中有关经济增长的内容
X效率理论是以X（低）效率概念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其内容既包括微观理论，又包括宏观理论。X效率理论中有关经济增长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X低效率及其福利损失的衡量
X效率理论是作为新古典理论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后者视企业为“黑箱”，并假设企业是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的，企业的目的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种假设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内部出现低效率的可能性，从而使经济学得以仅限于关注市场的配置效率问题。X效率理论则认为，企业并不是内部有效率的，企业内部通常会出现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或获利机会的非配置低效率现象。由于这种低效率的原因当时尚不明了，所以莱宾斯坦称之为X低效率。X效率理论认为，X低效率不仅存在，而且十分重要。由企业内部的X低效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比由市场内部的配置低效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要大得多。经济学家在估计垄断的福利损失时，通常假设企业对投入的使用和竞争企业一样有效。莱宾斯坦等人则认为，尽管利润的“胡萝卜”可能是企业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但竞争的“大棒”也可能是同样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可以对成本和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垄断的福利损失应该既包括配置低效率，又包括X低效率。如果把这两种损失加在一起，那么垄断的福利损失就会大大超过通常估计的数值。他们指出，经济学家通常通过计算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来估计垄断的福利成本。在下图中，垄断的福利损失由三角形ABC的面积来表示。但是，如果垄断向竞争的转变不仅降低价格，而且降低成本（即提高X效率），那么垄断不仅会造成比通常的估计更大的配置低效率，而且会造成X低效率。假设垄断转变为竞争可使单位产出的垄断租金减少a单位，单位产出的成本减少x单位。这样，就可区分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的各个部分。W[,a]表示由垄断造成的配置低效率引起的部分福利损失，它相当于三角形ABC的面积。W[,ax]表示垄断的配置低效率引起的全部福利损失，它相当于三角形ADE的面积。W[,x]表示垄断的X低效率引起的福利损失，它相当于四边形C[,m]C[,c]DB的面积。
如前所述，a表示垄断企业的价格—成本边际，x表示垄断企业与竞争企业的成本差别。设q[,1]为不考虑成本效应时由垄断转变为竞争的产量差别，q[,2]为由成本降低所引起的产量差别。X为a单位的成本差别，即X=x/a，它表示垄断企业的成本差别与价格—成本边际之比。于是有
W[,a]=aq[,1]/2
W[,ax]=(a+Xa)(q[,1]+q[,2])/2
由垄断造成的配置低效率所引起的福利损失是通常衡量的福利损失的若干倍。这个倍数可由下式来表示
W[,ax]/W[,a]=(1+X)[2]
上式表明，当垄断造成的成本差别相对于价格—成本边际来说很大时，配置低效率的福利损失将大大超过通常衡量的水平。因此，如果垄断租金和成本效应相等，那么W[,ax]为通常衡量的福利损失的4倍。如果x与a之比X为3，则W[,ax]为通常衡量的16倍。他们还运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上述关系的含义。设垄断企业的实际成本比垄断价格低6%，垄断部门的产出占经济中总产出的一半。此时，如果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2，那么福利损失W[,a]将接近国民生产净值的0.18%。如果成本差别为18%，则总福利损失W[,ax]将接近国民生产净值的3%。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不考虑配置效应的净X效率效应的数值可能是最大的。在上述说明中，福利损失将是18%的一半，即相当于国民生产净值的9%。由此不难看出X低效率的极端重要性。
2.经济增长的源泉
西方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推动的，因而在分析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作贡献的大小时，通常用索洛—斯旺模型来计量。索洛—斯旺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Q[.]K[.]L[.]
───=W[,K]─── +W[,L]──
Q
K
L
Q[.]
上式中，───表示经济增长率W[,k]和W[,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
Q
K[.]L[.]
───和───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
K
L
根据这个模型，资本或劳动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可用经济增长率减去劳动或资本所作贡献的份额求得。
但在50年代后期，这种计量方法已被证明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1957年，索洛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除要素投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更大的作用。索洛把这些因素统称为“技术变化”。这一作用的大小可用总量生产函数公式的变型来求得，即
A[.] Q[.] K[.] L[.]
─── = ─── - W[,K]── - W[,L]──
AQK L
A[.]
上式中， ──表示技术进步率。
A
索洛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加所作的贡献外，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增长率需要用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技术进步）来解释。循着索洛的思路，肯德里克等人又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他把除去要素投入增长后的经济增长部分称为“尚未解释的余值增长”，并把它归结为“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确定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相对份额时，他使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
Q[,t]
T=──────────────
W[,o]L[,t]+i[,o]K[,t]
其中，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Q[,t]代表当年的产量，L[,t]和K[,t]分别表示当年的劳动和资本投入量，W[,o]代表基年的实际工资率，i[,o]代表基年的资本收差率。肯德里克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丹尼森进一步发展了肯德里克的分析。他在1962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中，除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外，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增长无法用要素投入本身来解释，他称之为“我们尚不知道的因素”或“我们尚不知道的度量”。1967年，他又研究了9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要素投入增加以外的因素，他称之为“余值增长”，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
莱宾斯坦解释经济增长余值的思路与其他学者的完全不同。他认为，余值的产生有三个基本途径：在没有技术发明或技术革新的情况下降低现有商品的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新技术；引进新的商品，或者改进消费品或投入的质量。而与既定投入的可变绩效有关的X低效率有四个原因：其一，劳动合同是不完善的；其二，生产函数是不完全明确的或已知的；其三，并非所有投入都是可交易的，即使可交易，那也不是所有的购买者都能以同样的条件获得的；其四，一种投入的有效利用取决于动力的压力程度以及其他因素。X低效率的存在表明，企业或经济并没有在与其资源相适应的生产可能性平面的外部边界上运行。相反，它们实际上是在远离该外部边界的生产面上运行的。因此，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运动。一种是沿着生产平面向更高的配置效率的移动，另一种是从较低的生产面向与更高的X效率有关的更高的生产面的移动。经验资料表明，提高配置效率所获得的产量是微不足道的，而提高X效率所获得的产量则通常是很大的。基于这种观点，莱宾斯坦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成员的努力水平越高，从而企业的X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X效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可从下述标准的增长模型中很清楚地看出来。
s
G=───=s·v
C
式中G代表增长率，s、c和v分别代表储蓄率、资本—产出比和资本效率。从这个模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X效率的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X效率的程度越高，资本—产出比越低，资本效率就越高，既定投资所导致的增长率也就越高；X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3.技术扩展模型
在传统理论中，技术的现有状况对所有企业都是同样可获得的，新的技术对所有企业也是同样可获得的。莱宾斯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一项技术知识的变化之被传播到一个企业，部分地是因为成功地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的示范作用。但惯性区域概念表明，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总是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许多引起变化的信号会消失在惯性区域之中，大部分变化的可能性不会达到足以诱使人们引入变化的程度。因此，采用新技术在企业内部可能会遇到某种抵制。为了说明惯性区域的存在对技术革新的影响，莱宾斯坦提出了一个“双重边界”模型。在该模型中，莱宾斯坦区分了技术进步的两种效应。一是成本效应，它表示技术进步引起单位成本下降，但产量不变；二是规模效应，它表示技术进步引起生产规模扩大，从而引起价格下降。技术革新对革新企业的成本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技术革新的不确定性给定的情况下，采用新技术的企业越多，不确定性的程度也越小；第二，新技术被采用的面越广，关于革新的信息也越多；第三，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广，采用新技术的固定成本和试错成本对后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来说都有可能下降。所有这些效应都会影响后采用者的单位利润。首先，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采用，产品的总供给量将不断增加，产品的价格将逐渐下降；其次，成功地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运用新技术更容易扩大产量，从而威胁到后采用者的市场份额。一般来说，新技术采用之初，规模效应不明显，占主导地位的是成本效应。因此，单位产品的利润对新技术的较早采用者来说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广而逐渐上升。但是，超过某一点，规模效应将取代成本效应而占主导地位。
每个企业决策者的惯性区域可用拉—推边界来表示。使离开惯性区域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的外部环境变化将对决策者产生离开惯性区域的“拉力”，而使离开惯性区域的边际损失超过边际成本的环境变化将对决策者产生离开惯性区域的“推力”。离开惯性区域的最小边际收益和边际损失构成企业决策者的拉—推边界。拉—推边界越宽，在企业之间分布越广，技术革新的产生和传播也就越慢。由拉—推边界所组成的企业决策者的惯性区域与技术革新的关系可表述如下。设MIP表示诱使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每个管理者—所有者的）最小利润增加。对每个企业的最小利润增加来说，存在一个与之相关的更低的最小可接受利润MAP。MAP表示与企业的拉动边界相联系的推动边界。IP表示革新利润，开始时，革新的利润因革新的成本效应而上升，后来则因革新的规模效应而下降。NIP代表非革新的利润。革新的影响至少对某些企业来说是部分增加其产量及所有企业的总产量。其结果，超过某一点，革新就会降低非革新者的利润水平。技术革新有四种可能性。第一，革新利润高于最小引诱利润水平，拉动效应发生作用，革新过程因此开始。第二，革新利润低于最小引诱利润水平，拉动效应不起作用，革新的扩散过程不会开始。第三，超过某一点，非革新的利润低于最小可接受利润水平，推动效应发生作用。第四，非革新的利润高于最小可接受利润水平，推动效应不起作用。如果革新企业降低了成本，却没有增加任何产量，那么它们的行为对非革新企业的利润水平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此时，如果受利润动机驱使的革新企业完成了其革新活动，那么革新的过程就会中止。这表明，对自我完成的革新过程来说，仅有拉动效应对一些企业来说还是不够的。创新企业必须对增长有足够的兴趣，其活动才会使非创新企业的利润下降到低于惯性区域的水平。因此，没有增长的创新活动会中止或延误创新的过程，除非非创新企业的现有资本被包含了新技术的生产率更高的资本所取代。
4.经济增长的障碍
莱宾斯坦对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论述是十分独特的。他提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垄断程度的提高。由垄断、卡特尔等方式所引起的垄断程度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内部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而导致生产率的下降或增长的障碍。其过程如下：垄断程度的提高导致企业价格决定权的扩大。这意味着来自竞争者的压力减少。竞争压力减轻的结果，减弱了企业成员降低成本的动力。实质上，这意味着管理者用价格决定权的扩大使其成为可能的价格提高代替为维持或提高努力效率而在企业内部实行高压政策的令人不快的选择。
第二，通货膨胀的加剧。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通货膨胀气氛的增强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气氛鼓励企业在更大程度上使用可获得的价格决定权。换句话说，在通货膨胀气氛下，企业提高价格时其他企业也提高价格的可能性要比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时大得多，因为此时企业提高价格的风险大大降低了。其结果，对努力效率的压力将会减轻，因为价格的提高是这种压力的替代物。
第三，政府干预的加强。一般说来，如果经济活动的更大部分由政府控制，而政府部门的X效率又不如私人部门，那么平均生产率就会比情况相反时为低。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从X效率较高的活动向X效率较低的活动的转移。收入增加时需求向受管制的垄断产品的转移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因为在垄断管制体制下，虽然垄断企业的收益率受到管制，但其实际成本却被当作必要成本来接受，结果使垄断企业所面临的降低成本的压力大为减轻。总之，政府的干预活动种类繁多，这些活动会使对努力所产生的压力低于同样的活动由私人竞争市场协调时的水平。
第四，私人部门官僚化程度的增强。当企业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成熟”时，企业的内部结构将逐渐向官僚化发展。因为随着经济的一般进步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活动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将依赖于企业员工的工作“责任”。在等级结构中，上司将越来越关注下级职员的责任而不是其工作绩效。其结果，各种内部规章条例成倍增加。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损害企业的内部效率。
二、X效率理论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借鉴意义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方面，X效率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X效率理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企业内部的X低效率现象，并把X效率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增长有两个源泉：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X效率。因此，经济增长既可通过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来实现，又可通过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前者就是通常所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后者就是通常所说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可见，X效率理论虽然没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概念，但它实际上已明确提出了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不仅如此，X效率理论运用标准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论述了集约型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根据这个模型，经济增长率等于投资率与投资效率的乘积。X效率的程度决定从单位资本中可获得的产出数量，即资本效率的高低。X效率的程度越高，资本效率就越高，既定投资率导致的增长率也就越高；反之，X效率的程度越低，资本效率就越低，既定投资率导致的增长率也就越低。这里所说的资本，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物质资本，而是指全部要素投入的货币表现，即投资量。这里所说的资本效率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物质资本的生产率，而是指用货币表示的要素投入与产出之比，即投资效益。因此，这个公式的实际含义是，经济增长率等于投资率与投资效益的乘积。这样，经济增长既可通过投资率的提高来实现，也可通过投资效益的提高来实现；前者就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后者就是集约型增长方式。从X效率理论对X低效率现象的高度关注，对X低效率程度的估计，以及对X效率与增长率的关系的论述中不难看出，X效率理论是主张通过集约型增长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的。
借鉴X效率理论，运用它来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推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保持很高的投资率。而投资率并不是可以任意提高的，其大小要受“投资的技术限度”和“投资的社会经济限度”的制约。“投资的技术限度”是指投资品数量与构成所允许的最高投资率。如果投资品供给不足或供给结构不协调，就会使投资项目建设周期延长，投资效益下降，从而最终阻碍经济增长。投资的技术限度表明了在某一时期可以选择的最大投资率。但这个投资率不一定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可行。要使投资率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可行，还必须考虑最低限度的消费增长率，即“投资的社会经济限度”。如果投资率过高，以致社会消费增长达不到这个增长率，则不仅会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妨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粗放型增长方式既是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产物，又是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表现。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通常采用这种增长方式。但以长远的观点看，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既不可行，又不可取。说它不可行，是因为这种增长方式最终要受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以此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不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说它不可取，是因为这种增长方式以消费的巨大牺牲为前提，长期推行这种增长方式的结果必然是为增长而增长，从而有悖于经济增长的初衷。因此，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放弃粗放型增长方式，转而采用集约型增长方式，推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国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是无可怀疑的。这是因为：第一，我国资源拥有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拥有量有限，而且利用效率低下。长期推行粗放型增长方式，我国的资源状况将难以支撑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粗放型增长方式以群众消费的巨大牺牲为前提，而增长的结果又不能有效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推行粗放型增长方式，将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目的的实现。第三，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利于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不利于国有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我国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应付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 战，国有企业从而国有经济的生存也就成了问题。
X效率理论不仅强调了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推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可能途径。总的来看，X效率理论主张通过提高企业内部X效率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而提高企业的X效率又有三种途径。一是提高企业现有要素的使用效率。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既是生产的要素，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要素生产率又取决于要素的利用率。要素的利用率越高，要素的生产率就越高。而要素生产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因此，提高要素利用率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提高企业对现有技术知识的利用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要素质量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从历史上看，生产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每一进步都无不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科学技术知识只有运用于生产过程，为劳动者所掌握，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才能实际提高要素的质量，从而促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提高科学知识的利用率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三是提高管理知识的利用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彼此分离的状态下，只能是潜在的生产要素。组织和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就像一条纽带，一种粘合剂，把各种分散的潜在的生产要素按生产过程的要求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组织和管理水平越高，既定生产要素的产量也就越高。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共同劳动范围的扩大，组织和管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先进的管理知识只有运用于生产过程，为企业管理者所掌握和运用，才能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实际的作用。因此，提高管理知识的利用率对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X效率理论对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这种分析对我们探寻实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具体措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X效率理论，市场结构对X效率的高低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企业内部X效率的程度直接取决于企业成员的努力程度。而企业成员的努力程度又与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有关。压力程度越大，努力程度就越高，压力越小，努力程度就越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企业管理者不得不尽可能加强内部管理，同企业内部潜在的和现实的努力熵作斗争。对企业的普通雇员来说，这意味着来自上级的压力的增加。为了避免因压力过大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不舒适，企业雇员不得不尽可能努力地工作。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X效率最高的一种市场类型。与此相反，垄断是使企业免受竞争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垄断程度的增加将使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减少。因为垄断使企业可以向消费者索取更高的价格而不必担心顾客的减少。在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宁愿为弥补较高的成本而向顾客索取较高的价格，而不愿为降低价格而降低成本。因为降低成本意味着必须同企业内部的努力熵作斗争，意味着企业雇员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对垄断企业的管理者来说，这样作既不必要，也不合理。说不必要，是因为企业并不面临非这样作不可的竞争压力；说不合理，是因为这样作意味着所有企业成员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将大大超过他们的心理上感到舒适的水平。总之，在垄断市场下，包括管理者在内的所有企业成员都缺乏尽可能努力工作的压力和动力。因此，垄断市场必然是X低效率的。既然垄断市场的X效率程度远远低于竞争市场，那么，提高企业内部效率的有效方法就是限制垄断，鼓励竞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最迫切的就是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对国内市场的人为分割，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第二，X效率理论表明，企业X效率程度的高低，与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环境有关。在企业内部，每个企业成员都有一个使自身感到舒适的努力水平。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在利益和目标上并不一致，企业雇员感到舒适的努力水平与达到企业所有者的目标所需要的努力水平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企业内部，每个雇员都有使自己的努力水平背离企业所有者目标的倾向，努力熵由此产生。不过，企业雇员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提供的努力水平除取决于雇员的个性外，还取决于工作环境向其施加的压力程度。而工作环境向雇员施加的压力程度，又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向企业施加的压力程度。外部环境向企业施加的压力程度越大，工作环境向雇员施加的压力程度就越大，雇员的努力水平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企业管理者有一种将企业内部努力熵所造成的成本上升通过价格的提高而转嫁到企业外部的内在动力。如果环境允许，企业管理者通过提高价格转嫁成本上升的想法就会变成实际的行动。在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环境下，企业感到它们提高价格时竞争对手也会提高价格。价格上升的结果，企业向雇员施加的旨在提高努力效率的压力将会减少。X低效率的程度由此提高。总之，X效率理论的结论是，通货膨胀是产生X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要提高企业内部的X效率程度，在经济周期的扩张阶级，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时，就必须实行更严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第三，根据X效率理论，政府干预过度是产生X低效率的一个重要作用。如果经济活动的更大部分由政府控制，而政府活动的X效率又比私人活动的低，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X效率程度就会下降。因此，根据X效率理论，要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X效率程度，就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事实上，这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其二，适当缩小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但国家所有制本身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其固有的各种弊端已暴露无遗。我国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现状，就是明证。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让国有企业从一些一般性部门、行业和领域中退出来，适当降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论从保证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来看，还是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来看，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成分都是十分必要的。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还将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有必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第四，X效率理论表明，私人部门官僚化程度的提高也会导致X低效率。当企业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成熟”时，其内部机构将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在企业内部，上司所关心的是下属对其所负的责任，而不是他们的工作绩效。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降低企业的X效率。根据新古典理论，企业规模的扩大有两种效应：一是规模经济效应，二是交易成本效应。X效率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大的X效率效应。这样，当我们确定企业的适度规模时，就必须综合分析上述各种效应。唯其如此，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最后，根据X效率理论，企业管理者的惯性区域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一个重要因素。惯性区域概念表明，在通常情况下，环境的变化不会引起个人的注意，因而不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换言之，个人并非总是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只有当环境的变化超过一定限度时，个人才会改变其策略和行为。企业管理者引入新的生产技术，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引入新技术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收益，二是不引入新技术会造成利润损失。前者构成企业引入新技术的拉力，后者构成企业引入新技术的推力。惯性区域概念表明，拉力和推力只有在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会对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诱使企业管理者引入新技术的最小利润收益和迫使企业管理者引入新技术的最小利润损失构成企业引入新技术的拉—推边界。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不会改变企业管理者的惯性区域，但可影响企业引入新技术的利润收益和不引入新技术的利润损失，使之突破由上述拉—推边界所构成的企业管理者的惯性区域。为此，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对从事技术革新的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向其提供一定数额的税收减免，或允许其加速折旧。其二，对引入新技术的企业实行优惠的信贷政策，对其实行优先贷款的原则，或向其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其三，成立推广新技术的社会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负责科技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向有意引入新技术的企业提供咨询和指导。上述措施一方面有利于增加革新企业的净利润，使革新企业管理者的利润超过最小引诱利润水平，对其产生离开惯性区域的拉力；另一方面，又可增加革新企业的数量并鼓励革新企业扩大产量和供给，从而降低产品价格，使非革新企业的利润减少，非革新企业管理者的利润低于最小可接受水平，对其产生离开惯性区域的推力。上述两种效应结合起来，就可加速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革新的扩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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