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以来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固定资产投资论文,效益分析论文,我国论文,工业论文,十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工业领域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其形成主体是用于工业生产经营的、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表现为土地、厂房、设备、工具器具等。这些资产在使用上具有长期性、不能移动性、专用性等经济特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形成效率，以及拉动投资品市场需求所形成的宏观经济效益；后者则主要体现在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对工业产业结构、企业竞争行为、产业绩效以及资源环境带来的影响。
一、我国全社会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及投资效益分析
在贸易平衡的国家，社会总产出的使用从大类上分为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属于直接满足人们生活目的部分；投资是指人们通过建设和购置资本品、中间投入的材料，以及存货等形式形成的部分。作为生产的手段，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生产消费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然而，由于投资对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此消彼长关系，过高的投资率容易形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其次，高投资率一般是与高资本有机构成密切相关的，其直接体现是重化工业增长速度超过消费品工业增长，并且由于重化工业较长的产业链，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产业链分工关系；此外，由于工业投资品行业的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产品形成了较大的需求，在价格上涨的刺激下，易于形成过于乐观的大规模在建投资。
1.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及资本—产出比
改革开放初期到2001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维持在30%-35%之间，积累和消费保持了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开始步入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由2002年的36.1%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2.2%，平均每年上升超过4个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时期。
由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外延的基本建设的方式，表现为各种工商业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遍地开花，房地产项目在全国蔓延，导致投资效果低下。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的资本—产出比①1996年前还介于1-3之间，1997-1999年迅速则上升于3-6之间，2000年之后我国的资本—产出比趋于稳定，但基本介于3-4之间，与1996年之前相比投资效果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
投资效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2002年之前，我国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基本上维持在70%左右；但是随着其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急剧下降，2003-2006年分别为62.6%、58.8%、60.2%和57.1%，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且与2002年之前相比，平均下降了10%左右（见表1）。
表1 1995-2006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和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中国统计摘要》（2007年）。
2.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及工业资本—产出比变化
1984-1988年，中国经历了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失控的阶段；经过1989-1990年的低潮，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工业投资又经历了1991-1994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95-2002年中国工业处于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环境当中，工业投资增长幅度基本上处于低位徘徊状态；直到2002年下半年之后由于重化工业、房地产业等高速发动，出现了2003年的激增，2004-2005年又出现了连续两年36%左右的投资增长，2006年又在2005年高位投资额的基础上增长26%，达到4.8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3%。
我国工业投资最近几年的迅猛增长，主要表现在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同步增长上。根据2004-2006年城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2004-2006年我国城镇工业投资年平均增长31.8%。其中采矿业增长最快，达到40%；制造业为34.2%；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增长较慢，为21.8%。在采矿业当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达到46.4%，而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采矿业的投资增长均在60%-70%之间。对于采矿大省来说，采矿业投入呈超前趋势，主要是受国际矿石价格飙升、国内电煤需求紧张以及制造业生产能力扩张带来的对工业原料产品需求扩张所吸引、拉动。制造业当中，食品工业、纺织工业、橡胶工业、塑料工业、冶金工业、装备制造业投资拉动明显，这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大部分超过了40%。制造业的发展对能源工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压力，但由于煤炭、石油储藏和开采条件，以及生态环境限制，我国基础工业产品供给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矿大量依赖进口，拉动了国际市场原料价格的持续上涨。
由于我国工业投资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外延扩张方式上的，投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投资效率增长，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投资效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与全社会资本—产出比水平相比，我国工业的数值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显示工业投资较之全社会投资，特别是比重越来越高的房地产投资，仍然处于一个相对有效率的部分。
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工业生产能力上，且生产能力的计量受到专门技术的影响。实际上，当企业和行业出现产能不足时，理论上只能通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生产能力。
1.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相互影响
工业生产能力在理论上实际上是一个很难严格界定的概念。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生产能力是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企业以一定的固定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所形成的产出能力。由于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可以发生变化，所以生产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可变量。例如，即使机器设备一定，增加人力配置可以提高产能；或者，改变机器设备的运转强度、运转速度，都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产能的这种变动性的幅度，与生产要素投入中的固定资本所占的比重有关。一定的固定资产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最佳的长期产量，经济学上把这个产量定义为工业生产能力，它一般是一个区间。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新增生产能力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工业固定资产一般分为新建、扩建、改建、迁建、恢复等。其中新建、扩建和改建都可以增加工业生产能力，而迁建和恢复则只起到简单再生产的作用。
新增工业生产能力是作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指标出现的，表现为一定的产出所能达到的最大产能，或者在既定产能条件下的最小投资。新增生产能力的数量一般按设计能力计算，即在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的生产能力，而不论投产后的实际产量如何，表现为产品年产能力、处理原料能力、设备数量或容量、建筑物容积容量面积或长度等。
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重化工业投资快速增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然而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2003年以来我国在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铜冶炼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生产能力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剩现象，水泥、平板玻璃、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存在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见表2）。
表2 2005年我国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状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交司。
考虑到厂房、设备、工具器具等固定资产重置更新的情况，生产能力利用状况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函数关系。这种函数关系的变量主要是产能利用情况的不同，导致行业中企业平均生产成本结构及其成本水平发生变化，从而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而对未来时期盈利状况的预期，是决定企业投资的关键因素。根据一般的分析，生产能力利用状况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从而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决策。然而在我国的现实中，在许多行业，却出现了产能过剩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居高不下并存的局面。表现为行业供给普遍过剩状况下，企业仍然不断投资进入，以致国家不断出台抑制政策仍无效果，这在世界上属于一种特殊的现象。
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不仅存在于产能不足、市场供不应求行业，而且存在于一些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多数出现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领域，如钢铁、电力、石化、汽车、建筑材料等国民经济重化工业领域，与新一轮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周期存在密切关系；二是政府投资或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占有相当比重，多数产能行业相当部分是由建设项目中央部分审批、中央企业在行业投资中居于主导地位，一些甚至属于“有保有压”政策下的鼓励项目。
2.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业固定资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大量消耗土地、建筑材料、电力等资源，以及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噪音、可吸入颗粒物、建筑垃圾等形成的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2)最重要的，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直接排放大量的工业污染物，以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伴随着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增长，我国工业污染呈不断恶化的趋势。我国工业投资的大量增长以及对电力的大量需求，导致其水泥厂和发电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由于固定资产建设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在生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的水泥，致使我国水泥生产能力惊人，目前生产能力已经占了世界的44%。根据荷兰环境评估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尽管我国的工业污染问题有西方国家将制造业以“外包”的方式转移的原因，但中国各地区不顾环境后果、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引入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这是导致我国工业污染问题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改变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工业的科学发展，是今后工业投资政策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宏观投资的低效率和微观投资的高效益并存
一方面说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来自微观经济的效益数据却不断好转，导致大量的针对决策部门政策的质疑。应当怎样解释这个现象呢？
1.中国工业投资的微观经济效益情况
中国工业投资的宏观效益不理想的状况，与企业微观经济效益普遍较好的局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这种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工业投资效率好于全社会投资效率的情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决策部门认为产能过剩的行业[4]，企业则认为投资效益好而持续投资，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大大出乎中央政府的意料。
根据宋国清、卢峰等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演变的测算[5]，我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回报率指标从1978年到1997年20年间是逐步下降的，回报率从28%左右下降到6.1%；但这种情形从1998年的6.2%之后开始出现逆转，以后逐年上升约1.75个百分点，到2006年为20.3%。这个回报率即使与日本、美国制造业相比也是偏高的。2005年日本制造业资本税前利润率为12.2%，我国工业为14.4%，比日本高出2.1个百分点；美国制造业2001年遭受“9·11”和经济不景气双重打击，工业资本税前利润率从20%左右4.5%，然后得益于灵活的企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外包对供应链和产业结构的重组作用，2005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税前利润率达到21.4%，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高出7个百分点。
上面的数据是我国工业平均回报情况。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效益情况，则更具有比较意义。按照宋国清、卢峰等人的测算，2001-2005年日本制造业回报率简单平均值为9.8%，我国国有企业为9.7%；而同期我国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利润率简单平均值分别为14.9%和14.22%，比日本同一指标高出3-4成。尽管与美国制造业的利润水平还不能相比，但我国私营企业追赶的步伐更为明显。宋国清、卢峰等人的数据显示，2001-2005年美国制造业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7.2%，而同期我国私营企业为13.9%，相差19.2%；2005年美国制造业和我国私营企业的利润率分别为21.4%和17.3%，相差仍约为19.2%。
2.来自市场方面的刺激工业投资增长因素
当前影响我国工业品市场需求因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住房和汽车市场需求的拉动。我国住房市场的启动于1998年，在此之前，我国住房主要由单位提供福利分房。1998年我国实行全面住房制度改革，旨在用住房货币化分配全面替代实物分配。由此，大量的城镇人口及城市改造、房屋拆迁造成的被动购房者大量涌向市场，而住房消费信贷制度无疑刺激了住房需求的实现。2000年以来，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推动下，我国房地产投资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加，一方面拉动了建筑用钢材、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土地拍卖和房地产企业投机行为刺激了大量投资和投机性购房，反过来又推动了房价的持续上涨，由此引发“房地产投资↑→房价↑→房地产投资↑→房价↑”的恶性循环。
中国加入我WTO之后，中国汽车需求量和保有量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2006年我国汽车国内汽车购买超过了55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30%。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收入提高、汽车价格的下降和消费环境的改善等三大因素，是推动中国汽车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的主要力量。
(2)“中国因素”推动的出口市场需求增长。“中国因素”主要体现在偏低的劳动力成本、超低地价的土地供给、对劳动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职能的缺失，以及远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超低汇率。这些因素决定了只要是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产品，不管其技术含量和品牌如何，由于其折算成外币的超低价格，必将会获得世界出口市场。但这种低价出口的代价是巨大的，表现为我国大量应得利益通过低价交换的形式转移到了外国经销商和消费者手中[2]。由于生产条件上的诸多低成本因素，欧美国家的大量工厂开始向中国转移，国内资本也大量投资于出口型制造业，由此推动各地大量建设的外向型工业开发区热潮高烧不退。
(3)工业投资品市场需求的拉动。工业开发区建设，加上中国1998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形成的房地产开发行业高利润，以及为上述住宅建设和开发区建设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在相当长时期形成了对土地、建筑安装工程、建筑材料、技术装备等的持续需求，从而带动了钢铁、有色金属、水泥、装备制造业等重化行业的投资高速增长，投资过热的现象十分严重。2006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3150.53亿元，在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占到了43%。在工业内部，采矿业和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而电力、燃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采矿业投资当中，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两个行业的投资占据了绝大部分，延续了2005年的高速增长势头。我国采矿业投入呈超前趋势，主要是受国际矿石价格飙升和国内制造业生产能力扩张带来的需求扩张所吸引、拉动；而煤炭投资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电煤日趋紧张导致价格高涨的刺激，另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于煤炭安全生产的投入力度和政策扶持，促进了煤炭投入增加。
3.影响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的因素分析
从企业投资的利润函数分析，初次分配中高利润、低工资的局面和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共同推动了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3]。这种格局必将长期带来产能过剩、产业逆向选择等不良后果。
(1)土地获得和地租水平。目前我国工业用地的出让方式主要以协议出让为主。为了招商引资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各自政府政绩的考虑，各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了吸引投资竞相压价的策略，出现了许多工业用地协议出让价格远远低于工业用地开发成本价格，甚至出现零地价、“负地价”的现象。由于土地出让程序的不透明，工业地价与商业和住宅土地价格存在较大差距。在2004年以前，浙江省工业用地出让价格除温州、义乌等个别城市以外，绝大部分地方低于土地征用和开发成本，只有市场交易价格的2/3不到，甚至更低。而且一些区域在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中，降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返还出让金，甚至以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进入壁垒，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
(2)工资水平和劳动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出现了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从1983年开始，由于劳动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出现大幅下降。媒体新近披露了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企业在华违规用工，受到广泛关注。中国长期受就业率迷惑，担忧提高工资将导致出口竞争力降低而影响存量就业，这种顾虑使低工资政策得以“正当”。这固然增加了厂商盈利的空间，但低工资也致一些劳工为生存而就业，无力提高技能，甚至不能支付后代的教育费用，人力资本得不到改善。此外，工会组织的薄弱不利于工人通过斗争等手段从企业获得应得收入。
(3)原材料价格变动。在我国，工业用原料主要是农产品、矿石、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这些原料除农产品来自分散的农户，其余主要来自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外供应商。由于农产品种植成本上升，我国农产品价格呈上涨趋势；而在国有企业和国外大型供应商卖方垄断的情况下，技术含量低下、原材料消耗型的下游企业很容易面对上游的不断提价；因外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企业制成品价格上调十分困难，这必然导致企业利润水平的持续下降。
(4)产品质量监管。一直以来，我国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是生产低劣工业品的主角。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较低，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缺少开拓市场的有效手段，更多地倚重价格竞争。同时，一些中小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和质量技术检验检疫的等法律法规，致使在市场中充斥了大量不合格产品，这也是我国工业品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2007年第1季度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在3 652家企业生产的69类4097种产品（不涉及出口产品）中，产品抽样合格率为80.5%。其中，产品抽样合格率为90%以上的有19类，80%-89.9%的有21类，70%-79.9%的有13类，60%-69.9%的有7类，抽样合格率为60%以下的有9类。抽查大、中、小型企业的产品抽样合格率分别为92.6%、84%、72.7%。
(5)环境污染管制。环境污染管制是企业进入的项重要障碍，但是目前一些地方重GDP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机制不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环境管理效率低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采取“工业立市”，把工业作为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采取“零地价”、减免税等多种手段，大大降低了工业项目投资风险和进入壁垒。这样就造成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的景象，这种“改变中国”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环境。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
四、提高我国工业宏观投资效益的政策建议
理论界对于解决产能过剩的对策研究大部分是着眼于宏观研究的提出的。由于不能给政府政策提供必要的支持，导致主管部门在调控中只能根据经济景气进行直接管理。因此，从根源上说，造成当前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并存现象的原因，关键是生产要素定价偏低，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偏高，资本对生产要素和社会成果的占有日益扩大的趋势明显；加之生产资本日益向私人集中，使得即使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外商和私人资本仍能够获得极高的投资回报。因此，解决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失控和产能过剩问题必须从切实降低工业投资的不合理利润做起。
因此，必须重新梳理我国工业投资和工业发展的思路，以科学的发展观调整和改善工业投资的基本格局。第一，在切实保护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工业投资，实现资源环境与工业发发展的平衡，实现工业集约增长和循环经济。第二，调整投资结构，通过产业政策禁止和关停损害环境和民生的工业投资，加大节能和减排的管理力度，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地区工业产业机构升级。第三，振兴和扶植地方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形成真正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竞争的混合经济结构，规范其分配形式，实现共同致富。第四，大幅度提高法定工资标准和劳动者休假、住房、培训等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积极扶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抑制各类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实现劳资关系的合理化。第五，推进大型国有企业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以降低居民的“谨慎型”储蓄，抑制住房和土地等资产价格的不合法上涨，刺激消费。
注释：
①资本—产出比是某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当期的国民收入增加值的比值，它是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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