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地区论文,哈密论文,明代论文,贸易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7)01—0018—10
明成祖永乐初年，明王朝置羁縻卫所于哈密，以哈密忠顺王及其部属管理卫所事务。与此同时，哈密忠顺王及其部属频繁入关朝贡，明朝则照章赏赐来朝使者。这种朝贡-赏赐关系几乎贯穿哈密卫始终，甚至形成了一项制度。然而，哈密与中原地区的这种贡赐贸易关系，似乎仅有陈高华先生的简略介绍① 以及关连吉先生的相关论述②，尚不见专门的研究论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推进明代民族史、西北边疆史的研究。为便于论述，拟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进行探讨。
一、哈密建卫前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关系
入明之后，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哈梅里(即哈密)贡使回回阿老丁，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乙酉朔“来朝贡马”，明太祖“诏赐文绮”③。此后哈密使臣每次来朝所带贡品中，几乎都有马匹。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乙未(初三)，哈梅里王兀纳失里遣长史阿思兰沙、马黑木沙来贡马④。大概阿思兰沙和马黑木沙此行了解到明朝对马匹的需求量很大，从事马匹的贸易有利可图。于是，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于洪武二十四年二月戊午(初一)遣使，请于明朝西北边外的延安、绥德、平凉、宁夏等地以马互市⑤。虽然，此事未果而终，但反映出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以马匹与明朝贸易的愿望。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二十五日)，哈梅里兀纳失里王又遣回回哈只阿里等来朝贡马46匹、骡16只。明太祖诏赐使者白金、文绮有差⑥。
明成祖即位后，“遣使臣亦卜剌金等赍诏往哈密抚谕，且许其以马入中国市易”。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甲午(二十日)，兀纳失里王之弟安克帖木儿遣使臣马哈木沙、浑都思等来朝，除了贡马190匹外，还带来了市易马4740匹。明成祖“命悉官偿其值”⑦，并赏赐“马哈木沙、浑都思等金织文绮衣各一袭，钞各百锭，及紵丝表里等物，仍命礼部赐安克帖木儿银百两，紵丝十表里。”⑧ 可见，这次哈密贡使入朝带来了数量庞大的马匹，其用马匹换取中原物品的目的如愿以偿，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回赐品。与此同时，明军从所贡市易马中“选良者十匹入御马监，余以给守边骑士”⑨，达到了补充军马的目的。
一般认为贡物的酬值高于贡物本身，但酬值的确定亦当以贡物本身的价值为标准。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认为：“朝贡的特征，首先在对贡物的回赐上实际上采取了等价的支付，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易活动。”⑩ 马匹有良莠之分，其价应有高下之别，既然贡马的价格应采取等价的原则，市易马更应如此。以上所述哈密与明朝的诸次贡赐、市易贸易，《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都未明确记载酬值。我们不妨参照同期来自西北、西域等与哈密毗邻地区的贡马、市易马交易的酬值，来研究哈密贡马、市易马的价格。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撒马儿罕遣回回阿剌马丹等二十人来贡马240余匹。赐钞五千九百余锭”(11)；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撒马儿罕遣回回札鲁剌等一百九十一人来朝贡马一千九十五匹。诏赐钞二万五千一百九十锭。”(12) 据上可知，平均每匹马值钞24.58锭和23锭。一般认为，钞1锭为5贯(13)。如据此折算，则平均每匹马值钞123贯和115贯。
据《明史·食货志六》载，明朝政府支给官员俸禄：洪武时“钞一贯，抵米一石”；永乐时“每米一石给钞十贯”；仁宗时“官俸折钞，每石至二十五贯”(14)。又，《明史·食货志五》载：洪武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15)。洪武二十三年，宝钞的市值是每石粮食折钞4贯(16)；洪武三十年十月，“户部定每钞一锭折米一石”(17)，即每石米折钞5贯；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朱棣即位后，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进“会议在京官吏军士俸粮支米钞格”，定“折支钞每一石折钞五贯”，朱棣“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18)。可见，宝钞在不断贬值，洪武末年宝钞的官定价值为每5贯值1石米，而永乐初年则调为每10贯值1石米。
宣德八年(1433年)时“绢一匹抵钞四百贯”(19)。宣德皇帝即位时每石米值钞40贯至70贯(20)。可见，宣德时宝钞的市值仅仅相当于洪武末年的1/8到1/14。据此推算，洪武末年，1匹绢合宝钞50贯至28.57贯，其平均数约为40贯。如以此折算，洪武二十九年撒马儿罕贡马，平均每匹马值绢3.075匹或2.875匹。
据《明太宗实录》卷12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壬辰(十二日)条载：
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21)
另据《明太宗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壬戌(十六日)条载：
西北诸夷各遣人朝，贡马及方物。上以其远至，且旧所定马直薄，命礼部第马之高下增给之。上马每匹钞千贯，中马八百贯，下马五百贯。(22)
显然，洪武永乐之际的马价较前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这当是一种特例，一方面与宝钞不断贬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靖难之役”内战，军马损耗严重有关。据《明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十八日)条载：“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马几何？’俊对曰：‘比年以兵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23)。可见，兵部所掌握的军马数量很少。又，据同书卷29，永乐二年(1404年)三月丙寅(二十五日)条载：
安定卫指挥朵儿只束等来朝，自陈愿纳差发马五百匹。命河州卫指挥佥事康寿往受之。寿言：“必里、罕东等卫所纳马其直皆河州军民运茶与之。今安定卫遥远，运恭(茶)甚至难，请给布绢为便。”上曰：“诸番市马皆用茶，已著为令。今安定卫来朝之初，自愿纳马，其意可嘉，姑以绢布给之，后仍以茶为直。”于是，上马给绢二匹，布二匹；中马绢一匹，布二匹；下马绢一匹，布一匹。(24)
据上可知，不论是贡马，还是市易马，均分上、中、下三等。哈密卫与安定卫毗邻，马匹的品质相似，我们由此推测，哈密的贡马、市易马的价格可能亦与之相当。
质言之，哈密建卫前与明朝的数次贡赐贸易，贡马的数量远小于市易马，似乎是以市易马为主的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关系具有双方各取所需的经济互补的特点。
二、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关系
明人丘浚在《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中说：“皇明之化，与天同远，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载之中，有血气者无不臣属，非若前代但羁縻之，仅通贡赋而已。其四夷之酋长皆受封爵，于朝有所更代辄遣使，请天子特遣近臣持节往封之，视内地藩翰焉。”(25) 丘浚将与明朝远隔重洋的满剌加国，视作明朝的“内地藩翰”，似有言过其实之嫌，不足为信，但用之于比喻哈密卫与明朝间的藩属关系，则是十分恰当的。
如所周知，明成祖封故元肃王安克帖木儿为哈密忠顺王，并在哈密建立羁縻卫所。但哈密卫与一般的羁縻卫所是不一样的，正如明代学人王世贞所云：“西虏如忠义王，北虏如太平王，如和宁王，皆待之以王号，取羁縻而已。独永乐哈密忠顺王筑城池，赐金印，复设长史、纪善、卫经历，以中国庶僚周安、刘行、韦思诚充之，则俨然亲王矣。”(26) 但是，明朝中央政府向哈密卫派驻长史、纪善等官员一事，仅见于永乐四年，似为一时之举措。因此，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人员往来及其外在表现形式——贡赐贸易，便成为维系哈密卫与明朝之间藩属关系的重要方式。
自永乐四年(1406年)哈密卫建立，至成化九年(1473年)初哈密被吐鲁番占领的近70年间，哈密卫政局相对稳定，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密切，尤其表现在贡赐贸易关系方面。现据《明实录》所载哈密(卫)来使及贡赐情况制成如下简表(27)：
从上表可知，永乐四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哈密卫朝贡年均次数从明成祖永乐年间逐步上升，至明宣宗宣德时期达到最高，明英宗正统年间虽有回落，仍维持高位，但明代宗景泰时期哈密卫年均朝贡次数明显减少，尚不及洪熙、宣德、正统三朝的40％，只有永乐朝的50％强。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又回升至永乐、正统朝时期的水平，然而进入宪宗成化前期(成化元年至成化八年)再度回落。对于这种变化，下面试做分析。
永乐四年哈密卫建立后，因“忠顺王之在哈密，遥控诸番，以奠西裔，传报夷情，多有劳勋”(29)，其贡使“比岁朝贡”，明朝政府“悉加优赐，其使臣皆增秩授官”(30)。贡使所献贡物，除了可以得到与等价或略高的绢匹、彩段的“回赐”外，依例还可以获得明朝赏赐的绢、彩段等丝织品，同时还被允许购进茶叶、铁锅、瓷器等物(31)。以上诸物皆“彼之难得，日用之不可缺者”(32)。史称一次“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33)。加之，永乐九年(1411年)十月，封哈密忠顺王脱脱从弟“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34)，自此，哈密“二王并贡，岁或三四至”(35)。因之，永乐、宣德、正统三朝，哈密卫贡使来朝次数和人数不断增加，年均入贡次数居高不下。
然而，景泰年间(1450～1456年)，哈密卫年均入贡次数突然大幅下降，似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的政局有关。
“土木之变”后，明朝在应对瓦剌侵扰的同时，对与瓦剌关系暧昧的哈密卫采取了惩治性措施。据《明英宗实录》卷219，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己丑(二十九日)条载：
哈密地面遣使臣捏列沙等……来朝，贡驼马及方物。赐宴并赐彩币表里、青红布绢等物。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奏：乞升指挥捏列沙等职。兵部议：“哈密世受国恩，不能思报，乃阳为尊事朝廷，阴则交通北虏，漏泄事机，以构边患。今虽服罪来朝，终是心怀谲诈，若又滥与升职，则是恩加有罪，赏出无功。宜不允所奏，待其有功而后升赏。”从之。(36)
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对哈密忠顺王提请升授部下头目以职，几乎皆予恩准，而此次不准，实为对哈密“世受国恩，不能思报，乃阳为尊事朝廷，阴则交通北虏”之行为的惩罚。故史称“终景泰世，使臣无授官者”(37)。这一惩治性举措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哈密卫朝贡事宜，因此，景泰四年(1453年)至景泰七年，《明英宗实录》仅载有三批哈密卫朝贡使臣实例(38)，其中景泰五年、七年不载哈密卫朝贡人员来朝实例。但是，英宗复辟后的天顺朝时期，哈密卫贡使年均入贡次数又回升至永乐、正统朝时期的水平。何以如此？
明代宗景泰五年，瓦剌内乱，其酋也先被杀(39)，自是“瓦剌衰，部属分散”(40)。明英宗天顺年间，乜克力部的癿加思兰率部“移近哈密城外巴儿思渴地方驻扎，自是渐犯边”(41)。巴儿思渴即今哈密北面的巴里坤一带。天顺四年(1460年)哈密忠顺王卜列革卒，王母弩温答失里主国事后，癿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42)。哈密人民溃散，无以依归，故其民众“数以进贡为名，一年至者三次，惟求衣食，图栖止而已”(43)。因之，天顺朝时期，哈密卫贡使年均来朝次数急遽上升。
成化元年至成化八年，哈密卫朝贡年均次数又再度回落，这似乎与明朝限制其年均朝贡次数有关。据《明英宗实录》所载成化元年哈密贡使，计有：
正月戊辰，哈密地面使臣写亦舍力乜力等来朝，贡马驼，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三月己巳，哈密使臣指挥哈只等来朝贡马，赐宴并衣服、彩段等物有差；四月辛巳，哈密地面遣都指挥苦儿鲁海牙等贡驼马，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九月丁卯，哈密地面遣使臣哈的马黑麻等来贡马，赐哈密使臣哈的马黑麻等衣服、彩段等物有差；十一月辛酉，哈密使臣卜鲁罕虎力等来朝贡马，赐彩段等物有差。(44)
一年之中哈密贡使达五批之多，甚至出现了“哈密贡马才二十匹，而使臣来者三百六十余人，皆欲给赏”(45) 的现象。面对这种局面，礼部尚书姚夔会同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议曰：
哈密乃西域诸番之要路，祖宗待之特为优厚。然朝贡有期，遣使有数。近年为癿加思兰残破，其国人民溃散，无所栖止，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将瘦损驼马数匹，名为进贡，实则贪饕宴赐。朝廷保小怀远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于迎接，府库竭于赏赐。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宜敕陕西、甘肃等处镇守总兵、巡抚、巡按三司等官抚谕夷民，严加防范。及敕哈密王母弩温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土境，依时来朝，庶全朝廷始终优厚之意。(46)
据上可知，天顺末年，癿加思兰残破哈密卫后，其部众溃散，不时以进贡为名来朝，“实则贪饕宴赐”，结果明朝政府疲于赏赐。针对这种状况，明英宗接受了姚夔、孙继宗等大臣的建议，规定哈密卫一年一贡。因此，万历《明会典》卷107《朝贡三·西戎上·哈密》称：“成化元年，令哈密每年一贡，以八月初旬验放入关，多不过三百人，内起送三十人赴京。”(47)《明实录》所载实例也印证了这一规定，如哈密贡使于成化二年至成化六年(1466～1470年)以及成化八年(1472年)来朝各一批(48)；成化七年(1471年)和九年各两批(49)。可见，从成化二年起，以哈密忠顺王或哈密卫名义来朝的贡使的次数迅速减少，基本上依照明朝政府的规定每年一贡。
哈密贡使来朝最频繁的年头，不是出现在年均次数最高的宣德年间，而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据《明太宗实录》和《明仁宗实录》载：
1.正月丁亥，哈密回回千户悟牙思来朝贡马，赐钞、币；2.正月丁酉，哈密忠义王免力帖木儿遣使兀马儿火者等九十人贡马；3.二月癸丑，哈密回回失阿蛮等贡羊马，赐钞币；4.三月己丑，哈密忠义王免力帖木儿遣使打剌罕马黑麻、迭力迷失等百六十人，贡马及方物，优赐赉之；5.三月己亥，哈密回回苦剌虎力敏答等来朝贡羊马等物，赐袭衣及钞币、表里有差；6.八月戊辰，哈密卫指挥秃儿迷失贡马，赐钞、币有差；7.九月戊寅，哈密回回者剌刀丁等贡马、方物，赐袭衣、钞、币、表里；8.九月甲申，哈密回回舍人阿力等贡方物，赐钞、币；9.十月己未，哈密等回回舍黑马黑麻等贡马及方物，赐钞、币有差。(50)
其中的正月、三月和九月，哈密卫的来朝贡使都有两批之多。如果加上是年三月，土鲁番都督速哥、尹吉儿察等进马，赐银160两、钞400锭、彩币60表里、纱罗绫紬各3匹，余赐钞、币有差(51)；以及八月，于阗使者陕西丁贡马及方物，赐钞、币有差(52) 两例，永乐二十二年，西域贡使来朝则多达11批。以哈密卫贡使为主的西域贡使的频繁来朝引起了时人的议论。据《明仁宗实录》卷5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六日)条载：
礼科给事中黄骥言：“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贷他人马来贡。既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至，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费之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妇。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民官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乞敕陕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顺王及亦力把里、撒马儿罕等处番王遣使朝贡，许令送赴京，来不过一二十人，正副使给与驿马，余以驿骡，庶几陕西一路之人，不可苏息。臣又窃见西域所产，不过马、碙砂、梧桐鹹之类，惟马国家所需，余无裨于国。乞自今有贡马者，令就甘肃给军士，余一切勿受，听其与民买卖，以省官府之费。”上(明仁宗——引者注)嘉纳之，以其奏示礼部尚书吕震曰：“骥尝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陕西人有不悉耶？为大臣当存国体，恤民穷，无侵削本根。骥所言其皆从之。”(53)
从上可知，西域包括哈密卫贡使来朝，明朝有专员护送，使者来朝及回还途中的吃、住、行等都由沿途驿站负责。对此，永乐末年来华的波斯使臣火者·盖耶速丁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中将其亲身经历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当他们到达肃州城后，“被告知：他们的一切需要均由驿馆供给。他们的牲口和行李运到登记处，从那里再交给可靠的仆人照管。然后使者们所需要的诸如马匹、食物、寝具等种种东西，全部从驿馆供应。每晚，只要他们在那里，就供给他们每人一张卧榻，一套绸睡衣，还有一名照应他们的仆人。”(54) 在回程时，“完全如同他们前来时的旅行一样，中国人在他们回程时也在每一程都为他们提供征调来的马匹和车辆，在他们所经过的重要城镇和大城市中都为他们举行盛宴招待”(55)。
如此优待入朝贡使的制度，使得西域贡使大量来朝，其中不乏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不但加重了沿途驿站负担，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虽然礼科给事中黄骥所言“西域使客”，可能并非专指哈密贡使，但永乐年间哈密贡使来朝多达40余批，特别是永乐二十二年西域贡使中的十之八九为哈密贡使，想必黄骥所言当是对此有感而发。因此，永乐四年至成化八年哈密卫入朝贡赐贸易表面繁荣的背后，早已隐含着危机。
三、哈密卫内迁后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关系
成化九年正月，土鲁番速檀阿力引兵破哈密城，执哈密忠顺王母，于是哈密落入土鲁番之手(56)，哈密卫三种夷人部众溃散逃入嘉峪关内外。以此为转折，哈密卫日趋衰落，其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关系亦如此。具体情况，据《明实录》所载哈密(卫)来使及贡赐情况制成如下简表(57)：
由上表可知，自成化九年哈密被土鲁番速檀阿力侵占后，哈密卫与明朝间的贡赐贸易数量锐减。其中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至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基本上维持成化元年所定的“每年一贡”的定制。但据《明孝宗实录》卷19，弘治元年(1488年)十月戊戌(八日)条载：“礼部言：比年，哈密及土鲁番等处入贡，多不以时，且人数过多，靡费益甚。请各降谕谕之，俾知遵守。”(58) 可见，文献所载实例少于实际实例，贡使往往“不以时”来贡，而且来朝人数超过规定，其目的是在贡赐贸易的幌子下，从明朝政府获取更多的赏赐。因此，对哈密卫的“贡使”来说，所谓朝贡是名，乞讨赏赐是实。
明世宗嘉靖朝以后，哈密入贡次数大幅度下降，年均0.2次，即平均每五年一贡。翻检《明武宗实录》，从正德十一年(1516年)至嘉靖元年(1522年)的7年间，不见哈密遣使入贡实例，可见来自哈密或以哈密名义入贡的贡使，其大幅度减少实际上始自正德十一年。这当是哈密卫和甘肃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
如所周知，正德八年(1513年)八月，哈密忠顺王拜牙即弃城叛入土鲁番，哈密复为土鲁番所据，(59) 随后土鲁番又将战火引向河西，数度东向侵扰嘉峪关内的肃州、甘州等地。鉴于兴复哈密无望，嘉靖八年(1529年)，明朝政府决定“自是置哈密不问”(60)。数年后，明朝对哈密卫贡使的入贡时间和入朝人数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据《明世宗实录》卷143，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辛丑(二十七日)条载：“诏肃州哈密卫夷人委兀儿等自今五年一入贡，每贡不得过百人，起送不得过三十人，著为令。”(61)
又，据万历《明会典》卷107《朝贡三·西戎上·哈密》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笔者)，定哈密畏兀儿都督俱五年一贡，每贡三十人，起送十三人，余留边听赏”。(62) 可见，明朝政府于嘉靖四十二年再度减少了哈密卫入贡人数。从成化元年至嘉靖四十二年的近百年间，哈密卫贡使的贡期间隔由1年延长至5年；入朝人数从300人减至30人；进京人数由30人减少到13人。明朝政府不仅延长了贡期间隔，也减少了哈密卫贡使的人数，逐渐与土鲁番及其以西西域诸国的贡期、入贡人数相统一。这是哈密卫丧失其故有的“西北羌胡往来要略”(63) 的重要地位，以及明初“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令此国泽(译)文具闻”(64) 职能的结果。虽然，明朝于嘉靖八年“置哈密不问”，但内迁甘肃的哈密卫之哈剌灰、畏兀儿部众仍然与明朝保持着贡赐贸易关系。据万历《肃镇志》卷4《属夷·货利》云：
……如关厢寄居各夷，若哈喇灰、畏兀儿之属，食则足于田亩，衣则足于孳畜，凡遇进贡之年，各夷买京师茶斤、段匹，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如茶五包，约重三斤，易羊一只，值价六钱。以段匹易麦，仍照市价，以为多寡，犏牛一只，值三两五钱，亦如之。若段匹棱布，亦视物以偿，大约市价在夷为贵耳。如段一匹，可值价三两筭，与各夷可作五两。棱布一匹，可值价三钱者，易羊一只，可值五钱。(65)
从上可知，寄居肃州关厢的哈密卫畏兀儿、哈剌灰二部众，利用“进贡之年”入京的机会，购“买京师茶斤、段匹”，然后“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换取“马匹牛羊，以为利。”贡赐贸易完全成了这些畏兀儿、哈剌灰部众牟利的商机。显然，贡赐贸易在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哈密卫的兴衰史，以及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过程。概而言之，随着哈密卫的逐渐衰弱，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关系亦日趋衰落，其入贡之贡期间隔从一年数贡延长至五年一贡，贡物种类也变得十分单一。至正德、嘉靖朝以后，哈密卫贡使完全以乞讨赏物而来，这是哈密卫丧失其原有重要地位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土鲁番资料汇编·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②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9～576页。
③黄彰键校勘，《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37，洪武十四年五月乙酉朔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第2165页。
④《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未条，第3023页。
⑤《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07，洪武二十四年二月戊午朔条，第3087页。
⑥《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23，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条，第3264页。
⑦《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甲午条，第455～456页。
⑧《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闰十一月壬戌条，第467页。
⑨《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甲午条，第456页。
⑩〔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虞和平校：《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11)《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44，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条，第3539页。
(12)《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条，第3566页。
(13)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59页注⑨；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777页。
(14)《明史》卷82《食货志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7册，第2003页。
(15)《明史》卷81《食货志五》，第1962页。
(16)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2页。
(17)《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十月癸未条，第3682页。
(18)《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条，第270～271页。
(19)《明史》卷82《食货志六》，第2003页。案：此“四百贯”原作“二百贯”，据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294页注③改。
(20)《明实录·宣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亥，第175页。
(21)《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2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壬辰条，第213页。
(22)《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壬戌条，第343页。
(23)《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条，第280页。
(24)《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9，永乐二年三月丙寅条，第522～523页。
(25)〔明〕丘浚：《重编琼台会稿》卷11《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1页下栏至212页上栏。
(26)〔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皇明异典述一·夷王如亲王》，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页。
(27)必须指出，哈密卫实际入贡次数当多于《明实录》所载。关于永乐四年至成化九年，哈密卫与明朝间的贡赐贸易，参见笔者博士论文《哈密卫研究》附录一“《明实录》载哈密(卫)来使及贡赐一览表”，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第109～123页。
(28)案：虽然哈密城陷落于成化九年正月，但《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16)第2250页所载成化九年哈密使臣的两次朝贡，皆系哈密忠顺王母“未被虏时所遣”。故将成化九年哈密使臣的朝贡也置于此。
(29)《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09，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己亥条，第3650页。
(30)《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第28册，第8512页。
(31)〔明〕申时行重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112《给赐三·外夷下·哈密》，中华书局，1989年(据万有文库本)缩印，第595页。
(32)〔明〕杨一清：《为捉获奸细搆引大势回贼犯边夺取地方等事》，《杨一清集》下，唐景坤、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656页。
(33)《明实录·仁宗实录》卷5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条，第160页；〔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8同，中华书局，1981年，第144页。
(34)《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20，永乐九年十月癸卯条，第1516页；《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略同，第8512～8513页。
(35)《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第8513页。案：明朝自永乐九年十月，始封哈密忠义王。据《明英宗实录》(卷36，正统二年十一月甲午条)第700页载：“封哈密脱脱塔木儿为忠义王。”此为文献所见明朝封的最后一位忠义王。此后哈密忠义王不见于文献记载，不知所终。可见，哈密忠义王系至少一直存续到正统初年。
(36)《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19，景泰三年八月己丑条，第4742页。
(37)《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第8514页。
(38)《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28，景泰四年四月庚戌条，第4993页；《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50，景泰六年二月辛卯条，第5414页；《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53，景泰六年五月己酉条，第5462～5463、5470页。
(39)杜荣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注①。
(40)《明史》卷328《外国九·鞑靼传》，第8503页。
(41)《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90，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第3382页。
(42)《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第8515页。案：癿加思兰何时占据哈密，史无明书。《明史·哈密传》载：天顺四年，哈密忠顺王卜列革卒，母弩温答失力主国事。又，《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8(成化二年闰三月己亥条)第563页载：“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虏癿加思兰侵掠，忠顺王母率部属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虏已退，宜敕王母复还哈密旧地，以抚其众，以卫边塞。”据此，癿加思兰占据哈密，哈密忠顺王母逃离哈密，似在天顺四年至成化元年间，即公元1460～1465年之间。
(43)《明实录·宪宗实录》卷9，天顺八年九月辛未条，第198页。
(44)《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3，成化元年正月戊辰条，第283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5，成化元年三月己巳条，第341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6，成化元年四月辛巳条，第344～345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丁卯条，第420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2，成化元年十月己丑条，第436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3，成化元年十一月辛酉条，第453页。案：成化元年，哈密贡使之多，似因哈密忠顺王母尚居苦峪，其部众散落各地，为维持生计继续以进贡为名，一年数次入关求衣食。
(45)《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丁卯条，第420页。案：《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第8515页云：“成化元年，礼官姚夔等言：‘哈密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国有限之财，供外蕃无益之费，非策。’”可见，《明史·哈密传》所载有误，“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应改为“贡马二十匹，而使人乃三百六十余人”。
(46)《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2，成化元年十月丙戌条，第434～435页；〔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4略同，第251～252页；〔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2《哈密》略同，中华书局，1993年，第414～415页。
(47)〔明〕申时行重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107《朝贡三·西戎上·哈密》，第579页；〔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35《主客司职掌·朝贡·哈密》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660页下栏。
(48)《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6，成化二年二月庚寅条，第519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40，成化三年三月癸酉条，第809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52，成化四年三月辛巳条，第1060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65，成化五年三月乙未条，第1314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85，成化六年十一月壬子条，第1644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04，成化八年五月戊午条，第2046页。
(49)《明实录·宪宗实录》卷90，成化七年四月辛未条，第1756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92，成化七年六月乙丑条，第1779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13，成化九年二月壬午条，第2199页；《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16，成化九年五月丁未条，第2249～2250页。
(50)《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67，永乐二十二年正月丁亥条，第2426页；《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67，永乐二十二年正月丁酉条，第2425～2426页；《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68，永乐二十二年二月癸丑条，第2430页；《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69，永乐二十二年三月己丑条，第2438页；《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69，永乐二十二年三月己亥条，第2440～2441页；《明实录·仁宗实录》卷1下，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戊辰条，第32页；《明实录·仁宗实录》卷2上，永乐二十二年九月戊寅条，第46页；《明实录·仁宗实录》卷2中，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甲申条，第53页；《明实录·仁宗实录》卷3下，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己未条，第117页。
(51)《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69，永乐二十二年三月戊戌条，第2440页。
(52)《明实录·仁宗实录》卷1下，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癸亥条，第29页。
(53)《明实录·仁宗实录》卷5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条，第160～161页；〔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8略同，第144～145页。
(54)〔波斯〕火者·盖耶速丁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2002年，第117页；〔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47页。
(55)《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75页；《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43页。
(56)《明实录·宪宗实录》卷115，成化九年四月丙寅条，第2224页。
(57)关于成化十年至明末，哈密卫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参见笔者博士论文《哈密卫研究》附录一“《明实录》载哈密(卫)来使及贡赐一览表”，第123～128页。
(58)《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9，弘治元年十月戊戌条，第446页。
(59)〔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40《兴复哈密》，中华书局，1977年，第592页。《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略同，第8521页。
(60)《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传》，第8526页。
(61)《明实录·世宗实录》卷143，嘉靖十一年十月辛丑条，第3346页；〔明〕申时行重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107《朝贡三·西戎上·哈密》同；〔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35《主客司职掌·朝贡·哈密》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661页上栏。
(62)〔明〕申时行重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107《朝贡三·西戎上·哈密》，第579页；〔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35《主客司职掌·朝贡·哈密》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661页上栏。
(63)〔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72《兵部·哈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据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影印，第2179页上栏。
(64)〔明〕马文升：《兴复哈密记》，中华书局，1991年(据历代小史本)影印，第2页。
(65)〔明〕李应魁纂修万历《肃镇志》卷4《属夷·货利》，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十四年高弥高(据明万历四十四年修)重刻本，第二十一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