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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别敦荣
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的规模，在绝对数上已经接近700万人（包括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在校生，不包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非学历培训生源），可以说，在数量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之一。这一伟大成就足以令我们感到骄傲。然而，我们实在无法从心底里骄傲起来，因为，在世界著名的高水平大学中，我们还看不到我国大学的名字；我国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科在世界高等教育中还称不上优秀；我国高等教育不论是结构还是人才培养规格，都还远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因此，巩固高等教育大国地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仍然是数量问题。尽管从在校生的绝对数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是，若从适龄人口入学率和每10万人口大学生数看，我国都处于世界很低的水平。加上历史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的规模只在最近几年才跃升到世界前列。历史的欠帐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大国地位基础十分薄弱。解放以来，我国仅培养了2000余万大学毕业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国民素质还有待大幅提高，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还必须有较大的发展。从去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驶上了快车道，扩招幅度较大。为实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的发展目标，在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招生规模，仍将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主旋律。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创办世界一流大学。80年代初期高教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世界一流大学既是高等教育强国的象征，也是一国国民素质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中，有两种典型倾向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一种是急功近利，试图一夜之间树立起一批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关起门来自封的，而是在长期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为人所公认的。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离不开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类院校间平等自由的竞争。院校间的学术竞争是高水平大学成长的动力之源。创办一流大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建设发展过程。因此，寄希望于三、五年出现奇迹，是不切实际的；第二种是片面认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只要增加拨款就行了。不可否认，办学经费紧缺是制约我国大学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主要障碍，政府必须大幅度地增加高等教育拨款，改善大学办学条件。但是，另一方面，还应当高度重视束缚大学学术水平提高的各种制度因素。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套大致相似的办学和管理制度，尤其是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不但学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且教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权利。我们在改善大学财政状况的同时，还应当加大各种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力度和步伐,建立一整套有助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规范。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加快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既定方针。实现大众化的需要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我们只需要重视本科及其以下层次的教育，而可以忽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实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程度越高，研究生教育的地位就显得愈益重要。传统上，我国研究生教育主要为高等学校培养师资。高校师资队伍的硕士化和博士化工程又进一步强化了研究生教育为高校培养师资的功能。尽管近年来毕业研究生到非教育部门就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仅数量上太少，而且质量上学究气过重。研究生教育应当树立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高、深、精、尖各种专业人才的办学观，加快发展速度，使毕业研究生成为社会各行业的精英人才群体，成为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和潮流的拓荒者。为此，要有一批研究生教育大学，这些学校的主要教育任务就是进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这些学校为龙头，形成研究生教育的群体（集团）优势；其次要转变培养模式，尤其是要彻底摈弃那种以本科生教育模式（实际上在本科教育中也应当进行改革）培养研究生的陋习，在研究生教育中大力倡导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方法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使研究生教育成为我国创新教育的示范工程。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没有哪一所高等学校不为办学经费的匮乏而发愁，没有哪一所学校不为师资的短缺而焦虑，学校的建筑设施、仪器设备等各种资源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况之下。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大规模地增加教育投入，缓解高等教育各方面条件的紧张状况。大规模增加高等教育投入，一靠政府，二靠社会。所谓靠政府，就是既要求政府增加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同时又要求政府从制度上清除阻碍高等教育筹资的各种障碍，如有关两级办学、两级管理的制度，就极大地束缚了地方各级政府举办和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应当予以废除；再如，工商企业税后捐款问题，就严重限制了工商企业向高等学校捐资助学的热情，必须制定相关规章鼓励社会各界资助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度的改革无疑能够调动全社会助学的积极性，也是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高等教育资源条件的综合使用效率和效益。发挥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益，主要是要破除各高等学校之间壁垒森严、画地为牢的“门户之见”，在各级各类高校之间建立学分学历互认、课程通选、教师互聘的资源配置机制，使各高校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自己的优势学科专业，办出特色，从而达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总体上的优势互补、结构最佳、效益最高、效益最好。
重点大学不可轻视基础研究
雷晓云
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研工作必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已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是，大学应当从事什么性质的科学研究，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开发研究，不仅理论界存在分歧，而且在许多大学的办学中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一些人认为，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知识只有在应用中才能生存，大学不能只是传统的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机构，它应该转向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与生产部门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组合；有的人甚至主张取消大学与经济之间的中介，要让大学成为最终用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者，为“创造财富”作出更直接的贡献。一些大学视产学研结合为科研发展的方向，但他们对产学研结合的关注又主要集中在“产”上，强调“学”“研”为“产”服务，重视应用开发研究，以获取研究经费的多少、创造产值和实现利税的大小来衡量科研的价值和学者的贡献，希望学者及其科研工作快捷地为经济服务，强调短期效益。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和主张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大学重视开展应用开发研究或举办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是，大学的科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大学也不能以此作为学校科研工作的主要领域，大学不可轻视基础研究。
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组织机构所组成的体系，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其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等。不同性质的组织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企业是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的主体，大学则主要承担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任务。忽视大学的知识创新使命而仅强调大学在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中的作用实际上是混淆了大学和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不同功能。大学科研的首要任务是知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重要基础和源泉，而不是技术创新本身。
基础研究的水平是衡量知识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研究和技术发展的分类，基础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没有近期的实用目的而仅为更充分地了解自然（广义的）和发现新的探索领域。基础研究的原动力在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人类求真的欲望。不少在科学研究上颇有建树的科学家都重视基础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曾将基础研究比作水，应用研究比作鱼，开发工作比作鱼市，要想让鱼市繁荣就必须鱼多，而要鱼多则须水深。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也曾形象地用树根、树枝和花果来分别比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他认为忽视基础研究而谋求应用技术的重大进展，就犹如弃根不顾或任使根枯腐烂而望花实繁茂之不可能也。基础研究本身尽管不具强烈的应用目的和功利追求，但其重大突破往往能够带来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质的飞跃。20世纪许多最实用的科学发现都是研究者们在没有实用目的的心态下凭着对未知领域的一份好奇和一种执着的求是精神而获得的，如遗传领域的DNA双螺旋结构、激光、光纤、卫星、硅片等。离开了基础研究的支撑，而一味追求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无异于舍本求末。基础研究是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一个依赖别国新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巧如何，也会逐渐降低其工业进步的速度，逐渐降低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一个国家要走出仿制型、追随型时代，实现以创新为灵魂的知识经济，则必须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作后盾。国家科学发展中的基础研究的任务，不可能依赖企业的研究机构，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研究结构。大学义不容辞地应当在国家基础研究中发挥重大作用。
大学应当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基础研究不具实用目的而纯粹为探索自然奥秘的特点与大学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理想是相吻合的。虽然人们对大学的围墙是否应该保留己心存疑惑，象牙塔式的大学早已不复存在，纽曼、洪堡的理想主义大学观也已成为一种遥远的梦幻般的回忆；而且大学为了生存，必须为现实社会需要服务，为学生的职业作准备，然而，这绝不是大学生存意义的全部。大学不能成为单纯的“贩卖知识之所”，它应该是高深学问的象征。曾任纽约州立大学总校校长和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的著名学者欧内斯特·波伊尔教授曾指出：“在学术界，最高的宗旨就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就是探究的自由，并以专业的方式沿着自己的调研前进，而不管它导向何处。研究是高等教育工作的中心。……高级的发现的学术水平，不仅有助于知识的积累，而且有利于在学校中创造智力上的气氛”，并认为，“研究人员的探究精神，是学术界和全世界的无价之宝。……这种探究精神燃起的智力上的激情为教师队伍带来了活力，使高等学校充满了生机。”所以，大学不仅应当从事一些目的性很强的、为满足社会一时之需的研究，而且必须以学术发展本身为前提，以求是而非单一的利害为原则，探索并揭示广阔宇宙的奥秘。从事基础研究、发展知识、追求真理应是大学神圣性和杰出性的最集中体现。
大学能够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大学具有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密集、研究潜力大等优势。许多国家都把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体。如日本于1995、1996年相继制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实行“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提出要强化基础性、创造性研究，重视以基础研究为中心的大学作用。基础研究是大学科研的最基本的功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大学以独创性、世界一流为目标开始重构科研体制，以强化基础研究为重心，实施“重点化研究推进系统”，将科研方向的重点放在对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领域。1998年10月，日本大学审议会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与今后的改革对策——在竞争环境中闪耀个性的大学》的咨询报告。报告鲜明提出，大学已经进入“要求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时代”，必须进一步提高大学基础研究和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的水平。再如在美国，其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的繁荣，与其重视基础研究密切相关。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的最重要的场所。据一项研究资料，1995年，美国大学共得269亿美元的研究开发经费，其中有175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数295.6亿美元的59.2%。大学本身投入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总额为39亿美元，其中34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占大学总投入的87.2%。这几个数字至少表明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美国的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是大学；二是大学研究与开发投入的重点是基础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仅以诺贝尔科学奖这一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例，1993～1996年，全世界共35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学和医学奖、经济学纪念奖，其中25名为美国人，占获奖人数总数的71.4%，而这25人中，有23人来自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占美国人获奖数的92%。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是中国人的梦。这一梦想的实现有赖于我国基础研究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的充分实现。
落实基础研究在大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使大学真正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需要政府、社会和大学的共同努力。首先是需要形成理解、支持基础研究的氛围，制定全面长远地评价科研价值和学者贡献的政策；其次政府也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创造稳定的优越的工作环境，使研究者没有生存之忧。
实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战略
刘鸿
高等教育区域化，一是指高等教育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为区域发展服务，使之成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源泉和中心；二是指高等教育管理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前者是本义，是主要价值所在；后者是必要条件。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化，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具有优良教育传统的新兴经济较发达国家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如广东、上海等省市在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开始探索建立具有本地区域发展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使高等教育的发展紧密地适应区域发展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种高等教育区域化潮流。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导向。我国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巨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势必促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目标、任务的差异；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与规模的差异；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的差异。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据此，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放弃以一种标准度量全国高校的“大一统”发展模式，而应从实际出发，实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是适应经济发展暂时不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非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只是相对的）。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有利于使各个区域在国家方针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形成多样化、各具特色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发展模式，促使我国高等教育朝着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其二，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的互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立互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必须走区域化的道路。这既是高等教育外部规律的反映，更被西方发达国家及二战后新兴的工业国家的教育实践所验证。美国高等教育从19世纪的州立大学到20世纪的社区学院，逐步形成区域化的完整体系，为其经济跃居世界首位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起飞，教育为本”，是德国的基本国策。所以，德国的高等教育与区域企业界的联系十分广泛，许多大学的科学研究经费和办学经费来源于所在州。许多发展中国家如苏丹和泰国，也进行了尝试。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不同管理模式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之所以走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同一道路，其主要原因就是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不长，目前沿海沿江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开始进行了初步探索，如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并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些成功的举措将辐射到中西部地区，产生示范作用。
其三，市场经济体制的外推和高教管理体制的内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必然要求打破人为设置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隔阂和封锁，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把生产资源配置到经济效益较好的生产环节中去，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为高等教育改革部门办学体制、打破条块分割格局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朝着区域化发展，积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承担责任，使学校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特色的形成等，积极主动地发挥其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便成为高等教育朝着区域化发展的外部推动力。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纲要》和《实施意见》等规定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区域化，从而使其发展获得了内驱力。近几年来，在内外两种动力的作用下，一方面是来自纵向的条条管理逐步减弱，另一方面是来自横向的块块协调逐步加强。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以省一级政府为主的体制逐步确立，将逐步增强。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化走向已见端倪。
由上可知，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化，既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主动为高等教育发展服务；又能促使高校更加积极主动地根据区域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动态和对人才需求的状况调整自己的办学方向，使学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区域发展的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然而，如何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将任重而道远。据此，在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区域化过程所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的实际，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的区域统筹。加强省级政府对辖区内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权，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和趋势。美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莫雷尔法令颁布以后，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主要在州一级政府。这种体制使得许多区域经济的振兴及其特色的形成得力于当地大学。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而论，应强调在中央对各区域高教的宏观调控下，加快建立以地方为主的高教统筹管理体系。这是高等教育区域化进展顺利的必要条件。
第二，真正实现区域高教资源优化配置。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其实质是逐步淡化学校及其资源配置对政府及其部门的依附关系，逐步强化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自主配置资源，打破省市属、部委属的界限，在面向社会，首先是面向所在区域社会的过程中进行优化配置。就目前而言，高等教育区域化进程中应注意把握两个关键性的结合：一是优化高教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与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教的需求相结合。二是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相结合，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兼顾发展的基础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这是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关键。
第三，充分发挥区域内高校三大职能并注重协调发展。高等学校的最基本的职能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以及其它方面的职能变得日益重要，但从根本上看，后面各种职能的发展决不能以损害培养人才职能的实现为代价，而这往往是地方领导人所容易忽视的。因此，在高等教育区域化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应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目标、办学水平、学科特色来妥善处理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分清主次，各有侧重，全面发展。
第四，提高地方政府统筹管理能力。高等教育的区域化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统筹管理能力和水平。从高校属地化管理的情况看，这一问题应引起重视。这是因为统筹管理与以前单纯地管理地方所属高校相比，任务更加艰巨，因而对管理水平要求更高。具体而言，高等教育的地方统筹，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与过去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方式，有根本不同：一方面，要加强省级地方政府对所在地区高等教育协调、统筹和领导的责任；另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宏观管理，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力。就是说，既要加强管理，又要改革管理，且二者是同步运行的。这种管理上的“二重性”，迫切需要提高地方政府统筹管理能力。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是关系到地方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问题，地方政府应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决策和管理；同时，又必须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管理方式，运用法律的、政府的、经济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提供中介服务，进行间接管理和引导，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机制，应当是地方统筹的首要任务。
总之，高等教育区域化是我国高教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进程中，正确处理好经济规律、管理规律与教育规律的关系，是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理论前提。实践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并将继续验证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社会效益、生命力和发展方向。
高等院校应当突出创新教育
张钰
高校的创新教育涉及到未来人才和人口的素质，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曾几何时，代表中华创新的四大发明对人类进步做出过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在产生过鲁班、张衡、华佗、诸葛亮等一大批杰出创造英才的华夏大地上，创造精神受到了过多的人为的摧残。有“调查表明，我国目前大学生中95%以上人的创新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他们在毕业后的较长一段时期难以进行各种创造发明活动”。高校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的大本营，担负着集中培养社会需要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无论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方面，还是在造就高素质创新型精英方面，高等教育突出体现和实施创新教育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对此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廷先生提出“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先生认为“新世纪大学应该肩负起在学生中培养独立思维和创新精神的责任”，大阪大学校长岸元忠充先生则主张“在新世纪，必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知识的智慧”，显然这个智慧中包括着创新精神和能力。
在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过程中突出创新教育既是教育理论上的一种深化，也影响到高等教育具体的实施和教育教学过程。落实创新教育应当研究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增强整体创新教育意识
高等教育承担着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两项使命，影响到高级专门人才的创造性和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因此，现行高等教育观念、人才培育目标、课程体系、教育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评估及教学管理各环节中都应突出和体现创新教育的基本思想。在教育环境与校园文化方面，营造一种崇尚真知、追求真理、学术自由的气氛；在教学计划方面，重视基础，采用弹性课程组合，给学生更多的学习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一枝独秀”和“红杏出墙”，保护学生独立思考、怀疑和批判的探索精神；在教学管理方面，掌握严与宽的尺度和区别，彻底改变以考分和掌握知识多少作为教育质量和学习成果唯一衡量标准的习惯。
我国的教育习惯于采用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这与片面地以强调知识传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若不改变这种教育模式和观念，任何创新教育的主张都只能是一派空话。目前的高等教育在办学、投资、招生及校内外管理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的地方，特别是在专业课程设置、招生种类和规模的确定、发展规划、经费的集和用、人事分配、甚至教师的教学内容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应该拥有自主权。对于高等教育这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没有足够的自主权，根本谈不上创新教育的实施，所以针对制度本身就需要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和机制更新。
二、发挥教师的关键作用
一流的教育，要求一流的教师；创新教育离不开创新型的教师。激发学生创造性的中介是科学文化的最前沿知识，唤醒学生的前提是要求教师具有超越的意识和创造性能力。教师的创新性是引导和影响学生创新的关键所在。离开教师的指导和垂范，一味奢谈创新教育或要求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是违反人才培养规律的。为了有效地发挥教师的关键性作用，应该使教师具备优良的人品和高深的文化科学知识，必须了解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教育对象的基本特点。教师要探索怎样教和教什么的问题、要留给学生足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余地，教师的教学重在引导和启发学生自主开启智慧之门。除教学之外，教师的科研素质将对学生的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教师能引导学生、并跟学生一起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把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快速更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在促进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促进培养人才和科研工作自身的发展。同时，教师教学的创新也需要一定的机制和条件，这包括组织、管理、协调、资源配置、工作基础和环境等。没有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没有精神和物质条件作保证，教师教育创新的热情就会被扼杀，自然也就不会自觉、主动地落实创新教育。
三、体现课程的创新特色
课程是高等教育过程中落实创新教育的中介和载体，课程体系设计需要考虑到学生的不同需要、条件、基础和接受能力，以有利于学生自主思考、有利于其学习能力与创造能力的逐步提高。在未来，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课题更需要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以综合解决，即使是社科、人文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也离不开多学科的协调和交叉。因此，专业教育课程设置中，必须增加培养学生适应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的内容。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要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并能深刻理解本专业的社会、人文和科学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发挥自身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同样的道理，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中缺略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不懂得科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难以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中做出创造性的成就。
学生的创造性与其独立性、个性的发展和形成是相辅相承的。课程的规划既要保证学生获得广博的教育，又要体现培养其业务创新能力的意义。其中对专业课程和普通教育课程设定最低限度的必修课，选修课的范围则力求突破专业、院系、学校、甚至教育机构的界限。开放式的教育教学计划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弹性的教学过程和质量管理也才真正符合基本条件千差万别学生的实际。在这方面，日本最近的教育改革中，就进一步提出了招生选拨、课程设置、学生学习方式及质量管理等环节的弹性化和多样化措施和观念。
课程体系设计的出发点应该着重于学生怎么学、学什么，而不是侧重考虑教师怎么教，这一步不单纯关系到课程改革的做法，更主要的是涉及到教育思想转变的问题。具体的课程设计中，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学习内容和比例的确定应该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在社会实践、实验和科研活动中习得的知识是付诸于实践，对做事有指导意义，而且是经过自身理解和内化了的知识。这种知识无疑会成为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探索求知、证明假想以及对某个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大学安排本科生参加实验，或科研、并折算成一定的选修课学分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另外，高等教育中的创新教育是针对培育人才提出的。为此，建立起必要的弹性化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和投入，是使得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基础。至于创新教育的评价和研究工作，则是促进创新教育正确、深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各高校应当投入力量进行专门的探索。任何教育理念的实现都以切实可行、严格的落实为前提，高校创新教育的真正实现，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
宋秋蓉
美国有哈佛、耶鲁，日本有早稻田、庆应义塾，这些高水平的私立大学不但执美、日高等教育之牛耳，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我国自80年代初以来，已创办民办高等学校1000余所，在校学生达100多万人。就学校数和在校生人数而言，民办高等学校已经开始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若从办学水平来看，1000多所民办高校中还没有出现哈佛、耶鲁、早稻田、庆应义塾这样的高水平大学。不论是从民办高校本身的发展看，还是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看，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须引起政府、民办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政府要转变观念，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措施，扶持民办高校发展
众所周知，政府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政府在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问题上的观念、法律、政策、措施仍然滞后。首先，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中的地位还缺乏足够的估价，民办高等教育仍被看作是公立高等教育的补充而不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次，政府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民办高等教育法律，因而难以规范民办高等学校的办学。特别重要的是，政府还没有制定发展民办高校的具体、有效的扶植措施。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阻碍了我国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
要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政府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认识到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等教育和公立高等教育应该并存发展，相互竞争。没有这一认识基础，就谈不上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其次，要逐步制定一套完善的民办高等教育法律，这些法律不仅应旨在规范民办高校办学、保证民办高等教育质量，而且应旨在鼓励、扶植民办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政府还要实施对民办高校的经费资助政策，西方著名私立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创建高水平的私立大学，离不开政府的资助。
二、工商业界应当慷慨解囊，资助民办大学上台阶、创名校
充裕的办学经费是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的重要物质前提。有了充裕的办学经费，才能够添置优良的办学设备、设施，吸引一流的学者和优秀的生源，办出高水平的大学。
然而，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现阶段，我国民国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收取学费，这笔有限的经费仅仅能够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转，而无法使学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更谈不上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出路是要靠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业界的慷慨解囊和资助。
从国外高水平私立大学的发展经验看，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业界在财政上的鼎力支持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美国私立大学是世界上接受捐赠最多的大学。南北战争后，美国大型企业及百万富翁斥巨资助教蔚为风气。例如：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就是由百万富翁约翰·霍布金斯捐资创办起来的，随后，百万富翁克拉克创办了克拉克大学，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办了芝加哥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正是因为有了充裕的资金，才得以吸引一批一流的学者和学生，才能够向高深的学术进军。
因此，要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就要开创全社会捐资助教的风气，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工商业界慷慨解囊，资助民办大学上台阶、创名校。
三、优化民办高校生存的社会环境，鼓励高水平民办大学脱颖而出
应该承认，美、日等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生存环境的，这其中包括以私有制为特征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市场经济的体制。与之相反，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近年来，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然而，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传统体制的社会系统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极大地影响了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
例如，目前我国社会还存在着歧视和不公正对待民办高校的行为，包括向民办高校乱收费，民办高校无权参加教育部门召开的有关会议等等，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体制的问题，也有观念的问题。
再以民办高校的师资建设为例，目前我国民办高校还不具备吸引优秀教师的条件，因为我国民办高校无权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不能为教师提供住房、医疗保险、退休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因此，尽管部分民办高校可以提供较高的工资酬金，但总的来讲，民办高校还很难吸引优秀的教师。没有优秀的教师，何谈高水平的大学？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加快社会全面改革的步伐，不断地促进人们观念的更新，优化民办高校的社会生存环境，鼓励高水平民办大学脱颖而出。
四、转变办学管理模式，建立民办高校的社会化管理机制
民办高等学校推进和发展了社会化配置教育资源的市场模式，引进了竞争机制，具有办学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等诸多优势，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保持民办高校的自身特色，有利于民办高校上台阶，创名校。为此，要转变我国传统的行政干预的办学管理模式，建立新型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民办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美国等私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建立非政府的社会化管理机制，如民办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或民办高等教育理事会等，遵照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利用经费资助、质量评估、学校设置条例等非行政手段管理民办高等教育，有利于保持民办高校的特色和优势，有利于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
五、选贤任能，建立杰出的民办高等教育家遴选机制
良好的外部条件最终要通过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方能产生成效。然而，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内部普遍采用家族式管理的模式，存在着管理人员整体教育理论水平偏低、财务管理透明度不够甚至混乱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民办高校的质量、水平和声誉。针对上述问题，要创建高水平的民办大学，必须选贤任能，选拔杰出民办高等教育家出任校长。
杰出的民办高等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素质。
一方面，他们应该是具有献身精神、把办教育出人才视作终身奋斗的理想，懂得经营管理，善于筹措经费的人。在这方面，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堪称楷模。
另一方面，杰出的民办高等教育家还应该是有远见卓识和独特的教育思想的人。在这方面，美国的哈佛、耶鲁、约翰·霍布金斯等许多著名私立大学校长都是典型的代表。
高水平民办大学的出现离不开杰出的民办高等教育家。民办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和投资者应当解放思想，走出家族式管理模式的误区，诚邀有志于民办高等教育管理的人才加入学校管理层，让杰出的民办高等教育家和高水平的民办大学一同成长。若如此，何愁不见中国的哈佛、耶鲁、早稻田！
高等师范教育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刘旭
高等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其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的高低。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由于高度集权计划管理体制及定向教育模式的影响，长期维持着低水平循环的办学格局。师范院校办学条件差，办学经费奇缺，办学层次主要是专科教育，生源质量也往往不如一般的本科院校。尽管很多师范院校在不断地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希望办出自身特色，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在高等师范教育的办学体制、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深层次的“瓶颈”，因此，其教育质量仍然不容乐观。第三次全教会提出，要“加强和改革师范教育，大力提高师资培养质量，调整师范学校的层次和布局，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试办师范学院。”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处于困境之中的我国高等师范教育迎来了难逢的大好机遇。笔者认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办学格局、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层次等多方面作出重大改革。
一、实现办学格局的多元化
解放以来，我国师范教育的格局一直是面向基础教育，由单独设置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从理论上讲，这种定向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专门的师范院校实施对学生的普通文化科目、专门科目和教育科目、教育实践的混合教育与训练，以达到特定的培养目标。它目标明确，专业性强，重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环节，鲜明地体现了师范教育的专业性。但在实践中，我国的师范教育由于受“学术性”与“师范性”的长期困扰，以致于严重地不“师”不“专”。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其弊端也日渐显露。如课程设置比较狭窄，学科程度相对偏低，易导致学生知识范围和学术眼界狭窄，适应其他工作的能力较差；过早的专业定向，基础知识不够宽厚，学生来源和职业出路受到较大局限；培养渠道封闭、单一、僵化，不易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对多种类型、多种适应能力教师的需求，等等。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实行“开放型”师范教育模式，即通过综合大学文理学院或其他专门学院附属的师范学院或教育系科为主培养师资的师范教育模式。很显然，仅靠我国过去的师范院校，已无法满足基础教育对教师的各种需求，对职业教育来说，职业领域五花八门，定向培养的严格对口的体系更是完全无法适应。因此，引入“开放型”师范教育模式，将会使我国的师范教育增强师资培养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丰富人才培养规模，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对师资所提出的要求。
二、实现培养模式的职业化
培养模式是高等学校实现培养目标的具体保证。在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上，有的同志认为要采取“双专业”的观点，即学科专业+教育专业。前者指有关学生从事学科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后者则指关于学生未来作为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教育专业知识与能力。直到现在，我国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的落脚点虽然标明的是“为中小学培养合格的师资”，但所落实的实际目标却是培养学科专家，重在“为学问而学问”。受其制约，在我国师范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中，学科课程比例高达72%，而其内容又过分专于所谓的学术，过深过窄，极少注意促进学生学会分析教材组织教材设计教材的能力；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仅只7%左右，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内容（主要是传统的三门课程，即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教学法）也显得非常空洞，不切实际。另外，专业训练实践（包括教育教学研究实践）活动太少，导致学生毕业后适应教学工作慢，教学能力发展空间小，创新意识与能力不强等。
为此，我们认为，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首先必须强化满足学生将来从事各类教育教学的需要，为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合格教师的观念，改变以往师范教育中“为学问而学问”的状况，并以此来规划培养模式的各方面、各环节。然后，按照教师职业性的要求，合理选择培养模式。依笔者之见，其内容主要有：课程结构采取模块式，将综合课程（或通识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包括主修与辅修课程）与教育专业课程分块设置，供学生灵活选修，满足学生多方面发展的需要；学制比一般本科延长1～2年。在这方面，美国师范教育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美国许多大学的师范教育为了解决“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较多地采用的是"4+1"的模式，这样，在学生取得某一学科专业学位，解决“教什么”的问题之后，再用1～2年时间专门用于教育专业的学习与训练，解决“怎么教”的问题，达到“学者”与“良师”兼得；强化教师职业训练，包括运用多媒体技术和CAI手段，引入各种有效的教师训练模式（如实践反思模式、微格教学等），安排充足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指导学生进行教育研究等，以促进学生教育教学能力的切实提高，总之，“师范生最重要的使命在于教育实践。忘了这种使命，就不成其为师范生。”无论什么类型的师范教育，培养模式的职业化都是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三、人才培养层次应当上移
建国以来，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系统虽然也形成了包括学士、硕士、博士在内的完整的教育学学位体系，但在人才培养的层次上，仍然明显地存在着偏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目前的教师培养层次中，专科教育比例最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统计年鉴1994年（英文版）显示，我国1992年师范院校在校生的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人数分别为330204、216995和1445，它们所占师范生的比例分别为60.19%、39.55%、和0.26%。直到今年，还有相当大规模的中师生。相比之下，美国的师范专科、本科和研究生1990年的在校生数分别为189677、469430和302758，其所占师范生的比例分别为19.72%、48.80%和31.48%。即便是印度，1988年相应的数据也分别为2415、84411和6892，其所占师范生的比例分别为2.5%、90.05%和7.35%。这就很清楚地表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极不合理，低层次人才比例太大；并且，在我国师范教育系统内，学位的类型也太单调。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学位主要是教育学学术学位，教育职业学位只有近年来才开设的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而且规模极小。这些状况与科技日益发达时代的教育对师资层次的逐渐趋高的要求很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加大高层次、多类型师范人才的培养力度，上移师范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以满足基础教育以及其它各级各类学校对高层次师资的需求。
地方大学应做好为地方服务这篇文章
徐剑波
最近两件事促使我深刻思索我国地方大学的走向问题。一是国家准备投入资金创办几所世界一流大学；二是教育部新批准了45所民办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这说明，一是绝大多数高等学校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缘；二是国家需要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地方大学如何面对当前的紧迫形势，抓住机遇，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定位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则是其当务之急。
一、地方大学需要重新定位办学目标
最近一些年许多地方大学争相上规格、扩规模，似乎规格上去了，学校办学水平就提高了。学校负责人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到促进学校的内涵发展上，而是忙于跑关系，找路子，力争使自己的学校“更上一层楼”。事实上，许多地方大学已经面临生存问题，但他们仍然沿着原来的既定路线艰难地跋涉，朝着原有的既定目标蹒跚前进，追求难以实现的梦想——创办名牌大学。
影响大学办学规格和办学水平的很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经费的投入。事实上，我国教育在国家经费投入上并没有被放在优先地位，甚至没有被放在“正常位置”。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低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见表1），而1997年和1998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也分别只有2.49%和2.55%，十年几乎没有多大改观。
表1 1980～1991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
年份 1980 19851990 1991
世界总计 5.15.0 5.0 5.1
发展中国家3.94.0 4.1 5.1
其中：中国2.52.6 2.4 2.3
最不发达国家 3.03.1 3.3 3.3
发达国家 5.45.4 5.2 5.3
资料来源：《世界教育报告：199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还没有大步迈出，学校办学效益仍然处在低效状态。对许多地方大学而言，地方政府所拨经费的80%～90%被用作支付教职工的工资，更有甚者根本谈不上正常维持，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校长成为“要钱校长”，他们难以集中精力考虑学校改革发展重大事宜。经费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学校硬件的改善，影响学校的对外交流、人才引进和培养以及教师待遇的提高。
由于多数地方大学的物质条件、学术氛围难以同重点大学相比，那里的许多有志献身科学研究的教师很难在艰苦的条件下做出重大突破。即使学校决心改善相应的环境，但诸如先进的科研设备、良好的学术氛围、教师科研群体的整体水平、学术梯队的状态等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改观，而这些条件恰恰对那些在学术上追求奋进的青年学者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他们能否在其研究领域有所造诣的关键因素，因而人才流失在所难免。
因此，地方大学若继续延续原有办学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果断摒弃不切实际的办学目标定位，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地方大学理应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决定了高等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地方大学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是其重要职责。当前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了迫切的人才和智力支持需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日渐突出。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00年我们至少需要各类专业人员6000万，其中科技人员3500万，工程技术人员1700万，农业技术人员250万，卫生技术人员600万，除去现有专业人员2000多万，还需要新培养3000多万，我国普通高校目前的总容量只有300多万，因而在当前的条件下专业人员的大块缺口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
仅就产业结构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一方面产生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得不到占用（因为不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又出现大量结构性失业人员。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有下岗职工6000多万。世纪之交，我国已有3亿人“转行”、“转岗”，1.3亿职工中已有300万转向第三产业，4000万机关工作人员转向企事业单位，因而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成为巨大的教育需求。地方大学应当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在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上发挥主力军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对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渐凸现。在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主导发展起来的硅谷科学工业园区，围绕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开发机构。大学和产业部门互相依托、互相促进，使得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协调发展，在这个方圆仅有几十公里的小小谷地中，1995年的收入高达850亿美元，其中62%的收入同斯坦福直接或间接有关。
同样，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核心的波士顿科研中心和北罗来纳的“科技研究三角园区”，以德克萨斯大学为依托，迅速发展起来的“硅平原”，还有日本的“筑波科学城”，英国的“剑桥工业园”，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园区”以及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是大学同地方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可见，无论从高等学校的社会功能，还是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来看，大学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大学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加强同地方各个领域的合作，要挖掘办学潜力，大力发展社区成人教育，提高社区人民的整体素质，使社区教育走向教育与社区双向互动、互相促进，实现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推动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地方大学真正立足地方，服务地方。
三、地方大学要勇于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任
在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体有如下一些特点：高等学校的功能虽然仍是为了培养精英，但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精英，要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开始推行多样化的非学术标准，学校类型更具多样化，以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最重要的变化；在这个阶段高等学校类型的多样化，必然产生和带来入学资格和选拔标准的变化，作为入学限制条件的英才标准被寻求教育机会均等所冲淡，等等。上述变化必然引起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变化，非学术性的学校和科类在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层次结构中，准学士层次所占比例迅速上升，研究生层次比例基本不变，本科层次比例明显下降。因此，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阶段，高等教育要实现大众化，必须发展多样化。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双重挑战，只有逐步发展大众型高等教育，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社会经济和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的办学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供给之间存在的矛盾日渐突出。
美国靠发展赠地学院，日本靠发展短期大学，韩国靠发展私立大学，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我们靠什么去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呢？我认为，地方院校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支特别重要力量。
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实施的是统一培养目标，统一办学模式，统一教学内容……严重忽视了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事实证明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大学全部办成研究型大学，或者教学科研并重的大学，相反，要将更多的大学办成应用型的、多样化的大学，以满足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为此地方大学必须承担此重任。
其次，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不可能再投入大量资金去建设大量的新的应用型大学或短期大学，否则，将造成双重资源的巨大浪费。依靠现有的地方大学，挖掘潜力，扩大办学规模是一条既经济，又能保证基本质量要求的重要途径。
众多地方大学的办学效益不高，其办学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调动，无论从在校生总数，还是师生比都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效益，地方大学还有较大办学潜力。
最后，地方大学有着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重点大学大都设在大城市，而地方大学大都在中小城市，且招收本地学生，毕业生一般就近就业。如果能在办学思想上突出鲜明的“地方性”，在人才规格、培养目标、专业设计和办学形式上有较强的为地方服务的针对性，地方大学必将对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起到应有的作用。
总之，地方大学服务于地方经济，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其提出的必然要求。地方大学也只有立足服务地方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