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华北事变对红军长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事变论文,试论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一般认为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因是“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已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以另择革命根据地，极少把红军长征与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联系起来。本文作者认为华北事变是促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大转折的催化剂，是促使红军北上抗日的催化剂。
关键词 红军长征 华北事变 遵义会议 催化剂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成为当时中国时局的一面镜子。它清晰地映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主权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的艰苦卓绝斗争，预示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轨迹。
（一）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打着“反共”的幌子，把侵略中国的矛头由东北伸向华北，有计划有步骤地侵吞华北。1935年1月4日，日关东军首脑在大连举行会议，决定采取旁敲侧击、逐步推进的办法，以达到其占领华北的目的。18日，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制造借口，声称将“讨伐”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大批日伪军云集热河、察哈尔边境，并进攻察东。华北事变由此开始。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一面鼓吹中日“合作”，“经济提携”，一面鼓吹“反共”，攻击长征红军。他说“中国政局潜伏几多之祸根”；“关于共产军在福建方面之主力，因政府军之讨伐，幸由该处扫清，此等共产军仍尚维持其区域，与贵州方面寄存之友军相呼应，向西方内地移动，使帝国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跳梁，实不得不继续予以关切”。[①]日本政府之所以要“关心”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反共”勾当，正如广田外相后来解释的：“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而赤化运动正是乘东亚不安定的这个机会，在中国（其边境地区不用说了）内部的社会组织，也很受到威胁，中国赤化分子的跋扈出乎想象之外。本来，赤化运动的危险不限于东亚，但是现在东亚范围内特别显得活跃。所以，我们为了东亚的安定，不，为了世界的安定，应该防止东亚的赤化运动，使中国免于遭到此种危险。”[②]
对于日本外相的演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首脑却点头称是。1月29日，日公使馆武官铃木等与蒋介石举行会谈，讨论“日本助华讨共问题”、“中日经济合作问题”。蒋、汪等国民党政府首脑对广田外相的演说及其对华政策，表示欢迎。2月1日，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中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中国人民因迭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弭止。”[③]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宁可赠于友邦，不可亡于家奴”的投降卖国政策下，终于导致了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迫使蒋介石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接着，又于同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11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12月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使中国“华北之大，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国有倾覆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之危！
（二）
华北事变是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灭亡中国的更大的步骤。它向中国人民提出了这样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国要不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由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又该怎么样进行反对民族敌人的斗争？摆在面前的事实非常明显，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本质于一身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是担当不了此任的。
反对民族敌人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民族敌人又谈何容易！蒋介石反动集团不仅不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抗日的最前线，而且千方百计联合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誓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请看，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蒋介石反动集团采取的一系列举动不是开赴抗日前线，遏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而是在东北、在华北、在江南大举“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如由寻淮洲、粟裕、方志敏等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都先后遭到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的追剿，方志敏同志就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民族敌人的斗争同时也受到内部错误路线的干扰，如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挥下，帮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大忙，使蒋介石取得了第五次“围剿”革命势力的“胜利”，使中国工农红军在既不能北上抗日，又不能原地生存的情况下，被迫作战略转移，走迂回北上抗日的道路，忍痛离开已有数年革命基础的江西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在离开江西根据地后的不到两个月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左”倾路线继续作恶，危害革命，由在江西的“左”倾冒险主义演变为红军转移途中的“逃跑主义”，从江西到湖南途中、处处受挫，使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势力又帮了蒋介石的大忙，使这个独夫民贼又取得了“追剿”、“堵截”工农红军的“胜利”。黎平会议，由于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不向湘西而向黔北转移，才渐渐开始扭转红军被动挨打局面。在遵义会议后，纠正了王明、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的胜利，又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他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不主张北上抗日，顽固坚持西进，给中央红军又造成一系列新的困难。如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使红军在懋功、毛尔盖地区多呆了一个半月，破坏了原来的进军计划，经松潘北上的道路已被敌人控制，红军不得不分兵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在经过荒芜人烟的草地的七天六夜中，红军又造成了巨大损失。这在事实上又是党内的错误路线在帮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忙。
但从另一个角度论之，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正是蒋介石集团的媚日投降和对工农红军的步步紧追，造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必须北上抗日的沉重压力。由于这个压力，使中国工农红军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分化与组合，正确与错误、逃跑还是进击、向北还是向西，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前途清楚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这个大是大非上，无疑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认识得最清楚，头脑最清醒，广大工农红军将士也逐步分清了是非。严酷的事实摆在广大红军干部战士面前，我们工农红军面临着三个敌人，外部有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内部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工农红军的头号敌人也即全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是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要开赴抗日前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扫清开赴抗日前线的道路，突破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而要顺利地突破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就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策略，即要有正确的工农红军领导者。事实十分清楚，王明路线成了外部敌人的帮手，它只会把中国革命带向死胡同。中国要革命，必须抛弃王明“左”倾路线，中国工农红军要实现北上抗日的目标，必须清除内部“敌人”王明“左”倾路线。由于广大工农红军干部战士的觉醒，自湘江战役惨败后接受毛泽东不向湘西而向黔北的主张，红军的被动局面开始扭转，而遵义会议则从组织上解除了“左”倾领导的职务，确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中国革命开始走向正确的航道，从而能在北进途中不仅迅速有效地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而且战胜了红军内部的又一个“敌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使之顺利完成长征，北上抗日的航船胜利到达陕北。这个历史大转折，这一连串的历史性事件，正是在华北事变这个民族危机大压力大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华北事变是促成中国革命历史大转折的催化剂。
（三）
如果说遵义会议前后一段时间，华北事变还处于它的蕴酿、发展的初始阶段，那么，当红军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之后，华北事变已进入高潮。从此，红军长征的行动就无不以围绕华北事变这个中心运行，而华北事变则成为红军选择北上抗日进军路线的主要的战略动因。
华北事变加剧了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把中国变为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意味着中国人民将被沦为“共荣圈”中的奴隶。谁愿意做亡国奴！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不愿意把祖国万里河山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样，民族矛盾就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就趋于缓和，阶级阵线就重新分化、组合：侵略与反侵略、抗日与投降、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个阵营、两条阵线泾渭分明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代表了抗日、爱国、革命阵线，是这条阵线的中坚。国内这种由华北事变造成的阶级形势对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是极为有利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充分地抓住了华北事变造成的这种形势。认为只有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完成长征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特别是长征途中的各阶层人民支持红军长征，才能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蒋介石营垒中的敌人，使他们改弦易辙，投奔到抗日的革命营垒中来，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到达陕北抗日最前线。
为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中国工农红军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红军走到哪里，革命的种子就播到哪里，抗日的声音就宣传到哪里，在那里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召开各种会议，使红军所经之地变为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例如，1935年1月12日，红军进入遵义市后第5天，毛泽东、朱德就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演，讲红军长征道理，讲抗日救国道理。当红军面临着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面临要改变行军路线过荒芜人烟的川西北草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反复向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讲，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正如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讲的，由于把北上抗日的道理同广大战士讲清楚了，从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红军指战员前进的道路。
当中央红军主力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下，纵横弛骋，调敌于反掌，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兵力的包围圈，渡过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进入川西北地区。红军的危急处境稍有缓解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即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抗日问题上。6月1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持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沙窝召开会议，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和灾害——造成了中国政治上严重形势。白区群众的斗争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要到来的形势。”[④]会议指出，敌人向红军的进攻已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会议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⑤]。会议还指出，要加强党的白区工作，要加强华北等城市的组织与领导力量。
在会上，张国焘提出红军向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的主张，遭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红军如果向西发展，将被蒋介石隔断封锁于黄河的西部地区，隔断党和红军与抗日运动的联系，使党和红军无法领导和推进华北等地的抗日民主运动，无法形成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使党和红军陷于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孤立的地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等坚持实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正确方针。但因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并以武力威逼中央，毛泽东不得不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积极制定通过外交手段索取华北，征服中国的计划。8月5日，广田外相制定了对华三原则：1.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2.中方承认“满州国”，实行华北地区与“满州国”的经济、文化合作；3.中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便积极在华北推行“广田三原则”。随即日方导演的“华北自治”丑剧日甚一日。蒋介石的态度则是“在东亚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不一定不可能”[⑥]。华北地区风云骤紧，危在旦夕。
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长征红军已抵达陕甘地区。蒋介石虽仍调军阻截红军北上，但因华北形势吃紧，军力不济，鞭长莫及，其围攻中央红军的兵力已较前大为减弱，西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政府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愿同红军作战，因而中央红军向西北地区进军较前顺利。这是当时来到党和红军面前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机遇，也是党和红军经过顽强斗争所取得的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毛泽东说：“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⑦]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继续指挥红军击破国民党军对北上抗日红军的阻拦，一面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研究西北，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方面。9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南哈达铺。20日，毛泽东在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做报告说：现在，民族危机正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国民党军队发出停战抗日的呼吁，深切反映了长征红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9月27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到陕北去，以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和抗日运动的大本营。10月1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走向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建立陕北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和有利条件。他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极端加剧了中国的反帝运动。反帝运动在白军士兵中非常高涨。我们现在有陕北红军与群众的帮助。总之，现在形势环境均已改变，我们应该按新形势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还就红军当前的作战方针、中心工作和后方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会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日本侵占华北的严重形势，主张把当前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⑧]这表明中共中央开始担当起了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
以上事实表明，华北事变成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催化剂，成了加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催化剂。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不仅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转危为安，而且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重要的意义：1.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存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国革命的若干力量，这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2.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站到了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这有利于红军进入华北地区同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也有利于党和红军发动华北西北地区的广大群众起来抗日，加强领导，组织这些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3.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破了蒋介石政府在长征途中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枢和红军主力的企图，显示了党和红军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而逐渐迫使蒋介石国民党转变其反共内战政策，为再次进行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抗战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日外相广田在议会的外交政策演说（节录）》（1935年1月22日），《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7页。
②《广田外相大臣在第六十八次议会上的演说》（1936年1月21日），《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26页。
③《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谈话》（1935年2月1日），《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83页。
(45)《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印。
⑥《从九一八到七七》，中南新华书店印行，第24页。
⑦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自注，《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0页。
⑧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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