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调研 Shi Zheng Diao Yan
新生代母亲的抚育困境与育儿焦虑
——基于新媒体“中年老母”群体的社会心理解析
□ 魏 杰 桑志芹
摘 要： 在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下，80、90后女性正逐渐成为育龄女性的主体。然而近来“中年老母”突然替代了“辣妈”成为新媒体的高频词，旨在揭示育儿艰难与当妈不易，是新生代母亲的主体性自我建构。本文对这一文化症候进行解读：“中年老母”群体的出现和扩大植根于密集母职、“教育拼妈”、亲职失衡的社会土壤之中，并呈现出美丽优雅消逝、时间紧迫感强烈、情绪和心理失调、艰难与坚持并存的特征；“中年老母”存在着对母亲角色的社会认同，通过网络新媒体表达女性话语主张，并以网络“丧文化”的形式展现其心理冲突；辨证分析了“中年老母”现象的双重影响并提出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相应的缓解困境之策略。
关键词： 80、90后女性；母职；社会认同；话语权；“丧文化”
在当下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下，年富力强的80、90后女性正成为社会人口再生产的主力军。然而，2017年一则联合国将1992年出生的人划分为中年人的消息迅速引发90后遭遇中年危机的热议，80后则感受到强烈的未老先衰的危机感。面对尚不完善的社会机制和没有完全成型的现代城市文化时，处在社会发展转型期最需要发展空间的青年群体感受到来自时间的空前挤压，其在媒介的时间焦虑上表现为衰老恐惧、财富欲望和知识焦虑［1］。近两年来“中年老母”逐渐替代了“辣妈”而成为网络、微信朋友圈、育儿公众号、音频APP等新媒体的高频词。百度检索“中年老母”跳出161万个搜索结果。2018年底的一篇题为《中年老母的2018扎心总结，看完笑着活下去》的网络文章的阅读量高达1491万，作者开头就直接明了地以“对象是孩子，经济实力是穷，爱好是买买买，性格是丧，体重是胖，专业是带娃，兴趣是睡，智商是傻，长相是矬”来总结［2］。2019年1月，半月谈网的《中年老母：一个“新物种”的诞生》一文更是引起了妈妈们强烈的共鸣和代入感［3］，网友留言上千条，纷纷以“中年老母”自居。央视网当月对此文进行转载和评论，坦承广大中青年女性的焦虑和困境，并呼吁女性自身正确认识和平衡生活，社会给予其接纳和关爱。一个“老”字五味杂陈，虽有关切、欣慰、奉献、苦中作乐之意，但更多的网文则意在揭示育儿的艰辛挣扎与焦虑无奈。
引发“中年”热议的联合国年龄划分，其依据是将青年群体划定于15～24岁。但人类的生命周期划分尚无统一标准，对于青年的上限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28、35、40不等［4］。可见“中年老母”这一网络新名词对80、90后妈妈的生理年龄有故意歪曲的意味，但却成了新一代妈妈颇为认同的群体代号。何以“中年老母”概念如此盛行呢？它反映了育龄女性怎样的现实处境和心理诉求？应该如何看待和回应“中年老母”现象？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网络记实法进行探析（网络记实法是网络时代开发的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方法［5］，利用有关搜索引擎对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进行搜索和分析，较适合于对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探讨）。本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采用社会认同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女性主义视角、网络亚文化之“丧文化”视角。
一、“中年老母”的现实基础与媒体呈现
从改革开放至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和国家疾速的现代化进程，家庭规模不断缩减，核心家庭成为主流。根据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1—2016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降至2014年的2.97，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后于2015—2016年回升至3.1和3.11［6］，但2017年至今人口生育率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城市家庭规模难改微型化的趋势。虽然孩子数量少，但母亲的抚育压力却反而加大，现代化和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女性婚育年龄不断推迟，而育儿成本增加、工作负荷沉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使妈妈们深刻体验着“为人母之艰”，并感叹着“当妈为何越来越难”［7］。
“智能”可泛化为一种信息处理系统。人类接受外在刺激并做出反馈，以实现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复杂功能，因而被认为是具有智能的。人工智能则意味着这样一种信息处理系统是由人工设计和制造的。而本文谈及人工智能的含义比字面意思要更加狭窄，即特指以AlphaGo为代表的基于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算法的人工智能。
陶艳兰通过对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1980年以来的相关文本的话语分析，发现理想化的母亲形象的塑造是贯穿于中国现代性方案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专家话语、商品话语及性别话语的参与下构建出“超级妈妈”的形象［8］。它要求妈妈应该兼顾家庭和事业，能够从容应对育儿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并优雅地生活。但“超级妈妈”存在可持续性问题，女性就业与儿童照顾的两难困境已成为新的社会风险［9］。育儿的教育竞争使得“教育拼妈”现象愈演愈烈，近几年甚至在教育市场化的推动下母亲在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并呈现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10］。但母亲大量介入教育、课业管理的劳动却被视作一种琐碎、耗时、耗费心力，且无酬、难以估算其劳动价值的劳动，且“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11］。而母亲形象在大众媒体的建构以“辣妈”最为典型，10年间从光鲜时尚的女明星到平民女性的演化，最终变成全社会理想型的母职话语，“辣妈”不仅外表保持美丽性感，更是可以处理好育儿及一切家庭事务的多面手。沈奕斐认为全能的“辣妈”事实上并未提及女性的独立、自主、建构新型家庭关系等内容，反而落入母权和男权的沼泽地中，因更为严苛的要求而成为女性新的枷锁［12］。
如果说“辣妈”“超级妈妈”是国家和社会自上而下地对母亲形象的权威建构，那么弃之转而自称“中年老母”则是当前育龄女性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自下而上的自我建构。“中年老母”这一概念在新媒体的集体创作、分享、转发的过程中演变成一个专有名词，起初狭义上指定居于城市的受教育程度高、生育年龄晚、高度重视子女教育并伴有咆哮式育儿的易焦虑型母亲。但边界慢慢扩展成上至高考生的母亲，下至新生儿妈妈，不管她们的家庭、职业、个人特质有多大的差异，只要是一心只想育儿成才的妈妈皆可称为“中年老母”，而乐于使用此概念的以80、90后城市女性占绝对比重。“中年老母”的网络呈现聚焦于母职体验，并泛化到工作、自我、健康、消费、家庭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年老母”群体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美丽优雅消逝、时间紧迫感强烈、情绪和心理失调、艰难与坚持并存。
1.外表不再光鲜，生活不再优雅
“中年老母”曾经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做一个身材匀称、衣着光鲜、妆容精致的优雅妇女，但结婚生子之后发现基本不可能。她们苦笑着表示生娃当妈后就颜值下线、身材走形，发朋友圈只能靠美颜。随着年龄增长，更是容颜衰老、身材臃肿、头发稀疏。行为上常常灰头土脸、披头散发、谈吐庸俗。偶尔为了一刻的优雅，感觉身体被掏空。
2.时间紧迫，生活慌乱
氯化浸金试验中，氯化钠的作用是和被氯酸钠氧化后的金作用生成[AuCl4-] ，以达到浸出金的作用。为了确定最佳氯化钠用量，本文采用单因子变量原则，考察了不同氯化钠用量下金的浸出率。氯化钠(mol/L)：0.5、0.8、1.0、1.2；氯酸钠：16 g/L；稀硫酸：3.0 mol/L；矿浆浓度：25%；温度：80℃；时间：2 h。不同氯化钠用量试验结果如图8所示。
3.情绪失控，精神病态
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为女性话语权的提升带来了新的契机，但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只是在理论和技术上创造条件去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和性别鸿沟的弥合［26］，不代表话语权的充分落实和对社会现实的实质性影响。“中年老母”的传播因其特有的社交狂欢和娱乐化的特性，影响范围窄，影响时长难以持续。“中年老母”群体松散、自娱自乐，对主流社会和男性群体的影响尚较微弱。相比主流社会倡导和推崇的身心健康、优雅自如、理性专业的“超级妈妈”“辣妈”等母亲形象，“中年老母”这一滑稽又略显消极的概念似乎难以得到主流话语的认同，且无论网络还是现实生活都较少有男性群体的关注和回应。但跨时空传播、信息碎片化的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新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从传统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多向互动，媒体生态逐渐转变为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共生的格局，特别是众多知识女性和普通女性参与到“网络书写”的行列中来，有望利用新媒体传播的迅捷高效性、表达开放性来争取和扩大女性话语权。
4.丧而不妥，难以摧毁
古语有云“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似乎做母亲总是意味着坚韧与刚强。在《打败中年男人容易，但想摧毁“中年老母”，很难》一文中提到，在职场上年轻人被上司责骂往往选择辞职，但中年人因供房养车、上有老下有小的负担之下只好默默承受。职场中压力过大而选择逃避甚至自杀的一般都是男性，由此推断男性的脆弱性［15］。但是“中年老母”则难以摧毁，她们自称是三头六臂、十项全能的“女超人”，她们大多自己曾经在求学路上拼杀出一条血路，当妈后对孩子的教育更是高标准高要求。在工作、家庭、育儿中经常碰到“小确丧”，但始终坚持“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人生态度。
二、“中年老母”文化症候背后的媒介逻辑
1.对母亲角色的社会规训与自我认同
“中年老母”群体在新媒体不断放大和渲染育儿成本高、育儿要求高、育儿难度大的问题，可能会降低整体民众的生育意愿。“中年老母”直言不敢生二胎的文章成为网络爆款，特别是在人际影响力更大的熟人微信朋友圈的快速传播，容易导致不良的社会比较和相互强化。而片面渲染育儿焦虑而忽视育儿的积极体验，还会对网络开放空间中的未育未婚女性产生消极的暗示和示范，导致她们采取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防御性对策。如果对女性群体的“低生育”倾向不及时回应和处理，可能产生“破窗效应”，从而不利于社会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年老母”育儿的极端投入与“父亲缺席”的反差，将可能加剧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影响女性在职场等公共领域的发展，抑制女性参与社会建设的活力。“中年老母”之教育比拼，实质是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且分布分配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白热化”的争夺，中高考成为社会分层的关键枢纽，然而“拼妈”背后还是“拼爹”，获胜者多为家庭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具有优势的群体，从而加剧阶层的代际固化，阻碍阶层间的流动。
当代，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精神追求日益增加，这也促使陶瓷艺术作品需求出现春天。由于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也刺激陶瓷艺术作品中装饰形式的多样性，真可谓百花齐放。颜色釉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的变幻莫测，耐人寻味，吸引着无数陶瓷艺术家为此耕耘数载，颜色釉的作品也受到众多陶瓷藏家的青睐。当在颜色釉基础上的二次创作的陶瓷作品出现时，则迅速在陶瓷艺术界推广开来。
“中年老母”的迅速扩大和群体抱团还来源于参照群体的异质性强烈反差，和未婚未育女性群体的比较主要是“中年老母”对过往青春美丽的身体形象和自由轻松的生活之追忆，她们虽然承认衰老并自我丑化，但内心仍旧有颗“少女心”。而作为同样具有亲职义务的父亲群体则激起了她们强烈的情绪反应，“中年老母”迫切希望得到配偶的育儿帮助，但却常有一种指望不上的无奈和无助。一是丈夫的责任分担意识不足；他们往往认为妻子育儿理所应当，不仅难以理解妻子的诸多难处，甚至偶尔还加以指责。尽管夫妻工作都很忙，但丈夫即使在工作之余有空余时间，也极少主动分担育儿责任，被要求带孩子也常常推三阻四，身处网络时代的他们回家依然与手机、电脑为伴，由此获得“云配偶”的称号，即“以远程交互模式存在的虚拟化配偶，平时储存在云端，基本见不着，市场无法同步，永远指望不上bug（系统漏洞）修复”。二是丈夫育儿能力和质量不高，他们在孩子学习、玩耍、犯错、生病等多种情况下抚育技能为0，甚至帮倒忙，令人哭笑不得、又恨又气，因此他们又被戏称“猪队友”，成为夫妻育儿协作中拖后腿的愚蠢队员，女性因嫌弃配偶的育儿成效而不得不事事亲力亲为。参照群体的鲜明对照更加深了“中年老母”群体内部的心理联结，加深了对群体的认同和精神依赖。
2.女性主义的话语表达
正如女性主义学者Reger所指出的，母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意识形态，它提供给所有女性（已婚或没有生育的）一个性别化的行为规范［22］。母职并非天生，而是具有历史性和建构性，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直指母职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后现代女性主义尤其强调话语即权力，“女性话语权是女性人群的利益、主张、资格及其自由力量的综合体现，它既包含着对女性言说及其主张所具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又取决于一种话语有效的社会环境、表达机制与主体资质，还直接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现实状态的把握及相应主观心态的流露”［23］。初为人母或处于母职中早期的80、90后女性出生于独生子女时代，目睹并亲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社会发展变迁，大多经历过高考洗礼，受过标准的高等教育，她们有着强烈的性别平等意识、话语表达的需求、反叛权威的精神。在“人人都是发言人”的新媒体时代，传播门槛低，具有交互性、及时性的网络和新媒体方便越来越多的女性自由地表达自我，女性一改在传统媒体中集体“失语”的地位。她们不再被动接受社会文化对她们客体化、理想化的建构，转而通过新媒体分享身为人母的细节和真实的自我体验，在传播、互动、分享与创造中自我赋权，坚定维护女性群体的利益与主张。
手术记录 肿瘤以上矢状窦和大脑镰为宽基底向额部生长，肿瘤色红，质地较韧，血供丰富，与脑组织边界清楚，与蛛网膜界面不清，累及软脑膜，沿周边分离，最终整块切除肿瘤。
在《中年老母精分诊断与弃疗指南：每位老母都是钢铁战士》的文章中写道：大多数女人在当妈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精神问题，表现为癫狂、郁闷、亢奋、颓废、溺爱、愤怒交错，并且戏称“中年老母”都有多重人格，没有三四五六重人格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一枚有血有肉的“中年老母”［13］。《中年老母亲的“中国吼”绝对是精神病的一种》一文中则提到，如果要说哪个群体需要心理疗愈，爱吼作业的“中年老母”个个都需要心理辅导；并直言“中国吼”绝对是精神病的一种，有诱因，无规律，瞬间爆发，殃及全家［14］。综合来说“中年老母”大多具有焦虑、恐惧、暴躁、易怒、崩溃、妄想的特质。
3.网络“丧文化”的延续
“丧文化”是指目前流行于青年群体中，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27］。“丧文化”的流行有赖于技术手段的低门槛，青年通过拼贴、挪用、戏仿主流文本符号，在重新编码和解码的集体创作和传播中表达对现实的戏谑、不满与反抗。“中年老母”的语言色彩、表现形式和表达意图沿袭了“丧文化”的风格，她们将育儿在社会、家庭和女性个体的难处和矛盾以可视化的方式叙说出来，倒逼主流文化、国家政策和家庭系统。“中年老母”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内核与“丧文化”一脉相承。“丧文化”既是青年群体迷茫、颓废的负面情绪的内心投射，也是他们真实的生存样貌、实际需要和利益诉求的真实反映。市场化导致了不同阶层权力和地位的重新洗牌并趋于固化，成长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群体面临着残酷的竞争和压力，以及阶层日益固化、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社会结构性压力加大的窘境。
2017年6月的UC大数据显示，“丧文化”的主体中以80后群体为首，占比50.41%，其次是90后群体，他们自称“丧”的主要原因依次是中年危机、单身、高房价、高强度工作。而“中年老母”群体恰好是其主体中的女性群体的重要部分，育儿的“中年危机”凸显。“中年老母”之“丧”是嵌套于宏观社会下典型的“压力丧”，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使得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过高的生育成本使母亲们往往处于工作-家庭的长期冲突之中，时间精力常常受到牵扯与挤压。教育、职业、收入通常是社会学中衡量社会地位的三个黄金指标，“中年老母”群体虽然教育上获得了与男性较平等的地位，但她们在职业和收入两个指标上并不太理想，有的甚至为了育儿放弃了工作，收入自然得不到保障，从而更加依赖丈夫。由于过高的养育成本，“中年老母”把孩子戏称为“吞金兽”“碎钞机”，而自己却只有“吃土”，“结婚前踮踮脚似乎还能迈入中产阶级，生娃后跑起来才不会被温饱线抛弃”。她们不仅承认多方面的“丧”之状态，甚至认为已具“丧”之性格。
“丧文化”现象下呈现出青年的社会焦虑、相对剥夺感和发展效能感的社会心态［28］。而“中年老母”恰好符合这样的颓废绝望中带有不舍放弃的矛盾心理。杜骏飞认为，自我反讽有可能是“丧文化”在大众传播中的真正的文化内核［29］，而“中年老母”通过反讽自己的身体形象、精神状况、经济实力等来排解苦闷，通过共享“丧”的状态，完成自我指认和抱团取暖；通过自我吐槽和围观他人吐槽获得短暂的压力释放。如果说“你全力做到的最好，可能还不如别人的随便搞搞”“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这样的丧格言是青年群体在面对贫富差距加剧、阶层上升难度加大、上升通道阻滞时对自身命运的习得性无助和无奈妥协的话，那“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灰姑娘嫁给了王子，是因为她本身就是公爵的女儿”则刺激和加剧着“中年老母”的代际焦虑。她们的父辈大多并非权贵，而她们自己也是“挤破头”才留在大城市，因此她们一边对自身的阶层向上流动充满了怀疑与绝望，一边对子代的阶层向下流动感到担忧和恐惧。 近来青年“丧文化”开始向“佛系”延展［30］，青年在自身奋斗频频遭遇瓶颈与挫败之后干脆对理想与追求弃置，转而采取“看淡一切、不争输赢、随遇而安”的“佛系”态度。但面对下一代，老母们实在不甘于“佛系”，一方面是“为之计深远”的爱子心切，同时也是对自身未完成的理想和梦想在子女身上的投射与寄托。有学者对近10年来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证调研表明，公众认可度较高的是教育公平［31］［32］，在其他通道较难疏通的情况下，难怪“中年老母”们对子女教育“拼”得无法自拔。
“中年老母”的抚育困境在于育儿艰难但又难以放弃，她们主动或被动地认同着专家话语和市场话语，既怕孩子“输在起跑线”，又怕孩子在教育的层层选拔中被中途淘汰，更怕孩子因学业的积累性劣势在将来的就业市场处于边缘地位。作为育儿的社会终端和一线劳动者，她们战战兢兢希望把握好孩子学业历程中的每一步，但她们的母职承载已超负荷。她们的戏谑、自嘲、自黑其实是一种寻求支持的黑色幽默，对我国的儿童照顾福利短缺的现状提出了拷问，希冀寻求有效的社会支持和制度保障。另外，“中年老母”通过抗议丈夫是巨婴、隐形人、猪队友、云配偶，表达对当下家庭内结构化的不平衡两性关系的不满。尽管过去20多年来国家一直推进男女平等，且当前党和国家也提倡把妇女发展、男女平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紧密融合，让妇女同样拥有自我发展的机会，但是实现男女平等还有许多深层次障碍需要清除。“中年老母”现象说明，公私领域的双重性别标准，导致中国的性别平等运动实则成为保拉·英格兰所说的“失衡的、停滞的”（uneven and stalled）性别革命［24］。对权威报刊《中国妇女报》1985—2017年三八节特刊的文本研究发现，男女平等话语出现的比例不令人满意，私人领域中的男女平等话语严重缺乏［25］。
三、“中年老母”现象在媒介传播中的双重影响
“中年老母”群体在网络上自发形成并不断壮大，在新媒体的持续关注和商业的炒作中愈演愈烈，并最终作为一种“新物种”而诞生。从积极面来看，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育龄女性群体在社会转型的风险中所面临的育儿现实困境与内心焦虑，引起社会关注和理解中青年母亲的群体压力，市场化后母职加码下的育儿困境和身心耗竭已成为群体性的公共社会问题，亟须引起重视并在宏观制度与政策、微观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相应的解决。其次，青年母亲通过网络和新媒体的积极发声是对女性话语权的主动争取和母职体验的主动构建，抵制效率优先的市场化原则将女性视为次等和廉价劳动力的不良倾向，反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的自然化倾向和角色固化，反驳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经济、人力资本投入的无酬化和价值模糊或价值否定。但“中年老母”现象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高度重视与积极预防。
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社会认同主要来自群体成员身份或资格，人们努力追求或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自尊，而且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内群体与相关外群体之间进行的有利比较［20］。“中年老母”群体虽然有角色冲突和心理反抗，但仍旧对母亲这一性别角色产生强烈认同并成为她们自尊的重要来源，久而久之如她们自身所言“已在失去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母职初期，妈妈们除了哺乳实践等日常母婴接触，还通过育儿消费来完成角色转换和身份认同［21］，“中年老母”一改以往的自我为中心的消费模式，转变为育儿和家庭为中心；学龄期前后育儿核心转变成教育，校内教育存在着入学贵、入学难、升学难的问题，如火如荼的校外教育又不断加剧母亲们的教育焦虑，形形色色的校外教育甚至一些限时抢名额的“疯狂培训班”催促着她们必须铆足劲帮助孩子在学业竞争中获胜。参与教育比拼的“中年老母”按孩子学习成绩的优劣分为家有学霸的“老母”和学业焦虑癌的“老母”。然而家有学霸的情况极少，且不论孩子是不是学霸都需要母亲大量的教育投入，但一朝成为学霸的“老母”将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感。虽然“教育拼妈”使得母职体验极其耗竭，但对成为学霸的“老母”的认同驱使她们继续投入。
当妈后孩子变成了一个时间黑洞，使得妈妈们像陀螺般地不停运转。全职妈妈较少有帮手，育儿日程排得满满，而工作母亲除了工作以外，其他时间都淹没在繁重家务、课业辅导、家校沟通、课外培训等活动中。她们不仅没有美容、锻炼、逛街和自我提升的时间，甚至连基本睡眠也无法保证。常常有“眼睛睁开还没闭过，一天就过去了”的感觉，活着是“靠一口仙气吊着”。工作母亲深更半夜地补工作成为常态，而出差特别是长途出差变成了她们独处和“吸氧式”自我修复的机会。
1.对社会而言，可能造成“二孩政策”遇冷、性别不平等和教育阶层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传统农业社会的父权制催生和固化了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格局，传统上女性一直以来都是家庭的育儿主体而较少参与社会事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致力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进行有酬劳动的这场性别革命基本完成［16］，但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内性别不平等尤其突出。首先，基于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17］。对1990—2010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各个群体在男人养家观念方面均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城镇男性尤甚，而市场化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境遇下降造成传统性别角色的固化加重［18］。女性即使拥有现代的性别观念，也因主客观多重因素影响从而难以抗衡传统角色期待的强大惯性。第二，近40年的“一孩化”政策使得子女对家庭的价值日益突显，育儿成为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风险投资，竞争性育儿文化大行其道，精养育儿愈发盛行。“密集母职”尽管牺牲了女性的利益、违背了女性的主观意愿，但通过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学业成功似乎才是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最后，在当前城市双薪高强度劳动的社会背景下祖辈帮助抚育比例不断扩大，虽然祖辈介入抚育看似以代际的互助互惠成功实现了三代人的共赢，但祖辈以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的姿态正在有意或无意阻碍排斥父职参与、纵容父职缺失［19］。以上种种都体现了社会文化对母亲角色的严苛规训。
2.对家庭而言，“中年老母”的角色定位偏颇可能对家庭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一方面，已育女性本应兼具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但“中年老母”却只强调了母亲角色而忽视了妻子角色，违背了心理学和社会学公认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和最核心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家庭性别分工本已失衡的情况下对妻子角色的回避，有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疏离、仇视、失望，进而埋下婚姻脆弱和家庭不稳的隐患。另一方面是对亲子关系的伤害，“中年老母”常常处于身心耗竭、过度焦虑、精神紧绷状态，沦为家人眼中的“神经质”和“精神病人”。辅导作业的“中国吼”是“老母”们的共同特征，但如果“中国吼”成为亲子沟通常态，极可能造成孩子的焦虑、懦弱、自我否定、逆反等心理问题。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可能造成孩子学业困难，使母亲陷入焦虑的恶性循环之中。
3.对中青年母亲自身而言，过分追求群体内的社会认同可能造成得不偿失的个人化后果
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公理是，存在着想要正向评价群体资格以增益社会认同的动机。“中年老母”群体形成的初衷是精神互依、抱团取暖，初心是育儿成才，但在不断的媒体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却愈发偏激与极端，演变成妈妈们争相比惨、吐槽的网络竞赛。有学者提出悲情和戏谑是新媒体事件中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以背离主流文化面貌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之所以获得了广泛认同，实质上反映了“抗拒性认同”，使网民形成心理联盟，合力抗拒社会上的某种不公正现象［33］。“中年老母”在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以及家庭性别分工失衡之下，确有一种不被公正对待的愤恨感，她们渲染夸大、消解理性、反抗主流，但过度的、非理性的群体认同不仅不利于问题解决，反而与育儿成才、家庭和谐与个人发展的目标相偏离。
“一议处五司节制以杜侵陵，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司旧隶播州，袭替表贡，必假该司印信，不若将五司改隶黄平通判管理。一议处七姓奏民以安流离。七姓自奏许以来，恐杨酋加害，远徙川贵而无辜播民惧天讨，或加亦因转徙。今拟罢剿则当分别优恤，令有司给照安插。一增设安边府官，以资弹压，娄山以北，松坎以南，颇称乐土。顷以播司构难，相率逃移，非设官拊循民将何归？应将重庆府捕盗通判改为抚夷同知，移驻前项地方，听其不时巡历，设法招抚。一议发避住土官以复故业。播州土同知罗时丰与应龙同籍同官，仇隙未深，因去岁议剿移驻贵竹土司，今应龙已俛首听勘，时丰当听督抚差官押送故土”[15]。
四、新生代母亲抚育困境与育儿焦虑的缓解策略
1.构筑更健康公平的宏观社会环境
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利益分配不均、群众获得感不足、阶层固化等问题，与青年人的压力、焦虑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应在此三原则下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并积极促进社会公平，使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支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建设和共享社会成果。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出了新生育政策下的配套政策，解决青年婚育中的不利因素，如抑制房价和物价、保障年轻人就业、减轻教育负担等。针对教育问题，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国家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缩小地区、城乡、阶层之间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差别，加强对破坏教育公平的相关问题治理，整治基础教育中“校内减负校外加”的乱象，并对新媒体商业化的“贩卖焦虑”型教育舆论给予及时回应和积极引导。
2.增强育儿的社会支持，促进家庭内的性别平等
打破育儿的私人化倾向，建立生育成本的多方分担机制。有学者对国外8国生育支持政策的梳理，发现多数国家都具有比较完善的生育支持组织机构、完备的法律体系、多元化的支撑项目以及良好的家庭友好和生育氛围［34］。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与法律制度，并在可操作层面建立经济帮扶、婴幼儿养育、医疗和教育的支持体系。利用和引导教育学和心理学专业力量增强民众科学的育儿支持，应特别重视0～3岁婴幼儿照护机构的建立和扩大，并顺势通过知识培训和经济补贴的方式将隔代照料纳入托育服务体系。
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多元醇增塑剂甘油、山梨醇和PEG添加到HTCC涂膜液中，研究它们对HTCC涂膜液保鲜蓝莓的影响，以期得到较好提高HTCC保鲜效果的增塑剂，从而为延长蓝莓贮藏时间提供新的方法。
正如社会对母职的形塑一样，父职也应从国家话语和专家话语中进一步得到突出和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女性发展的权利、机会、结果“三个平等”新时代战略目标，要消除一切不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正确看待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强调男性在家庭中也要发挥作用，承担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工作［35］，应尽快促进女性发展的新时代战略目标的落实。研究表明，大学教育显著增强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回报，使女性更有力地打破了家庭责任型构的束缚［36］，因此要继续促进女性的高等教育获得和社会劳动参与。同时需要重点改变惯性较强的男性传统性别观念，改变其作为“云配偶”和“猪队友”的育儿现状。在儿童照料的付诸落实上，需要消除“密集母职”的迷思，唤醒男性照顾意识与自觉，转变传统男性气质形象，倡导“父母共同照顾”或者协同照顾以及推行性别平等社会政策［37］。
当下的时代，教育成为了物化的教育。卢卡奇从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回溯到物化现象的发生，他认为物化首先表现为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在物化遮蔽下，人成为了物的奴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质化、实用化、功利化。在物化教育之下，人性不是被关心的首要，人只被当作社会改造的工具与外在利益的诉求者。
3.女性自身合理调节身心状态
生育对女性来说是生命中的重大转变，可能带来身心、家庭关系、工作、自我等多方面的跌宕的心理冲击，尤其对于“任劳但不任怨”的80、90后妈妈而言，更易体验到疲惫、挫败、沮丧、无助、愤怒等情绪，因此需要逐渐调整自身角色和心态，接纳个人角色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并逐渐学会适应。遇到困难、挫折和压力，应主动寻求来自双方家庭、朋友、网络和社会的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获取适量的休息和帮助，释放压力与烦恼。
4.3 实践科学本质教育，综合培养科学思维 科学的本质是探究。进行科学本质教育，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观念，有利于学生体验科学的方法与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批判性，有利于学生综合提升科学思维。
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心急如焚”不如理性对待、从容应对、量力而行。首先女性应丰富自身的教养知识，把自我成长与陪伴孩子成长有机结合；同时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学会辨别新媒体传播内容的真伪、意图和影响。其次，学会辨别自身需求与孩子需求之间的差异，善于反省和反思，学会觉察和调节自身情绪，正确区分正常焦虑、过度焦虑和病理性焦虑，适当学习心理学知识进行自我放松和减压。最后，女性应在工作、家庭和育儿中寻找平衡，给自我留下一些空间，加强夫妻沟通和互相支持，注重日常的心理保健和情绪疏导，如心理、情绪、行为问题自身已无法处理，可寻求专业心理援助。
综上所述，“中年老母”群体的出现具备深厚的社会土壤和现实根基，当前“育儿焦虑”已经成为社会显征，而新媒体环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青年父母的育儿行为。青年父母的育儿焦虑主要表现为“教育焦虑”“健康焦虑”“安全焦虑” 和“自我发展焦虑”［38］，而“中年老母”的育儿焦虑则主要集中于“教育焦虑” 和“自我发展焦虑”。现代母职是联结社会与个人、社会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生活的枢纽，根据美国学者2012年的一项调查，1975—2010年，尽管母亲的就业率也增加了，但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几乎翻了一倍［39］。在中国压缩性现代化过程中，母职不断密集化的女性在冲突和矛盾中不断地调整和适应。网络新媒体以其灵敏性、及时性和广泛性深刻反映中青年女性的抚育困境和内心焦虑，以期促发家庭系统内部和宏观社会政策的相应支持，以主体性表达寻求困境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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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学生乐观情绪建构与抗逆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5BSII089）、贵州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时期社会变迁对心理健康和心理控制策略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7XZC0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的评价标准及其干预”（项目编号：2015JDXM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魏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教
桑志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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