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年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有关经济发展研究的浪潮就是从反思经济发展战略开始的。从1981年2月开始，北京部分理论工作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战略座谈会，直到1989年3月共举办了49次，这对中国经济战略制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学术界的战略讨论影响到了国家的政策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1981-2000年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三大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国各地加快建设步伐。而在理论界也出现了“战略热”，但战略热没有引入更多新的经济学方法论，而是从现实出发，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给出更为完善的反思和探索。
很多学者继续探索实现战略的前提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也促进了理论工作者对现代发展战略的更多研究，并积极进入到了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环境经济等研究中。这些理论研究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逐步被新经济理论框架所包含，这些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模型”、“比较优势”、“干中学”等理论，突破了传统两大部类模型，最为有名论著是早年张培刚先生的论著再版，国际文献引入及与现实相结合最重要的文献《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直接归纳了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并以新的经济研究范式为中国现实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服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实证研究和国际经济增长理论被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被逐步引入，人们开始从结构分析的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路径分析的轨道，尽管这一研究范式难度大和现实关联性差，但其有突出的逻辑优势，逐步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新的增长研究范式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持续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了较大的三次飞跃，农村—工业（城市工业和乡镇工业）—城市的一个发展主动力推动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是结构调整为主，农业部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农业和乡镇工业发展为主；90年则开始转向外资带动下的制造业大发展，出口带动对国民总产值增长贡献超过10%，工业产值高达55%，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一直进入新世纪；到2003年后城市化成为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带动下，经济增长呈现加速态势。但经济增长的外部问题越来越突出，可持续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成为最重要最突出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研究始终与经济增长提出的现实问题密不可分，以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为导向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一、高速增长的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一个下凹型的增长路径，用数学描述的特性就是指数增长。经济增长的指数增长是典型的高速增长路径，这一指数经济增长路径有几大特征：(1)指数型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增长的特征，这表现在没有负增长，一直保持正增长的同时，有连续或分阶段加速的特征。(2)指数化增长在经济上的特性表现为大规模要素积累直接推动高速经济增长。(3)指数经济增长的路径具有明显的不收敛特性，任何指数增长都不可持续，它必然会受到很多经济以外的变量约束。(4)指数经济增长路径是非典型的经济学增长路径，仅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例。(5)指数型经济增长是在突破和赶超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特殊经济增长阶段，这在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都有着典型化的刻画。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呈现指数化特征，后发国家在突破贫困陷阱和赶超时多是呈现指数增长。指数化的增长到了一定的阶段会表现为逐步转向平稳，如日本赶超时期高速增长，但到达一定水平后出现了10年以上的长期调整，经济增长转向平稳。当前大多OECD国家经济增长就呈现出规模递减的经济增长特征了。(6)指数化增长特征尽管在理论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增长特征，但阶段性的长短是不确定的，成功的经济发展领导者和赶超国都会尽量延长或通过特殊的制度变革、大规模的技术创新等活动创造出国家增长的指数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现阶段增长的路径是一个典型的指数增长路径，这一指数化的增长路径是巨大的制度变革创造的，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于2001年人均超过1000美金，经济发展突破贫困陷阱的束缚，进入到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研究这样一个后发大国的30年高速增长路径具有的特性、阶段性特征、运行的动力与模式是有意义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路径进一步描述，刻画分阶段的特征，以求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
二、制度变革、增长阶段和增长主线
回顾30年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将一个计划经济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为自身开辟发展道路的改革，这一制度变革将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的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总量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
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改革从农村开始，不久，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允许农民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两年家庭承包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普及了，农业经济一片新气象。在此基础上，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了，体制外的探索改革道路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改革开始不久，大多数学者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地位，并且当时受到了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制度的影响，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理论化的微观改革方式，四川开始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放权让利的改革，首钢成为承包的典型，企业积极性空前，但很快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就表现出来了，出现了宏观经济如何平衡协调的问题。
体制增量的改革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推开。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步伐”，“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特别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
1992年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政将原来的行政包干改革为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包括省和县级政府）职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在金融—银行体系方面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实现现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并组建政策性银行承担原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任务，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银行法》。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进一步提出了“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此人大通过了《公司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并纳入到了法律管理的框架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依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提出了三项内容：(1)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逐步从非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2)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3)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开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后推进“双轨制”的经济运行体系的调整，再到财税联动的宏观管理框架改革，最后用更大的精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则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保护环境等。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这一过程的理论归纳在国内和国际理论界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如国内和国际上关于“大爆炸”与“渐进式改革”的比较研究等。本文则更倾向于实践和理论的互动探索，而非概念化的分析。
可将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1)第一阶段：从农村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主要改革举措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2)第二阶段：以城市为重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年10月——1992年十四大），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进企业活力，改革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3)第三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十四大——2002年十六大），1994年宏观五项整体配套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1997-1999年进行基本制度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全面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WTO；(4)第四阶段（2002年十六大到现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方面积极推进改革和建设，如取消农业税、大力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开展节能减排等，很多重大工作仍在推进中。
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较好地协调了增长与稳定的关系。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物价总水平，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格局。图1是中国从1978年到2007年四个阶段的各年GDP和CPI年平均增长率时间序列轨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增长率平均为9.5%，平均波动幅度为0.07%。经济增长的两次高峰是在1984年和1992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5.2%和14.2%；三次低谷发生在1981年、1989年和1990年，GDP增长率仅为5.2%，4.1%和3.8%，没有出现负增长。在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经济增长呈现出逐阶段加速的特性，分别为9.6%、9.6%、9.9%、10.3%，经济一直在高增长的轨道上运行，典型的指数化增长。尽管高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水平的上涨，如：在改革起步阶段，1980年达7.5%；在改革全面推进阶段，1985年达9.3%、1988年达18.8%、1989年达18.0%；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1993年达14.7%、1994年达24.1%、1995年达17.1%，但由于中国政府措施得力，物价上涨势头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使得通胀率总体保持较低水平。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多年良好的高速平稳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波动“微波化”，增长的质量和福利效应明显提高。
每一个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阶段也有极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集中在农村经济改革，1978-1984年农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力，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第二阶段表现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焕发出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大发展和城市所有制结构改革带来了轻工业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用品丰富起来，开始了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阶段；第三阶段是国际化阶段，从1992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试点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承接国际分工转移中中国获取了工业化的大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国际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在2001年突破贫困陷阱，中国产能极大地提高，商品丰富，奠定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基础，开放也促进了市场化的进程，宏观管理体制实现了综合配套改革，在外贸方面中国一改过去的逆差转为连年顺差，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第四阶段，中国开始了城市化、工业化带动的新局面，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7年城市化率为45%，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这6年的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往的速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引擎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线可以更清晰地总结为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即体现出来的是农业—工业化—城市化，围绕的是农业人口的生产率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城市化率提高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这一发展的主线表现在第一阶段是农村经济带动(1978-1991)；第二阶段是国际化阶段带动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大转移阶段(1992-2001)；第三阶段是城市化的提高，即城市人口比率提高，预计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可以和农村人口持平，中国经济社会从典型的农业国（1978年农村人口占82.1%）真正进入到现代社会的国家了。
图1 1978-2007年中国GDP和CPI发展轨迹
三、中国经济配置要素的模式转换
对落后国家来讲选择“工业化道路”可能是宿命的选择。中国从被列强打开国门的那一天，大量的志士就开始提出工业立国思想。工业化显然是时代的抱负，也是中国增长的认知传统。对于任何后发国家而言，工业化（最高形式是重化工）都是追求的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集中资源进行重工业化的实践，这种增长模式的偏差必然会导致消极后果，这方面的研究反思很多，可以观察的典型化事实是重工业自我推动导致巨大的周期波动性，居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增长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出现过快速发展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陷入严重停滞，经济接近崩溃边缘。传统的计划经济配置资源模式桎梏了经济增长，改革启动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在改革的探索阶段也是从微观的实践起步的。首先改革是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不论企业还是农民，希望通过“物质刺激”、“承包制”等激励性工具进行改革，同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方针，把改革与调整相协调，经过了改革的起步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功将改革引向了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整体要素配置体系改革观念也逐步引入。从1988年“巴山轮”开始，中国的学者又将东欧的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反思理论引入，如科尔内的“短缺经济”概念，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所谓IIB模式，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协调，改革战略和资源配置模式因市场经济的概念引入而得到了大步向前。
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充分而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迄今为止的经济实践和经济资料都表明，市场依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手段。在范围广泛的竞争性部门，市场机制自动引导着资源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就是那些自然垄断部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部门，一旦在适用范围内引入市场机制，其效率也能明显提高。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根源正在于此。
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智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当时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共十二大（1982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认定市场对计划的“补充”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将计划和市场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推动了农副产品市场和价格的逐步放开，并为随后展开的整个改革铺平了道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在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目标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它促使城市改革全面推开。中共十三大（1987年）进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从而进一步在认识上提升了市场机制的地位。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深刻地澄清了许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并最终解决了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专有属性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四大（1992年）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经济改革导入了全面制度创新的阶段。中共十五大（1997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等重要问题上大胆创新，作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重要判断，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重新塑造市场主体和微观基础提供了新的动力。进入新世纪后，中共十六大（2002年）提出21世纪头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基本任务，旨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2005年）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年）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有这些都为加快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但这一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很强的政府干预进步赶超的性质，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转变是当前仍需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即一方面延长赶超期，另一方面如何按科学发展观进行平稳转型，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
四、持续的经济结构现代化
按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的体制改革很快激励了中国均衡结构的发展，矫正了传统计划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的严重结构畸形，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历经30年工业化进程，中国人均GDP 2008年预计达到3000美金，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再有10年时间将完成工业化进程（陈佳贵等，2007）。
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就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居民消费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引致第一产业持续下降，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开始发展，非农就业成为了社会最主要的就业方式，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就业方式，经济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量占比从28.2%和70.5%分别下降到了2007年的11.3%和40.8%。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水平长期保持在48%，第三产业总体趋势增长，但近几年比重略降，1984年以前，其比重在22%左右波动，1985-1993年快速增长，比重升至33%左右，经过4年左右的平稳，1997-2002年再次快速上升，2002年比重达最高41.5%，近几年有所下降，保持在40%，2007年的比重为40.1%。从经济增长贡献看，2007年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有3.6%，工业贡献为54.1%，服务业贡献为42.3%。中国工业化不仅表现在对经济的贡献，而且更表现了它强大的生产规模，钢铁、煤炭、水泥、化肥、化纤、棉布、耐用消费品等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而发电量居全球第二、原油居全球第六等，近年电子等高技术行业发展迅速，很多单项的产能也是全球之冠。
在中国工业发展的同时，农村就业也下降迅速，非农就业发展很快，2007年达到了60%，进入了以非农就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但从产值占比和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看，就业比重仍是非常不对称的，到2007年就业人口比重最大的行业仍是农业高达40%，未来人口资源分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具体看农业就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呈现稳定状态，从上个世纪80年中期到新世纪始终保持在22%上下的水平，2006年开始突破了25%，以中国工业化水平看，工业就业比重稳定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因此非农就业的主要任务靠第三产业，上世纪9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07年其占比为32.4%，总体看非农就业水平偏低。
从国际比较看，2007年中国人均GDP按年底汇率计算约为2600美金，基本处在中等收入组的下限，经济结构和就业基本符合一般发展的均衡标准。按PPP计算超过了4000美金则达到了中等收入组的上限，但与中高收入国家相比，则结构有明显的偏差。从产业结构看，农业产值和就业水平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而工业化水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就业水平甚至超过中高收入国家，但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水平则远远低于高中收入国家。中国正面临着从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继续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积极发展服务业，用服务业发展来承载非农化过程，提高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到“二、三、一”的产业发展阶段，其产出带动则是以农业下降与工业化稳定和第三产业上升为主线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符合国际各国发展的经验，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工业部门一直是处于超强发展的位置，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始终保持高位，它始终主导着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大的贡献者。随着第三产业的贡献持续上升，到新世纪其带动贡献逐步接近工业部门，这说明城市化快速发展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了极大地促进作用，也使中国经济结构更趋于平衡。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体现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现代化部门，工业在城市及城市周围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城市开发区、周围的工业园迅速建立，城市化速度大幅提高，农民身份不断转换为城市人口。随着工业化增长稳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则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推动非农就业的比重上升所带动，未来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非农就业。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它更表现为人口资源配置和人的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比例在全球都是一枝独秀，但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2006年为41%，仍然达不到自己同等的低中等收入组的水平47%，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组基本上持平，这也反映出东亚模式都较偏重工业化，而城市化发展较弱的情况。从城市百万人口集聚程度看基本中国发展是达标了，但在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则非常之低，中国只有3%，远远低于任何可比较组，这是中国较严格的户籍，特别是大城市户籍管理的产物，这与城市规模性的发展和集聚的规律有所背离。在卫生条件方面城乡居民都低于可比的同组水平，说明了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仍然偏低。可喜的是中国城市化增长速度居全球之冠。
五、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
一国的发展都与其经济增长的阶段高度相关，中国仍处在下凹型的增长曲线上，学习效应很强，但结构必须转换、技术演进模式需要调整，这是因为下凹形的指数增长路径是不收敛、不可持续的，必须努力利用好这一赶超时期做好转型，否则会因为原有赶超路径的扭曲性制度安排锁定了未来的调整，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8），即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条件下进入衰退和长期停滞，如拉美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后“失去的十年”那样。因此应该明确我们赶超路径的扭曲性质，并积极调整它。
中国经济赶超路径的一个最大的扭曲性质来自强的政府干预，很多要素价格是扭曲的，经过30年改革，一般商品的价格市场已经完成，但要素价格的市场过程远未完成，国家垄断型公司的治理也没有完成，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平稳过渡到新的增长路径上都是依赖于政府行为的变革，减少政府干预，矫正价格的扭曲，用更积极的财税政策激励技术创新。
经济模式的转变既有自身的抉择，也有外部的冲击，随着改革和开放进程加快，政府干预下的要素扭曲等都要受到增长变动中的自然矫正或可能被外部冲击强行校正，可能没有什么能阻挡住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但道路的抉择让我们可以选择出更稳定、经济结构更为均衡、更低成本的通往繁荣的增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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