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与凝聚：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黎论文,基督徒论文,温州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的移民政策愈趋宽松，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跃升为愈益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国人、中国制造、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消费、中国的资本以及意识形态都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海外移民现象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向性的复杂特征(移出、回流、多重迁移并存)。中国不再仅只是地缘政治上的有形概念，其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影响着世界不同地方的社区生活、文化发展、政治形式、经济与消费等多重场域。 与全世界做生意的温州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华商群体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今天的温商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跨国界的中国海外经贸代理人角色，他们以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小商品，大市场”和“家庭生产”为特征的“温州模式”，[1]通过民间自发的、几乎无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网络，不断在全球拓展着中国的商业版图。据温州官方的统计数字，现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街、温州城与温州商会形成了温州人的营销网络，年商品交易额高达6650亿元。[2]另据温州市侨办几年前统计，90%的温州华侨侨居欧洲，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和米兰、法国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德国的法兰克福几个城市。[3]恰恰是这一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温州人经济，在物质层面上促成了华人商城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与扩张。然而这一经济全球化故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人社区的宗教信仰与组织形式。本文将以旅法温州华人基督教为例，展示一个在流离与凝聚、传统情感与现代理性的张力中生存与发展的移民社区。 流动的信仰与离散的社区 温州的边缘政治地理位置不仅有利于历史上活跃于沿海地区的西方传教运动，同时也成就了改革开放后本土化基督教与移民商业的蓬勃发展。[4]旅居巴黎的温州移民至少有13万左右。[5]据笔者实地统计，在大巴黎地区约有二十家以温州移民为主的华人教会。几乎没有温州人是为了纯粹的宗教原因而移民西欧，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国内已经是基督徒，为了实现致富梦而来到法国这一世界时尚之都从事小商品零售和批发贸易。巴黎有三条著名的“温州街”，分别在庙街、美丽城和伏尔泰街。温州人在那里经营的皮具、首饰与旅游纪念品商店林立。巴黎温州移民社区内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于温州郊区的丽岙镇这一著名的侨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从丽岙移居到巴黎的10、11、19和20区。一个温州传道人将这一跨国人口流动描述为“把温州一个村搬到了法国”。只有极少数人是从温州的三个主城区(鹿城、瓯海和龙湾)移民过来的，这就注定了移民经历的城乡与中西方的双重文化过渡将是曲折坎坷的。 巴黎的温州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全球宗教文化的代表形式，也是海外移民形成的一种在地社群实体。宗教在巴黎温州商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鲜明的角色，塑造了信徒在面对非法身份、道德权变、原籍忠诚及国族归属等问题时所持的态度及处理方式。这些移民的温州基督徒在一个陌生的社会空间中采取了一种宗教意义框架来支持他们的商业社会运作。温州移民教会与西方教会或其他海外华人基督教社群不同的是，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并不与法国本地教会交往而是与温州家乡的教会组织保持紧密联系。这与在欧洲的温州移民群体的家族式商业运作方式相似。例如，这些温州移民教会会定期邀请温州传道人在欧洲用温州方言讲道和主持教会活动，并支付他们差旅费用。巴黎最大的温州移民教会“巴黎温州教会”有1000多位受洗信徒，曾为温州郊区建立的一所神学培训机构捐献了3万欧元，并持续为招生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援。这个移民教会也制订了一条相关规则，即一旦收到任何温州教会要求资金援助建设教堂的吁求，他们就会立刻捐献1 500欧元。巴黎较大的温州教会团体都已经或者已计划购置他们自己的聚会场所。对于温州信徒来说，拥有教产就好像在巴黎拥有一个物质与属灵的家园。跨地域温州教会空间的增长使得世界各地的温州基督徒的声誉都得到显著提升。 巴黎温州移民总人口中的基督徒比例仍未可知，但笔者估计巴黎温州华人中约有10%～20%是基督徒，这与温州本土的基督徒比例基本持平。大多数温州移民是通过不同途径非法进入法国的。[6]基督信仰对于是否移民的决定——无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方式——几乎没有影响。事实上，移民和迁移的经验往往会生成或加强个人的宗教委身度。有一些温州移民会进行长达数月横跨亚欧大陆的危险旅行，以偷渡来法，他们皈信基督教以寻求或感谢上帝保佑他们旅途平安。作为来法国后皈依的信徒，晓敏讲述了她在来法旅途上的磨难与信仰见证，认为神拣选一个人，就会把他放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来塑造。她在一个寒冷雪夜被安排从克罗地亚偷渡到斯洛文尼亚的路上不慎跌落到一个冰窟窿里，她回忆道，“那时候我整个人身上手上全部已经冻住了一样，还有两个外国人跟我们一起偷渡的，他们就过来左边架一个右边架一个，把我整个人这样拉过去了，后面也继续走，差不多走到那个交界处的时候，我们又在那里等，等那些车过来把我们送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没有相信耶稣，但我觉得是神他让我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想起我的婆婆对我讲的一句话：‘孩子，出去外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当你惊慌或者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叫耶稣，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救我’，当我掉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婆婆对我讲的这句话，我说主啊，你来救我，就这样子”。晓敏在遭遇劫难那一霎那感受到神与她同在，她感到自己的信心被神建立了起来，并觉得真的世界上有一位神的存在。每当她走不动了，她会祈祷神帮助她安全到达法国。 恩德是1991年来法的温州传道人与服装商人，他在50天的路途中跨越了13个国家。当他回想起那段无比艰辛的旅途，都十分感慨自己的幸运与所得到的上帝的恩典，正如他所说：“这也是神带领的，非常奇妙。所以我经常在讲道的时候说，在圣经里面，天使跟玛利亚讲，蒙大恩的女子，你是有福的，所以我是蒙大恩的男子，上帝特别祝福，特别赐福给我。”正如17世纪乘坐“五月花”客轮从英格兰跨越大西洋登陆美洲大陆开创新生活的清教徒一样，恩德也为自己的冒险经历进行了富有宗教灵性色彩的诠释：“上帝今天把我们带到法国，那我就跟上帝说，把你给我的救恩也带到法国，把你给我的恩典，借着我也来到法国，把你给我的平安借着我带到法国，我现在是还福音的债。” 移民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社会过程，特别是当人们由于经济驱动而非法跨越边境时。宗教为其信仰者或潜在信仰者于颠沛流离中获得情感与身份的安顿。巴黎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中年人。他们是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到达法国的第一代温州移民，都有积攒第一桶金和建立家族生意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不少人支付给蛇头约15万—20万人民币以偷渡到巴黎。那些基督徒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他们在讲述自己的移民故事时常常会强调“人往高处走”的人类天性而低调处理偷渡的非法性。对一部分基督徒而言，前往巴黎途中所经历的艰难与遭遇的苦难增强了他们的信仰，并成为他们依靠和寻求上帝的见证。在大部分人眼中，移民通过解放年轻人的商业精神而造福了那些处于移民输出社会中的家庭，因此应尽可能地鼓励这种行为。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温州移民教会的牧者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对法国悠闲生活方式的震惊，这包括法国的低结婚率、女性吸烟现象、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以及他们没有野心成为“老板”。 对于大部分温州移民基督徒来说，他们的生活主要关切两件事：做工赚钱和事奉教会。这种自我孤立常见于温州移民社群，特别在第一代移民中尤为突出。移民教会圈是他们在巴黎除了家庭之外唯一延展的社交网络。老华侨吴弟兄在巴黎住了18年仍然不懂法文，并宣称自己也没有时间看中文报纸或是中文电视节目。当被问及是否喜欢法国食物时，他说他只喜欢麦当劳，而麦当劳在他眼中是典型的法国食物，他常常在探访教会信徒后吃麦当劳。移民教会中的中老年人对领袖的职分竞争十分激烈。笔者曾亲历他们在主日聚会后在整个会众面前争吵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当大部分信徒哀叹教会的不和之时，他们也往往沉浸于评论教会内“戏剧化”的权力斗争与家长里短。那些男性的平信徒领袖似乎特别希望通过这种宗教式的补偿来平衡他们在新社会中对于生活的缺乏掌控。通过强调传统的父系权威，来弥补他们在主流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无论是传统的民间同乡会网络还是专业的商会组织似乎都无法像以会众模式(congregational model)为基础的基督新教那样有效地容纳大众参与社会的热情。同为宗教全球化形式的移民佛教会馆在巴黎温州人圈中虽有不小影响力，但相比较而言，其影响力主要不在日常参与公共事务与家庭生活领域，而局限于节庆时期的烧香祈福以及私人灵性服务的内容。[7]由于这些来自中国农村沿海地区的温州移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有巨大缺失，使得移民教会很可能成为他们在巴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唯一机会。 抱团融入：因信仰而凝聚 在学术圈内和大众媒体上，人们对温州人同乡互助的文化精神有着广泛的认识，将之视为温州人经济在国内外成功的法宝。基督教信仰更为这一同乡之情附加了一层内部相互信任的跨国网络。在巴黎的许多温州移民基督徒都来自家乡同一个教会系统。同一系统内的教会，不管彼此相距有多远都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在巴黎，“温州教会”这个词经常同时涵盖了巴黎这边的温州教会以及中国的温州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巴黎的温州移民基督教社群看作是中国温州商业家庭模式的基督教复兴的延伸物。 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温州人教会都是以众多家庭或家族为其有机组成单元的。第一代温州移民很少与其他地方的华人通婚，更不要说与外族通婚，这来源于他们对一种近代家庭经济模式的终极坚守。笔者的被访者中很大一部分都公开表示对于挑选温州裔配偶的偏好。比如，曾有一个温州年轻男子(也是一个传道人的儿子)持短期旅游签证来到巴黎，经由移民教会介绍认识了一个9岁就来到巴黎的法籍温州裔女子。他们在男方的三个月签证有效期快结束时完婚。结婚两个月之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为女方的家族做生产箱包的生意。这位女子也是一个基督徒，在回顾他们的关系时她说自己非常信任丈夫，而且在第一眼见面时就相信他是那个对的人，因为传道人的儿子一定是值得信任的，尽管他们在结婚前只在周末见过几次面而已。移民教会为年轻一代的温州移民提供了一个高度可控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互动的环节来遇到自己潜在的未来配偶。与温州移民社群以外的人通婚常常不被看好，因为这样会“淡化”他们所苦心经营并珍视的温州式家族生意。特别是在市场与社会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稳定的传统家族网络往往是移民唯一的商业资金来源。因此，在巴黎温州华人圈中，最受欢迎的结婚对象自然是温州裔基督徒，因为基督信仰见证一个人在法国这样“自由放纵”的环境中是否还能保持“圣洁”的品性。在离婚与婚前同居盛行的法国社会，没有同居经历的人往往会遭到讥笑。法国社会过于世俗的道德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移民教会清教徒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温州移民教会明文规定，在教堂中举行婚礼仪式的双方信徒均不许有婚前性行为。个别甚至明文规定教徒不得离婚再娶(嫁)，否则即犯下淫乱罪。 在当代全球化的时刻，基督教也为这些移民商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和有确定价值观的社会空间，共同参与营造和感受一个跨国界的原籍大家庭的想象。在移民教会中，信徒们听温州方言布道，并用方言讨论教会事务，在一些特殊聚会中分享他们从返乡旅途中带回来的家乡食物。卤鸭舌是经过加工和包装的温州著名小吃。在温州，人们常常将鸭舌作为开胃凉菜或是下酒菜。在巴黎时，笔者曾数次受邀去一对温州夫妇家和几十个温州裔移民一起用餐，他们同是一个教会的教友，一起在主日晚上参加聚会。在这些定期的每周聚会中，这对夫妇准备温州口味的菜肴以及西式的餐后甜点(法式沙拉)和餐前浓缩咖啡(espresso)，大家就着鸭舌喝咖啡。在品尝正宗温州菜肴的时候，人们用温州方言七嘴八舌地讨论适合教会发展的正确路径。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移民教会使他们不用取得法国人或少数裔法国华人(ethnic Chinese)身份即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及决策。通过结合温州独特的地区文化和一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温州人在中国的全球化商业扩展中维护着他们的地方骄傲。一个温州基督徒曾经用比较的方式评价温州基督教的全球扩展：“无论温州人去到哪里，他们都会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但是外人(指其他海外华人团体)往往成为一盘散沙；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一旦失败则常常会觉得低人一等。” 至于年轻一代将如何定位他们的人生或是重构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否会嵌入他们父辈所建立的既跨国又封闭的移民网络中仍未可知。笔者曾访问巴黎历史最久、拥有上千成员的温州移民教会的领袖，询问当在法国出生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温州移民教会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法国教会”。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这将永远不会发生。确实，教会中的许多父母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文化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在中国做生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在日益成长的全球经济力量，在中国的投资收益远大于欧洲。而且普通话正在成为国际商业用语。出于这些考虑许多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周日的主日圣经学校去学习普通话。针对第二代移民青少年的很多教会项目都以普通话为媒介，这些项目潜移默化地渗透了老一代移民的传统价值观。一些富裕的家庭还会将孩子送回温州学习汉语。许多年轻人说着流利的法语，也常常用夹着温州方言和普通话的法语和他们的父母交流，星期日也有针对这些说法语的年轻人的崇拜活动。虽然他们用法语唱赞美诗，但是却往往会由一个第一代移民的传道人用汉语普通话讲道，再由一个汉语-法语的翻译员进行翻译，传道人也会用普通话进行开场祷告和结束祷告。此外，巴黎的温州裔教会领袖们坚持用温州基督教的方式培养年轻一代，如此年轻一代便不会与被视为文化威胁(同时也被认为是对宗教的威胁)的法国主流文化所混杂——“纯正的信仰”将会被传递下去。 在部分已经成年的第二代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民族文化印记与向法国主流世俗文化同化趋势之间的强大张力，而基督信仰至少在现阶段及不远的将来能够促成传统价值的回归。这尤其体现在下面这个温州基督教家庭第二代移民的成长故事中。22岁的阿莲是出生在法国的二代温州移民，18岁那年在巴黎的移民教会受洗。她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并通过看片学会了不少普通话。她父母都在80年代偷渡来法国，之后在移民教会里第一次相识。父母都来自基督教家庭，以前也常去教会，但自从拿到居留证件开了餐馆后，就很少有时间再去教会，他们的餐馆在周日也开张营业。她觉得父母不明白生活中除了钱还有别的快乐。她说其实她父母即使现在不工作，也够他们以后退休的生活了，但他们总是有很多忧愁，觉得如果不继续挣钱，未来就没有保障。但在她和父母之间，只有她接受他们的想法，而父母根本无法接受子女的想法，也不可能改变。每次如果在她和父母之间有冲突，她父母就会说：“因为你是法国人，你当然不明白我们的想法。”而她就只得让步。 阿莲从18岁开始就在父母的中餐馆做半工，但她并不讨厌这个工作，她承认自己以前是非常害羞的，餐馆服务员的工作让她有和客人说话的机会，并从和客人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她觉得做餐馆老板太辛苦，更喜欢将来去法国公司工作。但父母并不理解她，在读高中时她父亲已经劝她不要读大学，直接来餐馆做全工。而她觉得做餐馆老板相比在法国公司工作性价比太低。而父母认为她即使读完大学以后在法国公司也不过挣比最低工资多不了多少的薪水。她对神祷告后想知道神的意见，之后觉得神希望她继续学业，她才会有足够的勇气继续报考大学。现在她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证明父母的观点是错误的。 说到婚姻问题，父母很早就对她说不要找温州以外的对象。对她来说，未来的先生第一是要信教的，第二最好是中国人，是不是温州人完全没有问题。她想找中国人结婚的主要原因是和法国人在一起很难保证在婚前不发生性关系，这对她如此重要，而对法国人来说，即使是基督徒，婚前守贞也不太重要。阿莲的父母来法国后靠教会的支持谋生，但是一旦可以自己开店就离开教会的保护，为了钱打拼。她曾劝父母在周日休息去教会，她说这是主日，也是家庭团聚日，对信仰和个人都非常重要，但父母从来不听。直到她妈妈因为工作太辛劳生病后才开始在周日下午3点后停止工作，去教会参加温州人团契的聚会。她说自己其实也很担心父母的身体，他们长期凌晨1点才睡觉，早上7点就起床，而且没有周末，早就积劳成疾了。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阿莲，周日来教会已经成为她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使是在餐馆帮忙时，她也坚持周日的时间是属于她自己的。 在与父辈紧张与疏离的关系上，阿莲是很有代表性的巴黎华二代青年。她试图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但却很难期待自己被父母理解。在这里，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可以打破常规代际界限的语言起到了神奇的沟通作用，似乎比温州话、法语和普通话在他们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更为关键。如果说温州话是移民家庭的语言，法语是社会正式场合用语，而普通话是华人圈内工作经商和娱乐使用的通用语，那么宗教语言则赋予他们文化上的自信、理解力与宽容度。显然，第二代的信仰和第一代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和两个群体的价值观差异有关。这一差异甚至不比中法文化的整体差异小。阿莲似乎比父母在宗教信仰上更保守和虔诚，强调去聚会的重要性和家庭价值观，尽管她身处其中的家庭类似于男权支配下的经济生产单位，甚至是一个让她为家族生意过早放弃学业的“冷漠”家庭。她说如果没有神的爱，她无法忍受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 不少第二代移民青年是在教会中学到了孝顺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的重组离不开对信仰的执守。信仰的凝聚力也使保持中国传统与想融入法国社会的渴望在主观认识上不再矛盾。当问到另一名生于法国并嫁给温州华人的二代女信徒现在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时，她说两者都不是，她只是上帝的子民，“因为到最后，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信上帝的和不信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已经不重要了”。在教会里她经常和其他第二代的年轻人说，“信仰上帝，而不是文化”。虽然在表面上基督徒坚守永恒性而非传统，但现实实践中，对上帝的信仰无形中阻碍或至少减缓了青年移民同化到高度世俗化的法国主流文化，同时潜移默化地保留了部分中华传统价值。发生在这些二代身上的故事也说明，跨国移民与经济全球化并不注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半径与文化视野，也可能会带来对传统的家庭和道德秩序体系的回归(尽管这会是一个间接过程)。这里所描述的温州移民家庭甚至比国内的温州人群体在文化上更显保守和自成一体。这样一种宗教性的跨国与跨代际联结强化了移民家庭治理(family governance)，有助于抱团融入的移民适应，并形成连接传统价值与世界商贸经济的道德桥梁。 结语：依托制度宗教，诉说中国故事 当传统伦理与道德秩序在跨国迁移与同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日渐势微时，制度性宗教为华人移民的日常活动提供了一个与主流世俗社会平行的世界，以使参与者在受政教分离法案与宗教自由政策保护的环境下实现社会融入与传统的保持。对无证移民来说，教会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更是提供给他们在工作场合得不到的庇护。在此基础上，基督教信仰不仅与中国价值观与情感的表露并不相悖，而且对后者具有积极鼓励的影响，为背井离乡的移民创造了一个温暖的精神故乡。在当前世俗主义的(历史上天主教影响下的)法国社会框架下，温州移民基督教已经成为失去了“西方宗教”或“洋教”文化特征的海外华人自治群体，以及为华人社区表达指向遥远祖国的情感、话语与行为的媒介。正如大多数巴黎华人的商业性移民动机所预示的，温州移民基督徒社区正依托一个家庭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离散型宗教(diaspora religion)，来集体诉说中国的故事。[8] 巴黎的温州华人移民社群有其鲜明的跨国主义特色，这令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华人华侨聚居地如美国纽约的唐人街。后者从制度上来说是以所在国少数裔移民经济体的形式进行运作的。[9]许多在巴黎的温州裔商人从事家族生意，他们直接从中国进口皮制品和服装面料，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建立桥梁，这类跨国经济行为实际上拓展了中国在欧洲的外贸出口市场。移民社群为不同地方的温州商人搭建了一个信息、资本、劳动力和材料的全球流通网络。[10]美国唐人街的居民往往追求先融入后脱离华埠教会网络的方式，来获取向中上层的社会经济流动。[11]不同于他们，巴黎的温州华人移民持守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在陌生国度生存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或是对移民地现实状况的反应，而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下展现他们爱国爱乡的传统情怀。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多为移民后新皈依的信徒，而这些巴黎的温州基督徒则以他们的家族信仰传统为荣，并且他们乐于强调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将温州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称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基督教中心。[12]和温州当地许多教会一样，巴黎温州移民教会主要依靠流动温商的资金奉献。当巴黎的温州商人为了获得新的教会场所而集资时，移民教会的象征性边界与移民商贸圈的边界发生重叠，流动的基督徒商人们往往可以在快速变迁的环境中获得最大的确定性、安全感与海外华人四海一家的实在感。 本文是对中国全球化时空中巴黎温州华人基督教现状的刻画与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对政经层面上中国崛起故事的宏大解读可以涵盖华人群体的精神变革或个体信仰的意义。而是力求通过这一个案来探寻中国的海外商贸发展是如何依托多样的民间制度路径、文化与道德资源，使移民经济嵌入当地社会体系中的。这对于理解全球市场经济运行的多元文化格局也不无启发意义：宗教网络与宗教实践在中国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了不为人知的角色，宗教文化与道德观并非理性市场经济的对立面或全球商业发展中细枝末节的因素，而已构成当代华人追求都市现代性与跨国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2009-2015年间，笔者在萧盈盈博士的帮助下在巴黎断续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特别感谢Vincent Goossaert(高万桑)、方玲、汲喆和潘君亮在笔者研究过程中提供的各种帮助。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标签：移民论文; 温州论文; 基督教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巴黎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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