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与访谈·
一位批判理论家的未完成学历
——斯坦芬·缪勒—多姆《于尔根·哈贝马斯传》中译本序言①
童世骏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非常有名；用美国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的话来说，就连他的有名，也已经非常有名了（His fame itself is famous） （见第430页，本文正文括号内标注的都是该书中译本的页码）。对这样一位著名哲学家，不仅研究其思想的论著已经不计其数，而且介绍其生活的传记也已经有了一些。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本哈贝马斯传记才是人们久已盼望的那一本——作者对传主的“人品”和“作品”总体上都非常认同，但作者在书中表达其保留意见的地方，并不算太少；传主对传记作者的写作既相当参与，又保持一定距离；作者对传主的无字之书（个人生活的经历）和有字之书（公开发表的著述）不仅都相当熟悉，而且努力对两者作相互诠释。读完全书以后我们会感到，作者在回答读者们都很希望了解的那两个问题（哈贝马斯是如何成为交往理性哲学家的，哈贝马斯是如何成为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时，是努力把它们作为同一个问题来处理的，而且处理得很好。
当然，对于学者传记的所有作者来说，尽可能把传主的学术活动和非学术活动关联起来加以理解和叙述，可能都是共同的目标。但是，不管是与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的《达·芬奇传》 《爱因斯坦传》和《乔布斯传》相比，还是与蒙克（Ray Monk）的《维特根斯坦传》 《罗素传》和《奥本海默传》相比，这本《于尔根·哈贝马斯传》把传主的学术活动和非学术活动关联起来加以理解和叙述，其必要性更大，其困难度也更高。之所以说必要性更大，是因为哈贝马斯的哲学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理论，都以“交往行动”① Kommunikativen Handeln， communicative action，这个词国内学界常常译为“交往行为”，但哈贝马斯本人在本传记称为“批判理论语言学转向的过程由此开启”的那次1971年2月和3月的为期六周的普林斯顿讲学中，几乎从一开始就详细讨论了“Verhalten/behavior”与“Handeln/action”即“行为”和“行动”的区别，参见 Jürgen Habermas， Vorstudien und Eirgae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Suhrkamp， 1984， z. 13；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Preliminary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ge： The MIT Press， 2001， pp. 4—5。 作为核心概念，而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动”的典型形式之一就是公共领域中的说理论辩。本书叙述了哈贝马斯参与的大量公共讨论，从1953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那篇题为《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的文章的毅然发表，到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基因工程和所谓“自由主义优生学”的频频发声。在叙述后面这场讨论时，作者以此为范例刻画了哈贝马斯参与社会问题之公共讨论的典型方式：起先是有一种印象或一种直觉（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对克隆人类之可能性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然后他设法追究和确认这种印象或直觉（亦即这些恐惧）的理性内核；而由这种理性内核所激发起来的思考（这个例子就是在哈贝马斯那里有特殊含义的所谓“伦理反思”），则是他接下来要为之提供论辩依据的。最后的步骤，是把自己想法（通常是通过媒体）公之于众，以便引发出政治领域的一场争论，而他自己则进一步利用这场争论来展开和细化自己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交往行动与其他行动（尤其是工具—策略行动）的区别，交往行动的专家形式和日常形式的联系，不同领域中商谈过程的共性和特点，尤其是作为交往行动、专家讨论和公共商谈之核心的“理由”之有效性的表现方式、认定条件、现实限度和理想空间，概言之，“交往理性”的种种特征，都可以找到具体的理解参照。
输变电工程环境敏感因子智能监测系统研究与应用………………………………… 詹学磊，上官朝晖，徐桂彬（4-82）
但在写哈贝马斯传的时候，把传主的学术活动和他的非学术活动关联起来加以理解和叙述，困难度也更高。
银监会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从事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的主体资格，实践中，各个商业银行、信用社及其分支机构都从事理财产品的设计和销售，而实际上有些银行缺乏专业的理财产品销售人员，有些理财产品超出了其承担能力和风险控制。银监会可以出台关于不同类别理财产品发行和销售的具体标准，符合相应标准要求的方可颁发对应的理财产品经营许可证。
从知行关系和公私关系的上述复杂性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到，哪怕是像哈贝马斯这样的交往理性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他作为学者的教学科研活动与他作为公民的社会参与活动，也有必要作适当的区别，尽管这个区别怎么才算“适当”是很难判断的。本书提到，哈贝马斯希望，人们能将他的政治介入行动，与他作为学者的教学科研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对那些看不到这种角色区分的人对他的攻击，他感到相当恼火。（第11页）这方面的叙述在本传记中可以找到不少，包括他在1971年到1981年之间在施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所长期间，两次被离施塔恩贝格不远的慕尼黑大学拒绝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也包括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自传》中自曝自己17岁时曾加入过党卫军以后，有人想炒作比格拉斯晚生两年但也属于其同代人的哈贝马斯的所谓“纳粹经历”的“纸片事件”。今年已经90周岁的哈贝马斯的人生经历当中充满着在本书中提到无数次颁奖仪式和获奖演讲所代表的光鲜和荣誉，也夹杂着为数不少的挫折、羞辱、遗憾、失望甚至痛心。与以往其他所有关于哈贝马斯的论著和叙述相比，这本传记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作者虽然强调没有把有些纯粹私人的或私密的东西写进书里，但他并没有回避对呈现传主人生全貌来说非常重要但外人不容易了解的一些故事情节。
对本传记来说，哈贝马斯京都讲演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自己也公开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不仅在于他在演讲中提供了自己的不少私人生活素材，也不仅在于他肯定自己作为学者和公民的公共角色与他的私人生活经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且在于他在演讲中，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对这个每一位传记撰写者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明确论述。在本传记的第十三章，也就是在该书集中讨论传主思想的最后一章（第十四章是“著作展”），作者借助康德的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希望什么？”“人是什么？”，来介绍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中的哲学”。在介绍哈贝马斯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时，作者把哈贝马斯早年的人类学兴趣与最近几年来对基因技术的思考贯穿起来，而用来贯穿的主线，就是在京都讲演和这本传记中都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学习”① 关于哈贝马斯的工作中“学习”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讨论，参见童世骏：《“学习”与“批判”——为哈贝马斯八十寿辰而写》，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 。
就知行关系而言，理论的创立者亲自把理论付诸实践，固然有可能促进该理论的澄清、传播甚至加强，但问题是，实践的“成功”与否与理论的“成立”与否，往往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借用哈贝马斯本人很重视的“易错性”概念② 本书“后记”部分有一节标题是“真理与道德的易错性”，我倒觉得，说“求真和行善的可错性”或许更加合适些。 ，理论的易错性和实践的易错性，往往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哈贝马斯在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等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引起的争论，比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引起的争论，如果不是更加激烈的话，至少是更加复杂。对中国读者来说，印象尤深的是哈贝马斯对科索沃战争的表态；他在1999年4月29日发表的文章《兽性与人性：一场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不仅在其国内广受批评——“就连他儿子提尔曼和一些亲密的朋友也都纷纷摇头表示不解”（第305页），“有很多批评来自他自己所属的‘信念共同体’”（第306页），而且在中国也受到尖锐批评。
对比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可以发现：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代金融危机主要侧重于经济的基本面和宏观经济的表现；第二代金融危机比较侧重危机的消极影响和公众对经济环境的信心崩塌；而第三代金融危机则是将侧重点放在了私人部门和脆弱的金融体系上。
就公私关系而言，书中叙述的哈贝马斯参与的公共讨论的话题和平台都是公共的，但讨论的参与者都是活生生的个人，他们都有独一无二的生活史，都有自己的个性、偏好和利益，哈贝马斯在与他们进行一场公共争辩之前往往已经与他们有了特定的亲疏关系，而这种亲疏关系有时也会因为参与公共争辩而发生变化。私人关系是如何影响公共讨论的，反过来说，公共讨论是如何影响私人关系的，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应该能通过阅读本书找到不少信息。本书作者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在本书序言中解释说，他之所以对写这本书感兴趣，是他觉得“追述哈贝马斯这样一个人物的生平轨迹，对研究社会学诞生以来的考察核心——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将大有裨益”（第1页）。“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内容当然还有许多，但公共讨论参与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与公共讨论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当代社会中一种比较重要的关系。
在京都讲演中，哈贝马斯说道：“如果我们对种种新生哺乳类动物的生物特征作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没有另外一个物种像我们那样，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那么幼稚、那么无助。也没有另外一种动物，要在那么长的养育期内，依赖于家庭的保护，依赖于一种与其同类借助于文化而主体间地分享的公共文化的保护。我们人类是相互学习的。而只有在一个文化上具有激发力的环境之中，相互学习才有可能。”② 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Naturalism and Religion：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lated by Ciaran Cronin Polity，Cambridge： Polity， 2008， pp.13—14.
对哈贝马斯这位以交往的理论和交往的实践为毕生事业的思想家来说，个人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他出生时的生理状况：先天性唇腭裂。由于这个原因，他小时候不得不多次接受手术，长大以后也一直无法完全消除腭裂患者特有的那种鼻音。但是，哈贝马斯虽然曾因此在年轻时被认为只适合做科研不适合做教学（第474页），后来却成了全球各地争相邀请的演讲者；他虽然曾因此甚至在成年以后还会遭人讥笑（如本书第165页提到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他的相关遭遇），他却设法把这种自然禀赋的偶然缺陷，变成他自己教化成长的特殊营养。2004年11月，哈贝马斯在获得稻盛和夫基金会颁发的京都学术奖后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哈贝马斯生平第一次公开地谈论他的私人生活，谈论他的思想和政治参与的生活史根源，谈论从幼年到成年包括腭裂在内种种遭遇对自己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活动的影响。（第366页）在很大程度上，哈贝马斯通过这个演讲为本传记的撰写提供了一个有特殊价值的基 础。
阿迪克斯了解孩子成长的身心特点和规律。过去斯库特经常说脏话，在学校里经常跟同学打架。在他眼里说脏话是所有孩子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他说服斯库特克制自己，保持冷静，学会用头脑斗争，而不是用拳头解决问题。他教她与人怎么相处。在斯库特与老师发生意见冲突而不想上学时，阿迪克斯非常耐心地说服她，教会她要适当学会妥协和让步，学会从老师的角度来看问题，原谅别人无心的过错。斯库特学会了与人交谈的礼貌做法是谈论对方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大谈特谈自己的兴趣。她大方地问候坎宁安先生和他儿子，关心他们。她和父亲一起打消了坎宁安一伙人想动用私刑处死汤姆的念头。通过坎宁安事件他让她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在本传记中，“学习”一词也频频出现。比如，哈贝马斯在1991年回顾1956年到1959年在社会研究所的经历时，说“与阿多诺的合作是一个学习过程”（第78页）。在1999年评论北约军事干预南斯拉夫、论述世界主义秩序的时候，哈贝马斯说“一种超越了当前冲突，甚至武装冲突所带来的鸿沟的世界公民社会形态”，是一个“须共同完成的学习过程”（第304页）。2004年1月19日，在与后来成为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天主教神学家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对话时，哈贝马斯说民主过程要求公民所具备的公民德性，是需要在参与自由的交往的过程中加以学习方可得到的。（第416页）
但对哈贝马斯来说，“学习”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对特定的个人（比如他自己）或集体（比如当下各国）而言的，而且是对整个人类来说。本传记最精彩处之一，是它把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的开端追溯到他早年在波恩大学时期对哲学人类学的兴趣（第421页），把哈贝马斯20世纪70年代在施塔恩贝格形成的一个有关学习的命题（交往行动的理性主体不仅具有学习能力，甚至还“不能不学习”；人类的“学习”不仅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且是一个具有先验性地位的事实）与哈贝马斯最近几年对自然史和自然进化概念结合起来：“文化学习基于语言习得，并取代了基因演化机制。”（第403页）2009年，在为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托玛塞罗（Michael Tomasello）致黑格尔奖授奖词时，哈贝马斯说：“使人和猴子区别开来的是一种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实现了认知资源在主体之间的聚集、代际传承和再加工。”（第427页）
对哈贝马斯来说，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学习过程，是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不同宗教世界观之间的“互补性学习”① Jürgen Habermas，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14， No.1， 2006， p. 4. 。本传记不仅介绍了哈贝马斯在2005年11月接受挪威卑尔根大学授予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时做的题为《公共领域中的宗教》的演讲（据笔者自己统计，“学习”一词在该演讲中出现了十多次），而且介绍了哈贝马斯对中国、日本、韩国、伊朗、以色列和俄罗斯等的学术访问。关于他2001年4月对中国进行的为期两周的访问，本书介绍了哈贝马斯自己的感觉，他说他在中国感觉像是“希腊意义上的双料‘野蛮人’——不懂语言，不熟悉文化——此行不为教导别人，只为寻求与同类的文化对话”（第351页）。
哈贝马斯的这番话可能并非全都出于谦逊。总体来说，他作为“行万里路的哲学家”的跨文化对话收获，无论在这部传记当中，还是在笔者所了解的哈贝马斯本人的著作当中，都不算特别明显。当然，仅仅看一下这部传记所展示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要求今年已经90周岁的这位哲学家还要参与更多形式的学习过程，还要收获更多的学习成果，是有点不近情理的。笔者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了解到，哈贝马斯的一本1700页的两卷本著作（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将在今年9月由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出版。从这个角度说，本传记虽然篇幅不小，还只是呈现了一位批判理论家的一份未完成学历；正如传记作者所言，“它所书写的生活和工作仍在继续”。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阅读这位批判理论家的漫长而丰富的学习经历，以及了解他深度参与的各种形式和各个层面的“集体学习”（微观的有各种各样的讨论班、课题组和学术圈的学术活动，中观的有大学、研究所和出版社的各类事务，宏观的有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各种议题的各种讨论）的收获和教训的时候，最好的态度是通过这种阅读和了解，不仅更好地理解有关传主本人的各种问题（比如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什么关系，他在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运动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他作为著名学者是如何与家人、同事、政界和公众相处的，他作为德国哲学家是如何出入于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学术传统的，等等），而且更好地理解有关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中国人向来好学；四十年前开始轮廓逐步清晰的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使得中国知识界对四十年前就已经相当有名的这位继承社会主义传统、捍卫现代性价值、重视本土政治文化的欧洲思想家，这位致力于大西洋两岸哲学传统之沟通的德国哲学家，很自然地多了一些关注。经过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自信提高了不少；在这样一个语境中阅读哈贝马斯所提供的文本，阅读他在过去四十年中新写出的大量文本，也包括阅读本传记所提供的他的生活史这个独特文本，相信能使我们对构成当代中国发展目标的三要素即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革命的内涵，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对知识界在全中国甚至全人类集体学习过程中的独特责任，对我们自己如何在当代世界中讲好学人故事，有更好的理解。
作者简介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Stefan Muller-Doohm， Jürgen Habermas： Eine Biographie， Verlag： Suhrkamp， 2014。刘风翻译的中译本2019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今年6月18日是本刊顾问于尔根·哈贝马斯90岁生日。自本刊创立起，哈贝马斯教授就一直给予宝贵支持，特刊此文，以表感谢。——本刊编辑部
2019年4月14日于苏州河畔清水湾
（责任编辑：肖志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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