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侵华战争论文,东中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一定区域内相当数量的人口、资源和社会财富，对于国家或地区的战略至关重要。因而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城市都是战争双方争夺、攻打的主要目标，特别是政治中心、交通枢纽、军事要塞、工业中心、商贸中心等城市，往往都成为重要的战场，受到军事打击和严重破坏。中国城市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就出现了早期现代化转型，在东、中部地区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新兴城市，这些城市承载了中国大部分现代工业、商业、金融、文化等，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推进基地。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东、中部城市成为其攻打的主要目标，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城市遭到日军的巨大破坏，部分城市甚至被毁灭，大量居民被屠杀，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经济被摧毁，建筑和城市肌理也面目全非，相当部分城市在战争期间处于严重衰败状态，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部分城市的发展被迫中止，甚至倒退衰败。目前有关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研究受到较大的关注，不仅发表有相当数量的论文，而且相关专著也已经出版①。但有关抗战时期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研究却较为薄弱，为了推动抗战时期城市研究，本文以较为宏观的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所产生的破坏和影响进行考察②，以起抛砖引玉作用，希望有更多研究者对此加以关注和研究。 一、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破坏 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试图灭亡中国。在十余年间，日军攻占了中国东、中部地区大约27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6％，933座城市沦入侵略者手中。 抗战爆发以来，虽然每一次战役中国军队都曾作过殊死战斗，取得局部战役的胜利，但终因武器装备落后、后勤保障不足等多种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守城，故而大量城市陷入敌手。在抗战时期，中国东北四省的全部城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以及湖南省的部分城市先后沦陷，特别是中国东、中部最重要的大城市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对中国的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统计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的6年内，所占领的东中部城市(市县城区)“为751处以上”③。如果加上冀东21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城市146座，则八年抗战中东中部地区约有918市县先后被日军占领。另外，若计云贵地区沦陷的城市，其总数达到约930余座，“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约占全国大城市总数的80％以上”。“全国直接间接蒙受战祸的灾区人口达2.6亿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万。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战争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战争受害地区的45％④。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在近代以后一直是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心。19世纪中后期至抗战前，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城市率先开始向早期现代化转型，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厦门、福州、青岛、大连等开埠通商城市在此一时期出现快速的发展，集中了中国主要的现代工商业、现代金融业以及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然而，战争和殖民统治对这些城市造成巨大破坏，致使相当部分城市陷入持续的衰落之中，中国城市发展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动，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现代化也因此严重受阻。 (一)战争对城市构筑物和城市肌理的破坏 自古以来，城市都是战争的首要攻击目标，“每当战争爆发之时，作为主战场的城市物态构成要素总是最先遭受战争的打击，突出地表现为城池的破坏、建筑和街道等城市构筑物的破坏损毁”⑤。因而成为战场的城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部分城市遭遇灭顶之灾，出现“街里萧条，城廓崩毁，庙塔丘墟”的衰败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全球已经完成了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的转变，步枪、机枪、炸药、炮弹以及原子弹等对城市的破坏，远远超过冷兵器时代，从而对城市所造成的破坏烈度是之前无法想象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在发动全面对华战争时期，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火炮和飞机远超中国军队，日军对中国城市的攻击采取了最野蛮和最残忍的大轰炸方式，甚至还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对没有设防的城镇也进行炮击和空中轰炸，使中国东、中部大部分城市受到很大破坏。据湖南省不完全统计，全省78个市县就有60个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⑥。又据《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统计，抗战期间河南省县城被破坏程度达30％及以上的就多达56个，其中西峡口城的破坏程度达90％，驻马店城和郑州城的破坏程度分别为80％和70％⑦。下面分两个方面概述日本侵华战争对东、中部城市构筑物和城市肌理破坏的具体状况。 1.战争导致城市工厂、商铺等建筑物受到严重破坏、损毁。日军为了占领中国城市，打击中国经济，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力，对所攻击的城市，除攻击军事设施外，也对城市的经济设施进行破坏，故工厂、商业街市等往往成为日军轰炸和破坏的重要目标，相关记载不绝于书，下面仅举以几个案例加以证明。一是日军对上海工厂企业的破坏。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相关报告记载，从1938年1月至3月，上海华界各工业区变成了火窟，数十天内，80％以上的店铺工厂以及民房被焚毁，仅剩残垣灰烬，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业建筑也差不多完全被毁；甚至公共租界也难逃劫难，公共租界东区和北区有905家工厂被焚于兵火，该两区平时共雇有工人30868人，而战争导致所有的工人逃散，或死亡，或游离失所，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多遭破坏已不能再用⑧。另据1938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载：“据公会共租界工部局捐务处负责人称，被毁的商店至少有十万家，其中包括店主的住宅和财产。这些商店或被焚毁，或被炸毁，或被轰毁、或被抢劫……我们倘驱车经过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南市等处，但见两旁街道，尽成废墟，往往延长几里。”⑨二是日军对南京城市工商业的破坏。日军在占领南京城以后，不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而且还对南京下关的商业街进行焚毁，除“旧仪风门外，大马路至惠民桥一段，及路两旁之鲜鱼巷，(至铁路桥止)，复兴街等尚完整外，其他地方不被烧净，即被拆完”⑩。据时人记载，战后的南京城“触目所及，都是令人怵目惊心、凄凉哀伤的景象：偌大的地区，曾经那么热闹的街道，不仅行人寥落车马稀，甚至不见一块招牌、一个摊贩。只有三三两两、趾高气扬的日本兵，在空旷的街道上靴声橐橐，悠然来往”(11)。除了以上两城市之外，几乎所有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工商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2.民居和街道也成为日寇攻击、轰炸的对象，城市的道路格局和城市肌理都遭到严重损毁。长沙市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之一，据1946年12月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日军飞机轰炸地区表》，“长沙市自二十六年七月起被日军飞机轰炸共约百余次”。新中国建立初期，长沙市的房地产和税务部门对抗战时期长沙房屋被破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评估，结论是：长沙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不包括水陆洲和河西)，其中全部焚毁的有690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有330多条，综计严重受灾的街道几近90％(12)。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六处处长的田汉，目睹自己家乡灾后惨状，曾写下一首《重返劫后长沙》的诗，对长沙劫后的状况进行描述：“市烬无灯添夜黑，野烧飞焰破天蓝。衔枚荷重人千百，整瓦完垣户二三。”(13)长沙古城“百年缔造，可怜一炬”(14)。武汉是华中重镇，日军在武汉遭到中国军队顽强的阻击，因而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前，对武汉实施了狂轰滥炸，造成市区白天警报不绝于耳，时常出现房毁人亡的惨景，武汉三镇繁华的街市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1937年8月21日-1938年10月25日的一年多时间内，武汉共遭受日机空袭72次(其中汉口31次，武昌32次，汉阳9次)，投弹3030枚，死亡1651人，伤3147人，炸毁房屋3437栋(汉口554栋，武昌1359栋，汉阳1524栋)(15)。日军占领整个武汉三镇后，“武汉市区成为荒凉，恐怖的世界，人们提心吊胆，遑遑不可终日。不到5天，日军又大量拆毁民房，昔日商业繁华的黄陂街永界平，迥龙寺一带，一片瓦砾，又纵火焚烧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至满春路一带，火焰腾空，浓烟蔽日，花楼街上段广益桥一带，也是一片火海”。(16)数十年后，国际舆论公认：中国的长沙和南京、英国的伦敦及日本的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的城市(17)。 (二)战争造成城市人口巨大的损失 人口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资源，是城市社会财富生产之源泉，因而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消灭敌对方的人口，“战争损害所及，以人口称最”(18)。有关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记载有较多分歧，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最新研究表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军人伤亡1100余万人，平民死伤2300多万人”(19)。现代军事力量的打击，不仅造成军人的大量伤亡，而且还会波及平民，使之伤亡惨重。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毫无人性，对中国民众实施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导致战区内人口数量锐减。 一是日军在战争中对城市平民进行的大规模杀戮，造成了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日军在占领城市之后，多采用屠杀平民的残暴手段，制造“屠城”、“毁城”等惨剧，“南京大屠杀”即是举世闻名“屠杀”典型。据不完全统计，东、中部沦陷区各重要城市人口伤亡数均以万计(详见表1)，除南京外，徐州、无锡、南通、长沙、衡阳、朔县、金华等城市都在遭到日军的战火洗劫后，惨遭屠城，而诸如济南琵琶山“万人坑”等亦是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衡阳人民也经历了空前浩劫，衡阳人在战争中死亡的人约5万余人，而在沦陷期间患疟疾、痢疾、伤寒等恶疾者约9万余人，其中有3万余人因病死亡，衡阳人因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瘟疫疾病而死亡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5％(20)。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对无锡人进行了大屠杀，日军“沿途烧杀，死伤累累。后来无锡县伪自治会组织的卫生队收尸掩埋，掩埋无人收殓的尸体至少在万具以上。”(21)1942年5月，金华沦陷，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屠杀无辜百姓17204人，因伤致残36569人(22)。1937年9月9日，日本侵占山西省阳高县，数日内“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变成了死城”(23)；28日，日军又至朔县，屠城三日，屠杀了4800多人(24)。此外，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731部队制造的细菌战，用飞机向城市或密集部队等目标撒下细菌，造成宁波、常德、金华以及浙赣铁路沿线城市鼠疫流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据细菌战犯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供认：“本部队驻扎平房站5年，通过1个工厂，因染病菌消灭至少3000人。”(25)
本表资料来源：1、章伯峰，庄建平：《抗日战争》第7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7～163页；2、余杭县志编纂委员会：《余杭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1页；3、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军事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8～411页；4、武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武昌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8页；5、汉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汉阳县志》，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159～161页；6、禹硕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5、351页；7、湖南省政府编印：《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编辑例言》，1946年；8、《江西省志军事志》，江西省科技印刷自动化公司1997年，第239页；9、《山东省战时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总表(自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至三十四年战争结束之日止)》，山东省档案馆J102-02-0014，载闫化川：《抗战时期山东平民伤亡述论》，《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二是因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恐惧等负面效应，导致战区城乡人口大量逃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相当部分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居民不愿作亡国奴，更不愿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纷纷迁往西南或西北，导致战区城市人口骤然减少。据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公报记载，抗战初期武汉“市民逃避一空，繁华市镇竞呈荒凉之景象，热闹商场徒余鼠窃之惊，所历浩劫亘古未有”(26)。又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及安徽、河南、苏宁分署1946年所编《黄泛区损失统计》记载，抗战时期江苏省境黄泛区达20县，逃亡人口就达687470人。湖南省衡阳是战争的重灾区，战争开始后，“因避战祸流亡到黔、桂、川等省及湘南、湘西的约8万余人；逃避到衡阳县偏僻农村的约10万余人；旅居衡阳的外省外县人士避寇回乡不再返衡的约10万余人，三项合计占原有人口的55％”(27)。 三是战争状态下沦陷区城市人口的身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抗战期间，日军对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均极差，导致人口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发病率提高而不能得到有效治疗，死亡率也随之而提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大大缩短，从而降低了城乡居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劳动质量。如五台胡家庄的居民“在敌人治强(治安强化)运动各种摧残毒害下，人民疾病蔓延……已有九十余名病死，尚有百来人染病在床，奄奄垂危。秋禾在野，无人收获。而这一带重要出产品花椒，至今仍未收完，损失甚大”(28)。同时，由于人力资源的磨损、消耗与流失，鳏寡孤独、身体致残等无生活能力者不断增多，社会上需要抚养的人口比例迅速膨胀，社会经济压力日益沉重，从而成为战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晋西北地区在八年抗战期间被日军致残者达12462人，因战争成为鳏寡孤独无助者达88060人，患慢性疾病而影响劳作或不能劳动者有44423人(29)。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城市经济、社会的兴盛与人口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抗战时期，东、中部城市人口因战乱死亡、逃散而大量减少，成为经济衰退的重要指标。 (三)战争对城市经济、教育的破坏 1.城市经济遭到战争的巨大破坏。 东、中部城市集中了中国早期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因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对摧毁中国东、中部城市经济是不遗余力的。战争开始初期，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的工厂、商铺、车站、码头等经济要素均被日军破坏，“建设于沿海沿江一带之民族工业也摧毁无已”。据中央工厂检查处调查，1935年，全国有合法工厂共6344家，而1937年以后被日军毁坏的工厂数量达3840家，损失资金7.4亿元(30)。另据统计，1937-1945年，南京、北平、天津、青岛等14省市即有1465家工厂被毁，损失达237403568元(31)。“日机的轰炸与日军的破坏，使整个南京的工商企业损失达80％”(32)。南京“重要的大、中型工厂企业损失91家，占原有工厂数的80％以上，价值达15.9亿元”(33)。相关城市工业损失情况详见表2。
从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这场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以代表我国民族资本发展水平的纺织业而论，就可以一目了然。战前，中国各地纺织企业共约有纱锭300万个，织布机25000余台，战后仅余华商纱厂96家，纱锭损失达180万个，为战前纱锭总数的60％，织布机损失18000台，为战前织布机总数72％(34)。另外传统手工业也在战争中遭到很大破坏，如河北省高阳县是十分有名的手工织布生产专业区，1935年有织机3万多架，年产各种布达500万匹。日军占领高阳县城后，城内织布工厂和染轧厂皆关闭，业主携家带资逃往平津和保定，厂房设备被日军破坏，农村的手织布专业户也多逃亡他乡，织机成为燃饮之薪(35)。另外，面粉业的损失也十分巨大。抗战前中国的面粉业有较大发展，“面粉业战前有110家，其中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等省几占全国产量80％强，战后面粉厂之损失当在50％以上，产量减少在60％以上。此外，火柴业损失53％，缫丝业损失50％强，造纸业损失80％，盐酸业损失80％，制盐业损失80％。”(36)值得强调的是，沦陷区城市的民族工业在遭到战火洗劫和日军强行军管霸占的同时，还要受到日商企业的直接兼并和排挤，根本无法生存和发展。 2.城市腹地经济在日军的侵略下走向全面崩溃。 由于战时沦陷区劳动力资源在数量上不断耗损或流失，使得广大城市腹地无足够人力从事农业生产，耕地荒废者甚多，城市供给严重不足，从而对城市发展也起了很大制约作用。据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于1947年发表的江苏、山东等省农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的报告显示，“江苏在战争中有28％的耕地荒芜，农具损失42％，耕牛损失70％，渔业损失30％，农村工业损失50％；虽经过一年的恢复，其成效甚微，耕地仅恢复2％，农具恢复10％，房屋恢复了5％，农村工业恢复了10％；山东在战争中荒芜的农田达150万亩，荒芜的盐田为10万亩，无家可归的难民达14万人，损失的农具为550万件，牲畜为36805余头”(37)。山西为日军侵略的重灾地区，由于日军在山西大肆屠杀平民，以及大量人口流离逃亡，农村人口锐减，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路西敌占区三分之一的田地尚未犁耙，田间人迹稀少”(38)。山西北部农作物均较战前大幅减产，其中减产最小的黍稷亦仅及战前产量一半左右，而减产最大的作物则只及战前产量的3％(39)。另据统计“华中地区有15种农作物的总收获量在战时比1936年平均低20％-30％。1941年，长江中游平汉路沿线及镇江一带，水稻收获量只及“七·七”事变前的40％，常熟及江阴、杭州一带仅及20％”(40)。战时衡阳市郊“田亩百分之九十都已荒芜，群众的口粮靠从茶陵、攸县等地进谷接济，时时发生粮食恐慌”(41)。 3.城市教育资源在战火中蒙受极大损失。 抗战前，东、中部重要城市集中了中国主要的现代高等教育资源，而这些高等教育资源在战争初期就遭到破坏。据统计，1937年7-8月，中央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17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因战争损失达22491867元；省立河南大学、河北省立工学院等7所省立专科以上学校损失约为3567200元；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21所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损失达7545812元(42)。“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商船学院和东南医学院全部被炸毁，复旦大学、上海商学院、大同大学等高校或局部被炸，或校舍被占，“仅大学之部损失即达7673159元”(43)。1937年7月，日机轰炸南开大学及附属中学，续又连续炮击，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该大学已成一片瓦砾。据南开大学档案馆藏1943年9月25日编制《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房屋地产、图书(14.5万册)、仪器、标本、机器、家俱及其他各类物资，折合战前(1937年)时价6630000元。另据天津市档案馆藏1946年12月10日编制《私立南开中学、女中、小学抗战损失报告清册》统计，计南开中学在抗战中损失1016900元；南开女中损失142300元(44)。 东、中部地区城市的图书和文物也在战争上损失巨大。卢沟桥事变后，东、中部城市的公共图书被日军所强占、劫运，据统计，北平约20万册，上海约40万册，天津、济南、杭州等处各约10万余册(45)。另据《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暨总目表》统计，我国战时损失的文物，包括书籍、字画、碑帖、古迹和仪器等共计3607074件，另741处，1870箱(46)。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破坏不仅表现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例方面，也不仅是对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物质文化进行了巨大破坏，而且使中国东部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现代文化事业彻底衰退，从而使东中部城市的发展受到影响，并对战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日本殖民统治与东、中部城市的衰败 日本侵华战争是造成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东、中部城市衰落的重要原因，其对城市的危害不仅在于它对城市进行了最直接的武力破坏，而且还诱发了其它严重的破坏因素，形成城市衰落综合征，从而导致城市快速衰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对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打断了中国东、中部城市发展的生长线，而呈现阶段性的严重衰败。 (一)政权沦丧与城市衰败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攻克并占领东、中部地区重要城市，为了保证其殖民统治能够顺利推行，遂大力扶持、利用傀儡政权，使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沦为日本统治中国的政治控制据点。日本于1932年3月就在中国东北地区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地方行政以省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市、县、旗，伪满洲国之行政区域包括12省2市，“省区之缩小，日人毅然行之的用意，固不仅谋中央集权之功效，而且为‘国防’计划之实施。故各新省之省会悉为军事上之重镇。”(47)1937年9月-10月，日本相继以张家口为中心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大同为中心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以归绥为中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三伪政权，作为日本在“新支那北方的前哨”。1937年12月，王克敏等汉奸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设北平、天津、青岛3个特别市和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4个省(48)。1940年3月，汪精卫、陈公博等汉奸也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统领各地傀儡政府的“中央政府”。据《申报年鉴》统计，至1943年，华东及华中沦陷区属汪伪统制的市县，除了上海、南京、汉口三个特别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淮海”等省各有一个设市城市外，还建有148个县级伪政权，其中江苏有36个县，淮海有21个县，浙江有33个县，安徽有23个县，江西有10个县，湖北有28个县，江西另有一个特别行政区。以上这些伪政权都是日本“以华制华”的工具，是日本人幕后操纵，汉奸在前台表演的傀儡政权，目的是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泯灭其爱国精神，从而巩固其殖民统治。因而这样的伪政权根本无法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庇护居民安居乐业和推动经济发展。在各级政权中，日本军人以顾问或其它名义掌握了行政、财政、治安、经济、交通、文化教育、民生等实权，并将这些傀儡政权变成殖民掠夺的工具，使其殖民掠夺有着“合法”、“平等”的假象。因而这样的伪政权不能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恢复生机，反而只能加速城市的衰落。 (二)掠夺经济资源与城市衰败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现代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推动东、中部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动力之一。鸦片战争后，在全球工业化背景之下，西力东渐，在中国东、中部地区的部分城市兴起近代工商业，并逐渐由东部沿海、沿长江向内陆地区城市扩散。民国建立后，政治一新，工商业受其刺激，生机骤动，东、中部地区的现代城市经济更是出现发展高潮。而在日军占领东中部期间，基于“以战养战”的需要，日军对于东、中部地区城市经济进行破坏性掠夺，使这些城市经济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轨道，几乎丧失促进城市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到，日本在城市实行经济掠夺或统制方式是随着日军的战争进程而变化的，从开战初期的公开抢掠、强制开发到战争中后期的统制经济。日本对农村经济掠夺主要可分为土地掠夺、农产品搜刮和劳力奴役几个方面，而对城市则侧重于实行统制经济体制，控制工业、商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 日本在发动战争的同时，即制定了实施经济侵略的主要政策方略，在占领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以后，即在各个城市设立实施经济统制和掠夺资源的各种机构，在“日、‘满’、支经济共同体”口号之下，有组织、有计划、按步骤对城乡经济和资源进行疯狂掠夺，竭泽而渔。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经济侵略机构具有“军政经合一特点”，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即为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特殊公司和殖民侵略机构。此外日本还在东北建立有各种会社等经济机构，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在大连、辽阳、沈阳、安东、旅顺、哈尔滨等东北重要城市设立的各种开发会社达到369个之多(49)。其中，“特殊会社”有33个，“准特殊会社”有15个(50)，这些会社拥有各种特权，“举凡东北的重工业或军需工业殆完全为之包办”。“这些独占性的开发会社很快便完全操纵了伪满洲国的煤矿、钢铁、铁路、公路、港湾、水运、轻工业和化工工业等重要经济部门”(51)。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相继在各沦陷区建立有若干经济侵略机构，如在华北地区建有“兴亚院”、“大东亚省驻北京大使馆”、“华北开发会社”机构等，这些机构均为“军政经合一”体制。在华中地区，日本设立了“华中振兴会社”，作为伪政权的重要机关，以直接掠夺煤、铁、盐、棉四大资源为主要目的。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建立的“地方日华经济协会”，相继在天津、太原等重要城市设立了经济侵略为主的机构。天津沦陷后，相继有“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群公司”等多个经济侵略机构在天津建立，这些经济侵略机构不仅控制了天津的实业，而且掌控了天津的对外贸易。战前中国西北各地的羊毛相当部分都是从天津港出口，每年平均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并以欧美国家为主要市场，日本占领天津后，这些侵华经济机构随即将天津的对外贸易全部掌控，以此扼制天津的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资源。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各城市后，即将原来中国政府所创办的矿山、冶炼等重工业企业接管，部分民资企业也改为中日合资公司，变相占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即强占了奉系军阀所创办的全部工厂企业，价值约15亿日元。另外，日本企业还利用特权在沦陷区城市大量建立工矿企业，直接掠夺中国的工业资源，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到1945年，“旧伪在东北的工矿企业达6878家”，属于“满铁”等日本垄断企业的东北工矿企业有“314家，资本为6106百万元，占总资本额的71.7亿元的86％，而其他的6546家公司，仅占14％”(52)。在华中、华东地区，“三菱重工业”占据江南、三北、合兴等造船厂；“日清公司”占据“财利”、“恒昌”、“内河”等机器厂；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嘉兴、海宁、湖州、德清等城市共计53家丝厂尽为日寇所掠，由日资“华中蚕丝公司”独占经营；包括吴县、句容、无锡、江阴等16个城市的207所茧行也全部为“华中蚕丝公司”所控制。抗战时期就中国的纺织业而言为日本侵略者所掠夺并利用者约有锭子60万锤(约占战前1/2)，布机5300台(约占战前1/3)，共有37家工厂(53)。此外，汪伪政府于1943年成立商统会，下属米粮、棉花、油粮等专业统制委员会，将重要战略物资进行军事统制，将各地工厂实行军事管理，并交付日商经营。以麦统会为例，1943年收购小麦22万余吨，日方收购占70％，华商仅占30％(54)。因而沦陷区城市工业完全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只能仰人鼻息，被迫成为日本侵略机器的附属品和军需品加工厂。从1932年至1944年，日本从东北掠走的煤炭达22300多万吨，生铁达1100多万吨，钢580多万吨；仅从阜新矿区掠走的煤就有2600多万吨，中国矿工有13万多人丧生，平均每采200吨煤，就有1名中国矿工死亡(55)。 日本在占领区内各大中城市建立了一大批日伪银行，发行日伪币，取得了对占领区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如伪蒙疆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日伪华兴银行等，建立了为其所控制的日伪货币金融体系，实施对沦陷区的金融统制，疯狂地进行金融掠夺，使战前中国建立的城市金融网络体系彻底瘫痪。其中，伪联银主要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华北主要城市发展，设立分支机关，太平洋战争前已设立分行15处，办事处5处，所发行的联银券流通于北平、天津、山东、河南等地区。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苏、浙、皖、沪、宁五省市及九江、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发行日伪中储券，流通于上海、广州等城市和津浦、宁沪杭各路线及华中等地区。这些日伪金融机构都在日方的监视和指导下采取各种手段，编织成一张榨取沦陷区人民财富的金融网络。一是沦陷区原有的华资银钱业被日伪银行强行兼并，或改组为“伞下银行”(56)，或被强令停业。华北地区原有华资银行40家，总分支机构共269处，到1941年底仅剩下69处，同期内平、津两市的钱庄银号也由484家减为268家(57)。在华中地区，中央、中国农民两行及中央信托局被迫停业“清理”，中国、交通两行也被迫切断与国民政府的联系，于1942年9月复业，受控于日伪政权，被其利用。二是日伪银行把法币排挤出沦陷区市场，使日钞和各种日伪钞泛滥于市。在汪伪政府范围内，同时公开流通的钞票，计有日本老头票、日本军票、联银券、中储券、华兴券等五种，币值各不相等，流通的区域又有人为的限制。另外，不公开而实际存在的钞票还有老法币和关金券两种。如此混乱复杂的币制，对于沦陷区城市金融秩序起了极大的扰乱作用(58)。三是日伪政权强制实行物价统制和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物价飞涨，黑市泛滥。以长春、沈阳和哈尔滨为例(见表3)，至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黑市物价比1941年平均上涨了20到30倍以上，由于物资极端缺乏，日伪统制森严，黑市价格不断上涨，城市人民购买力极度下降，生活日益恶化。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日本军国主义控制和操纵了沦陷区的金融业，将其变成殖民地金融。
日本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对水陆交通进行强制性的控制，中国东、中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成为为日本侵略军推进战争的工具，不仅要承担军队的往来运载任务，还要担负对庞大的战争物资运输，东、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失去了水陆交通的支撑，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发展动力。日本“满铁铁道总局”从1931年起开始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资源，至1935年就强制性地完全占有了东北的铁路，“其长度6857.3公里，占当时中国铁路总长度的41％”(59)。1943年，“满铁铁道总局经营着11000余公里的铁路，约2万公里的汽车运输，近5000公里的北满江运，控制了南满三港、葫芦岛港、北鲜三港等码头的运输，以及东北各地的短途运输、城市交通和海运业”(60)。据1942年上半年统计，“日本在除东北以外的占领区内基本建成了包括铁路、公路、内河、海运在内，互相连接的水陆交通网络体系，其中铁路有6185公里，公路有17665公里，华北内河航线有4200公里，并控制了天津港、塘沽港、连云港、青岛港、秦皇岛港等重要港口”(61)。日军对东北以外占领地的中国铁路虽然并未完全强行改为日本经营，但却“竭力利用当地现有机构及人员资料承担军事运输”(62)，除担负军队和军火运输外，还重点运输以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等为主的军需战略物资，如1939-1944年，华北铁路共计运输煤炭88030千吨、铁矿石5030千吨，矾土1340千吨，主要谷类5782千吨，棉花1180千吨(63)。而这些资源主要用于日本的军事用途，并非发展中国城市经济。沦陷区城市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正是由于失去了物流条件，发展也就失去活力而奄奄待毙。 (三)殖民文化专制与城市衰败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源、文化设施、文化产业和文化软实力等对城市发展的综合作用，文化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竞争力。因而要灭其国和灭其城市，就要灭其文化，奴役其文化。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对沦陷区进行了文化控制，特别是在各大中小城市实行殖民地文化专制，企图消灭中国固有文化。故沦陷区城市文化不仅遭遇极大的破坏，更具有殖民性质，不仅不能推动城市社会发展，反而导致城市衰退。 大众传播系统和教育体系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军十分重视对占领地民众进行舆论宣传，特别是企图通过大众传播系统和学校教育来控制沦陷区民众的思想、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日本侵略者将此种宣传称之为“思想战”，日本大本营在《对支宣传策略纲要》中特别强调宣传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认为“忽视宣传工作，就难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64)。 1.日伪政权在各个沦陷区重要城市对舆论宣传实行严厉的控制，以武力强行掌控传媒并操控舆论，试图通过传媒奴化中国民众，减少中国人对日军侵略行径的抵抗。1940年5月，汪伪宣传部将中央通讯社作为伪政权的新闻通讯最高统治机关，总社设于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设立分社或通讯社。传媒控制的直接执行机构则是各省市政府的宣传处，道市公署下辖的宣传室以及县公署宣传室或宣传班；各个大中城市也设有新闻检查所和检查室负责对新闻和出版进行检查。另外，日伪政权还设立了名目众多的所谓专业团体，如中华报学会、华北新闻协会、华北广播协会等等，统称为华北宣传联盟。由此，情报部门、宣传部门和社会团体三者联合起来，在伪政权辖区建立了严密的传媒控制网络体系。日伪政权以为“报纸是传播最普遍收效最广泛的宣传手段”(65)，故在各大城市发行汉奸报纸，以麻痹中国读者，而其官方通讯社就是日伪报纸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上海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中心和新闻战大本营，因之日本不惜出巨资创办《新申报》，该报每天出版三大张，编排形式与日本的《读卖新闻》有些相象，因其形式较活泼，有一定影响力，发行量也较大，很有麻痹性，成为上海汉奸报纸中的“大王”(66)。此外，江苏的汉奸报纸以南京为中心，《南京新报》影响最大，由汉奸秦墨西充任社长。 2.日伪为达到培养顺民的目标，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其控制区域内的教育事业，以“消除民族认同、发扬奴性”为教育理念，重组教育体系，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教育知识，以图培养出反共亲日的“新”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明确写道：“有关学校教育，自临时政府成立以来，以取缔抗日、容共、党化教育，铲除英美思想、重新教育教员、改编教科书、普及职业教育等为方针，努力促使各学校的复兴。特别是对于教员，以新民思想大力进行再教育，并在教学课程中逐渐推广了日语教育。”(67)汪伪临时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设立教育总署，在各省设立教育厅，在各道县设立教育科，构建出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系统。从1938年起，日本军部命令汪伪政府在其统治区开办各类学校，然而由于中国民众及广大师生的顽强抵抗，这个命令只是在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日伪政权控制的一些城镇据点得到执行。据“1939年统计，整个华北敌占区有完全小学1248所，初小20356所，幼稚园25所，合计21629所”(68)。从日伪政权所设立的中小学课程看，虽均有国文、数学、生物、化学、劳作等普通课程，但在课时和课程内容安排上却和战前差别很大，如天津市一中大量增设日文课，从初一到高三周课时三节，英文课时大为减少，除高三为三节外，其余各年级均为二节。到1944年秋季，高中日文增至四节，英文减至二节。日寇刚进入北平时，各校教科书一时无法更换，于是汉奸们便采用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教科书”，把里面所有反侵略、抗日以及一切有关民族意识、爱国思想的教学内容一律删去。此外也有汉奸编纂了部分媚日教材，宣扬“中日亲善”，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称之为“经济提携”，并宣扬建立“大亚洲同盟”等。汉奸编纂的地理教科书则把东北三省划归为外国地理，音乐课程教材也一律以“和运歌曲”为教材，借以宣传“和运国策”等(69)。如河北省龙关县沦陷后，伪政权在县城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以亲日为核心，日语是必修课，每天第一节是日语课，把国语改为汉语，其次是算术。为使青少年从小就忘记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不学中国历史而学日本史，特别宣扬明治维新以来逐渐走向侵略的扩张史。”(70)可以说，在日伪政权的监控下，沦陷区的学校都在强制实行奴化和愚民教育，中国原有的文化和伦理道德遭到极大的破坏。 3.日本侵略者对东、中部沦陷区城市的社会教育机构进行摧毁后，竭力建立殖民地性质的社会教育机构，规模较大的有教育研究所、新民会、新民教育馆等，力图通过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巩固傀儡政权。以山东沦陷区为例，在日伪政权的支持下山东成立了汉奸组织“新民会”，总会设在济南，并在青岛、烟台等各大中小城市设立分会，该会广泛利用日伪报刊、电台等媒体以及各种集会、讲演活动进行奴化宣传。“新民会”的汉奸还配合日军“宣抚班”，时常在城市的重要街区、商场节点、车站等人流较多之处举行讲演，散发传单等，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新民会”还在日本的资助下，在山东各级城市开办新民教育馆和新民学校，作为系统性地、常态化的奴化教育机构，试图对城市居民进行奴化教育，培养新的汉奸。据统计，1941年山东省“已有91县在县城内设立了新民教育馆”(71)。 三、中国经济与社会重心西移对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表达了决不投降的信念。因而东、中部地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机构和各阶层民众为躲避日军的烧杀抢劫，不作亡国奴，也纷纷向中国西部地区迁移，东、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因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的迁移而普遍出现发展停滞，部分城市更因日军的破坏，致使城市和区域现代化进程中断。 1.工厂企业的转移和因战争而引起的经济倒退，导致东、中部城市发展缺乏动力。战前，中国现代经济偏集东、中部沿江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据1932年工业普查统计，冀、鲁、苏、浙、闽、粤沿海六省之工厂数量，约占东中部17省全部工厂总数的92％(72)。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创办资本总额达37700万元”，其中，“约有70％的工厂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5大城市”(73)。上海在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中国与西方联系的焦点”(74)。战前，“上海有大中型工厂1235家，占全国万元以上工厂总数的31.39％”(75)。“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即开始启动东、中部企业向西搬迁计划。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即开始将南京的重要工厂企业，如金陵兵工厂、中央修械所、永利硫酸钮厂、江南汽车公司等向内地迁移。到1937年9月中旬，上海主动报名内迁的工厂达到125家；“至12月10日，除去公营工厂外，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14600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76)，其中包括当时我国最大的制罐工厂——康元制罐厂、大鑫钢铁厂、上海机器厂和大中华橡胶厂等重要企业。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器约25700吨，随迁技工2300余名(77)。“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除上海、武汉迁出304家工厂外，苏、锡、常及北方城市先后有42家工厂外迁，而天津、青岛、石家庄、广州等城市的工厂企业则全部为日寇所占有。沿海沿江重要城市工厂企业的内迁使城市的经济实力整体下降，而大多数未能迁出的工矿企业则遭到日军疯狂的破坏与劫掠，因而更使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经济衰败。 2.金融业的转移导致东、中部城市进一步失去发展活力。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金融业的发展与否对于城市经济影响甚巨。战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地域分布较广的现代金融网络体系，主要集中在沿海各重要城市。据统计，1936年中国有各类银行164家，分行计有1332家(78)。上海一城的金融机构居中国各城市之首，有总行58家，占全国银行总行总数之37％，分行有124家，占分行总数的9％。江浙二省有银行总行36家，占总行总数的23％，分行有300家，占分行总数的23％。再次为京、平、津、广、汉五大都市，合计共有银行总行23家，占总行总数之14％以上，分行有210家，占分行总数的16％；即以华中、华南六省(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而论，总行有9家，占总数的5％，分行有258家，占总数的19％(79)；汉口有数十家银行，“民国以来……浙江兴业银行、黄陂实业银行、四川铁路银行、以及直隶、湖南、中孚、盐业、华丰、蔚丰、聚兴诚等银行，皆经商会注册，金融机关当日臻发达矣”(80)。抗战爆发后，经济重心转移大后方，东中部地区的相当部分银行也随之而向大后方转移，至使东、中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锐减。日军占领东中部地区后，对原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强占或兼并，因而经历抗战，中国的银行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抗战前后中国金融业分布的变化，战后东、中部地区15省的银行数量较战前有大幅下降，总行从战前占总数的86.32％下降到47.87％，分行从战前占总数的77.72％下降至57.12％；与之相反的是西部地区总行比重则由战前的13.68％上升到战后的52.13％，分行由战前的22.28％升至战后的42.88％，由此可见，战争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金融所产生的影响。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也因战争而发展滞后，战后上海的银行总行数量仅占全国总数的14.45％，较战前比重下降了一半多，分行数量所占比重也下降至6.34％，较战前减少1/3。与之相比，战时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城市重庆，银行总行数量在战时增加了4倍，分行增加了6倍，成都、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的金融机构数量均有大幅度增加，其所占比重也均有提升。战时东中部城市金融业一方面因内迁而减少，另一方面则受战争的破坏和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控制，较战前明显衰落，而金融业的衰落则对城市工商业和社会生活直接产生负面影响。
3.大批高校和文化机构的西迁或停办，也导致东、中部地区城市发展失去文化动力支撑。东、中部地区的高校以及文化机构，也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我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学校文化中心”(81)。为减少文化教育事业之损失，蒋介石同意“把东南沿海的几所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西迁重庆”(82)。战前，“全国共有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所办大学、独立学院和专修学校共108所”(83)，主要分布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即将卷入战火之际，中国东中部的高校开始内迁，“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内迁大后方高校有52所，停办17所”(84)。至1939年底，内迁高校基本安置完毕。留在战区续办的大学仅有10所，“北平有5所，上海有4所，天津有1所”。“内迁高校多集中于四川省，共计48所，其中重庆有25所，成都有7所”(85)。高校是城市文化的集中地和创新中心，由于大批高校内迁，东、中部地区城市的发展顿失文化活力。 4.人口为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抗战期间东、中部城市人口向西南、西北的迁移潮，使这一区域的城市失去主体支撑。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中国东、中部地区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战需要而进行的转移。关于人口迁移的具体数据，无论是国民政府官方统计，还是非官方的记载，均有较大的出入，多至数千万，少则几百万，目前并无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不过，在人口西迁潮中城市人口占有较大比例则为时人所认同。时人王卓然就指出：西迁人口，“农民成分不到十分之一二，十分之八九皆由城市中来”(86)。陈达也认为，“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87)。就战时内迁人口分类而言，可分为有组织的人口内迁与个体自发迁徙的难民内迁，城市人口多属于前者，他们主要包括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而后者也包括部分遭日军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附近的中小城市的居民。曾有人估计，随国民政府内迁的人口相对较少，1937年底国民政府西迁时，陆续乘船西上至重庆的各部官员及所有公务人员约有万余人(88)。民生公司一家自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承运沦陷区人口西迁为16万人，其中，公务人员约占50％(89)。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返回南京，计自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由重庆港运出的政府机关公务人员达11760人，各公司职员家属、旅客有5100人(90)。而在随厂矿内迁的人口中，由于国营厂矿的运输条件优于民营厂矿，有些厂矿甚至可将员工及设备尽数迁移，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1938年9月至10月第二次内迁时，全厂员工及家属计3000余人从汉口随迁昆明(91)。因此，东、中部西迁的人口不仅有当时中国的多数精英，政、商、学界名流，即一般的移民也大都是具有一定科技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一般都有一定的资产。故抗战时期人口西迁，不仅使东、中部城市失去发展现代工业大生产所必需的管理人员、技术工程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及从事科学技术研究设计和发明创造的人才，这些人员迁移时带走大量资金，也是造成城市经济萎缩的重要原因。抗战时期人口西迁固然促进了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城市发展，但与之相反，东中部城市却因大量人口，特别是精英分子的流失导致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没有主体参与，城市规模逐渐缩小，呈现出一系列衰败迹象。 四、余论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相继侵占了中国东、中部大片领土，对中国城市造成巨大破坏和负面影响。但是由于东中部地区面积广阔，无论是地理、人口、资源、交通等都有较大差别，日本侵华战争对各地的破坏程度不一，以及日本在沦陷区采取的“分而治之”殖民统治策略，导致中国东、中部不同地区的城市呈现出差异较大的变迁轨迹。 由于日军对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等地区的侵略方针和计划各有所异，部分城市遭遇极大破坏，而另有部分城市则在非常态环境下呈现畸形发展；另外，河南、山西、安徽等省并非全部沦陷(92)，因而那些未沦陷的城市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发展。 1.华中、华东等沦陷区城市遭到屠杀以及大规模直接破坏，其城市经济、文化命脉遭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如江浙地区城市遭受日军破坏非常严重，“一些城市被夷为平地，城市文明遭到野蛮践踏”(93)。仅以抗战初期为例，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大肆抢劫、纵火，闾门石路一带商业区被日机投掷燃烧弹，大火燃烧三天三夜，焦土面积达几万平方米。11月，日军攻占无锡放火毁城，大火延烧10日不灭，先后烧毁厂房18537间，商店54268间，校舍8164间，祠堂、名胜和其它民用机关设施更不计其数(94)。12月，镇江失守，全城39个镇，仅余3个，其余均遭焚烧。以上几个城市的遭遇，为抗战期间中国城市遭受侵华日军残酷摧残的写照，战争期间中国每一处沦陷的城市都曾遭到过类似的破坏。 2.日本将中国东北地区定位为支撑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战略后方，故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从而推动这一地区城市的发展。伪满时期，在日本当局的主导下，伪满当局制定了北边振兴计划等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并组织大量移民，导致东北地区城市出现快速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前，沈阳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长春则接近百万人，哈尔滨和大连达到80万人左右，抚顺、安东、鞍山等城市人口也都发展至20万人以上，本溪、锦州、辽阳和阜新城市人口也达到10万人以上，新民、辽源、铁岭、四平、赤峰、通辽等城市人口超过了5万人，另外辽宁省人口超过3万的城镇大致有近20个，还有一些县城和集镇的人口超过了1万人(95)。这一时期，东北城市经济也有较大发展，据《满洲国商业实态调查书》统计，1939年东北各重要城市各类企业、商店林立，其中新京特别市共计有公司企业2794家，哈尔滨市有8270家，吉林市为2456家，齐齐哈尔市为785家(96)。但需要强调的是，战时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日军对中国全面侵略基础之上，是以中国其它地区城市的破坏和衰败为代价，其城市的殖民地性质十分突出，广大东北民众更是生活在苦难之中。 3.东、中地区未沦陷城市局势相对稳定，也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如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并未占领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而上海租界与外面的沦陷区、交战区相比，相对安定，经济出现畸形繁荣，人口也较前增加。在淞沪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的租界内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据时人所写：“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97)尤其是在苏州河以南的两租界内，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与战前一样照常运行。“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1939年又新设工厂1705家；全国的轻工业产品仍然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如永安公司在1939年每天平均营业额超过百万元，1941年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5倍半，利润额增长11倍多。”(98)由于上海租界成为战争中相对安宁的“孤岛”，因而江浙地区的工厂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迁至上海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99)因而抗战中期的上海租界，“繁荣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正如美国学者魏斐德所说，“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致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不过这种繁荣是一种“畸形和糜烂的”，在表面繁荣背后，却是以普通上海人的苦难为代价。“上海人在暗中却饱受着不断蔓延的毒气之害，正如一个家庭中有人生了病，便预示着整个家庭的大混乱一样。”“毕竟财富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其余的都是待宰的羔羊。”(100) 又如安徽屯溪在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军队所控制，因地理区位关系，战时经贸往来十分繁荣。“在全长3000多米的屯溪老街，横跨民生、民族、民权三条马路，商铺荟萃，市场繁荣，行业有30多个，仅酒楼、菜馆就有50多家。最著名的菜馆是海阳楼，它是军政要人、豪绅富贾的宴请之地，享有“不到海阳楼，算不上请客”的盛誉”(101)。安徽西北部的阜阳城也是地处国统区，大量的驻军和难民，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城区商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所发展起来的粮坊、竹木行、五洋杂货、瓜果等十多种行业不下百余家。”(102)而同样位于安徽西北部的界首，也因战争的原因，人口剧增，城市规模快速扩大，经济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六年以来，荒家旷野，均成街市院落，行店林立，货物充盈，而内地所未有之物品，在界首竟能购出”(103)。 总体上看，日本侵略中国的14年期间，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大部分城市沦陷，遭到严重的破坏，但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区情的不同，因而在此期间不同城市的变迁轨迹也有所不同。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作为文明载体的城市首当其冲遭到严重破坏。东、中部地区是近代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现代文化高度集中的地区，也是最早开始进行早期现代化的地区。因而日本侵占中国东、中部地区，对城市进行破坏和殖民统治，破坏与衰败成为抗战时期该区域城市变迁的主要特征。日本的侵略不仅对于东、中部城市产生了巨大的破坏，而且直接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使中国早期现代化出现整体的倒退，社会文化功能减弱、城市经济凋敝；也使战后中国重建面临重重困难，不少城市陷入发展困境，难以恢复战争创伤，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 注释： ①何一民：《抗民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与变迁》，重庆出版社2015年。 ②本文所探讨的东、中部城市，具体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城市。 ③韩啟桐、杨家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至1943)》，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9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9页。 ④汤应武：《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第1-4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308～1309页。 ⑤何一民：《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412页。 ⑥萧栋梁：《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⑦《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4期，1946年4月15日。 ⑧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0页。 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92页。 ⑩陆咏、黄遗：《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载王卫星：《日军官兵日记》，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520页。 (11)郭岐：《陷都血泪录》，载张连红编：《幸存者日记与回忆》，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 (12)谭仲池：《长沙通史·现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45页。 (13)田汉：《诗词》，载《田汉全集》第1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14)《长沙大火——敬慰湘民》，载《中央日报》1938年11月18日。 (15)武汉地方志编委会：《武汉市志军事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8～411页。 (16)《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武汉大事选录1898-1949年》第3、4辑合刊，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90年，第330页。 (17)郑佳明、陈宏：《湖南城市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1页。 (18)韩啟桐、杨家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至1943)》，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9辑，第14页。具体来讲，战争中的人员损失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军人的损失和平民损失。本文人口伤亡统计，皆以平民为主。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专家详述中国反法西斯的贡献》，载《人民日报》2015年07月15日，第4版。 (20)湖南省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第40页。 (21)江苏省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第4辑，1982年，第93～94页。 (22)金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华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4～315页。 (23)《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5卷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595页。 (24)高春平、冯素梅、宋丽莉：《暴行·奴役·苦难》，载《山西抗战口述史》第1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25)《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5卷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693页。 (26)(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武汉特别市政府周年纪念特刊》，武汉特别市政府1940年，第3页。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第41页。 (28)《在敌寇残酷毒害下，五台敌占区恶病盛行》，载《晋察冀日报》1942年12月2日。 (29)《晋绥边区因敌灾、天灾所引之各种灾难民统计》，山西革命历史档案A90-1-28，山西省档案馆藏。 (30)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一1947)》，京华书局1967年，第235页。 (31)14省市为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江苏、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浙江、江西、安徽、广东和厦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85～86页。 (32)储东涛：《江苏经济史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5页。 (33)李善丰：《我国战时工业政策之检讨》，《建设研究》第3卷，1944年第4期。 (34)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京华书局1967年，第235页。 (35)居之芬、张利民：《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5页。 (36)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京华书局1967年，第235页。 (37)《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呈报辖区灾情概况代电》，《南京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8)《壮丁牲口被拉尽，田园荒芜草丛生》，载《新华日报》(华北版)1943年6月3日。 (39)《庸报》1939年11月24日：(日)中国问题研究所：《支那经济旬报》第41号，引自居之芬、张利民：《日本在华北经济统治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40)于素云、张俊华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2～443页。 (41)政协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第40～41页。 (42)彭明主：《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1937-1945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31～635页。 (43)迟景德：《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国史馆1987年，第126页。 (44)《南开大学损失奇重》，载《申报》，1937年7月30日第4版。 (45)韩啟桐、杨家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至1943)》，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9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7页。 (46)《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暨总目表》，1949年1月24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460页。 (47)辽宁(仍称承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虽存其名，但面积大为缩小，新设黑河、三江、滨江、间岛、安东、锦州、兴安、牡丹江8省；新京与哈尔滨，则各设特别市。张其昀：《沦陷后之东北》，载《国闻周报》第14卷6期，1937年2月1日。 (48)河北被分为“冀东”、“天津”、“保定”和“冀南”4道；山东也被分为“鲁东”、“鲁西”、“鲁北”和“鲁南”4道。 (49)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50)调资B6第30号《特殊会社、准特殊会社法令及定款集》，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1939年，目次第1～12页。 (51)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页。 (52)陆仰渊：《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载《学海》1991年第4期。 (53)译自《密勒氏评论报》，1928年5月27日。 (54)《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5卷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55)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侵华日军暴行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56)所谓“伞下”银行，是日寇为了搜括物资，通过资本和人员渗透，而“培育”的办理特殊业务的银行。由于这些银行是在日寇“保护伞”之下，故称为“伞下银行”。 (57)袁远福：《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58)《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5卷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5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76页。 (60)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第513页。 (61)关捷：《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三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75页。 (62)《军事铁道记录》第2卷，引自浅田乔二等：《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袁愈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63)《日本人海外活动有关调查(通卷第26册华北篇)》，第233页，引自浅田乔二等：《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袁愈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7页。 (64)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65)《发刊词》，《华北新报》1944年5月1日，第1版。 (66)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8页。 (6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68)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07、423～426页。 (69)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9页。 (70)刘秋松：《解放前后龙关教育事业的对比》，王用斌、刘茗、赵俊杰：《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71)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北支に於ける文教の现状》，1941年，第135～136页。 (72)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京华书局1967年，第174页。 (73)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89页。 (74)如外商所办工厂一并计入，则为数必尤不至此；因外商工厂，十九皆在上海及沿海各地。Parks M.Cobel,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5. (75)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78页。 (76)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新新出版社1942年，第14页。 (77)冯蓉：《抗战初期民营工矿辅助军需生产的一件史料》，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 (78)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一1947)》，京华书局1967年，第44页。 (79)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一1947)》，第45页。 (80)《夏口县志》卷7《商务志》，1918年。 (81)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战争发生前后教育部对于各级学校之措施总说明》，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82)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见《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 (8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90～791页。 (84)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2006年，第212页。 (85)四川省教育志编辑组：《抗战中48所高等院校迁川梗概》，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四川省政协省志编委会1964年。 (86)王卓然：《佳民救济问题》下，《大公报》1938年3月25日，第3版。 (87)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94页。 (88)杨光彦等主编、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重庆国民政府》，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89)《抗战以来本公司的货运每客运》载《新世界》1938年13卷2、3、4期。 (90)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印刷所1946年，第49页。 (91)云南军工志办公室：《中美合办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及迁滇建立垒允厂始末》，载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 (92)东、中部地区沦陷省份为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绥远省、广东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 (93)卞修跃：《日本侵华战争破坏了多少中国城市》，载《中国文化报》2005年5月10日。 (94)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陈鹤锦，孙宅巍：《侵华日军在江苏的暴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95)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6页。 (96)经济部商务司：《满洲国商业实态调查书》，满洲国经济部1942年，第27，53，69，233页。 (97)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98)此处数据综合该书第四部份整合。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册，中信出版社2012年。 (99)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册，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6页。 (100)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册，第7页。 (101)王勉之：《忆抗战时期的老屯溪“小上海”》，《江淮时报》2014年8月4日，A4版。 (102)张宁等：《阜阳通史》，黄山书社1998年，第405页。 (103)政协界首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界首史话》第2辑，1988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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