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收入问题——基于青岛市三乡镇蔬菜批发市场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岛市论文,批发市场论文,农民收入论文,乡镇论文,蔬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其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1-3]。关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结论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
(1)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体制因素联系在一起。由于一系列对农民不利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政策（如现行户籍制度、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农村各级政府腐败等）的存在，使得农民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因而，要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就必须推动相关制度改革[4-7]。
(2)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源于农业产业本身。根据产业发展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不断下降[8,9]，农民收入提高因此而受到限制。因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在农业领域本身是难以得到解决的[10,11]。
(3)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与传统小农经济之间矛盾的产物。因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消灭小农经济[12]。
在政策上，为解决农业领域的问题，中央政府连续多年发布“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支农政策。但是，随着这一系列支农政策的实施，在2006年前后，在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在我国仍然有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的情况下，“民工荒”的出现值得我们深思。从人口迁移理论来看[13,14]，“民工荒”的出现可能与政府支农政策所导致的农业比较收益增加有关。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顺向演进[15,16]，目前的财政支农政策可能并不利于最终解决“三农问题”[17]。
我们认为，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三农问题”的性质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在理解“三农问题”的性质方面，由于该问题的中国特色，从具体的个案中进行总结更有利于说明问题，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从最近20年来的总体趋势来看，青岛市城阳区三乡镇（流亭镇、夏庄镇和城阳镇，以下同）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民收入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的推动下，不同素质的劳动力被市场重新定价，从事种植业农民收入下降是必然的。在学术讨论的语境中，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只是一个现象层面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内容的发展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政府政策只能从社会稳定的意义上来解读，从长期来看，政策调节过度不利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1 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和消失：现象描述
1984年，青岛市成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外资开始大量涌入青岛地区。与此同时，当地非国有经济成份快速发展，相关数据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1990年前后和2000年前后，以外资和其他非国有经济为投资主体的工业化进程在青岛地区明显加快。其中，相当一部分外商投资和乡镇企业集中在交通便利、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青岛市近郊，如城阳区和崂山区，截至2009年，青岛市城阳区FDI（外商直接投资）形成资产总额占青岛市FDI形成资产总额的17%。
由于FDI和其他非国有经济成份的投资基本上集中在玩具、服装、电子配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该地区的青年劳动力提出了需求。随着这种需求的增加，出现了青年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部门的现象。就在青岛市城阳区工业化加速的同时，蔬菜批发市场在1990年前后开始大量出现。在城阳区的三乡镇，蔬菜批发市场的分布密度极大，2～3个村庄就有1个蔬菜批发市场。
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改变了城阳区三乡镇原有的蔬菜经营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三个乡镇是青岛市的蔬菜种植基地，三乡镇根据政府计划向青岛市区供给蔬菜。1984年，三乡镇完成土地承包改革，开始了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蔬菜生产，蔬菜供求衔接渠道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计划渠道转到了市场渠道。在开始土地承包的几年里，蔬菜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分工主要是在家庭内部进行：在种植季节，全家共同生产；在收获季节，由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用简单运输工具（二轮或三轮自行车）将蔬菜运至城区农贸市场摆摊零售，蔬菜零售收入构成农户的全部收入。在蔬菜批发市场出现以后，在蔬菜生产经营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专门从事蔬菜贩售的菜贩。菜农负责蔬菜种植，并通过蔬菜批发市场与菜贩进行交易，蔬菜批发交易价格决定了菜农的收入，菜贩则负责将蔬菜运至城区的农贸市场零售，蔬菜零售收入与批发支出之间的差额构成菜贩的收入。
但是在2000年前后，存在了10余年的蔬菜批发市场神秘地消失了，菜农和菜贩之间的“讨价还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倒推式”定价。具体运作过程和定价方法是：首先，菜农在每天早晨将蔬菜称重以后交给菜贩；然后，菜贩将蔬菜运至城区农贸市场转批发给蔬菜零售商贩（主要由城市下岗职工组成）；最后，菜贩按照蔬菜转批发成交价格每公斤减去一个差额（如2角）的方式确定付给菜农的价格，并于第二天清晨结清前一天的交易。在这个过程中，菜贩每贩卖1公斤蔬菜赚固定的差价（如2角）。这种“倒退式”定价以菜贩获得相对固定的收益为前提，菜农的收益则随市场价格的升降而升降。同时，菜贩的运输工具也发生了变化，四轮农用车代替了机动三轮车。
我们观察到，伴随着菜农交易方式的上述变化，蔬菜批发交易价格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菜农的收入呈现出相对下降，甚至是绝对下降，表1是笔者入户调查获得的数据，表1显示蔬菜批发价格近十几年来的变化。
2 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和消失：理论解释
对于青岛市城阳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三乡镇蔬菜批发市场先大量涌现然后消失以及菜农收入下降这几个现象，我们自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如果有，我们能否从这种联系中找到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合理解释？
注：非国有经济成份包括集体经济，联营企业、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
资料来源：青岛市统计局。
图1 1984-2009年青岛市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
2.1 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
根据Lewis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在农业领域存在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只要工业领域出现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就会流向工业领域，而且劳动力从农业领域流出对农业产出影响很小，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一直持续到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等于工业部门的边际收益[18]。但是，Lewis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隐含了一个假定前提，即传统社会的农业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转移到工业中的劳动力与留守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没有区别。很显然，这一假定是脆弱的，因为对于任何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来说，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分工，各个劳动要素在家庭这一生产单位中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具有互补性的家庭生产中存在关键性的核心要素，如经验丰富的老年父亲或者精明强干的青年儿子。
在我们所考察的三乡镇，这一核心要素是青年农民。由于蔬菜销售对体力和计算能力都有较高要求①，所以蔬菜销售基本上是由家庭中的青年人来完成。我们同时观察到，工业领域所需要的也是青年劳动力②。所以，如果要实现青年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部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一旦青年劳动力转移发生以后，蔬菜销售如何实现？
如果家庭中有两个以上青年劳动力，那么部分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则不会影响该家庭的蔬菜销售，这一转移可以为家庭带来额外的工资收入，因而这种转移适用于Lewis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如果家庭中的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该家庭便失去了蔬菜销售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便需要在蔬菜经营总收入与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之间进行权衡，而不是Lewis模型中的边际决策，这实际上是一个超边际决策[21]。在青年劳动力转移前，家庭纯收入为市区农贸市场蔬菜零售价格P与蔬菜产量Y之乘积③。青年劳动力转移后，假如蔬菜销售因此而成为不可能，家庭收入即为工资收入W。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要求(1)式成立：
W≥P×Y(1)
假定Y不发生变化，假定P相对稳定④，那么上述不等式的成立依赖于工资水平W。很明显，这一条件极为苛刻，它的含义是一个青年人的工资收入必须养活全家。对于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说，如此高的工资水平很可能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不等式(1)难以成立。根据上述逻辑，劳动力很难实现从农业领域转入工业部门。然而，如果在蔬菜生产和销售之间进行分工，出现一个专门从事贩菜活动的群体（菜贩），上述局面就可能改变，从而使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领域的充分条件转变为：
W+P′Y≥P×Y
其中，P′为蔬菜批发交易价格，上式变换形式以后，我们可以得到式(2)：
W≥（P-P′）×Y(2)
同时，对年轻人来说，贩菜行业必须为他们进入这一行业提供必要经济激励，他们从事贩菜行业的收入不能低于他们在工厂可能获得的工资收入，即必须满足式(3)：
（P-P′）×Q≥W(3)
式(3)中，Q表示菜贩在单位时间（如1年或1月）内所贩卖的蔬菜数量，综合(2)式和(3)式，我们可以得到：
（P-P′）×Q≥W≥（P-P′）×Y
对上式整理后，我们得到式(4)：
P-W/Y≤P′≤P-W/Q(4)
很明显，如果存在满足(4)式的P′，在农业领域实现生产和销售分工既有利于菜农，也对从事菜贩行业的年轻人有好处，而且P′的取值空间越大，实现这种生产与销售分工的好处也越大，分工也越可能发生。通过观察(4)式，我们知道P′的取值空间取决于三个变量：工资水平W，农户的蔬菜产量Y和菜贩的蔬菜贩售数量Q。由于人均耕地数量的限制，农户蔬菜产量Y可以假设不变，因而P′的取值空间决定于：(1)工资水平W，工资水平W越高，P′的取值空间越小，即工资水平的上升不利于蔬菜的生产销售分工；(2)菜贩单位时间的蔬菜销售数量Q，Q越大，则P′的取值空间越大。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对青年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工资水平W有上升的趋势，工资水平W的上升增加了菜贩的机会成本，不利于蔬菜种植与销售的分工。另一方面，在逻辑上，只要菜贩在单位时间内的交易数量Q足够高，它可以在相反方向上克服因为工资水平W上升而对P′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扩大P′的取值空间，促进蔬菜种植和销售的分工。菜贩在单位时间内的交易数量Q决定于单个交易循环的交易数量q和交易循环的次数n：
Q=n×q
由于菜贩受到蔬菜必须保持新鲜品质这一约束，菜贩每日在城区农贸市场上的销售量不可能随意增加，或者说每一交易循环的交易量q必定有其上限，因而交易循环数量n决定了菜贩在单位时间内的交易数量Q。n受制于一个交易循环所用时间t：
n=T/t
T为单位时间，如1年或1月，与菜贩单位时间交易量Q的时间口径一致。那么，决定一个交易循环所用时间t的因素又是什么呢？菜贩的工作包括：从菜农手里收购蔬菜，将蔬菜运至城区农贸市场，在市区农贸市场上销售蔬菜。因而我们可以将一个交易循环所用的时间t分解为三部分：收购时间、运输时间和销售时间。菜贩在城区的蔬菜销售时间是固定的，为每日7:00-18:00，在这个时间段以外，不会有顾客来买菜，每个菜贩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内守摊卖菜，所以销售时间在一个交易循环中固定不变。运输时间也没有太多的伸缩余地，由路程和交通工具决定，也可以假设其不变。这样，蔬菜收购时间就决定了一个交易循环所用的时间t，从而决定了单位时间的交易循环次数n，进而决定了菜贩单位时间交易量Q。每一交易循环的收购时间越短，单位时间的交易量Q就越大。蔬菜收购时间在经济学上有什么含义呢？让我们回到现实，看看菜贩与农户的交易过程。
在大规模批发市场形成之前，为了搭配合适品种的蔬菜，菜贩不得不在各家农户的田头奔波并与菜农进行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同时，为了减少自己在城区农贸市场上可能的价格波动风险，菜贩总是企图将蔬菜收购价格压低。因而，对菜贩来说，搭配合适的蔬菜品种并争取有利的批发交易价格是费时费力的。在批发市场出现以前的三乡镇，菜贩为完成这一工作要用去一个下午或一整天时间，每完成一个交易循环所用时间为1.5天～2天。由于菜农并不了解城区农贸市场的蔬菜行情，为了对付菜贩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他们向左邻右舍搜寻有关交易的信息，并在谈判中付出自己的努力。由此可以想象，在集中交易的蔬菜批发市场尚未出现以前，蔬菜批发交易的艰难程度。菜贩与农户在蔬菜批发交易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在经济学上有着深刻的含义，这种努力就是交易费用[22]。在这里，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信息搜寻费用和谈判费用。在零散的蔬菜批发交易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观察到这种费用的存在。所以，在逻辑上，要想大幅度提高蔬菜交易数量Q就必须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蔬菜批发市场这种交易组织适应了这一需要。工业化的推进拉动了工资水平的上升，诱使部分青年劳动力离开了蔬菜种植业，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户面临着蔬菜销售的困难，这使一部分年轻人在利益的诱导下充当了早期的菜贩，自发的、原始的小规模批发市场产生了，如村头市场、地头市场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蔬菜批发交易规模逐渐增大。当交易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菜农与菜农之间、菜贩与菜贩之间都会产生竞争，由于这种竞争以及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市场信息，蔬菜批发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会受到约束，这将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表现在批发交易环节所占用时间的减少，从早期的半天到一天时间逐渐减少到每天清晨1～2小时，从而使每个交易循环所用时间减少到1天，导致单位时间交易量Q快速增加。在(4)式中，单位时间交易量Q大幅度增加，其作用趋向于增大蔬菜批发价格P′的取值空间，从而增大分工的利益区间。
交易费用的降低，诱使更多的农户加入了批发市场交易，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竞争更加充分，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受到抑制，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即市场规模的扩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蔬菜批发交易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报酬递增的自我强化特征。当市场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买卖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一个有信誉的菜农或菜贩更容易赢得优惠的交易条件并节省交易时间。
上述分析表明，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是对工业化进程在该地区加速的一种制度回应，它推动了青年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到工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劳动力可以选择从事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作：(1)家庭内部分工中的蔬菜种植和销售；(2)工业部门；(3)蔬菜贩售。劳动力转移的后果是从事工作(1)的青年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从事工作(2)和(3)的青年劳动力数量逐渐增加，相应地，家庭收入也由两部分构成：蔬菜种植收入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或者蔬菜贩售收入。流出农业种植领域的青年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和菜贩这两个行业之间选择，从动态的职业选择来看，二者无差异，从而使职业选择达成均衡的必要条件是：
W=（P-P′）Q(5)
式(5)的含义是青年人的工资收入等于贩菜收入（假设没有贩菜成本）。将式(5)变换形式，有：
P′=P-W/Q(6)
在青年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需求力量将推动工资水平W上升。在蔬菜批发市场出现以后，蔬菜批发交易费用大幅度降低，但下降的空间却越来越小，这主要表现在单位时间蔬菜批发交易数量Q开始稳定下来。所以从(6)式我们可以看出，W上升将导致蔬菜批发价格P′下降，即菜农在批发交易中的份额下降。根据此逻辑，工业化进程越是推进，工业部门对青年劳动力的需求越大，菜农收入份额越低。在进行上述推导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蔬菜的种植费用，如种子、化肥、灌溉以及灭虫的费用。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费用，沿着上述逻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工资水平W高到某一水平，以至于蔬菜批发交易价格P′低到不能够弥补基本的种植费用？根据我们的调查，这种情况在三乡镇在1998年前后出现过，并且在近几年又开始出现。
2.2 蔬菜批发市场的消失
2000年前后，青岛地区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工资水平快速上升⑤。根据我们的逻辑，在工资水平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交易价格P′不继续下降，那么做一个菜贩将无利可图，菜贩的机会成本（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将会超过贩菜收入，从而使菜贩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亏损。但是，如果蔬菜交易价格P′继续下降，那么对菜农来说，种植蔬菜将无利可图，放弃蔬菜种植将是理性的选择。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困境？
通过观察(4)式，我们知道，在工资水平W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在假定蔬菜零售价格P不变的情况下，要保证蔬菜批发价格稳定在价格底限
之上，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菜贩单位时间批发交易数量Q。Q的增加要求更大运载量的运输工具，相比机动三轮车，运载量更大的是四轮汽车，四轮汽车可能会因为价格原因而难以取代机动三轮车。但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由于农用车价格大幅度下降⑥，这使菜贩运输工具的更新有了可能。四轮农用车的使用可以使菜贩的日运载量从原来的500公斤增加至1500公斤。
虽然菜贩的运输工具问题解决了，但还有交易方面的困难。由于在城区的农贸市场上菜贩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菜贩实际上承担了城区农贸市场上蔬菜价格波动的风险，所以菜贩必须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讨价还价”把收购环节的价格压低，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交易方式显然难以使菜贩在每天早晨短短的两小时之内大幅度提高蔬菜收购数量。而在城区农贸市场上，菜贩一天的零售数量也是有限度的，大幅度提高蔬菜零售数量是不现实的。因而，在原有蔬菜批发交易组织制度下，菜贩单位时间批发交易数量Q难以继续提高。制度的作用和目的在于降低交易费用[23]，上述交易困境要求蔬菜批发交易组织方式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降低蔬菜批发交易环节的交易费用。实际上，这种交易方式的转换与运输工具的转换是同时进行的。伴随着新型农用车的使用，在农村批发环节，除了坐落于乡镇中心的几个综合性批发市场以外⑦，于1990年前后出现的大批蔬菜批发市场在2000年前后消失了，菜农与菜贩之间的“讨价还价”同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倒退式”定价⑧。由于菜贩在交易次日向菜农付款，这就使菜贩能够有效地控制菜农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省了菜贩在交易过程中对蔬菜品质进行检查的时间。在城区的农贸市场上，菜贩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从原来的零售者变成了批发者，新的蔬菜零售群体主要由城市中的下岗职工组成。这使得蔬菜生产经营领域的分工进一步深化，参加者从原来的“菜农——菜贩”转变为“菜农——菜贩——零售菜贩”，蔬菜零售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承担者由原来的菜贩转移到了菜农身上，菜贩只获得固定收益，这提高了蔬菜收购效率。
从理论上来看，在缺失具有完全竞争特征的“讨价还价”的情况下，由于在掌握信息方面的不对称，菜贩在与菜农的交易中有可能损害菜农的利益从而使得这种新型交易方式难以被菜农接受。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一系列的现实条件约束了菜贩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1)“倒推式”定价交易基本上在“熟人社会”内部进行；(2)虽然菜农会选择一个固定的菜贩进行连续交易，但菜贩之间仍有潜在的竞争，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菜贩将难以获得菜农的信任，从而会在长期逐渐失去交易伙伴；(3)少数几个坐落于乡镇行政中心的批发市场发挥着对蔬菜交易价格的指导作用，从这些中心批发市场上传播出来的蔬菜交易价格信息将会制约菜贩的随意定价行为。根据(6)式，我们可以得到图2，随着工资水平W上升，蔬菜批发交易价格P′沿着曲线P′(Q，W)向右下方移动。当工资水平上升到
时，蔬菜批发交易价格P′到达蔬菜种植的成本线，工资水平的继续上升将导致菜农放弃种植。由于蔬菜交易组织方式的变化，菜贩交易数量Q增大，使得曲线P′(Q，W)向右上方移动，到达P′(Q′，W)位置，从而使得蔬菜批发交易价格P′上升，这为工资水平的继续上升提供了空间，在工业部门工资水平到达
之前不会影响到菜农的蔬菜种植决策。由于蔬菜批发交易数量Q的大幅度上升，蔬菜批发交易价格P′也将有所上升。蔬菜批发价格在P″和之间波动，但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蔬菜批发价格P′将继续沿着曲线P′(Q′，W)向右下方移动。蔬菜交易制度的演变降低了蔬菜批发环节的交易费用，暂时缓解了由于工资水平上升对蔬菜批发价格向下挤压的趋势，解决了提高菜贩收入与农民收入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
可以想见，当工资水平达到时，菜农又会到达蔬菜种植的成本线，这时候，菜农的理性选择可能是放弃种植蔬菜。也就是说，当技术潜力（改良运输工具以及降低蔬菜种植成本）和制度潜力（市场组织演进降低交易费用）被开发殆尽的时候，要稳定蔬菜产量，只能通过政府对菜农进行补贴的方式来实现，这也许是应该反哺农业的阶段。
3 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分配效应：实证检验
根据我们上述分析，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随着非农产业工资水平的上升，菜农的收入水平将会下降。由于目前没有现成的反映菜农人均种植收入变化的统计数据，因而我们在这一部分通过对其它统计指标的处理来计算该地区菜农人均种植收入的变化。由于劳动力人均收入大致上可以看成是工资收入与蔬菜种植收入的加权平均⑨，即有如下关系：
图2 工资上升和交易形式的变化对菜农收入的影响
上式中，AI表示劳动力人均收入，我们根据劳动力－人口比例，将人均收入转化为劳动力人均收入。AFI表示菜农人均种植收入，W表示工业部门的人均工资收入，N表示全部劳动力数量，
表示从事农业种植的农民数量，N-表示从事非农业产业（工业部门和菜贩）的劳动力数量。将式(7)进行变换，得到：
在(8)式中，W-AI是劳动力的人均工资收入与人均种植收入之间的差距，构成表2中的第(7)列，我们可以看出，W-AI＞0，并且除个别年份外，差距呈上升趋势。随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工业部门，非种植产业劳动力的比例(1-/N)越来越大，如表2中的第(4)列所示，增长趋势明显。所以，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均工资收入与种植部门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W-AFI)必然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如表2中第(8)列所示，这一差距从1997年的2076元快速扩大到2009年的20889元，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下降。不仅仅是相对收入下降，从事种植业农民的绝对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如表2中的第(9)列所示，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人均绝对收入1997年为4999元，1998-2001年徘徊在6100～6300元之间，自2002年后开始下降，降到2009年的2688元，低于1997年的水平，其中，菜农在2006-2008三年间的收入为负。这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该地区的推进，加入工业部门的青年农民和从事种植业的中老年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后者的绝对收入水平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
与菜农种植收入相对甚至绝对下降这一事实相伴随的现象是该地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1990年青岛市农村家庭规模是4.17人，1995年是3.79人，2000年是3.46人，2005年是3.45人（数据来源于青岛市统计局）。家庭规模的变小与工业化进程以及蔬菜的生产销售结构有关。在蔬菜批发市场出现之前，家庭中的各成员在蔬菜种植和销售活动中是一种互补关系，青年家庭成员通常担任蔬菜销售工作，家庭收入是各个家庭成员合作分工的结果，这种紧密的合作分工关系将家庭各个成员粘合在一起，家庭收入由家庭权威在各个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原来的家庭收入越来越个人化，家庭中的各种收入开始具体到个人身上，工资收入归于青年劳动力，而种植收入则来自老年父母的劳动。这时候，仍然带有某种再分配性质的大家庭很容易出现矛盾，父母的传统权威地位开始瓦解，原先的家庭结构开始解体，家庭规模逐渐变小。从青岛市郊区的几个区（市）的横向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崂山区、城阳区和黄岛区，家庭规模相对较小。工业化的推进、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使该地区中老年农民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其在蔬菜批发市场上的交易所得。由于化肥、种子以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蔬菜批发交易价格呈现趋势性下降，中老年菜农的收入也呈现下降趋势，青年农民和中老年农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出现了分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分析中，青岛市城阳区三乡镇菜农收入增长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蔬菜批发价格P′的下降，P′下降的原因与蔬菜在城区的零售价格P无关。如果数据证实蔬菜零售价格有上涨的趋势，那么在蔬菜零售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本文的分析结论会得到更好的支持。从数据来看，蔬菜零售价格确实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以1996年为基期100，青岛市1997-2004年各年实际蔬菜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89、84、97、99、99、91、122、113⑩，蔬菜实际零售价格2004年比1996年高出13%，现有证据并不支持从蔬菜零售价格下降方面来解释菜农收入的降低，即不能把菜农收入下降归因于蔬菜的需求弹性问题。菜农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在于菜贩收入份额的提高，菜贩的出现表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瓦解和农业领域分工的深化。菜贩收入份额的上升与该地区市场化进程中劳动要素的均衡配置密切相关，青年劳动力在菜贩行业与工业领域之间的流动使得这两个行业之间的收益率趋于均衡。工业化进程推动了青年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同时也提高了菜贩在农业领域分工中的分配份额，所以这种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实质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的异质性。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下，青年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导致这类劳动力的定价趋于上升，这种经济力量结合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老年农民的收入呈下降趋势。
4 结论和政策含义
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工业化是制度变迁的能动要素。就本案例分析的青岛城阳区三乡镇而言，工业化的推进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从而诱发了该地区蔬菜批发市场的出现，并使其从有形发展到无形，逐步走向高级化。工业化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角度来看，工业化是将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纳入工业体系的过程，工业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挣脱内在限制从而不断加速前进提供了能动力量，越是经济发展深化，这种能动力量的作用就越突出。只有工业化才真正历史地改变和扩展了社会经济过程的内部结构框架，将封闭的生产过程改造为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体系[9]39。工业化推动了竞争和市场的扩展，市场取代以前的家庭权威而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工业化推动着市场日益完善，从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市场底层交易走向抽象的上层市场组织，交易中的信用因素在增强。本案例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交易组织制度的演进降低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促进了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虽然本案例关注的是一个自发型市场的发展过程，但它是否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有所启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本质是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在于国家计划没有办法管理一个因工业化不断推进而日趋复杂的分工体系，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分工深化在客观上要求市场发挥作用，经济转轨在某种程度上是前计划经济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制度上做出的反应，经济转轨速度与转轨绩效与此密切相关。
(2)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很可能是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现象。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作用，农村劳动力因体力和智力的不同而出现了分化，工业化进程将农村青年深深卷入其中，但是却将农村中老年农民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受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政府通过再分配方式反哺农业的政策难以到位，以上这两方面因素导致被排斥在工业生产体系之外、从事传统农业的中老年农民的收入增长出现停滞甚至绝对下降。由于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较城市更加严重，中老年农民数量众多，使得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收入提高更加困难。根据约翰逊(2002)的估计，如果农业种植的回报要接近非农产业的回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要小于5%[17]。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就必须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能够加入到工业和服务业中来，而不是在惠农政策的诱导下让农民重新回到传统农业中来。
(3)政府的支农政策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分层以及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分化，各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政府部门制定的支农政策也常有不当之处。由于农村劳动力是异质的，青年农民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相应的报酬，因而政府财政支持政策的对象应该主要针对那些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即中老年农民。支农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这样既可以保证社会分配的基本和谐，又不至于使政府政策对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鉴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领域转移是经济发展的顺向逻辑，在“民工荒”这一现象中可能包含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当。根据蔡□的研究，农民的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在2003年结束了十几年来的增长趋势[20]，随着政府的农业免税、免费、农产品支持价格以及各种补贴等政策的出台，“民工荒”在2008年下半年再次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在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资金再分配性质的支农政策容易引发农村政府部门的寻租和腐败，诱致“资源的诅咒”[24,25]，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制度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
(4)“民工荒”现象意味我国劳动力在供给和需求衔接方面存在结构性矛盾。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对青年劳动力的需求逐步提高，农村青年劳动力不断加入工业部门。然而，由于农村青年劳动力数量有限，即便劳动力价格上升，也可能会出现短缺，这表明即便在像我国这样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里，特定类型劳动力的供给也不是无限的，只有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这种结构性差异，才能对在目前我国仍然有相当数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的情况下出现“民工荒”这一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要解决这一矛盾，加大政府在农村的教育投入十分必要，除了加大政府对现有教育体系的投入以外，政府应该增加针对中老年农民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使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加入到非农产业中来。
当然，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由点到面的推广意义，而推广的可能性在于个案研究中的关键约束或者假定是否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适用。就本案例而言，这一关键约束是蔬菜的消费价格水平P是稳定的。如果数据证实农产品价格有下降的趋势，那么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结论的推广会受到挑战。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性质进行更谨慎的研究，即“三农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产品的低弹性（需求方面的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工业化和市场化方面的问题。只有在技术上对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上述两方面效应进行有效分离，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所以，针对这一问题的后续研究意义更大。
注释：
①销售蔬菜需要体格健壮，能用二轮或者三轮自行车将至少100公斤蔬菜运至20公里以外的城区农贸市场，并且摆摊零售，需要精于计算。
②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可以从企业的招工广告中看出来，如韩资三美德电子公司招工年龄是18～22岁，东古镇玩具公司招工年龄为18～25岁。安德森观察到下列事实：中国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基本上是青年劳动力，女性在18～26岁，男性在30岁以下，参见文献[19]。文献[20]的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③为方便说明问题，我们假设蔬菜种植成本为0，我们会在后面放松这个假定。
④本文在第四部分会对这一假定进行讨论。
⑤1997-2005年，青岛市城阳区职工年均工资增长率为12.2%，数据来自青岛市统计局，按当年价格计算。
⑥2000年，山东文登生产的“黑豹”农用车480系列价格降至35000元，2006年价格降到了25000元左右，该车规定载重量1吨，实际最多可载重3吨。
⑦如流亭批发市场和城阳批发市场，这类批发市场与传统的集市合为一体。
⑧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过这种交易方式的具体定价方法。
⑨农户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工资收入、家庭种植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根据该地区住户调查数据，后两部分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很低，低于家庭总收入的5%，忽略掉它们对结论的影响不大。
⑩经过青岛市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以后的青岛市居民蔬菜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来自《青岛市统计年鉴》(1997-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