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出递减与持续挤出：外资零售在华影响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华论文,外资论文,再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4年末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以来，至今已有十余年，回顾这段期间内外资零售的博弈过程可谓峰回路转：在对外开放初期，外资零售来势汹汹，凭借并购等手段大规模、快速度地扩张，内资零售企业节节败退；而近两年特别是从2012年以来外资零售明显放缓脚步且略显颓势，频频关闭一二线城市门店、转战三四线城市甚至退出中国，与此同时苏果、永辉等本土零售企业成为区域内强势品牌[1]。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就可以断言外资零售终究水土不服、内资零售后来居上？是否就可以放松警惕，认为外资FDI负面效应不复存在、对本土零售业不再构成威胁？ 事实上，零售业实践的变化一直牵动着学界的神经，学者们长期关注外资进入对本土零售业的影响，并形成两种旗帜鲜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会以绝对优势摧垮本土零售企业甚至导致我国丧失流通渠道控制权；另一种观点比较乐观，认为外资进入会发挥溢出效应、提升本土零售企业的经营效率。由于早期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张一郎”①的分析范式，通常结合若干财务指标数据来进行主观判断，所以关注的焦点、构建的指标和选取的数据不同，结论也就因人而异。后来学者们开始借鉴FDI溢出效应框架，构建计量模型来实证研究外资对本土零售业的影响，然而还是没有出现一致的结论：汪旭晖等（2011）[2]42发现FDI对全国各地零售业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魏修建等（2012）[3]则发现FDI对部分地区零售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其他地区产生负向挤出效应；陈福中等（2013）[4]110发现整体外资进入对包括批发零售在内的中国流通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虽然计量模型的变量取舍和量化操作以及数据跨度不同会导致实证结果的差异，但仍不足以解释上述研究中的相悖结论。结合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的相关文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研究囿于传统的线性分析范式，在考察FDI对本土零售业的影响时尽管都意识到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但是认为某个地区或者溢出效应大于（或小于）挤占效应从而始终表现为正（或负）的净效应，这种非正即负的净效应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变，在计量上即表现为构造单调线性回归模型。而Buckley等（2007）[5]447、王华等（2012）[6]3在以制造业为样本的研究当中均证实，FDI溢出效应是会随FDI渗入程度变化而动态变化的，当FDI低于一定规模时主要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超过一定规模后挤出效应上升为主导效应，也就是溢出效应曲线呈倒U型。FDI溢出效应动态变化的现象并非制造业独有，流通业也应该存在相似的规律（见下文讨论）。其实，流通领域内早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趋势，宋则等（2007）[7]7给出的流通业“引进外资的正面效应主导时期已经结束，负面效应开始上升到了值得高度警觉的主导方面”的预警，正是包含了相似的思想。 实践中外资零售似乎经历了从辉煌到疲态的逆转，理论上FDI主导效应会由正向负曲线变化，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反差，需要相应的实证研究来揭开面纱。因此，本文试图构造非线性计量模型来探究零售业是否存在倒U型溢出效应曲线，这一研究可能会有如下贡献：首先，现有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观性较强、难有定论，有限的实证研究均采用单调线性计量模型，忽视外资溢出效应动态变化的可能性，本文借鉴FDI溢出效应理论框架并结合零售业自身行业特征，率先构建非线性计量模型来捕捉零售业FDI溢出效应的曲线变化，在方法和理论上或能对已有流通领域文献形成有益补充；其次，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能够对目前外资零售在中国发挥的主要效应进行判断，有助于理解当前零售业竞争格局和对外开放形势，特别是在外资零售频频关店、业界为本土零售一片叫好的背景下，本文为内外资零售是否攻守易势、流通业是否过度对外开放等热点问题提供一个冷思考，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FDI溢出效应 FDI能够对东道国产生好处，即存在溢出效应[8]。通常认为，这种溢出效应来自四条渠道：（1）模仿示范效应，外资企业的先进生产方法、技术流程和经营理念对东道国企业起到示范作用，后者在学习模仿中不断提高自身生产经营效率；（2）技术扩散效应，一方面东道国企业通过反向工程等手段可以学习附着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显性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引进优秀外资企业员工来获取隐性知识；（3）竞争效应，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通常会打破原来具有较高进入壁垒的产业的垄断格局，促进产业内竞争，加快研发创新速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4）产业关联效应，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外资企业进入后与东道国的上下游企业合作，有利于培育和完善功能齐全、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从而改善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环境[9][10]453。 然而正如同一枚硬币拥有正反面，FDI也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负向的挤出效应。从产品市场上看，一定时期内的市场需求是有限的，外资进入无疑会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消弱本土企业获得规模经济的能力，甚至导致其破产[11]。从原材料市场上看，外资企业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具有更强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在与供应商谈判时更有优势，甚至可以获得原材料独家供应，使得东道国企业被迫退出生产或者转而采购成本更高的原材料进行生产。 接下来的问题是，溢出效应与挤占效应双方的强弱究竟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现有研究主要从FDI和东道国企业所具有的异质性上加以讨论。FDI的异质性包括外资进入的速度[10]454、外资来源国差异[12]119等；东道国企业的异质性则包括本土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学习吸收能力[13][6]8、企业所有制[14]、所处行业特征[5]450以及经济地理位置的区别等[15]。 不难发现，上述异质性因素大多具有客观性；而对于引入外资的东道国来说，更加具有政策意义的FDI规模问题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FDI的数量规模虽然易于观察，但是其作用表现却并不直观。典型地，Buckley et al.（2007）[5]453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FDI存量同时存在线性和非线性关系：港澳台企业主要采用适用型技术、生产标准化产品，所以本土企业生产率与港澳台FDI规模呈倒U型关系；而来源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通常采用前沿技术、开发创新产品，所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为单调递增的。这个结论的背后逻辑在于，前沿技术比适用型技术能够产生更多的模仿示范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创新产品相较标准化产品由于避免了同质竞争从而挤出效应有限。Buckley等人率先从非线性角度来研究FDI溢出效应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符合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零售业FDI溢出效应 虽然关于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主流经验研究均以制造业为样本，但是其理论框架也可以部分地适用于零售业。如前所述，FDI主要通过模仿示范效应、技术扩散效应、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四条渠道对行业内其他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通过产品市场和原材料市场的竞争对行业内其他企业产生负向挤出效应，下文仍然在此框架下探讨FDI对本土零售业的影响。 从模仿示范效应来看，零售业相较于制造业而言具有直接服务于终端消费者、高度开放性的特点，其经营管理理念均外在地体现在店铺选址、门店装修、商品种类和数量、价格水平和人员服务等方面，而这些又属于显性知识，非常容易被同行学习和模仿，因此外资零售进入中国时很容易对本土零售业产生模仿示范效应。从技术扩散效应来看，外资零售企业通常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营销理念，配备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掌握现代化的供应链管理技术，本土零售企业通过同行交流和人才引进等手段，可以获得外资零售企业在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隐性知识和技能。汪旭辉（2010）[16]15调查显示，50%受访零售企业近三年引进过外资零售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从竞争效应来看，内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舞台已经从个别城市上升到区域和全国范围[17]36，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巨头的竞争刺激了本土零售企业的创新和崛起，也加速了零售业的优胜劣汰，从而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从产业关联效应来看，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后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消费习惯以及节约运输成本，通常会进行本地采购从而培育一批能够与国际零售巨头对接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在学习中提高供应链合作能力，并且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获得规模经济，当不存在独占协议内部化这些正外部性时，本土零售企业也可以从这些供应商采购从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从负向挤出效应来看，外资进入零售业相对于进入制造业而言具有更强烈的挤出效应，这是因为零售业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即零售业的服务范围往往受“商圈”限制。零售竞争基本上是以零售店为单位在特定商圈内进行的，这决定了在一定地理空间结构内内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会非常激烈[18]。正是因为零售业的这种特性，使得选址成为零售企业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商圈成为零售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后，外资在中国高速扩张的目的之一即迅速占领有限的优势商圈资源。而地方政府为了彰显招商引资的业绩，往往会给予外资零售企业“超国民待遇”，优先将黄金地段腾让给外资企业，并且给予税收减免、市场准入等其他优惠[7]6。这种不平等待遇再加上外资零售企业原本具有资金、管理、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在同一商圈内竞争时本土零售企业往往处于下风。除了零售市场之争，内外资零售企业还同时面临供应商渠道之争。由于外资零售企业通常在世界各地扩张、拥有数量众多的分销网点，而内资零售企业仅仅是在全国甚至区域布局，所以当外资零售企业为供应全球市场而进行集中采购时具有绝对的规模优势，能够与供应商充分议价降低采购成本，甚至与供应商签订独家供销协议将内资零售企业彻底挤出某一产品市场。因此，随着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内资零售企业与供应商谈判时的议价地位相对地下降、成本压力相对地上升（Durand，forthcoming[6]）。 综合来看，零售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具有溢出效应容易发生但随FDI规模扩大会陆续释放完毕、挤出效应非常显著且随FDI规模扩大会持续增强的特点。当外资零售刚刚进入、规模尚小时，通过观察个别门店即可知道其整体的经营特色，容易产生以模仿示范效应为主要来源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于规模较小，外资所占据的商圈资源和供应商资源有限，尚不足以对本土零售企业产生明显的挤占效应。因此在这个阶段，FDI对本土零售业的影响以溢出效应为主、表现为净的正向促进作用。当外资零售规模逐步扩大，其产生的模仿示范效应已经有限，不过随着资深外资零售企业员工的流动技术扩散效应开始凸显，同时外资零售市场份额的扩大必然给内资零售企业带来明显的竞争压力从而发挥竞争效应，最后外资零售企业逐步建立起供应链合作关系从而发挥产业关联效应，所以在这一阶段零售业FDI溢出效应继续上升；但是，外资对本土零售企业的挤出效应也迅速激增，在各个商圈与内资零售企业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并且其采购规模日渐扩大、与供应商的关系日渐稳固，更有可能获得供应商降低报价、延长账期、甚至独家供应等财务和非财务方面的支持，供应商渠道之争将成本压力传导到产品市场上，进一步加剧内外资零售企业非对称竞争地位的分化，导致内资零售企业承受过度竞争压力，以至于无暇、无力投资于系统化的学习来吸收FDI的正向溢出效应[17]40。因此在这一阶段，溢出效应上升、挤出效应也迅速上升。而当外资零售规模进一步扩大时，其产生的溢出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完毕，但是挤出效应却因为商圈资源和市场容量有限的缘放而继续上升甚至超过溢出效应成为主导效应。因而，当外资零售超过一定规模后，FDI对本土零售业的影响以挤出效应为主、表现为净的负向遏制作用。综上所述，给出本文的如下假设： H1：当零售业FDI低于一定规模时，溢出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产生净的正向促进作用；当零售业FDI超过一定规模时，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产生净的负向遏制作用。 三、模型、数据和结果 （一）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本文在经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构造如式（1）所示计量模型：因变量Y为内资零售业的产出，用“内资零售业销售额”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FDI为零售业外资进入水平，借鉴汪旭辉等（2011）[2]41的做法用“零售业外资资产规模”来表示，因为探索非线性关系，核心解释变量还包括“零售业外资资产规模的平方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