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高级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素质论文,人才培养论文,研讨会论文,理论论文,高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教育部委托，浙江大学与浙江师大联合于2000年11月13日至19日举办了“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高级研讨会， 研讨活动历时7天，来自国内八省市高教界的40多名代表与会。该研讨会分二个阶段，分别就高素质人才和高素质教师的培养专题进行研讨。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工程院院士唐孝威，国内教育界知名学者潘懋元、谈松华等十多位专家及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郑继伟博士、浙江大学副校长倪明江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徐辉教授作了专题报告，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深入探讨，现就研讨会的重要问题综述如下：
高素质人才理论：背景、内涵外延
（一）高素质人才理论的背景：在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之后，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由对受教育者数量的需求转向了对受教育者质量的需求，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的问题。
我国在政治多极化的世界中要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除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还需要有高素质的政治人才。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谈松华研究员指出：“我国严重缺乏精通国际事务的高素质政治人才。”从文化上看，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后殖民时代，文化的竞争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杨叔子院士指出：“民族首先是文化概念，而不单纯是人种概念。”上海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张民选教授认为：“在后殖民时代，一国、一民族的消亡主要是文化的消亡。”因此，对于保存民族文化，也提出了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从当今所处的学习化社会来看，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现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袁振国教授指出：“学习化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人都需要学会学习，这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就信息网络化的时代特征看，张民选教授指出，我国严重缺乏高素质的信息工程人才，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差距甚远。就教育本身的发展看，谈松华研究员、张民选教授、厦门大学高教所邬大光教授都指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次发布的报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指标已逐渐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指标转变为教育指数和人才素质指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高教大众化之后，进行的教育改革，都围绕同一主题：即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随着我国高教由精英化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数量的问题将退居其次，而是否能培养出适应国际国内竞争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将成为我国教育的主要问题，这不仅决定我国在21世纪能否拉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科技差距、经济差距，而且将决定我国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北京师大的肖川博士认为：在21世纪，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和综合国力，而且将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全。
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背景看，也无论是从教育的外部还是教育自身发展的背景看，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都是我国教育大众化时代的重大主题。
我们对何谓“高素质人才”缺乏认真的思考和有效的探讨，因此存在不少认识上的混乱。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潘懋元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什么是高素质人才，我们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混乱。许多人认为高学历即高素质，这是对高素质的庸俗化理解，是唯学历论；还有许多人则认为，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就是高素质人才，而一般性大学，特别是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则是低素质人才。这是唯出身论。”谈松华研究员指出，这种对高素质人才的错误理解必将使我们培养的人才千篇一律，最终导致人才结构的失衡，引发人才结构性大失业。
（二）高素质人才的内涵。高素质人才包含多个方面的要素和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高创造性。袁振国教授认为：高素质的核心是高创造性。 但我们对创造性有许多误解，往往把它神化，看作是高人一筹的智力问题，看作是大学的问题而与中小学无关。但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创造性不是纯智力问题，也不纯粹是知识问题，成绩好，出自名牌大学、高学历，不一定具有高创造性。创造性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所谓具有较高的创造性，就是指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能将已学的知识作为方法和手段去探究未知知识。
张民选也认为创新人才的特征在于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善将知识转化为探索未知的手段。肖川认为，创造性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维度是从社会生产上讲， 其产出对整个人类来说是全新的； 另一个维度是指知识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和体验。前者是科技才能方面的创造性，而后者是自我实现、自我体验的创造性。
（2）高素质人才必须有良好的人格结构。肖川认为， 高素质人才，在人格结构上必须符合什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理想。创新性的核心问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价值取向问题，是人格结构问题。从人格的结构看，创造性是与主体性和独特性并存于人格结构中才成为一种创新性人格的。
北京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申继亮教授认为：我们的高素质人才之所以出不来，是因为我们教育中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创新能力，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人格问题，我们一贯以知识教育代替人格教育，所以高素质人才出不来。
邬大光教授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主要不在于其专业知识，而在于其人格、其道德，这是建立在学习化社会的教育目标。
（3）高素质人才必须融合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 杨叔子院士认为，高素质人才身上必须很好地融合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只有两者相融合，造就出来的人才能称之为高素质。
首先，科学与人文结合才能构成正确的富有创造性的思维。突破性传统思维进行创新，单纯靠逻辑思维是无法取得突破的，这需要靠人文精神的支持，才能突破传统思维，但突破传统思维之后，仍必须回到逻辑思维才能回到科学上来。同时，科学法则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要符合美的规律，这是经无数实践检验的真理，这是科学与人文相依存的明证；其次，只有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才能使人正确地处理个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文人往往相轻，而科学绝不可能相轻；最后，承认客观现实，揭示客观规律是科学与人文的共同本质。
（三）高素质人才的外延。
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素质人才的外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过渡到大众化阶段这一背景下，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培养的人才，我们在衡量他是否具有高素质时，应该不同对待。如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它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的高素质应表现在学术修养和学术研究能力上，而一般性高校，特别是我国正在大力发展的高职院校，它培养人才的高素质却应体现在学科特色上，如技术素质高、实践动手能力强，而不应该从学术研究上去衡量他是否具有高素质。也就是说，高素质人才不仅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还必须是特色人才。所以，不仅清华、北大可以培养高素质人才，就是民办高职也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关键不在出身与学历，而在于是否学有所长，是否在自己所学领域能占据主动，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浙江师大校长、博士生导师徐辉教授则参照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方法，认为高素质人才——即高质量人才，在外延界定上应有开放的质量标准。就象大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一样，其质量要求不应取同一取向，否则，中小型企业就不可能有生命力，中小企业的生命之源在于特色发展上，高职院校与国内一流高校相比也与此相类，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的质量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技术和动手能力，虽然要求有所不同，但同样可称高素质。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郑继伟博士也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其人才高素质的外延应与精英化教育阶段有所不同，质量评价体系和质量评价标准要发生变化。
谈松华研究员则从高教的国际背景与社会对人才的多样需求角度和高教大众化角度来界定高素质人才的外延。他认为，国际上的高等教育分为学术研究型和技术应用型两类，对高素质人才也相应有不同的界定，两者的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和标准不能互换。从多样性的社会需要来看，高素质人才的界定也需相应地多样化，如果我们单一以学术研究水平作为高素质的衡量标准，必然导致人才结构的失衡，因此，根据社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我们对高素质的界定也应持开放性态度，应百花齐放。从高教大众化角度看，单一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大众化，单一的高素质标准将阻碍大众化，人才不能以文凭分级，也不能以出身分级，而应以特色是否强，是否学有所专，是否能适应社会需要来评估。
袁振国教授认为，不仅高等培养出来的人才有高素质问题，中小学生也一样有素质高低的问题，其标准不在于考试成绩的高低，而在于发现问题能力的高低和自我实现能力的高低。
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实践——如何培养高素质人才问题
对于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本次研讨会也作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探讨。
（一）树立新的教育理想，更新教育观念。与会学者认为，培养高素质人才首先要更新教育理想和教育观念。
袁振国教授认为，传统的育人观念认为：教育，就是教给学生知识。因此，连语文都可以有标准化答案。而事实是，高知识并不意味着高素质和高创造性。搞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我们首先必须抛弃素质和创造性就是知识的陈旧观念，而要着手从小就保护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申继亮教授则认为我们搞创新教育首先要转变教育的唯知识倾向、唯科学化倾向、唯功利主义倾向，要树立知识与价值、科学方法与批判精神相融合的育人观。
杨叔子院士则认为，传统教育中有着非常不合理的五重五轻：重理工、轻人文，重共性、轻个性，重书本、轻实践，重功利、轻做人，重专业、轻基础。我们应该彻底打破这种不合理的观念，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的协调发展，即科学与人文并重，共性与个性协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功利与做人兼顾，专业与基础宽厚。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来。
（二）改革教育体制。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必须大力推进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
郑继伟博士认为，改革教育体制，最关键的就是要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建设，拓宽办学空间，盘活教育存量，使教育资源的配置向合理化、效益化方向迈进，同时大力鼓励社会力量的特色办学。
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王冀生教授认为，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宏观改革方面已基本完成。但还有诸多缺憾。首先表现为高校投资流向不够合理，重视物的建设，重造楼，重购设备，而不重视人的建设，不重视培养和引进大师。缺大师的高校，很难培养出高、精、类的人才来。其次是在办学体制上：学术的自由度还不够，学术地位不够高，行政权力常高于学术权力，学术机构官僚化现象也屡见不鲜；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余地也不够，学生学习的自由度太小，不管学生喜欢不喜欢所学的学科，只能从一而终，转系转专业困难比较大。他主张教育上应有三种自由：学与不学的自由，学什么的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
华中师大教科院孙绵涛教授指出，发达国家的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高职院校、普通高校、研究型大学之间，从不相互攀比和追逐升格，而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特色发展。而我国则大量存攀比和追逐升格现象，原因是各高校定位不明确。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升格是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的。同时，从公、私立高校与一般性大学和高职院校的结构比例看，我国的私立高校、高职院校在数量、质量、办学特色上都有待大力发展，必须以特色来带动高素质。
邬大光教授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功利行为与经济行为和中学的应试教育是影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很重要的因素。这种现象，都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思路不明晰有关。教育体制应包括三个方面：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多年来一直是围绕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很难带动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的改革。只有从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着手才能带动制度创新，才能打破影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瓶颈。
徐辉教授认为，高校内部的质量管理体制也是影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我国大学在管理上一般都凭经验，而英美等国都非常重视高校办学的质量效益比。同时，高校的管理与企业的管理相比差距太远。因此，他建议，可以参照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来对高校的办学质量进行管理。首先是全面管理，包括全域、全程、全员管理；其次就是坚持学生导向原则，重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权、选择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再次是坚持管理的持续改进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视管理人员的培训；第四是强调合作原则，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要明晰分开，又要使两者合作配合。大学的全面质量管理只有不断地追求完美，才能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三）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好学科文化。
浙江大学副校长倪明江教授指出，培养高素质人才和高素质师资，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好学科文化。在机制上，要狠抓科研以带动人才培养，给予年轻人充分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好学科文化，一是要营造良好的学科氛围，形成人人爱学习、积极向他人学习，从实践中学习的良好风气。二是要形成团结和谐的气氛，营造宽松的学科环境，共同扶持成绩较突出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使拔尖人才能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三是要培养甘为人梯、甘于奉献的精神，年长教师甘为年轻人成长的人梯。四是要建设好学科的主导思想，树立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导向。
（四）提高教师素质。申继亮教授指出，培养高质量人才，就必须有高素质的师资。而我国的师资现状是非常堪忧的，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低，长年得不到进修培训，教育观念陈旧、知识面狭窄。他提出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提高教师素质。第一是掌握本学科的前沿性知识。学科前沿性知识虽对于教师的教学特别是中小学不一定有直接的应用，但却可以整合教师已有的知识，优化其知识结构。第二是加强教师的条件性知识——即职业知识。第三是实践性知识，我们的教师缺乏对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反思和总结。许多老师的实践性知识常常来自于模仿，如模仿特级教师授课，但由于缺少自己的反思和心得体会，故只能做到形似而神非。我们的教师缺乏教育基本技能的训练。因此，要提高教师素养，必须在职业知识和实践上多下功夫。第四是我们要加强教师的文化修养。需要有人文精神，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同时需要有很好的合作能力和管理才能。
（五）课程革新。培养高素质人才，必须对传统课程进行革新。
袁振国教授指出，我们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就必须淡化教学意识，强化课程意识。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和教育行政都一直缺乏课程意识。我们的课程全国统一，课时也全国一致。传统社会中，因知识更新慢，这还勉强能适应。现在科学的发展将使原有的课程方式难以应付。西方国家每次大的教育改革，都归结到课程改革。国际上领先的大学，每个系科都有一个课程委员会，研究课程革新，实行“三三三制”，即每三年每门课程更新三分之一，每十年一个轮回。我们在确定和革新课程时，一定要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学科自身的发展，二是社会的需要，三是学生个体的发展。革新课程，就是为了适应学科自身的发展，占领学术前沿，适应社会需要，适应学生个体的发展。
张民选教授也指出，国际上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就是研究型课程日益受重视，它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所具有的优势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他也主张，我们应多在中小学开设一些研究型课程，使学生形成主动研究问题的习惯，而不是被动地应付老师外在地加给的家庭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