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劣势论文,国民党论文,年中论文,层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在随后的几年内得到迅速发展，并且通过军事上的北伐，完成形式上的统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但仅仅统治中国大陆22年，就在与中共的竞逐中惨败，退居台湾。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王奇生通过对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的研究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这样的政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其最后的惨败在于他面对的是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共。① 王奇生的研究侧重于对国民党组织形态的研究，主要从国民党组织层面揭示出其在国共两党的几十年的角力中失败的原因。其实在两党的竞逐中，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这也是其惨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胡汉民说的那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②，所以本文试图探讨国民党意识形态上处于劣势的原因以及对国共之争的具体影响。
一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式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③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维护与开发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相对与组织形态的有形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强大的凝聚和动员功能对于一个政党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在政党组织内具有强大的笼罩每个党员的号召和凝聚功能，另一方面其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具有很强的弥散性，所以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的竞逐中意识形态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国民党始终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一方面表现在对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失望和不自信，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恐惧。那么这种劣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三民主义先天的缺陷
从三民主义自身来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共的意识形态相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功能是非常低层次的，三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政纲，主要内容集中在社会政治秩序的设计上（当然三民主义也提出大同世界这样的终极理想，但是很少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得到体现），三民主义没有像共产主义那样的最高纲领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终极关怀意识极其淡薄，无法满足一般党员和群众持续的信仰要求，一旦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目标实现了最初近的目标后，其组织动员功能就难免散失，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执政后即开始失去意识形态号召力，党内流于利益之争的根本原因。加上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借助于政治力量推行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和核心的新传统主义，外加灌输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从内容到方式上开始颠覆三民主义，这样不但没有能够满足自身的意识形态在终极关怀层面的需求，弥补三民主义的缺陷，反而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弱化了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说从根本上来看，三民主义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势。
1924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学习苏俄共产党，试图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开放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但是由于其改组并非全盘俄化，而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国共两党同是师法苏俄共产党，但是在师法苏俄共产党上两者又有不同。1924年以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张之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虽然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而意识形态上却排拒共产主义，结果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与此相反，中共师俄所学到的则是全套功夫，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结合国情予以许多修正，但是其功能却得到进一步加强。所以说国民党不仅在组织形态上无法与中共相比，而且从一开始与中共的意识形态竞争更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二）内部分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分裂
1925年孙中山去世，由于孙中山是国民党内唯一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奇里斯玛”型权威，其死后党内无人能真正代替他以前在意识形态层面所起的符号象征作用。不但如此，更为严重的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出现了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政治派别争夺党统，各自有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党内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宣传开始出现分裂。同是一个三民主义，在不同派系那里分别有各自的一套体系。最早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和一系列演讲，主要是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观点；紧接着，是代表左派观点的甘乃光的《孙文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及《孙文主义大纲》；其后，有再造派胡汉民的《三民主义连环性》、改组派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蒋介石的《国父遗教概要》等等陆续出版。各派别根据自己的需要，使三民主义时而孔学化，时而法西斯化，时而民主主义化，时而专制主义化，经过各种各样的调整和解释后，三民主义变成一个缺乏基本内涵，在宣传和实际政策上有很大随意性的一些口号的堆积。这种各取所需的诠释方法彻底破坏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结构完整性。所以说作为第一代魅力型权威的孙中山去世后，党内的意识形态分裂和多元化实际上也削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功能。
长期的内部分化使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组合。1928年改组派在分析国民党的形势时提到：“就党方面来说，支离不可名言，——党至今日，中央陷于飘摇的局面，而各个党员都由悲观绝望各个只顾个人的生存，不遑顾及党的生存。或者以个人主义为结合，或者以地方主义为结合。一言以蔽之，这种结合都以目前的利害为结合，并非根据于党的主义和政策。”④ 从中可见国民党的支离破碎，无法实现强有力的凝聚，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联系国民党的实际，总结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只有经济关系和传统的乡谊关系。⑤
国民党的统治过程中始终伴随这种派系斗争和各种权力纠葛，而各种派系相互认同主要依靠的是实际的利益关系，所以往往是任意歪曲意识形态，在这种内耗中使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日益的脆弱。而这正给了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空间，早在清党之前就使当时还在国共合作体制下的中共迅速扩张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这更加强了中共意识形态层面的优势。
（三）清党带来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被动
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中共主导的，当时培养革命人才的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主要是由中共主导，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也有约三分之二的是中共的人员⑥，中共不但加强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而且积极地影响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其宣传动员能力一直是国民党自叹不如的。到北伐前后，中共意识形态的话语强势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同时也成为1927年清党分共的一个重要因素。而1927年的清党分共使党内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又相继引发，国民党终止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后，因为“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的大混乱。
1927年清党分共使国民党本身“陷入理论和行动矛盾的败局”，“谓归罪于容共之非，则置总理联俄容共于何地？——若认为反共为有功，则吴佩孚、张作霖更在吾党之前。”⑦ 清党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其实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国民党为了宣扬分共的合法性，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最基本的就是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带有急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当作共党余毒抛弃，由此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
（四）执政地位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同时也表明国民党也从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参与的动员型革命政党蜕变为一个以政治控制为主的执政党。正如美国著名的民国史研究学者易劳逸所说的那样，革命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国民党从其执政之日起就决定了其无可避免的失败命运。⑧
党员对党的向心力，一般缘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信仰；一是对个人现实利益的考虑。一个政党，特别是一个革命政党，当其执掌政权之前，一般党员及其追随者面临着许多的艰难和危险的考验，没有坚强信仰往往不能为之；而当执政之后，一般入党者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上的信仰以外，现实功利的考虑开始凸显，毕竟意识形态不能完全脱离现实。加上国民党执政以后，国民党对党员的意识形态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十分缺乏，国民党本来就不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魅力的政党，绝大多数加入者首先考虑的是实际的利益，跟执政前相比，党员出于信仰而入党，并真心愿意为党服务的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日趋冷淡，甚至对党的生死存亡漠不关心。这样就更加使国民党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魅力，在党内都无法实现动员，更何况对整个社会呢？
其执政地位带来的另一个制约性因素是对民族主义的运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从国家的政治层面上看，民族主义的情感与理念是一种可以维系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⑨ 同样也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余英时先生曾这样论述民族主义，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种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⑩ 民族主义成为各个政治力量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动员的主要工具。
三民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族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也是国民党经常挂在嘴边的。但是国民党在运用民族主义上却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并不是说其不具备民族主义的因素，而是其运用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动员的能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由于其执政党的角色限制，使国民党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比较注意现实的环境，所以表现的比较谨慎和务实，特别是在1937年以前对日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就成为国内很多对立政治派别（包括中共以及两广以及各地方的实力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借以打击南京国民政府，争夺政治主导的权势。在这其中国民党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对日强硬是不现实的，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利的，对日软弱会偏离国民的普遍性要求，削弱自己的号召力，同样给对手民族主义动员的权势。(11) 这就是国民党政权一直面临的困境，并不能说国共谁比谁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而是谁能争夺到这种权势，融入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实现动员，增加权势资本。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明显处于劣势。
（五）蒋介石崇尚军治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
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弱势还跟一些具体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国民党的第二代党魁的蒋介石崇尚军治，长期漠视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党内缺少理论人才，势必导致其意识形态的阐释、宣导日趋贫乏。
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初，孙中山即提出以党治国，并指出：“我们进行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的。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12) 可见孙中山对党务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视。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党魁换代危机的权力纠葛中。党统之争、路线之争与地方实力派的权力之争交相杂糅。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以军权坐大，以军权控扼党权，从而使得蒋介石更加看重军事上的权势资本。与其长期以来对党组织的失望和嫌恶相比，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表达了他对军人、军队组织之美德的赞扬。他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13) 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蒋介石一生依赖的权势资本主要是军队，其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和考虑。而且事实上也使党依附于军事集团，丧失独立性。当时改组派的一份宣言中就指出：“各省党部皆附隶于一个军事集团，而各县的党部又皆以个人为系统。中央党部虽曾下过无数次的训令禁止小团体的组织，而事实上这种小团体还是层出不穷。不过这种小团体很少能够独立生存。有军事背景的，以军事作他们的出发点，没有军事背景的，则日日奔走求取军事为附着点。”(14) 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依附军事集团的情况，也使国民党党机器无法正常运行，更何谈什么意识形态统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1927年清党反共，执掌政权后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的限制，还是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思想等因素都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层面处于劣势的政治力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具体的因素，比如国民党组织形态的缺陷、党内理论人才的缺乏以及长年的军事竞逐等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主要还是以上五个方面的因素。
二
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而表现为明显的弱势。这种弱势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形式化、肤泛化，缺少学理支撑
1928年后，国民党虽然对利用三民主义进行思想控制比较重视，并且通过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庐山、峨眉军官训练团等，对国民党中高级干部进行教育，发起新生活运动，以在全社会实行意识形态教育。但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方面，基本上毫无建树。国民党没有专门的三民主义理论研究部门，除个别之外，很少有专家学者对三民主义作学理性或政策性的深入研究，国民党内长期缺少理论人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日记里曾谈及：“自北伐迄今已达十余载，而党义著作之贫乏，不特未能表现于社会科学各方面，甚且解释主义之著作亦寥寥可数。”(15) 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其意识形态的阐释、宣导日趋贫乏，使本来就脆弱的官方理论更加粗糙。
国民党不能在学理上发展三民主义，就难以真正有效的实施意识形态教育，因为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以学理和政策性研究做基础的。那就只能利用政治手段强制灌输三民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形式化弊端，直接破坏了三民主义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军、公、教等公立机关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除了恭读“总理遗嘱”，敬礼如仪外，毫无实质内容。意识形态的形式化，使得党化教育不但不能收到凝聚党组织自身的人心，更遑论赢得一般人民支持。在国民党执政之初，一般群众对于国民党的信仰还保持一定的热情和信赖，“视主义为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后我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16) 但是很快人们就开始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蒋介石曾在公开场合直截了当地说：“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17)
二是意识形态宣传与时代精神严重脱节
任何意识形态要成为社会意识思想的主流，必须要体现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这样才能深入人心。
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它抛弃了时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还逆时代潮流而行，回归到传统的权威主义的旧路上或者是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思想，这些路向的选择使得国民党无法在操作层面上，创造出既可以体现时代精神，又直接为执政党政治目标服务的动员性的政治口号。国民党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旨在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口号，例如，“崇道德以正人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建设新生活”等，尽管这类口号简洁明白，但是口号不具备能够震撼人心，凝聚人心的功效。
相反中共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中共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深入人心，在大革命时期几乎主导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口号的威力仍心有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18)，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广泛主要得益于中共抓住了时代精神，体现了当时的一般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三大政策”是中共从孙中山的思想中概括出来的，是大革命时期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内容，当时的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来了！有些人拍出通电来表示赤诚拥护三大政策，有些人严辞质问一个人是不是始终如一的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刊物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惟有三大政策。”(19) 可见这个时期中共的口号的巨大威力。
国民党不但不能紧扣时代精神，反而背离时代精神，而且脱离现实，宣传民族主义事实上又依赖于帝国主义，宣传民生主义却又无法实施土地改革、限制官僚资本，表面上宣扬民权主义而事实上是一党独裁，专制统治。这些都使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空洞化，严重脱离现实，变成一些毫无吸引力和号召力的陈词滥调。
三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和破碎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理论来源是：英美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苏联革命专政思想。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三个思想背景，在政治实践中加以有机融合，使之服从国民革命的需要，形成了完整的三民主义结构体系。
但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出现了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政治派别争夺党统，各自有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肢解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侧重于宣传其传统文化的一面，宣扬“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左派仍然继承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苏联革命专政思想；胡汉民一派则继承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英美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实行约法；别的还有汪精卫的改组派，一方面主张反共，另一方面又摆出左派的立场。这样由于党内派系林立，国民党无法将三民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加以利用，却只能为各自的政治目的做分化的解释和宣传，这就使得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丧失了一个意识形态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
检视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可以说基本是失败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分裂、缺乏学理基础和政策导向的粗糙和空洞以及与时代精神脱节的形式化，使得三民主义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大厦，根本无法发挥正常的功效，更何况与中共这样的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革命动员型政党竞争。
三
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劣势必然转化为与其对立的政治集团的竞争中的劣势，特别表现在与中共这样一个有主义、有纲领、有组织、又有自己军事力量的政治集团的较量过程中。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在与国民党这样一个几百万人的大党、老党的较量中最终获胜，而国民党虽然在1927年执掌政权，但实际上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一直是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虽然直到1949年的军事大溃败之后才退居台湾一隅，而实际上从其执政之初就已经先天下之亡而亡了，这其中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下面具体分析这其中的联系。
首先，从对其内在组织形态的影响来看
我们知道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是相为表里的，组织动员和内聚是以意识形态的认同为基础的。一个现代动员型政党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将党的主义和政治纲领灌输于党员，通过对党员的意识形态教育形成党有形的组织力量。孙中山就认识到：“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两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20) 党员经过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训练后，合个力为群力，形成有形的强大的组织力量。
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过早的空洞化、形式化，既不能体现终极关怀，以满足党员和一般群众持续信仰的需求，又与现实严重脱节，不能满足党员和一般群众现实需求。从而削弱了其应有的内聚和动员功能，党内意识形态认同微弱，组织内认同日益偏重于各集团的实际利益，一方面形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派系分离使组织日趋分裂，严重影响了党的组织形态各种功能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党员入党更多的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到基层去做无甚实利的基础工作，而是争相往上层涌，争夺权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的空虚甚至瘫痪。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党义使命的党，其组织内聚必然是不强健的，党员无信仰，无使命感，最终导致基层组织内部的利益争斗。国民党的组织涣散，松弛散漫，一盘散沙，控制能力软弱无力，组织内象征资源的丧失殆尽，利益冲突剧烈，内耗不已，使国民党的党力严重弱化。所以说把国民党认定为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不仅仅因为其组织形态的弱势，同样不能忽视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及其对组织功能的负面影响。
其次，从社会动员和整合的能力来看
意识形态是一套认知和信仰的价值体系，民众的认知、信仰和价值观很难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社会动员恰恰是以意识形态宣导为基础的。中共就是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最大受益者。与中共的下层路线不同，国民党却成为割裂和忽视民众的最大受害者。
国民党政权从1927年执政起就开始逐步的丧失一个现代动员型政党在社会动员与整合的能力。在1924年改组时，孙中山就认识到，民力一旦动员起来，其能量是无穷的，希望通过党的宣传教育，将党的主义和纲领灌输于民众，民众受党的动员，化民力为党力。北伐战争中，国民党在共产党人的协力下，广泛发动农工群众支援北伐，充分显示了现代政治动员的巨大威力，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北伐的进程。但在1927年武力清党分共后，国民党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21)。可见国民党对于中共的政治动员能力刻骨铭心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清党分共要与中共划分界限，从而使民众运动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由此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所以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动员民众完全被统制民众所取代，在蒋介石看来，动员就是统制。他认为：“总动员最根本的重要前提，就是‘组织’。”“所谓组织的意义，就是加强统制”。“统制的方法完全与军人组织的精神相同。我们讲‘统制’就是要使全国军事化。”(22) 所以在蒋介石的思想理念中，没有政治动员，只有军事化的强控。
蒋介石以军权坐大，但是单纯的依赖军事是一种畸形。有学者认为：“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23) 从这一逻辑来看，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各种政治派别的角逐中，与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派别的党统之争主要靠的是军权，在与地方实力派的争夺中则又有政治合法性的光环，所以相比较而言，基本上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但是国共竞争中，相对于中共这样的党政军高度整合的政治势力，国民党政权就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表面上强大的武力掩盖不了无形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势，所以1945年后的国共内战表面上是武力争夺，其实内在的是意识形态力量的较量，国民党的败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政治能量上的低效。
所以说，国民党政权由动员转向控制的转变固然有其执政后重建设要求稳定的心态有关，但也不可否认这也是国民党对自身意识形态功能不自信的结果。这种转变使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的整合变得极其被动，直接导致国民党退出下层社会的整合，从而给了擅长以意识形态动员民众的中共生存的良好条件。当国民党政权不断地把下层推向革命的洪流中，中共也开始走向成熟时，国民党政权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败亡在中共领导的下层人民的暴力革命的威力下。
从国民党执政之日起，最受指责的就是其一党独裁的统治，但是这个独裁政党时常表现出的残暴和强制背后其实是一个虚弱的实体，国民党政权军警宪特的严密控制和疯狂猖獗正反映了其意识形态的弱势，与德国纳粹和俄共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号召力相比，国民党表现得非常无能。可以说，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直接导致其组织内聚功能、社会动员能力、实施有效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势，而这些又导致它与对立集团的竞争中的劣势。这样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在面对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其胜负是不言自明的。
注释：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② 胡汉民：《清党之意义》，《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③ 戴维·米勒、韦侬·波格日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④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64—565页。
⑤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
⑥ 1926年3月中旬，国民革命军中仅876名政治工作者，其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75％左右，国民党右派占5％，没有政治原则的占20％。参见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9页。
⑦ 葛之茎：《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纪（李宗仁的提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⑧ ［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0页。
⑨ 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期的意识形态》，载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441页。
⑩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23—424页。
(11) 柯博文著、马俊亚译：《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7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13) 蒋介石：《全国总动员的要义》（1935年9月1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09页。
(14)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564页。
(15) 《王子壮日记》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02页。
(16) 朱宛邻编：《福建党务概况》，福建省特派员办事处印行，1935年， 第22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17) 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1939年1月），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215页。
(18)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5页。
(19) 格孚：《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现代青年》第75期，1927年4月8日。
(20)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02页。
(21) 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1929年2月1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73页。
(22) 蒋介石：《全国总动员的要义》（1935年9月1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009页。
(23)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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