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武德思想及当代启示
汪 璐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孙中山继承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爱国主义、崇尚勇德和以民为本等思想，根据三民主义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以“专心救国”的军事爱国主义、“不宜畏死”的军事英雄主义、“为众人服务”的军事人道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武德思想。学习研究孙中山的武德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我军思想道德建设，实现强军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武德；孙中山；军事爱国主义；军事英雄主义；军事人道主义
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在战争中，他十分重视发挥军人的精神作用。在物质和精神的对比中，他认为“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1]13。而武德又是军人精神的核心。因此，研究孙中山的武德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我军思想道德建设，实现强军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批判性传承
武德是军人观念体系与行为品质的统一体，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着丰富的武德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不断地影响着军人精神的塑造。孙中山的武德思想就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安国保民的爱国思想、英勇顽强的英雄品质，爱护百姓的作战原则等武德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三民主义理论与实践，形成的以“专心救国”的军事爱国主义、“不宜畏死”的军事英雄主义、“为众人服务”的军事人道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孙中山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将之直接或间接地应用于革命实践，是他武德思想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2]。
（一）批判继承传统伦理中的爱国思想
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源远流长，它既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传统武德文化的重要内容。军人更是将爱国之情落实到报国的具体行动上，将以身报国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不管是“图国忘死，贞之大”的民族气节，还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或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都丰富着军事爱国主义的内涵，滋养了无数仁人志士。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孙中山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报国思想离不开忠君思想。正如辛弃疾在词中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国一体，国家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报国往往等同于忠君，忠君依据的是家庭伦理中的孝道。在中国，宗法关系延续了几千年，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由家及国，形成了“君为臣纲”的伦理观念和“家国同构”的关系格局，“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因而，有了忠孝相通的传统，有了忠君爱国的理念。
取3号免疫小鼠脾脏进行杂交瘤制备，经过3轮亚克隆及筛选后获得2株单克隆抗体，分别命名为3G3和3G4。如图4所示，腹水单抗经纯化后纯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3G3和3G4浓度分别为6.06 mg/mL，2.22 mg/mL。 如图 4所示，两株单克隆抗体纯化后的效价均为105。
孙中山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倡导的军事爱国主义已不简单是传统的忠君报国思想，而是颠覆了以往封建地主和军阀对军队功能的认识，明确了军队的服务对象，军人为国而战，有着捍卫国家主权的义务。中国自古就有“殉节报国”“杀身以成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忠君报国的思想。孙中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传统军事爱国主义进行了改造，作出了新的阐释，将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内容注入其中，提出了“成功”“成仁”的观点，认为军人应不问利害，“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1]22的为国献身精神。同时，他在区分专制国与共和国的基础上，指出不同于专制国将国家等同于君主的观念，共和国是属于全体人民的。由此，他将古代军人忠于封建国家、以死报君的精神加以改造，剔除其“愚忠”的糟粕，将“忠”的对象由封建君主转变为国家和人民，从而将报国思想解释为为国牺牲的革命献身精神。他指出，民国取代了清王朝，而“忠”依然为社会所需要，但这种“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3]244。他还指出，与效忠于个人不同，为众人效忠是高尚的。为此，孙中山批判保皇党标榜的“爱国”其实质是“所爱之国为大清国”，维护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没有考虑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保皇党“非爱国也，实害国也”[4]63。真正的革命党所理解的军事爱国主义，是为国牺牲、成仁取义的行为，是舍命救国的牺牲精神。
（二）深度挖掘传统伦理中的勇德思想
“勇”自古以来就是备受军人推崇的重要武德之一，《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子》也提出了“威、德、仁、勇”的为将之道。可见，孙中山所说的“智、仁、勇”等概念古已有之，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勇”展示了军人特有的职业精神、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以及舍身成仁的非凡气度。从孙中山对“勇”的诠释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此外，中国文化中不但崇尚“勇”，还讲求智勇双全；“不惧”并非无所畏惧，更不是用武力解决一切，而是善谋、谋定而后动。正如《孙子兵法》所说：“以谋为上，先谋而后动。”古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技能是军人必备的，只有本领过硬，才有赴汤蹈火的资本。孔子就曾告诫子路说：“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论语·阳货》）朱熹也认为：“有仁知而后有勇，然仁知又少勇不得。”[6]34到了孙中山这里，他对“勇”做了“长技能”和“明生死”的规定，这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孙中山的武德思想，是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他主张以军事爱国主义指导军人的行为，以军事英雄主义激励官兵，这不仅体现了他的革命精神，更是丰富了中华武德思想。当今中国处在与孙中山完全不同的时代，世界形势与时代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的使命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军事爱国主义、军事英雄主义、军事人道主义等仍然是军人道德不变的规范。尽管孙中山的武德思想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③，但对我军的思想道德建设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5]。孙中山认为“勇”的根本要义就是“不怕”，勇者无论面临多么残酷多变的战场和严峻死亡的威胁都要镇定自若、无所畏惧。不惧危险、勇于牺牲是军人的必备素质。
孔子将“勇”进行了区分，反对没有“智”“义”支撑的恶勇，认为“有勇无义为乱”（《论语·阳货》），并指出“勇而无礼”是君子所厌恶的。孟子将“勇”分为“大勇”和“小勇”。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孟子指出，小勇是一种动辄抚剑疾视的匹夫之勇，而大勇则如周文王、周武王一样，义愤激昂，善于调兵遣将以安天下之民。荀子在《荣辱篇》里将“勇”分为四类：即争食的“狗彘之勇”、夺财的“贾盗之勇”、逞暴的“小人之勇”以及重仁义的“士君子之勇”。前三“勇”只重个人利益，与士君子的“大勇”有本质的区别。孙中山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也将“勇”做了大小之分，并强调军人要舍生取义，应牢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6]132。
采用沟施法，于头年9月中旬施肥一次。标准地中每隔1.5 m沿等高线水平开沟，沟深15～20 cm、宽20 cm，施入肥料并覆土。试验进行期间，标准地内严禁牲畜及人破坏行为，禁止挖笋。
（三）创新发展传统伦理中的民本思想
孙中山“为民而战”“为人民革命”的思想源于中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春秋时楚庄王将“安民”作为“武”的“七德”（《左传·宣公十二年》）之一。《管子·霸言》强调：“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孔子也主张富民、教民，孟子强调要以民为贵。《孙子兵法》提出“唯人是保”的主张。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在军事活动中的“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孙中山传承了这些价值理念，认为人民是国家之本，“天下为公”是他毕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在兴中会的宣言中，他就提出要“群策群力”，“共挽中国危局”[6]22。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必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4]196。
古代的“民本”思想重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重视民众的尊严。对此，孙中山对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改造，并将“民有、民治、民享”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世界道德的新潮流》中，还将自己的道德追求概括为“替众人服务”，认为这是新时代崇高的新道德，是世界道德的新潮流。他将资产阶级关于国家和军队关系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无论官长士兵，对于人民宜以仁义为重。须知人民与我为一体，利害与共。”[3]22同时，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孙中山的民本思想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不仅更加重视民众的作用，而且明确了工农阶级在民众中的地位。他逐渐意识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起，革命事业也需要依靠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力量才能成功①。
近两年，中国石化黑龙江石油把全面可持续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打造“一流企业”为愿景，以建设“大一企业”为目标，坚决落实集团公司工作部署，围绕“改革、管理、创新、发展”工作方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拓市场、促改革、抓运行，持续推进新业务转型突破，主营业务扎实开展。1—8月，公司实现经营总量72.5万吨，同比增幅17%。零售总量同比增加9.2万吨，同比增幅24.3%。非油品交易额1.28亿元，同比增幅13%。零售总量增幅排名系统第一，市场份额达到17%，荣获销售企业月度红旗四面。
“以民为本”就要“慎战”。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著称，提出了“以战去战”（《商君书·画策》）、“止戈为武”的战争理念，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颇具民族特色的武德传统。孙中山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慎战”思想，认为爱和平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传统，并且是“出于天性”[3]246的，因为，战争必然会伤害民众，“兵者所以威不弱，故非得已”[6]332，“攘胡之师，为民请命，……而伤痍者犹不得免”[6]317。因此，应尽量避免使用武力，以防使民众处于水火之中。然而，当时的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强敌欺凌，仁义之道已无法维护和平，欲求中国之独立富强，还民众以真正和平，就不得不使用武力，对内结束军阀统治，对外抵御列强入侵，以战止战，以正义之战维护和平，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可见，孙中山所提倡的武德并不是一味地诉诸武力，而是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总酸含量是反映酱油品质的主要指标之一，各有机酸与相应醇类经酯化反应可生成具有芳香气味的各种酯，从而赋予酱油特殊的风味[27]，但过高的总酸能使酱油酸味突出，降低酱油的品质。《GB2717-2003酱油卫生标准》[28]中严格规定总酸含量不得超过 2.5 g/100 mL，本试验所检出的总酸含量均在标准限值之下，如图2。
二、孙中山武德思想的精神内涵与他的武德实践
军队是国家的安全保障，武德是一个军队应有的道德规范和军人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孙中山一向强调武德的作用，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武德的认识，形成了以军事爱国主义、军事英雄主义和军事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武德思想。他认为，作为军队的主体，军人不仅需要有强烈的爱国心，还要积极地回应时代的需求，以坚定的政治信仰为指引，以军事英雄主义为支撑，奋勇杀敌、勇于牺牲，在为国为民的奋斗中诠释武德的精神内涵。
（一）“专心救国”的军事爱国主义
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大肆入侵、中国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救亡图存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成为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价值诉求。结束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成为特定时代军事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
（2）在没有维修标准的情况下，对关键数据进行计算、认证。如，在没有活塞环闭口间隙标准值的情况下，不能将活塞环作为“标准件”直接安装；
孙中山的军事英雄主义是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统一。他认为，军人之勇有两方面的内涵，即“长技能”和“明生死”。长技能，包括“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和“吃粗”。明生死，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孙中山认为，“欲生恶死，人之常情也”[1]34，虽然“欲生恶死”是人的天性，但作为军人，就要“不宜畏死”[1]34。他要求官兵要深明大义，在战场上表现出“知死不避”的革命精神，他呼吁革命军人应以革命事业为人生目的，或成功，或成仁，成功则成就了辉煌事业，与国民同享一个新的世界；成仁则是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这种敢于拼死于疆场的行为，是那些“死于牖下”的“庸庸碌碌之辈”不能相比的，这是“成仁取义”，不仅无上荣光，而且“重于泰山”，因为“我死则国生”[1]34。
同时，孙中山赋予“勇”以政治性。有主义，“勇”才有实践的基础。这里的“主义”，也是指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革命之精神与道德，亦皆由此三民主义而出。”[10]党与兵是相依为命的，兵出于党，无党就无兵，没有党的信仰指引的军队必然是一盘散沙。孙中山进一步指出，精神振作与否取决于所信仰的主义是否真确。三民主义是符合历史与现实需求的，在当时，国家“弱且贫”，不可不思之救国，而救国亦要遵循其道，“道何在?即实行三民主义”[1]29，违背“道”的“勇”，“害乃滋甚”[1]30。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因此，革命军人要真正地明白三民主义，才会产生信仰；有了信仰，就有了彰显自己勇气的方向与动力，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军人的勇，是以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为前提的，否则，“勇”就成了莽撞之勇、匹夫之勇。军人不仅要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与技能，还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以保证思考周详、善用智谋。
孙中山批判了军阀统治，揭露了他们为争夺地盘、聚敛钱财而使国家四分五裂的行径。军阀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横征暴敛，他们统治下的军队只会令民众苦不堪言。不同于军阀的牟图私利和欺压民众，孙中山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提出军队要为国为民服务，军人要心系国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国家富强了，个人的发展与追求才会有可靠的保障；而那些心中无国的人，只会唯利是图、追逐个人利益，甚至可以为私利去做亡国奴，但这些人即使是“升了官、发了财，也不荣耀”[3]649，是可耻的。孙中山认为，革命军人必须受“非常之军人教育”，通过军事教育来激发官兵的爱国热情。1912年颁布的《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规定，军官不仅要有学识，更应该具备爱国的品质。在黄埔军校，孙中山多次向学员讲授中国受欺凌压迫的历史，告诫官兵要以救国为毕生的事业，不可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并勉励学员要克服自私自利之心，破除富贵利禄之念，献身于革命事业，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之责任”，“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7]292-300。
同时，孙中山还赋予了军事爱国主义以强烈的政治意识，认为军事爱国主义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指导。这一思想是孙中山在吸取革命失败惨痛教训后形成的。二次革命、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清到革命中的一些军队，他们的目标与革命党的奋斗目标在根本上是不相同的，这些军队中的官兵，不仅“不明白革命主义”，更“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8]851，他们看到的只是利害关系，没有理想信念，因而是靠不住的，最终只能导致革命失败。由此，孙中山强调：“只有明白了主义，才能干革命事业。”[8]851这里的“主义”，特指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②。坚持和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是革命军人的一大天职。他指出，北洋军阀与革命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无主义，各路军阀都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互相争斗，实则是为了权力与地盘而争斗。没有正确的政治信仰引领，就不会有国家观念，也不会为国家的命运而自觉奋斗。因而，他认为军人不能“汲汲于把握军权”[9]506、一心想做大官，而要做一个有志之士、为践行主义而奋斗。军人的信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孙中山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培养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要求学校向学员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阐释三民主义，以培育学生爱党爱国的政治热情和奋斗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只有信仰了主义，爱国的情感才有了方向。正如孙中山所说，只有照着自己信仰的主义去做，才能打破旧的思想，否则，我们的事业便没有希望[9]469。
书圣的二十四字君子剑，袁安练得最好，颇得其雄肆老媚的剑意，李离稍弱，难免名士做派，上官星雨剑诀记得牢，剑舞却纤弱支离，书圣苦笑道：“我这剑法是君子剑，本来就不是给淑女学的，你学成这样，柔中用强，化松为竹，已经很好，去吧！”
（二）“不宜畏死”的军事英雄主义
孙中山认为，军人为了革命利益和革命理想要敢于斗争、不怕困难、勇于自我牺牲，即要有军事英雄主义精神。战争极具破坏性，军人常与死亡相伴，唯具有牺牲精神，坚韧去做，才能实现军人的价值，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辛亥革命中，正是因为军人不畏死的牺牲精神，才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而军事英雄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勇”上。孙中山认为“勇”是军人精神的要素之一，并将其定义为“不怕”。孙中山反对诸如“发狂之勇”“血气之勇”“无知之勇”，认为这些都是匹夫之勇，是“小勇”；军人之勇应当是“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1]111的“大勇”。
Bering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儿童更倾向认为个体死亡后其认知、愿望、情绪功能仍存在，而认为死亡后生物、精神生物、知觉功能会停止。我们的结果重复了儿童来生信念理解的这一特点。
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着军人武德重心的变化。孙中山认为，当前革命军队所负的“非常之事业”就是革命[1]10，而“革命之责任者，救国救民之责任也”[1]15。面对革命之路的艰难困苦，军人“须具有特别之精神”。而军人的特别精神指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精神，其突出表现就是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斗志扶大厦之将倾，救国家于水火。
本文研究和应用的人工免疫故障诊断及预警算法主要包括3部分: 系统初始化，包括正常抗体库和故障抗体库的初始化；系统自学习，包括正常抗体库和故障抗体库的更新；在线故障诊断，包括故障检测和故障类别诊断。实际的在线故障诊断流程如图5所示[12-13]。
军队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有力武器，因此，军人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领导发动了讨袁战争和护国战争，这两次战争都以革命党人的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除了客观上的敌我力量悬殊外，更在于革命党人手中没有掌握一支真正听命于自己并有明确而坚定信仰的军队。在孙中山前2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主要通过联络会党、新军，收买民团游勇，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斗争；直到1923年，接连失败的现实打击才使他认识到，借助他人力量始终不可能拥有可靠的军事组织，主义和政治信仰也就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建立一个新国家，首先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军，实现军政统一，以党治军、以军固党。在经历多次失败后，1924年孙中山着手创建黄埔军校，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培训军事人才。
（三）“为众人服务”的军事人道主义
孙中山在社会历史观上，提出了“民生史观”，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3]365这种观念反映到军队建设方面，就是认为军队是为群众的生命、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的生计而存在的，军人要发国民之心声，肩国民之责任。
范坚强命人在屋子里摆上了酒席，他看了看伤痕累累的一杭，揶揄地问：“要不要来一口？”一杭没理他。他便一个人独自喝起酒来，边喝边称赞味道好。
首先，军队是由国民组成的。孙中山在1923年《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宣告，革命是由民众发起的，也是由民众组成的，民心向背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失去民心的军队，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孙中山指出，人民的心力是革命党本身的力量，我们要联合各民族力量“形成一个大力量”，以人民的心力为基础，从只有“革命党的奋斗”发展到使国民加入“革命军的奋斗”，最终实现武力与国民的结合，进而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因为，只有得到国民的援助，中国争取独立、自由、统一的革命事业才能成功。在孙中山的倡导下，黄埔军校组织学员成立了宣传队，且要求宣传队走进乡间与民众接触，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帮助农民训练自卫军。
其次，革命军队是为众人服务的。这与封建王朝的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的军队是替君主打仗的，胜利的果实属于一家一姓的皇帝，民众只是战争的工具和牺牲品；而革命军人与人民是利益与共的共同体，军人与民众的角色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民众供军人以衣食住行，军人如若不能保护民众，那谁还会去从事工、农、商呢？谁还会去供应军人的衣食住行呢？孙中山基于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强调军人的使命在于保护人民，军人要为民而战，为人民的生活保驾护航，只有这样的军队才是仁义之师。军人要肩负起革命之责，创造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世界。当个人利益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军人为天下之大利，“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11]，必要时，为救国救民之大业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由此，孙中山得出结论：军人要以“仁义”为准则对待民众。孙中山指出，无论长官还是士兵，只要是军人，对待人民，都“应以仁义为重”。为此，军人必须“别是非，明利害”[1]16。别是非，就是明确军人的责任以及行为的评价标准，即是否利国利民，是否符合三民主义，利于民则为是，否则就为非；明利害，就是要求军人做到不扰民、不害民，与民众利害与共，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从而实现军人之仁。孙中山认为，军人之仁是超越利害关系的大仁，包含了“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则皆为博爱”[1]22。其中，救世之仁是一种普济众生的“宗教家之仁”[1]109；救人之仁是一种乐于行善的“慈善家之仁”；救国之仁是一种一心为国的“志士爱国之仁”[1]110。如若为国为民而牺牲，则是军人“成仁”的体现。
为了得到民众的支持，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孙中山清醒地意识到，辛亥革命后，军队开始腐化，有的革命党人思想上出现了蜕化变质，生活中贪图享乐，这种当官做老爷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着眼于挽救民心，加强了军队的纪律建设。1912年1月16日发布了《命陆军部严加约束士兵令》，要求陆军部尽快制定防范纪律不整的办法，“以靖闾阎而肃军纪”[12]。同年1月20日又发布了《命陆军部颁行军令整顿军纪令》，他认为，只有纪律严明，才能保军队之名誉，使军队成为“国之干城”[13]24。
三、孙中山武德思想的当代启示
钱海燕在网上搜集很多关于甲状腺癌的正面描述，发给周启明，每天给他灌输各种心灵鸡汤。人在脆弱的时候，心灵鸡汤还是挺管用的。反正，周启明慢慢走了出来。
（一）培养军人坚定的政治信仰
军事英雄主义在当时突出的表现就是为正义事业而英勇战斗，因而，孙中山特别强调实践勇德的重要性。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政治训练，孙中山都反对空谈，注重实用，让军人在实战中积累智慧、磨练意志。例如，黄埔军校的军事课主要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教以基本的军事常识，术科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等等，学科和术科都以实战中的应用为主。除了课程讲授外，黄埔军校还特别看重野外训练和实际的战斗锻炼。黄埔军校的学员虽然还是学生，但他们也是处于战斗状态的军人，他们在校期间的大半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实战式的训练不仅提高了学员们的军事素质，坚定了他们的报国信念，而且还培养了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
孙中山指出：“我们的宗旨是造成一种革命军。”[7]290而革命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革命党有相同的奋斗目标。为此，孙中山以主义建军，把是否信仰“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军建设的主要内容，要求黄埔军校学员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认为“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3]501，革命军队必须服务于党的奋斗目标，由此将党的宗旨与军队宗旨统一了起来。孙中山还积极地吸收俄国军队建设的有益经验，在黄埔军校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制度。在训练内容上，将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放在同等地位，军事训练包括学科和术科两大类，政治训练则重视革命理论与革命精神教育。从最初的《政治训练班训练纲要》，到后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内容和形式都日臻完善，政治教育趋于规范化，为培养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回顾我党我军历史可知，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政治保证，是铸就革命军人鲜明实践品格的灵魂。在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发生深刻变化，思想文化多元化，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明确方向、砥砺品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卫国防和国家利益仍然是军人的使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是孙中山在军队中成立党组织制度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自三湾改编始确立的建军原则的继承。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根本原则，积极主动占领军队的思想阵地、文化阵地、舆论阵地，坚定理想信念，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史军史，打牢思想根基，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觉悟，警惕诸如“军队国家化”等谬论对官兵思想的侵蚀，将爱国与爱党结合起来，为实现强军梦和中国梦而奋斗。
（二）坚持爱国与爱民相统一
如前所述，孙中山认为，军人要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所负的责任，军人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保卫国家及人民之责任也”[1]17。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为此，军人要有正确的是非观，“利于民”“利于国”则为是，“不利于民”“不利于国”则为非[1]18。他还指出，在共和国体制中，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些牺牲者，是为国而献身的[1]23。可见，爱国与爱民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成为“国民之武力”，并为“国民多数造幸福”。他高度赞扬为国为民牺牲的烈士。他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演说中指出，七十二烈士的牺牲是“忠于民”的行为，彰显了“为国服务的志气”，“以死唤醒国民，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人民的牺牲，是爱国主义与为国民乃至为世界服务的统一”[7]155。
军人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军人要处理好的最基本的道德关系。孙中山将爱国与爱民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当代中国，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军队的任务就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军人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中国的军队根植于人民之中，与人民心连心。因此，只有将爱国与爱民统一起来，才能克服传统爱国主义的狭隘性，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做出应有贡献。坚持爱国与爱民相统一，也是确保军民融合战略顺利实施的要求。
（三）坚持精神与技术并重
孙中山指出，作为民国军人，第一是要有“与国存亡之心”，这是对军人精神上的要求；第二是要有“学问”[13]475，这是对军人技能上的要求。与国家共存亡的精神需要一定的技能做支撑。为此，孙中山提出了军人应具备的五项技能，即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和吃粗。“命中”即开枪能够击中敌人，可以树立必胜的信心。“隐伏”即利用地形避弹，可以保存实力，不逞鲁莽、草率的血气之勇。“耐劳”即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走路”即不避险阻地疾行，以便机动灵活地应对敌人。“吃粗”即能吃干粮、吃苦。这些技能既强调了精神的力量，又注重军事素质的提升，并且强调，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践行军人武德。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将勇于献身的军事英雄主义变成自觉意识。军人的勇气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和口头上，高尚的品格须有必要的技能作支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枪是自己不会动的，需要勇敢的心和坚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14]我们要将爱国情感与作战技能结合起来，从难从严进行训练，在实战条件下磨练官兵的意志，练就过硬的军事本领，实现人与武器的优化组合，这样才能打赢现代化战争。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军事的专业性、技术性越来越强，对军人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学习，增强军事实力和军事技能，才不会使履行使命任务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必须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以实战的标准训练官兵，提高军事技能；积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为我所用，提升我军的现代化水平，为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注 释：
①孙中山指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详见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41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此时他指的民众的作用，已经突出了工农大众的重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可作“国民的先锋”（同上，第1898页），国民革命“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同上，第1980页）。
②这里的三民主义，指的是新三民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孙中山主观认识的提高，其三民主义也在不断地深化。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意识到建立军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下，他还对革命对象和革命所依靠的力量重新进行了分析。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主张用民族战争消灭帝国主义，以革命战争推翻专治统治。在孙中山的建军思想中，三民主义主要指新三民主义。
③孙中山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军阀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而偏重于用革命主义感化改造旧军队，从而过度强调了精神的作用，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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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014（2019）03-0008-07
DOI: 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3.002
收稿日期： 2019-03-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基金项目“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10&ZD072）；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十三五”计划研究项目“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研究”（16ZY02-08）。
作者简介： 汪 璐，女，河南郑州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军事文化和军事伦理。
（责任编辑：张群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