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人”到“知识人”：解读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人论文,重构论文,人性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变迁与马克思的批判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基本行为特征作了详尽描述。他认为，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本原因，“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这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基本心理动机就成为一切经济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动力。
就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而言，斯密时代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就给世人造成了一种真实的“错觉”：似乎在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行为动机是相似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通过自由竞争，完全可以达到“自然均衡”和实现“自然理性”。斯密也正是在这种真实“错觉”的基础上抽象出了以自利心为最佳行为动机和一般人性特征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该体系的实质可以理解为用“生产自由”来取代“权力自由”，通过反对政府的“妄为”和“管制”，反对经济垄断和行为约束，来塑造一个合乎人性的、合乎自然的，因而也是“永恒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
（二）后斯密时代“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1.马歇尔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在探讨经济学研究对象时，马歇尔尤其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学应该着重考察人的心理和动机。
为了解决“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马歇尔对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定义进行了彻底修正，他说：“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血肉之躯的人。”同时，为了回避在界定一般人性特征时可能面临的麻烦，马歇尔特意在概念上进行了转换。他把功利主义中的“快乐”和“痛苦”换成“满足”和“牺牲”，认为这是支配人类经济生活的两种根本动机。
对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自由竞争理念，马歇尔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说：“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
2.凯恩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凯恩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将个人的行为动机分类进行了系统归纳。在深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心理因素时，凯恩斯将其背后隐含的行为动机划分为四种，即“所得动机”、“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在这些动机中，凯恩斯尤其强调利得动机。针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收益最大化”行为原则，凯恩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设今日之决策可以影响未来，则此种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事实上也没有方法作此种计算”，“理智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尽力设法挑选，在可以计算之处，也计算一下；但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象、情绪或机缘。”鉴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彼此间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存有很大差异，凯恩斯彻底放弃了亚当·斯密基于“理性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理论观点，转而提出了“管理人性”的概念。这也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3.莱宾斯坦和西蒙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1966年，美国哈佛教授哈维·莱宾斯坦首次提出了“X效率理论”。在分析个人行为动机时，莱宾斯坦认为个人的行为受到从表面来看相互矛盾的两种人格倾向影响，一种是在决策时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超我功能”；另一种倾向是本能地不愿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计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本我功能”。这种人就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
赫伯特·西蒙也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展开了批判，在西蒙看来，“理性经济人”假设中所含的“完全理性”是不现实的，相反，“有限的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追求令人满意的利润也比追求最大利润更接近于现实，由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寻找满意的人”的假说。
由于亚当·斯密本源涵义的“经济人”假设与不断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在内涵上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与其在形式上继续沿用“经济人”假设的概念，还不如从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的根本目的出发，将后斯密时期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硬核统一界定为“管理人”假设。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已经开了先河。
（三）马克思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及“自由人”假设的形成
针对“经济人”假设中强调的自利心，马克思认为，这是个人自身发展还存在着“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特征。
关于人的行为动机，马克思则始终坚持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视为探讨人的本质、一般人性特征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的指导原则。马克思指出，虽然“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但“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仍然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同时，马克思也认为，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是可以统一的，正如他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简言之，就是要用“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些结论均可视为马克思“自由人”假设的主体内容。
二、当代西方人性假设的发展及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
（一）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人性假设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福莱特认为，组织应建立在团体道德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她指出，除非在群体交往中得以释放，否则，个人潜力依旧是个人潜力。原因在于“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将会发现，只有在顾全团体利益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证。这即是“社会人”假设的主体内容。
“自我实现人”假设是伴随着亚伯拉罕·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提出而问世。所谓自我实现，指的是每个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个人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个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说，人们除了社会需求之外，还有一种想充分运用自己各种能力，发挥自身潜力的欲望。
“复杂人”假设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提出的人性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随着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每个人的需要都各不相同，需要的层次也因人而异；人在同一时间可能具有各种需要和动机，它们会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机模式；人在组织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会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由于人的需要不同，能力各异，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没有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时间、任何个人的统一的管理方式。在上述假设前提下，要求主管人员必须根据具体的个人的不同，灵活运用不同的管理措施，以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
纵观西方学术界有关一般人性特征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资产者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政治和文化地位的变迁，他们关于人性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的探讨逐渐带有了“思辩色彩”，而展开科学研究的欲望却在逐步消退。不过，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人性学说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诞生之后，又有所改观，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西方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西方管理科学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学术成就，而这些成就又往往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寻觅到理论渊源。相对于管理科学的理论创新，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却显得大为滞后，思辩色彩也愈加浓烈了。
（二）以“知识人”假设为基本硬核，重构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还是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假设，其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正在接受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严峻挑战；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马克思“自由人”假设所强调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相比，也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对人类行为特征进行抽象概括，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性假设以满足实践需要。一般来说，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人性特征深受该时期特有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制约，而“知识”作为现代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对人们的行为特征产生了特殊影响。这就为以“知识人”假设作为基本硬核，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创造了现实基础与客观条件。
“知识人”假设是以马克思一般人性观为基础，结合知识经济时代个人行为的主要特征和人类价值理念的最新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实践，而抽象出来的用于集中反映当前时代特征的一般人性假设。它充分体现了“知识”对人类改造现实世界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知识”对改变人类自身，促进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意义。它是马克思“自由人”假设基本内容与现实社会客观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在尚未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时，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将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物化源和价值源，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综合素质时所展示出的人性特征，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以“劳动自由”来取代“资本自由”。另外，当我们在科学地精炼“知识人”假设的应有内涵时，还需要充分借鉴和积极继承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假设，以及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人性假设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联系到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实际国情——即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低，结构性差异大，区域商品经济成熟度高度不均衡，行业垄断、地区封锁以及某些政府特权仍将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与运行机制形成严重障碍时，我们仍需将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强调的“自由竞争”意识和“利己而不损人”的行为观念、“管理人”假设所追求的“合理利润”的行为动机，以及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等，有机、系统、科学地融入“知识人”假设的本原涵义中去。
由此，我们可以抽象出“知识人”假设的主体内容，即：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中，随着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个人行为动机不再是纯粹单一的心理需要，“包括利他动机在内、对不同目标和奖赏有反应的扩充的自我概念，将取代仅仅受自利动机驱使的狭隘的自我概念”，这意味着个人心理动机将呈现出结构性与层次性的多元化特点；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也将由狭义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向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的综合价值合理化转变；人们的行为目的不仅仅要考虑当前的实际需要，而且要充分考虑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在高度关注“人力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也要积极运用“创新知识”及“创新技能”，大力加强对“自然物”与“人造物”的改良和改进，以便使其能更有效地发挥服务功能；最后，人类在寻求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还应努力实现人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些都可视为“知识人”假设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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