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国企企业家的精神激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论文,企业家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有一些人常常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与物质激励机制等同起来，认为只要实行年薪制，将企业家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结合起来，便算是完善了企业家激励机制（注：持这种观点比较典型的如：石良平的《中国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家》（载于《江苏经济》1998年第2期）与殷建平的《论企业家的选拔和培养机制》（载于《财经研究》1998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对于企业家而言，物质激励仅仅是满足了他们的低层次需要，而真正的企业家一般说来都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和较强的事业心，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商人，特别是企业家—经理人员怀有的成就激励相对地多于社会中其他可识别的群体。”（注：郁义鸿：《精巧的组织艺术——现代企业组织架构探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这种高层次的职业追求仅靠物质激励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精神激励来激发企业家内在的积极性和创业的热情。
何为“精神激励”
对于什么是“物质激励”，人们一般都比较容易理解，无非是指以货币和实物形式出现的对人们良好行为的一种奖励方式。而对于“精神激励”的内涵到底所指为何却很模糊，至今理论界也未见有明确的、统一的说法。精神激励这种方式在我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如孔子认为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必须做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墨子则主张对贤士“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对于“精神激励”的概念界定，《行为科学辞典》的解释是：群体内部通过表扬、褒奖、授予荣誉称号等各种方式满足个体的心理需要，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的一种管理方式，其特点是着重引导个体通过参加工作本身寻求生活、工作的乐趣和意义，培养群体成员的责任心、事业心和自信心，使其能自觉地为完成群体目标而努力工作。而按照以往习惯性的理解，精神激励就是用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理想武装劳动者，使之作为一种有别于物质激励的精神动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学习，树榜样、学先进等。但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几十年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只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与经济现实脱节的激励手段并未取得多大的成效，反使人们对之日渐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于是针对传统激励方式在动力不足方面的弊端，改革以来我们加强了物质利益刺激；但同时却又基本忽视甚至放弃了精神激励，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把被“左”的错误扭曲了的精神鼓励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其正确的内容和形式区分开来，因而在摈弃前者的同时也摈弃了后者。那么是否我们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就真的不再需要精神激励了？回答自然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精神激励。
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将经济关系看作是人们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因而，精神激励固然离不开以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等方式来净化人的灵魂、塑造高尚的品质，但更应根据激励客体所处的经济关系、社会环境和现实需求来寻求符合他的正确内容和方式，而不仅仅是围绕孤立的精神本身来作空洞文章。社会主义的精神激励是：“劳动者从社会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得到一种非物质的利益，促使他更积极地、更负责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他的力量。”（注：蒋学模：《重论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中国经济问题》1998年第3期，第5页。）这种观点即是把精神激励放到与激励客体相关的经济、政治等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综合考察，意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对精神追求的作用力。那么，对于国有企业企业家而言，这种精神激励则应是通过让企业家从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得到一种非物质的利益，激励他具有公有观和使命感，增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积极性和自豪感。也即是说，精神激励的本质在于让企业家明白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要通过自身的管理能力，把工人的力量组织起来，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其中，“非物质的利益”一词与物质利益是相对的，可认定是通过非物质或非实物的方式以满足企业家的高级需求。
精神激励的内容
对国有企业企业家实施精神激励的目的是让企业家因经营公有资本而感到自豪，从而激发其持久的创业热情，增强企业活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为达到这一目的，对其进行精神激励的内容主要在于让其确立公有观与使命感。
企业家作为个体，他有自己的价值准则、利益取向、手段选择和行为路线，他有其“个人人格”，努力追求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企业家作为组织为其设定的角色，他的行为必须遵循组织为其设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也即是说他的“个人人格”必须服从于“角色人格”，在行为上努力追求组织目标的实现。个人人格与角色人格的吻合是不可能自动形成的，它除了需要在利益上作出一种制度性安排外，还需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灌输，以促使企业家产生高度的责任感、效益观及追求利润与资产增值的强烈动机。
马克思认为，企业家这种资本的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5页。）既如此，对于国有企业企业家而言，他的角色人格就应是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努力追求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他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是消除了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企业的主人，因而就应该具有与这种生产关系和主人翁地位相适应的品质和行为，愿意将自己的才能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热衷于谋个人私利。当前，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正面临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冲击，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如果不时刻警戒自己，以强烈的公有观念和责任感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增强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那就有可能像于志安和褚时健一样在思想上发生蜕变。另一方面，从时代赋予国有企业企业家的历史使命来看，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由单纯的产品生产者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就要求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们提高管理素质，树立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推进公平竞争，在改革的大潮中，探索企业创新发展之路。尤其是现今，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的深入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大锅饭”，过去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已转变为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并且国门大开使很多国外企业来中国“抢滩”，这些都无疑加大了企业市场竞争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就需要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树立起忧患意识，如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袁宝华先生所言要唱三支歌，即《国歌》（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国际歌》（要靠自己救自己，不能再“等靠要”了）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全体职工来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否则就难以领导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由此，企业家担负的除旧布新的特殊历史使命，必会激励其工作的热情与干劲，为完成这一使命奉献一生。
无论是公有观的树立还是使命感的形成，在国有企业企业家的头脑中都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切实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习培训。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经贸委于1996年印发了关于《“九五”期间全国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纲要》的通知，提出培训的目标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人员普遍进行一次工商管理培训，培训中要突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通过培训，使企业领导人增强党性观念、群众观念、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国有企业企业家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途径是短期培训、正规学历培训、出国培训、党校培训、函授培训等五种方式，其比例分别为58.6%、25.1%、24.7%、20.9%、15.7%。（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素质与培训：《变革时代的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1998年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管理世界》1998年第4期，第144页。）可见，企业经营者比较喜欢短期培训这种方式。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来看，国有企业存在着不足，所占比例最低，只有37.9%，低于总体平均比例(40.4%)，而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均高于平均比例，其中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较高，分别为52.0%和51.1%。（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我国经理厂长素质调查报告（下）》，《中外管理》1998年第8期，第43页。）由这一现象可反映出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而教育培训又恰恰是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综合素质，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要让国有企业企业家树立起公有观与使命感，就得严格按照《纲要》的精神和要求去贯彻执行。
精神激励的具体形式
“一定的需要或爱好形成人们的利益，利益是以特别强烈地和比较持久地满足一定需要为目的的。”（注：（捷）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63页。）要合理设置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激励的内容和方式，首先必须了解企业家的现实精神需要，以确定对其行为的内在激励因素。据调查，目前企业家的精神需要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提高地位、获得自主权、取得成就、受到保护和承认等。（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当前我国企业经营者对激励与约束问题看法的调查——1997年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管理世界》1997年第4期，第123-125页。）据此，对国有企业家实施的精神激励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1.目标激励
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曾说过：“如果在管理工作中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那么任何人和任何集体都不可能期望有效果地或有效率地完成任务。”伟大的目标往往会激发伟大的动力。企业家是具有强烈成就需要和喜欢向风险挑战的人，他们渴望发挥自己的才智，以迎接那些挑战性的工作目标为乐趣。麦克里兰认为，企业家不是被成就动机所推动的，他们在一种有挑战意味的工作中寻求成功，他们艰苦工作，以便满足自己已经内化了的成就标准。可以说，企业家在事业成功中得到的满足远远超过对金钱的满足。“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考虑，或者无论如何，只有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4页。）身为企业家，成功的标志就是达到预定目标，目标就是他们的行为动力。
西方激励理论很多都是围绕目标这个环节展开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标是整个激励过程的关键环节：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要靠目标来激发，工作的绩效如何要靠目标来衡量，因而目标的设置要做到科学、合理。在对国有企业企业家实施目标激励的过程中，须注意这样两点：首先要掌握好目标确定的难度。目标既是经营者的努力方向，也是衡量他们积极程度和工作绩效的标尺。一般而言，目标的价值越大，对人的吸引力就越大，激励水平也越高。但是如果目标过高，难度过大，就会降低经营者对目标的期望值，影响其积极性；相反，如果目标定得太低，唾手可得，那这样的目标也便失去了意义。因此，为企业家设置的目标要有挑战性，做到先进性与可行性的统一。其次，要注意鼓励企业经营者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帮助他们全面理解企业目标的价值，这种目标包括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个人的好处，使之从中意识到只有与企业的大目标相一致，个人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也会更有价值。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创立之初，为鼓励人才投身企业发展，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宣布了一个250年发展规划，为了使这个有意义的目标更有现实意义，易于实施，规划又分为十个阶段。这个规划使不少有识之士以此自觉调整自己的奋斗方向，制定同整体目标相结合的个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企业建设中去，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后来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大公司。
2.自主权与决策风险激励
与高度的成就欲相联系，企业家同时是具有高度权力欲望的人。马歇尔认为，如果不能确保自己负责条件下使用自身权限的自由，那么，对优越性的欲望是难以实现的。（注：参见（日）池本正纯：《企业家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企业家的职责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对外洞察整个市场的变化，适时作出应变决策，为企业生产指示方向，并承担由决策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对内合理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这两方面的基本职责，都要求企业家必须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家只有掌握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权力，才能施展抱负。因此，给予企业家经营自主权，是调动企业家积极性，激发其责任心的有效措施。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有论述。马克思认为，企业家是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威，在市场中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他说：“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4页。）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企业家必须拥有经营管理自主权的重要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强调扩大和落实企业自主权，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再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所规定的赋予企业14项自主权等改革措施，企业自主权下放的力度正在逐年加大。然而，从现状来看，今天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手中并未掌握着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力。据对1633家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问卷调查，企业家认为有六大问题影响企业改革：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政府（机构）转变职能滞后，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市场体系不健全；企业办社会等历史包袱沉重和缺乏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这六大问题的选择比例分别为82%、57%、24%、41%、58%、和21%。（注：田秀华：《政企不分仍是企改的主要障碍》，《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2期，第30页。）可见，政企不分仍是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障碍，而这一障碍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完全分开。要充分赋予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权力，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实行企业经营者与行政级别脱钩，使经营者认清自己的职业角色，这是赋予其经营管理权的客观要求；二是要放手让国有企业经营者全面管理企业，全方位地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
企业家掌握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后，无疑就是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其决策正确与否，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与成败，一旦决策失误，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经济学界有句名言：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因此，在给予企业家决策自主权的同时，必须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谁决策就让谁负责，决策者承担决策风险。“风险负担是管理权限的根本，是这个决策的金字塔结构的基本原则，以及企业家在组织中所发挥机能的实际意义。”（注：参见（日）池本正纯：《企业家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让享有自主决策权的企业家承担风险，决策正确，视其成效给予奖励；决策失误，视其损失给予惩罚，直至解聘或追究法律责任。如内蒙古海拉尔铁路分局1999年出台了一项《对造成经济损失责任者追究责任的规定》，按此规定，凡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者，除给予党、政纪处分外，还要根据其责任、数额、情节的不同，负责赔偿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如分局所属的大雁砖厂曾是盈利企业，近几年来，由于领导的决策失误，使企业严重亏损，分局将该厂厂长及有关负责人免职后，又按此规定责令他们个人赔偿10万元。（注：《决策失误，赔偿损失》，《服务导报》1998年11月7日，第七版。）通过这种决策风险机制，来激发企业家的责任感，促使其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方向前进，提高决策的质量。正如日本经济学家池本正纯所言：“树立由自己负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原则，才是发挥人的最大创造能力的方法。”
3.声誉地位激励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企业家将逐步从政府官员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走向市场的企业家不可能再把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发展前途同行政提拔联系在一起，而是同经营绩效挂钩。为此，要全面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首先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破除“仕途经济”的旧意识，树立企业家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职业的新观念，使之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重和向往的一种职业；并且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企业家的改革精神、创新精神、开拓精神和奉献精神，引导人们认识到企业家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真正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关心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良好氛围。其次，要提高企业家的政治参与程度，加大在国家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的发言权。有关发展规划和重大经济决策的酝酿以及有些政治活动，可邀请企业家参加，征询企业家的意见，重视企业家的建议，让他们在中国的经济立法和政策制定中反映实情，发挥作用；要有意识地推选讲政治、有声望、能参政议政的企业家进入人大或政协，以保证在这些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中，有一定比例的企业家代表参加。最后，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对企业素质和企业形象等进行评估，科学地显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从而间接地显示出企业经营者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