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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5）03-0085-09
2004年，中国生产约占世界25％的实物产品，但仅实现占世界3.9％的价值份额。世界民族经济中物质生产份额与价值实现份额的“大分流”现象源出于产业形态的变更。过去十五年间，大工业时代的车间经济沿其工艺生产链条的车间终端，延伸出物流与调度（logistic and purchasing）、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以及整合信息技术（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产业链条在新的业态形式上闭合，由大工业时代的车间经济向指数和信息经济过渡。[1]
研究指数和信息时代企业的基本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流企业作标准，二流企业作研发，三流企业做产品”的观察事实表明，各国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集团，不仅利用国别民族经济之间存在技术信息、管理信息等的不对称现象追逐利润，而且将信息不对称中的优势市场格局标准化，从而攫取“标准化”后的垄断信息租金，外观看是世界民族国别经济中实物生产份额与价值实现份额的“大分流”，实质是财富在国别经济之间分配的极度不平衡，“丰产不丰收”。如果还停留在用大工业时代的技术突破方式寻求提高以人均GDP为衡量的富裕和发达，中国可能跌入经济战略选择上的新理论“陷阱”。
信息租概念可以成为揭示指数和信息时代企业集团，尤其是跨国企业集团行为的一个核心范畴。基于上述考虑，且为了获得经济学同行在认知上的方便，本研究试图：（1）从租金理论的古典论述入手，介绍租金理论的发端与成长；（2）通过信息不对称的一般模型介绍信息租金的严密概念；（3）给出作者关于信息租概念的广泛理解及政策化引导，以期为消除中国产品生产份额与价值实现份额“大分流”现象提供经济学的理解。
一、租金理论的古典论述及其贡献
（一）古典租金理论
古典租金理论来源于李嘉图对土地资源租金的研究。李嘉图认为，（1）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对原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利润，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2）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劳动者必须把他所生产或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3）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2]（P78—92）这里，李嘉图横向比较要素报酬，从结果反推原因，寻求地租的类比性内涵。
为揭示地租的本质性特征，李嘉图把地租看作是为了取得对土地“原始的和不可摧毁的效力（original and indestructible power）的使用权”而必需的支付。这里，土地由于其“原初存在”和“存在的恒长性”具有了“生产要素”的特征。获得这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权要支付补偿金。如果租金是生产要素使用的补偿金，其产生的根源必然来源于生产过程。因为一块撂荒的土地，不管如何肥沃，不进入生产过程，是无法增值的。因而，李嘉图的生产过程成租论与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同源。由于土地在于劳动过程之外，将地租支付给地主阶级是不合理的。
李嘉图对地租的定义被经济学家们所广泛接受，发展为古典租金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一种资源可使用的数量对支付报酬缺乏敏感性，就可以把支付超过资源机会成本部分的剩余称做“经济租”（economic rent）或者“准租”（quasi-rent）。经济租和准租的区别主要在于这两种对价格无弹性存在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经济租指的是对在任何时点上都没有弹性的资源的报酬；而准租指的是对短期不敏感、长期可变的资源的报酬。从上述的租金定义中，我们看到有两点至关重要：（短期或长期内）供给对价格变动不敏感；报酬超过机会成本，从而导致超额利润存在。这实际上都是对李嘉图思想的延承。
抽象一下李嘉图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和土地具有“原始的不可摧毁的效力”，可以认为地主阶级原初获得土地的机会成本为零，则古典地租可定义如下（图1）。
图1 经济租的图形表示
在现实的经济中，由于所有资源的调整都是需要成本的，不可能瞬时完成。资源的供给对价格的变动都是时间无弹性的。因而，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广义地说，经济中所有资源获得的报酬都可以视为租金，该资源可以是土地、劳动、机器、思想甚至货币。劳动的租金是“工资”，土地的租金是“地租”，货币的租金是“利息”等等。[3]正是由于租金内涵的拓展，古典租金理论适用的范围扩大了。
（二）古典租金理论的发展
古典租金理论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对垄断领域的分析时提出的垄断租金、寻租等概念。在分析租金产生的原因时，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对要素所有权的垄断，特别是政府部门干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垄断，这种垄断阻止了要素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或潜在要素提供者的进入，使得要素使用者必须要支付给现有的要素所有者超额报酬。这就是所谓的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s）。由于垄断可以产生租金，人们都希望通过获得政府的垄断权而享有超额利润，导致形形色色的寻租（rent-seeking）行为。寻租理论是古典租金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扩展，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简单的图（图2）进行分析[4]。
图2 寻租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矩形ABCD表示的是垄断利润，三角形CDE表示的是垄断所带来的社会无谓损失，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大家都会付出成本以攫取垄断租金R。均衡时，必然会导致租金耗散（Rent Dissipation）的现象：为获得垄断租金所付出的成本等于垄断租金的本身，垄断租金R在寻租过程中被耗散，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是梯形ABCE。因此，寻租理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由于政府行为导致的垄断，不仅会导致社会无谓损失，还会由于寻租导致整个垄断租金的耗散，从而加大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综上所述，古典租金理论的脉络是：（1）从李嘉图对地租的定义中引申出了租金的定义；（2）把对地租的分析扩展到对符合租金定义的类似资源；（3）对垄断租金和寻租的分析使古典租金理论达到顶峰。（注：关于古典租金理论一个很好的综述，可参见（Alchian，1987）。）显然，古典租金理论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不足在于忽略了使用要素时的需求背后所潜藏的偏好或效用评价，无法将劳动过程成租论理解为供给成租论，从而发现单纯从供给变量说明成租过程的无需求变量缺陷。因而，古典租金理论虽然发展出了寻租理论，但只能看到寻租的存在和不良后果，不能说明租金产生于“供给和需求”双重过程所造成的订约过程之中。由于缺乏需求变量，古典租金理论无法说明寻租手段的不同对租金的分配既会产生良性的影响也会产生恶性后果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信息租及一般模型解析
古典租金理论不能理解租金产生于“供给和需求”双重过程所造成的订约过程来源于传统经济学忽略了信息问题的存在。科斯定理说明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无论初始资源配置如何，通过讨价还价都可以实现最有效的结果。这个结论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相矛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Hayek）提出了一个思想：经济中的一切决策都是需要信息的，由于信息的分散化，政府收集这些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但市场优于政府之处在于它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就让人们自发地把自己拥有的信息揭露出来，从而实现一种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5]这一思想预示着信息是理解现实经济问题的重要一环。
上个世纪70年代，以阿克洛夫（Akerlof），斯宾塞（Spence），斯蒂格利茨（Stiglitz）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推动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当时的难点在于很难找到类似于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或一般均衡理论那样被广泛接受的数学和经济学语言来描述信息不对称问题。关于信息的讨论散见于不同经济学家具有洞察力的一个个具体模型当中，难于自成体系。直到拉丰（Laffont）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信息租概念以后，才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在效用层次上定义信息租的模型
我们拟通过一个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来介绍基于效用高度定义的信息租概念。一家垄断厂商卖产品给消费者，且已知生产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恒为c。消费者有高品味（
）和低品味（
）之分，他们对消费q数量产品的评价分别为：
c。后者为远远大于）。显然，消费者的品味越高，从消费等数量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也越高。再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线性的，若消费q单位产品的支付为t，消费者最终的效用就是直接用评价减去支付水平：
同时假定保留效用为0，即要使消费者参与到合约中来，就必须保证消费者的参与效用不少于0，消费者的参与条件是：
面对这样两类不同的消费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需要甄别消费者的类别。不同类别的消费者给予不同的合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的品味是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厂商仅仅知道消费者处于高品味和低品味的概率分别为λ和1-λ。由此产生逆向选择问题，我们可以把该问题用如下的时际决策线（timing line）表示出来（注：我们假定厂商提供的是一个take-it-or-leave-it的合同，消费者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如果厂商可以事先就确知消费者的品味，他一定会选择等于消费者对该物品的评价（消费者只获得保留效用水平）。因此当面对高品味的消费者时，厂商要选择以
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也就是使
就构成了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这种契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使产品的社会边际收益（θ-q）等于社会边际成本（c），从而实现了资源的最有效的配置。
但是这种契约的问题在于它并不可行（implementable）。通过计算，我们不难发现：如果高品味消费者谎报自己是低品味消费者，从而接受
的合约。最后他可以得到的效用水平为（-）（θ-c），要严格大于他接受合约
时的效用水平0。因此，如果厂商执意要推行这种最优于自己的契约，由于不能观测到消费者的品味水平，最终消费者都会选择合约
（低品味选择合约的效用水平为负），这样不仅不能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还会对资源的配置造成扭曲。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最优的契约是无法被实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设计一个新的契约
使得高品味的消费者没有激励去谎称自己是低品味的消费者，同时低品味的消费者也没有激励去谎称自己是高品味的消费者。这就得到了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激励相容条件（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dition）。也就是说，高品味的消费者接受合约（，
）时的效用水平总是要大于他接受合约
时的效用水平；而低品味的消费者接受合约时的效用水平也总是要大于他接受合约时的效用水平（注：这里还用到了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中“一切间接显示机制都可以用一个直接显示机制来替代”这一思想。）：
这是一个带不等式约束的最优化问题，需要用到数学上的库恩-塔克（Kuhn-Tucker）定理来求解。为了避免复杂性，拉丰（Laffont）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概念——信息租，问题被大大地简化了。
首先用效用来定义信息租
实际上也分别代表了高品味和低品味消费者最终可以获得的效用水平（在完全信息下二者等于0）。可以用它们来体现由于信息不对称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增加。以此，最优化问题得到内涵上的转化：
引入信息租概念以后，问题迎刃而解。首先，厂商的目标函数为
表示社会收益减去社会成本的期望值，也就是期望的社会福利水平，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后一项
是消费者得到的期望信息租水平。如果要把消费者的信息租减少到0，必然诱致高品味消费者模仿低品味消费者，从而使得高品味产品无从销售，进而减少生产，导致高品味消费者和产品同时退出市场。一部分社会资源退出市场，效率低于期望水平。要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又会导致消费者获得的信息租水平上升。所以解决由于逆向选择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终就转化为一个在资源配置效率与收取消费者信息租之间权衡的问题（Rent Extraction-Efficiency Tradeoff）。
（二）模型转换与解析
信息租可压低不可剥夺，为了使高品味消费者说真话，由第一个约束条件可得，
，也即他最终获得的信息租水平
至少要比低品味消费者
同时还要保证消费者有参与的激励：
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发现，要使期望的信息租尽可能地小，必须首先使
压低信息租的途径：供给合约制度以换取效益将
代入厂商的目标函数，把问题再转化为一个无约束的最优化问题：
为了减少高品味消费者所能得到的信息租，厂商向低品味消费者提供的产品数量会向下扭曲，小于完全信息时的数量。这时，高品味消费者模仿低品味消费者消费合约规定的产品数量时，就会小于消费自己类别时得到的效用，从而克服逆向选择过程。适度的制度合约扭曲了产量，但区分开了高低两个类别的消费者，从而使资源配置逼近最优。在次优水平上，高品味消费者的信息租虽然会大于0，但远远小于逆向选择时的效益损失。制度变换使得效益逼近最优，逼近点与最优之间的距离残差，可看作是制度成本。
（三）信息租与古典租金的异同
引入信息租概念后，不仅可以方便地解出信息不对称模型，其经济学含义也更为简洁：信息租作为租金，与传统租金相比，具有许多类似之处。如果把信息泛化看作一种商品，那么信息租就是为了获得信息商品、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注：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商品的定价一直是经济学上的难点问题，其处理办法有：把信息视为一种商品，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讨论它的价格，但要假设市场完全竞争，而且由于信息的不可分性在数学处理上也比较复杂（Allen，1990）[6]；在金融市场上，拥有信息可以使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信息拥有者可以直接出售信息获利（诸如出售财务分析，投资咨询等），或者利用所拥有的信息建立一个共同基金，以达到间接出售信息的目的。在这些情形下信息价格的决定，可参见Admati and Pfleiderer（1988）“selling and Trading on Inform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8，pp.96-103以及Grossman and Stiglitz（1980）“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pp.393-408.）如果按照阿仑的观点，认为经济商品是能够以一个价格进行交易的物品的总称[6]，信息有它所对应的价格——信息租，自然也可被视为一种商品。显然，由于信息不对称是外生给定的，所以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会随信息的价格——信息租的多少而变动。而且与完全信息的情形相比，不对称信息下=△θ
显然是高品味消费者所获得的一种超额收益。由此可见，信息租的这两个性质与传统租金定义中的缺乏弹性和超额利润两个最重要特征是不谋而合的，从而表明信息租确实是广义租金的一种。
三、信息经济与指数经济时代
信息租概念的引入赋予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新的含义，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认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金钥匙”——对不同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可以用这样一个相同的范式来解决。信息租具备成为激励与合约理论的基本概念——一门学科范畴的资格。在它的基础上，分散在不同模型中的激励与合约思想可以系统化，成长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类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寻租的历史
信息租概念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实践意义。信息租范畴使合约理论系统化成为信息经济学后使人们认识到，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追逐信息租的历史。信息的本质是分散的，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交往及合约过程必不可免地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的不可剥夺性和私密性使得信息在合约供需过程中具有成租的特质。
信息租是行为过程租以前面的问题为例。为了获得△θ部分的信息租，厂商和消费者之间会产生博弈。厂商可能采取的策略有：他可以雇佣一些人（类似于咨询公司）对消费者进行调查，他们可以有ζ的概率发现消费者的品味，但也1-ζ的概率一无所知。显然，当咨询公司发现了消费者的真实品味时，高品味消费者就无法获得任何的信息租；当咨询公司对消费者的品味还是一无所知时，高品味消费者就还能获得△θ部分的信息租。因此，由于咨询机构的存在，高品味消费者所可以获得的信息租减少为（1-ζ）△θ，而厂商所获得的利润也相应增加到ζ△θ-c（其中c表示厂商要支付给咨询公司的佣金，且假设ζ△θ＞c）。
厂商也可以把合同期限延长到多期，消费者每一期都要到厂商处购买产品，这就使高品味的消费者面临着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获得当期的信息租，但同时他就把自己的品味告诉给厂商，从而在以后就无法获得信息租了。（注：对于通过动态契约（Dynamic Contracts）来获得信息租的讨论，可以参见Laffont and Tirole（1988“The Dynamics of Incentive Contracts”.Econometrica.56，pp.1153-1175，1993 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厂商还可以采取逼近性度量（Proxy Measurement）的办法（注：关于代表性考核问题的一个较早讨论，可参见Barzel（1982）“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25，pp.27-48.），如果他发现某些指标可能与消费者的品味密切相关，比如高品味消费者可能更加有钱，穿着更加讲究，于是对于穿着讲究的消费者，他就更可能提供（[FB]，[FB]）的合同，对于穿着一般的消费者，就更可能提供（[FB]，
[FB]）的合同（甚至有些卖家就直接用高价格把一般的消费者排除在外），当穿着与品味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时，这种做法也是可以降低高品味消费者获得的信息租。（注：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政府为了获得低成本企业的信息租，还可以采用的手段有：事后对企业的审计，让同类的企业相互竞争等等。）
消费者为了防止自己的信息租被厂商剥夺，也会作出一系列的反应。比如，如果厂商雇佣咨询公司去调查消费者的情况，消费者同样也会收买咨询公司，不把自己的真实状态报告给厂商。这就涉及到信息经济学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串谋（Collusion）。在这种情形下，厂商显然应该给咨询公司更高的报酬以激励他们说真话，这样他所能攫取到的信息租就大大变小了。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当咨询公司拥有完全的垄断地位时，它会要求得到厂商所能攫取的全部信息租。
（二）良性寻租与恶性寻租的综合构成了人类经济演化的历史
跟传统的寻租理论的结论类似，在这种相互寻租和反寻租的博弈中，信息租本身也会被逐渐耗散掉，比如上面例子中，厂商与消费者总共可以得到信息租从一开始的△θ，到△θ-c，到串谋情形下的（1-ζ）△θ，显然是在逐渐下降，而被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所获得。而且可以想象的是，寻租的方式不同，租金耗散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从而会影响到最终的租金分配。（注：在文献中，如果厂商雇佣咨询公司调查消费者，消费者一般会去与咨询公司串谋欺骗厂商；而当厂商要求订立动态契约时，消费者一般会要求厂商承诺不改变契约。这些都是租金耗散的不同形式。）
但是，在古典租金理论的框架下，寻租导致的租金耗散毫无例外地被理解为恶性寻租。前述李嘉图的地租例子和垄断寻租例子都被放在了被谴责的意义上。原因在于土地作为大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不存在附着在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人身上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性；垄断租金是通过人为手段将某种资源的使用权归于某个特殊利益集团，不是不可剥夺，而是应该剥夺。由这两个例子来看，古典租金理论的局限在于给定资源的外生性上，而忽略了制度及知识等资源租金的内生性。
知识边界的突破和科技创新造成的知识性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例如，在微软窗口操作系统被发明前，人们与计算机Cyber—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依赖英文字母先后顺序构成字符串来完成的，烦琐而不方便。窗口操作系统发明后，人们与计算机世界交流的方式变为空间容量大的图形集合，使得计算机的使用从专业和实验室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时，微软公司销售自己的窗口系统，通过掌握源代码而维持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价格高出其他软件系统，这从收取一定知识产权费方面来看，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按照这种理解，基于这类方式上的任何类似的知识创新、科技发明和技术进步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寻租都是合理的。这也为今天很多经济现象提供了信息经济学上的解释，比如我们可以更好理解跨国企业集团，像可口可乐公司，虽然不生产高技术产品，但在市场管理方面的知识也可以维持信息不对称，从而不断成长的“商业秘密”。
但是，良性信息寻租完全可能向恶性信息寻租转化。微软公司在窗口系统成功后，占据了市场很大的份额，后续的很多营销手段，不是不断的拓展人机交流的前沿，而是通过封锁信息，人为制造其他企业拓展操作系统门槛，从而获取垄断收益，在90年代末期遭到美国二十多个州政府司法机关的联合诉讼，就是由良性寻租转向恶性寻租的例子。这个例子还可以说明很多经济人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从而获得信息租的现象。比如现在社会上的许多虚假信息披露、信息造假的现象，例如美国的安然公司丑闻，中国的银广夏事件等等。我们认为信息租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存在一方面弥补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使得人们有动机去获取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动机过度的话，有可能导致人们为了获取信息租，故意操纵信息，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良性寻租与恶性寻租的综合构成了人类经济演化的历史。人类今天已经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寻租的现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比如纳斯达克创业板现象，就是人们利用信息不对称内存的巨大市场收益而在金融领域内的创造；再比如，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在短时间内达到4千多个，总面积超过3.6万平方公里的现象，也是信息不对称潜藏巨大投资收益，而良性寻租占据主导作用的实例。为了发挥类似的信息寻租的积极作用，避免其不利影响，保证经济平稳运行，需要公共部门通过规制等手段来防止操纵信息现象的发生。
（三）政策性建议
信息租看似“旧瓶装新酒”，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一些看起来非常复杂的经济学现象引入信息租概念后变得可以理解，并能形成一些政策性建议。遗憾的是，上述关于信息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的发展。当我们还没有全面理解信息寻租的含义而形成对信息经济的理解的时候，现实经济的发展已经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伤害和威胁。以中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后果为例，2004年，中国农业产值占GDP15％，工业产值占53％，服务业产值占32％。2004年，美国农业产值占GDP2％，工业产值占18％，服务业产值占80％。美国经济用占其产品总价值20％的实物性产品，实现了11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中国用占其产品总价值68％的实物性产品，实现了12万亿人民币的经济价值。美国经济价值总量与实物部门产值之比是1∶0.2，中国经济之比是1∶0.68。我们将经济价值总量与实物部门产值之比理解为一个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则美国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是中国的3.4倍。如果考虑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关系上人民币被低估的因素，则美国经济的实现能力还要更高。造成价值实现能力这一巨大差距的来源不在于美国经济中服务业比中国的服务业高出48个百分点，而在于48个百分点背后对应的处理经济信息过程的中介合约组织、数据处理机构等数字信息成分以及由这些数字信息成分所构成的良性寻租经济成分的不足和防范恶性寻租手段的缺乏。比如，在国际贸易中，跨国企业集团通过市场的方法屏蔽创新信息，标准化通用信息，成功地但是“恶性地”收取泛信息租金，而我们的国家在政府采购等最有可能捍卫民族经济的地方，竟然放手让跨国企业集团畅通无阻地恶性寻租，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智慧的平均数还没有在理论上形成共识，在决策上形成制度化的应对工具。消除经济中产品生产份额与价值实现份额的大分流现象，快速制定反跨国集团在我国市场上恶性寻租的政策工具已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