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讨论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应重返学术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学术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1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一位副教授向记者抱怨，年底将至，高校统计科研成果，尤其是统计发表论文的各种报表，常常会让教师忙乱一阵子，而文章是否被“CI”收录期刊刊载，更为教师所关切。
所谓“CI”，就是我国学人最看重的三大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学术文章被“CI”期刊刊载，就是代表具有国际水平了吗？这不仅涉及学术评价标准问题，也反映出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国际化”与“本土化”仍然见仁见智、看法不一。
国际化是必然
西学东渐以来，“国际化”与“本土化”便愈来愈强烈地成为中国学者热议的话题。
尽管有学者认为，佛教东传、儒释互动已经属于“国际”与“本土”的范畴，但多数学者并不这样理解。
如果说“国际化”与“本土化”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那么近代以来，二者的关系问题显然更加突出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广泛与深入，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再一次成为学者们交辩的对象。
在华裔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看来，“国际化和本土化就是要做到涵养本源，掌握现代，知己知彼，汇通中外”。这是成先生理想中的国际与本土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化”与“本土化”恰恰是“中外汇通”的产物。
“1919年以前的30年，汉语学术发生了两大变化：其一是在政治上主张变法甚或革命，其二是在学问上从不通外文转向一个在‘欧化’中寻找中国旧学之出路的取向。”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就这样说过。
“国际化”是交往的产物。近代以来，不参与国际交往的纯粹本土化的中国学问，几乎是不存在的。就此而言，“本土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国际化”激发出来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向记者简单描述了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之后“新的研究典范”的形塑过程，认为应当特别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下，晚清民初的传统学问如何转型成了所谓现代学术；二是这种学术如何形塑出了中国学院的学术研究模式，并且呈现出所谓“国际化”的面貌；三是这些看上去很“国际化”的现代学术模式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的。
记者从葛教授的话语中感受到，中国的“现代学术模式”正是中西交汇背景下话语融和与转化的必然结果。走向这一结果是必然的。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中学”与“西学”之辨、“激进”与“保守”之争、情感与理性之战、“先进”与“落后”之分……也是必然的。
难怪，有学者毫不含糊地说：中国学术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国际化了。
国际化中的中国本位
诚然，中国学术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国际化了。不过，从学者的描述中记者感到，这是就中国学术话语方式转型来说的。而所谓“本土化”，并不是指话语方式，而是一种立场以及从这种立场出发所建构的价值系统。换言之，在不可避免的学术国际化进程中，是否需要一个中国本位的态度和立场？
对此，“全盘西化”的主张不仅曾经甚嚣尘上，而且至今还有一定市场。与之相伴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同时，民族本位主义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之相伴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儒教复兴主义的传播。
近些年来，更有学者提出，应该写一部没有西方元素的中国史，这样的中国史才是纯粹的中国史。反对者则提出，这纯属痴人说梦。
如果学术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而且还是一种“完成时”，那么中国本位的立场是否能够成立？如果能成立，我们该做些什么？
记者注意到，对这一问题，不同学科学者的回答是不完全一样的，至少语气轻重、重心落点并不相同。像成中英先生这类研究国学或儒学的学者，不论怎样汇通中西，落脚点总是在“掌握自己的立场、建立自己的标准、厘清自己的目标、把握自己的价值”上。类似这样的话语，人们是耳熟能详的。而在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基于法学研究的立场看来，中国法学研究一个值得重视并需要大书特书的方面，就是中国的法学研究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慢慢地与国际接轨。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巫鸿更直截了当地说：“美术史的研究不能陷入东西方对立”，“西方以前经常以他们的特殊性来作为一种普遍性，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特殊性作为看世界的一种普遍性。”
如果所谓中国本位是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形成中国学派，那无疑是必要、必须、正确的，但如果是指不含外来因素或排斥外来因素，则显然是虚假命题，并不正确。
中国特色是就中国学术的一般性而言。学科不同，轻重缓急、颜色浓淡必然不同。正如美国库茨城大学哲学教授黄勇所说，“谈论数学、物理学、医学研究的本土化，如果不是毫无意义，就是小题大做”。从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美术史，到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新闻传播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明显不同。
中国学术理所当然应该具有本民族的形式，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采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语言，既服务于中国，又服务于世界。但是，这种以中国为“本位”的中国学术，必然也是国际化的。它并不排斥国际上共用的学科方法、概念、术语乃至理论模式等等。
中国学术应该既具有中国人独有的特点，又具有国际的情怀和视野。
国际化不是“CI化”
目前，学者们最不满意的是，国际化居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CI化”。
所谓“CI化”，是指学者发表成果的期刊被收到上述某一个索引当中，并以此作为评价这位学者水平高低的依据。
每年年底，各个高校、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的老师及科研人员都忙着填写各种表格。谁的报表上若能填上几个被三大“CI”收录期刊刊载的文章，不仅自己，连单位都会觉得荣光。
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就是要看是否进了“CI”。上“CI”成了学问人的最大追求，“CI”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国际化”的标志。“国内人文学界之所以重视AHCI，主要不是把它作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工具，而是把它看做是学术评价的指南。”黄勇教授如是说。
自然，“CI”由此成为许多学者深恶痛绝的靶子。《南京大学学报》编审朱剑的一席话很有代表性：“在‘以刊评文’、定量评价唯我独尊的学术评价机制之下，谁与‘国际’‘对接’上了，更准确地说是谁被‘国际’‘接纳’了——虽然他是否就因此具有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尚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就能挟SCI、SSCI和AHCI以号令国内学术界……”
然而，不以“CI”为标准，难道有更好的可资替代的办法吗？
于是，在朱剑笔下出现了另一幕颇耐人寻味的场面：“在2009年4月于南京大学举行的‘2009年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暨第5届科研绩效评价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来自上海某著名高校的文献情报学教授大会发言的开场白就是，‘最不靠谱的定量评价也比最靠谱的定性评价靠谱’。”
其实，“CI”是没有罪的，它只是一种工具。把这种工具当做评价指标，特别是量化评价指标，应该是一种无奈之举。学者们恨它，因为它未必代表了“最好”！学术评价需要它，因为它毕竟搭建了一个或许最不坏的平台。恨它的学者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它所开列的期刊上刊发成果；爱它的学者也不免恨自己的成果不能发表在它所开列的期刊上。毕竟，它直接和学者们身价地位相关。围绕着“CI”，每一个中国学者似乎都有话说。
遵循辩证原则
大概没有人会完全赞同把“CI化”当做国际化，特别是当做国际化的标准。记者注意到，把“CI”当做评价指标，是目前国内学界的通行做法。它虽然不是最好的标准，却是最方便可行的。人们还没有制定出更好的标准来代替它。
进一步往深处看，正像一位学者向记者所说的，“CI化”是近代中国学术国际化的必然结果。“CI化”不等于国际化，国际化却很容易导致“CI化”。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向现代分科演化，截至目前的终点，就是“CI”。
有学者向记者指出，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从15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便开始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后来，培根和洛克将这种方法移植到哲学当中，从而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便被逐渐放置在了这个被恩格斯犀利解剖过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内。
于是，四部之学被打破，学问开始了专业化的过程，开始分类、学科、分等，开始被“CI”。
“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说。
无疑，现代学科体制的转型促进了中国学术进步。但是，学者们也从未停止对转型所带来的弊端的反思。
“先把图书馆的参考书放入自己写的书里，然后把自己写的书列入图书馆的参考书里。”钱钟书是这样描述这种弊端的。在小说《围城》中，钱钟书还通过书中人物李梅亭随身携带的卡片箱子，形象地揭露学术形而上学化所带来的弊端。
从卡片箱子到“CI”，贯穿的是同一个逻辑。过去的学者是“把自己写的书列入图书馆的参考书里”，现在的学者则是希望发表文章的期刊进入“CI”。
看来，在学术形而上学化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作茧不自缚，还需要深入研讨，需要在“专业”与“汇通”之间寻求平衡。同样，在讨论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时，也应当遵循辩证的准则。国际化而不西化，本土化而不守旧，对西方学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性审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一位老学者如此告诫记者。
葛兆光
前瞻常常需要回顾，关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讨论，不得不回头看看学术史。当我们回顾过去百年学术史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传统人文学术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下，在晚清和民初是如何转型成为所谓现代学术的？二是这种所谓现代学术，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如何形塑出中国学院的学术研究模式，并且呈现所谓“国际化”的面貌的？三是这些看上去很“国际化”的现代学术模式在资料、方法、工具和观念上，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的？
从学术史角度说，第三个问题尤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是否能够让学术界了解学术发展脉络如何延伸，使学者对于未来学术的潮流和取向有所自觉。很多人都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我曾经在很长时间里特别关注现代中国这一时期，并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除了当时正处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关键时期，外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恰好给了学术界一个契机，以及各自拥有一批兼通中西的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那个时代对于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追求，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平衡，这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他们始终站在现代国际学术前沿，不仅在研究领域上把握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这就是陈寅恪讲的，进入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即国际学术研究问题、材料和方法的主流。第二，不仅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必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它必须逐渐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在经历了晚清民初整体向西转的大潮之后，在西方的学科制度和研究意识全面侵入中国现代学术界的时候，他们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并试图重新诠释中国，所以傅斯年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最后要大声疾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第三，仅仅有充分国际化的、相对中国立场的意识可能还不够，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得益于“地利”。那个时代恰恰在中国不断出现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所谓“四大发现”，都是在那个时代的新思路和新眼光下被使用起来，并且给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常常在图书馆翻阅当年国外的中国学期刊，深深感到那个时代中国文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那个时代的国外中国学家，不像现在某些人那样，觉得中国的论著不足以观，反而常常翻译和介绍中国学者的著作。那么，现在的中国文史学界应当如何应对“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它将怎样走自己的路呢？
1902年，当梁启超写下《新史学》和《论中国学术思潮变迁之大势》这些不同于传统中国历史学的著作，宣告新的研究典范的开端时，也许他主要依靠的资源是西洋和东洋近代历史学的启迪；而1919年，胡适写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山”，并成为新的典范的时候，也许他主要也是用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模式。他们之所以可能开创新典范，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大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即传统的文史研究刚好由于外来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冲击而来了一个大转向，他们适逢其时，一下子就站在了学术潮流的前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恰好顺应了当时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和文化解释，以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的契机，所以，看来只是学术研究的转型，却介入了民族国家重建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