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侃“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文字论文,根源论文,系统论文,论黄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侃先生为“训诂学”做出了第一个理论定义：“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1](P181)这段话提出训诂学的根本目标是“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训诂学现代理论的逻辑起点，因此广为训诂学通论著作所引用。但不少学者对“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的含义缺乏研究。本文拟就“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的确切含义和具体内容进行讨论。
一、“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的确切含义
“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黄氏训诂学理论的基本内核，在其《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明确地说，“求其系统者”即“求其演进之迹”，“求其根源者”即“溯其源始之本也”，“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偏识，义不能偏晓，亦得谓之学”。
黄氏之说并非横空出世，这是对训诂学历史的总结，更是对训诂学未来的预期。
（一）“语言文字”的确切含义
“语言文字”是非常笼统的说法，黄氏应当确有所指。
传统语言文字学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门，这实际上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一种分类，因为词有形、音、义三方面。现代语言学把语言分为语音、语法、词汇三大要素，如果不考虑不同的时间层面，那么语音与音韵、词汇与训诂大致相当。黄氏的“语言文字”，不会包括《说文》540部词形系统、《广韵》206部语音系统，当然也不会包括《马氏文通》的语法系统。因此不难确定，“语言文字”确切的含义只能是词汇意义。
那么黄氏为什么不说“词汇”、“词义”？应该主要有两个原因：(1)“词”或“辞”在传统语言学里只是虚词或言辞的意思，黄氏其时，“词汇”、“词义”等概念还没有产生，至少是还没有固定、通行。(2)由于词义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与文字、语音息息相关，词义的系统与根源，情形非常复杂，所以黄氏使用了比较宽泛的“语言文字”这个表述。
（二）“系统”的确切含义
“系统”不是语言学或训诂学的专用术语，在普通的语言词典里，“系统”的释义是：“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以这个解释为基础，“系统”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的“类”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同一的现象可能有不同的系统。(2)“系统”的“组成”，可能是历时的累积，也可能是共时的聚合。(3)“系统”是“整体”，应该是包含两个以上个体成员的系列。(4)“系统”的整体可能是宏观的，也可能是中观的、微观的。(5)“系统”可以是多层立体的，也可以是单层平面的。
（三）“根源”的确切含义
一般地说，系统总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系统“类”的根据。多层系统的根源就是上一层面，比女口义场系统，上层义场就是下层义场的根源。又如一个词族，下一代派生词的根源就是上一代源词。单层系统的根源就是某种共同的特质，比如一组同义词，根源就是相同的那部分意义。
但是也有系统明而根源不明的情形。比如一组同源词，不明哪一个是源词。不过，这只是人们的认识还不彻底，客观上这个根源是存在的。
“根源”在黄氏那段话本身也有迹可寻。定义“训诂”和“训诂学”，同以“用语言解释语言”，而别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以此时之语释昔时之语”和“初无时地之限域”，意谓若溯至根源则无此地与彼地、此时与昔时之别矣。“时”与“地”，这是两大基本根源。
（四）系统的具体内容
根据“系统”与“根源”含义，我们把“系统”的具体内容分为转语系统、同源系统、替换系统、同义系统、引申系统、义场系统等。试举例论之。
二、转语系统
所谓“转语”出于扬雄。王力认为其含义是：“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方言里，有不同的语音形式。”[2](P22)但是转语不仅包括共时的地域转化，也包括历时的古今转化，而转化的实际过程应是两种因素交织起作用。因此后来用意趋广，清儒每以此称那些“声近义同”、“声近义通”的字词，今人亦多如此。这里也使用广义的“转语”。
（一）单音转语
在很长时期里，汉语的单音词有巨大优势，所以单音转语非常丰富。下面举几组例子。
(1)台、余、予、吾、我、卬、阳、俺（伢、偶）。这是一组人称代词。“台”、“余”、“予”、“吾”、“我”古书习见，其音转在今天的方言里还有迹可寻。如余杭话“余”、“予”都说成“台”；温州话“吾”与“鱼”同音；“我”的声母，吴语大多是牙音，与“鱼”同。“卬”、“阳”总体上是“台”、“余”、“予”、“吾”、“我”的对转；“俺”是现代北方话，来源应是古语“卬”、“阳”，阳声韵旁转。“伢”是地点方言，主要在绍兴和萧山通行，也是牙音。“偶”严格说来只是个准词，因其只在网络上使用，起初可能是粤语的记音字。
这样看来，自古及今的第一人称代词，除“朕”外只有一个系统。只讲其异而不讲其同，是有失偏颇的。同一个词，为何会有不同？文字对语言是有一定反作用，但根本原因恐是语法上的地域和古今差异。
(2)此、兹、是、斯、之、（阿）堵、这。这是一组指示代词，其中“此”、“兹”、“是”、“斯”、“之”等古书习见，“这”是现代词，显然是由前面这些词语转而来。“（阿）堵”，是六朝口语，有的人注释《世说新语》，将其一解作“钱”，是不够确切的，应该注释为“指钱”，因为“堵”与“此”、“兹”、“是”、“斯”、“之”都是舌音，是同一近指代词的转语。只是“阿”有点问题，有可能是词头，但是古往今来同样的词头罕见，也许口语存于文献者寡。
(3)只、思、忌、些、兮。这是一组语气词转语，“兮”是常形，“思”、“忌”见于《诗经》：“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郑风·大叔于田）毛传并云：“词也。”
上述例子都是虚词。汉语的虚词，就词形即文字表义的原理而言，因“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大多数词无定形，只要能记音，写哪一个都可以，所以转语特别多，可以说俯拾皆是。当然，上古以后，用字经过选择，逐渐固定下来。
(4)天、颠、题、顶、首、头。这一组是实词转语。与虚词不同，实词大多一开始就有固定文字形式，所以转语相对较少，但绝对数还是很可观。
（二）复音转语
复音转语主要是联绵词。例如：畔援、伴奂、判涣、伴换、叛换。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记载：
双声叠韵字，全为同一意义之形容词。若将二字分释，而后合为一义，便与原义相乖。如《诗·大雅·皇矣》：“无然畔援”，传：“无是畔道，无是援取。”以二字分释。又《卷阿》：“伴奂尔游矣”，传：“广大有文章也。”以广大释伴，以有文章释奂，亦以二字分释。殊不若郑笺以跋扈释畔援、以自纵弛释伴奂之为得也。此类词语，尝无定字。如畔援、伴奂亦可作判涣。《周颂·访落》。《玉篇》引《皇矣》又作伴换。《论语》多作半喭。《先进篇》“由也喭。”朱注半喭，粗俗也，亦作反喭。《汉书》作叛换。《汉书·叙传》：“项氏叛换。”[1](P226)
他如：无虑、亡虑、莫络、孟浪、卤莽、鲁莽／剌跋、狼狈、落魄／犹豫、犹与、夷犹、容与／踌躇、踯蹰、首鼠／离娄、玲珑、伶俐／周饶、焦侥、鹪鹩，等等。符定一著有《联绵字典》，犹未能尽。
三、同源系统
按照产生来源，所有的词可以分为两大类：原生词和派生词。原生词所体现的只是词与事物的关系，而派生词则既体现词与事物的关系，又体现词与词的关系。原生词是派生词的基础，没有原生词，就没有派生词；但是并非所有派生词都从原生词派生，派生词还可以再派生出新词，可谓“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所以形成了词族。在绝对数量上，派生词可能多于原生词，所以派生是词汇发展的重要规律。所谓“同源系统”，就是派生的产物。
宽泛地说，许多转语也属于同源系统，但是学术史已赋予“同源”约定俗成的含义，所以我们当作另一系统。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同源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源流不够清楚的同源字系统，一类是源流足够清楚的词族。
(1)同源字系统：舍、赦、释。
《同源字典·鱼部·审母》释义：
说文：“捨，释也。”字本作“舍”。左传哀公十二年：“乃舍卫侯。”释文：“舍，释也。”周礼秋官司圜：“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注：“舍，释之也。”诗大雅苇：“舍矢既均。”笺：“舍之言释也。”
说文：“赦，置也。”尔雅释诂：“赦，舍也。”一切经音义五引三苍：“赦，舍也。”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注“赦，舍也。”汉书刑法志：“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师古曰“赦，舍也，谓释置也。”按，上古“赦”属入声，与“释”只是长入短入的分别。
说文：“释，解也。”左传哀公八年：“乃请释子服何于吴。”注：“释，舍也。”国语晋语一：“君其释申生也。”注：“释，舍也。”晋语二：“释其闭修。”注：“释，舍也。”[4](P164)
上例搜罗的材料只能说明“舍”、“赦”、“释”三者同源，未能说明何者为源，所以这是一组同源字，还不能认定为词族。
(2)词族：居、家→归、嫁→稼
《同源字典·鱼部·见母》释义：
家是给人居住的，所以“家”“居”同源。古人以为妇女出嫁才算有家，故“嫁”“家”同源。
说文：“家，居也。”易家人卦释文：“人所居称家。”
说文：“嫁，女适人也。”诗郑风丰序笺：
“谓嫁娶之礼。”疏：“嫁，谓女适夫家。”白虎通嫁娶：“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4](P127-128)
其实“嫁”“家”同源不同于“家”“居”同源。“嫁”是“家”的派生词，“家”是源词，“家”、“嫁”是两代关系，是词族。
“嫁”又与“归”同源。《方言》卷一钱绎笺疏：“‘归’、‘嫁’一声之转。今太仓人言‘归’，音犹如‘嫁’也。”有关的训诂材料甚巨，此无烦多引。
“嫁”又孳乳出“稼”。《周礼·地官·序官》“司稼”注：“种谷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说文·禾部》段注：“稼之言嫁也。”
家→嫁→稼，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词族。
四、替换系统
词汇永远处于不停的衍变递嬗之中。有一种情形是，同一个语义亦即同一事物，古今用不同的语音和文字形式来表示。这就形成了对应的词汇古今替换现象。古代学者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如郑玄说，“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段玉裁说，“古人言舟，今人言船”。现代学者张永言、汪维辉提出“常用词语演变的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并放在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4]，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响应，而计算机作为工具也适时地普及到语言研究里来。这10年，汉语基本词的历史替换已经成为训诂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例如：口／嘴，隅／角，惧／怕，目／眼，足／脚，视／看，居／住，肤／皮，肌／肉。
词汇替换由于多一一对应，因此系列的成员虽不多，但仍旧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
五、同义系统
历史上第一部训诂学著作《尔雅》就是同义系统的纂集，可以说训诂学就是从探求同义系统起家的。后之学者或求其同，或析其异，同义系统的研究历来是主题之一。雅系书的同义系统，有许多只是某种联系，我们把它们叫做“通义词系统”。
（一）通义词系统：哉、基、祖、胎、落、始
《尔雅》第一条：“初、哉、首、基、肇、祖、元、胎、落、椒、权舆，始也。”从文献用例看，“哉”、“基”、“祖”、“胎”、“落”与“始”不能替换，不是同义词，只是通义词。它们与“始”只有某种联系：(1)“哉”，是“才”的假借。(2)“基”，《说文·土部》：“墙始筑也。”只是附加义素与“始”同。(3)“祖”，《说文·示部》：“始庙也。”“始”也只是一个附加义素。(4)“胎”，《说文·肉部》：“妇孕三月也。”“胎”与“始”都从“台”得声；“始”，《说文·女部》：“女之初也。”“妇”之与“女”、“三月”之与“初”，义有通、同，二者同源。(5)“落”，《说文·艸部》：“草曰零，木曰落。”郝懿行云：“此训始者，始终代嬗，荣落互根。”后世谓之“反训”。姑不论“反训”是否如其实，不能视“治”、“乱”为同义词应无疑问，而“落”与“始”亦非同义词。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种联系，有联系总比没有好，所以我们列了所谓的“通义词”名目。
（二）同义词系统
(1)历时同义词：方、邦、国。黄金贵云：
《说文·口部》：“国，邦也。”《邑部》：“邦，国也。”……《广雅·释诂四》：“邦，国也。”《释言》：“国，邦也。”“邦、国”均同义互训。《老子》第三十六章：“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喻老》作：“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邦、国”同义互用。《列子·杨朱》：“虽殊方偏国，非齐土之产育者，无不必致之。”“方”、“国”同义对举。《诗·大雅·烝民》：“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大雅·大明》：“厥德不回，以受方国。”“邦国”、“方国”皆同义连用，指国家。[5](P3-7)
文献语言里，历时同义词恐怕占了同义词的多数。宽泛一点说，历时同义词也可包括古今替换系统。不过替换系统在研究上侧重于替换的时间过程，在古今对应性上把握更密匝，旨趣与一般的同义词研究有很大区别，所以单列。
(2)共时同义词：緤、端、纪、末、绪。要就文献语言而确定同义词的共时性，比确定其历时性更困难，比较起来，方言同义词更可靠一些。《方言》卷十：
緤、末、纪，绪也。南楚皆曰緤。或曰端，或曰纪，或曰末，皆楚转语也。
《方言》写作27年，就个人生命而言，很长；但是就语言演变而言，瞬间而已。所以基本可以认定这组同义词是在同一时间平面的。当然，这些词也完全可能有历时的关系，但是就文献语言的局部事实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其是共时的。
按，扬雄明说这组词“皆楚转语”，但其在语音上并没有多大联系。由此看来，“转语”的发明人扬雄并不认为“转”就一定是有什么语音关系。
六、引申系统
引申，也就是推演、演绎，《易经·系辞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说文·叙》首先将此与语言文字的分析联系起来：“引而申之，以究万原。”词义引申是词义演变的基本规律，是训诂学历来的研究主题之一，有的语义学家将此看作词义演变研究的“训诂学模式”[6](P227)。郭璞、颜之推、徐锴等，或发其理，或明其实；清儒更是成就卓著。例如，《说文·玉部》：“理，治玉也。”段玉裁注云：
《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鳃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戴先生《孟子字义疏证》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段氏等的研究显示了一词众义的系统性。
引申系统是一个词内部各项意义构成的系统，属于微观系统，所以现代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引申的方法、方式、途径这些方面。因此引申系统也可以从方法、方式、途径这些方面加以分类。由于词义引申的系统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子俯拾皆是，此不辞费。
七、义场系统
语义场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和相对均衡性在词汇上的反映，所以传统训诂学虽然没有“语义场”的概念，而实际上处理了许多义场。在这方面，现代辞书反不如古代雅系辞书，特别是《尔雅》，其后16篇，可以说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庞大义场，而《尔雅》早于现代语义学约2000年。
从层次性考察，义场可以分为两类：单层的平面义场和多层的立体义场。
（一）平面义场
(1)底层义场。底层义场也就是一些语义学著作所说的“最小子场”，它的成员没有更小的下层义场。例如，刻，镂，切，磋，琢，磨。《释器》：
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郭注：“六者皆治器之名。”邢疏：“谓治器加工而成之名也。故《论语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宝器’是也。”“治器”就是这个义场的共同义素，也就是上层义场的成员。今按，其实六者都是动词，皆为治器之事而非“名”。
(2)中层义场。中层义场的上下都有义场。例如《尔雅》的篇名“天、地、丘、山、水”，就构成了一个义场，而上属“自然”，下隶无数。
（二）立体义场
→人文→亲、宫、器、乐
事物→自然→天、地、丘、山、水
→生物→草、木、虫、鱼、鸟、兽
这是《尔雅》后16篇篇名，根据许嘉璐的研究[7]，我们可将此看成—个三层立体的宏观义场。
当然，义场是人们分析、归纳的结果，《尔雅》也是分析、归纳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下，词汇看起来真是“一盘散沙”，而经过分析、归纳，它们实际上存在很强的系统性。“烘／炙／燔／炮、爒／炒／蒸、熷／煎、熬／煮／煨”等12个词，王宁经过分析、归纳，它们就呈现为一个立体的义场。“经过语义对立——也就是词的分立的测查，既可了解人类的观念，又可清理出词汇及其意义的层次，显示出不同时代的词义系统。”[8](P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