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重塑中国城乡关系＊
——兼论浙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傅 歆 孙 米 莉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对基本关系，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经历同一、分离、对立之后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表明我们正由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确立，城乡将走向真正的融合。尊重城乡异质性，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浙江走在了全国前列，主要源自于先进理念的引领，生产生活的支撑，公共服务的均等，优美生态的坚守和乡村传统文化的积淀。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城乡关系 浙江探索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发展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首次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把乡村发展置于新的历史高度，改变过去单一的被动的“输入性”发展模式，形成主动的“内生性”的乡村建设力量，乡村成为与城市平等的异质主体，这有助于确立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以各自的特质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蜕变，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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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
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对基本关系。城市与乡村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城乡关系基本经历了城乡同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几个阶段。城乡同一，指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不具备分工的条件和城市产生的条件，从而不存在城市与乡村的区分与差别，城乡浑然一体。城乡同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在借用摩尔根关于人类史前史的分期法，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而整个城乡同一的发展阶段，贯穿了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的全部历史。城乡分离是城乡同一与城乡对立的转折点。随着人类社会开始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手工业得到发展且与农业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个人财富逐渐得到积累，为手工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资本。正是在此基础上，城市与乡村发生了分离并且日益固定下来。城乡分离使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成为可能，“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56、556、556、556页。 ，标志着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开始，实现了商品交换在更广度和更深度的发展。城乡对立指在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推动下，城市产生、发展，城乡关系逐渐走向分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产生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阶段，并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时代。他们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56、556、556、556页。 尤其是近代以来这种分离、对立的趋势更加明显，矛盾更加突出。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崛起是以工业文明浪潮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造就的，工业文明原则是全世界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原则。为了建设工业基地、建设工业体系，为了实现工业化，城市开始快速、机械地扩张，城市化出现了超大型、集中化和机械性等特点，并日渐成为世界体系的统治中心，而乡村不断被挤压，被边缘化，城市与乡村在城市的工业文明原则与乡村的农业文明原则作用下形成二元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
城乡对立存在有其必然性，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和弊端，使城乡差别日益拉大，“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56、556、556、556页。 ，对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还造成人的畸形和片面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56、556、556、556页。 。这种对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越演越烈，“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56、556、556、556页。 。
面对城乡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正视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私有制的弊端表现越来越明显，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就成为必然，随之城乡对立的阶级基础也将消失，城乡对立也将被彻底消灭。“城乡分离与对立给人类带来的‘文明面’和对抗性表明：扬弃和超越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克服各自片面性弊端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融合，是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⑦ 王亚鹏：《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探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7期。 社会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城乡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命运共同体，一定历史阶段对立与分隔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但同时，城乡对立也有其弊端，将妨碍城乡两方的协调发展，而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向。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发达国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基本消除，甚至，例如美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高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如何正确、科学地处理好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学术研究课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实践课题。
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关系，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初期，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虽然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也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全局层面、制度层面来系统解决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相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改革重心逐步转向城市，乡镇企业逐步萎缩，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带动了大城市的发展。城市全方位的、铺天盖地的改革，使得更多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入城市，促进了城市经济积累，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农村更加落后，而一度出现“农村空心化”“城市中心化”。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虽然中央有通过加强城乡交流来解决三农核心问题，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依然是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城市发展更快，城乡差距依然存在，甚至是加大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在政策上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明显的“二元”城乡关系，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改革开放前“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40年来，在更加“自觉”的意识主导下，我国城乡关系逐步朝向更加健康、更加协调、更加融合的方向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浙江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八八战略”为总纲，深刻把握浙江所处的历史方位，坚决按照“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持续深入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特别是全面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浙江之所以能够进行先行探索，并取得全国领先的显著成绩，比较突出的因素有五个方面：
首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渐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最不平衡的发展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最不充分的发展是农村农民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把乡村的发展放到国家战略的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全面发展来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体现了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第三阶段是城乡互促共进、新型城乡关系建立的新阶段。经历第一第二阶段，城乡关系走向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藩篱得到进一步清除，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城市与乡村，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保证城乡各自主体地位，使城乡能够保持各自的特质，在机会均等、平等的基础上获取更好的发展。无论是第一阶段的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还是第二阶段城市反哺农村，城乡关系总是一种不对等的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城市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这样的观念在现实中突出表现为乡村的发展不再保持乡村的特色，而是试图通过把乡村城市化，把村民市民化来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这种被动的“输入性”不尊重乡村的特性，无法发挥乡村的特色，更无法实现持续的内生力量。实际上，乡村与城市，本应是异质的存在，各自有自己的特征与发展规律，城市固然是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生产的主导空间，但是乡村对城市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乡村衰败、乡村消失，城市的发展也将受到重大影响，甚至，城市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正由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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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振兴战略重塑中国城乡关系
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异质性有机体，既有区别，又互相影响，二者协调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城市是文化的摇篮，是人类文化的容器（芒福德语），是社会财富的集中地，也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创新地。不管城市的起源是“防御说” “集市说”还是“私有制说”或“社会分工说”，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体现和标志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有了城市，人们的生产更加高效，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在《城市的胜利》作者格莱泽看来，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城市各种要素的集聚使得创新具有更大可能性① 参见[美]爱德华 ·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城市意味着集中、开放、效率，相对而言，乡村就意味着分散、封闭、落后，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逐步衰败似乎成了定律。但是，人是社会的存在更是自然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割舍的，乡村对城市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描述了这样的事实：“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②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9、59、583页。 芒福德一直坚持认为乡村对于城市有着重大意义，是一种安全因素：“……但一旦我们让村庄消失，这一古老的安全因素也将消失”③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9、59、583页。 ，并把广大的农村人口喻为“生命水库”④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9、59、583页。 。正是城乡之间这种既区别又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关系决定了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是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有差异的发展，保持各自的特质。
第一，先进理念的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的规律有过深刻揭示和精辟论断，浙江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才深刻解决了“三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溯源而上，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中共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总结浙江省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即“八八战略”，其中第四点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这就非常早地指出，城乡协调既是浙江优势又是发展举措，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可以说是新型城乡关系的滥觞。
回顾新农村建设发展历史，从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社会生产生活条件”；截至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新二十字”方针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要求。从新农村建设的脉络延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能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党和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升华，提出了更高目标。
第二阶段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阶段。面对城乡不断拉大的差距，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突出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把其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在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据此，在2005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整体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但是党和国家发展重点和重心依然是城市。
其次，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直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最近几年最大的政治任务，而农村地区小康社会的建成就是其中的重点，但也是短板和弱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者完全等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地位的再认识，为实现全面、平衡、充分发展而塑造新的城乡关系。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发展迅猛，早在201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形成，标志着我们由乡村中国进入了城镇中国的新时代。城镇化难以逆转，如何在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同时避免乡村空心化并振兴乡村，保证城市化的可持续并“留得住乡愁”这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基于对城乡特质差异化认识的基础上，把乡村放置于更高的、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尊重乡村的主体性，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现实。过去的发展思路就是以城带乡，以城促乡，以城市的点带动广大乡村的面，甚至直接提出以城市反哺农村，以工业反哺农业，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心和重点都在城市。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心不再只是城市，而是乡村与城市并举，这就必然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决不能忽视乡村的中心地位和城乡关系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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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浙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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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二，生产生活的支撑。衡量城乡关系是否协调，是否融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城乡居民收入比。浙江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较快，连续34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2017年，两者比率已经由2012年的2.37：1缩小至2.066：1，从这两个关键指标来看，浙江已成为全国城乡均衡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与此同时，浙江开展精准扶贫，努力促进低收入农户持续稳定增收，2015年就全面消除了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在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浙江农村居民的生活富裕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城乡地理距离近，民营经济发达，农民就业方便，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乡村产业也富有特色，比如乡村休闲旅游蓬勃发展，2017年全省培育农家乐休闲旅游特色村1155个、特色点2328个，农家乐经营户20463户，从业人员16.8万人，带动就业45.4万人，实现营业总收入353.8亿元。另一方面，农村综合改革激发了发展活力。浙江在2015年底率先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确权，2017年初完成29497个村的改革，占到全省99.4%，3527万农民受益，量化经营性资产1151亿元，基本构建了归属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系，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赋权保障，给乡村振兴打下了产业兴旺的制度基础。
第三，公共服务的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的重要方面。浙江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每年推出十方面民生实事，并确保件件落地，民生福祉持续得到改善和提升，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不断增强。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城乡低保标准月人均分别为739元和730元，比2012年底的476.78元和350.03元，各增加262.22元和379.97元，分别提升55.0%和108.6%。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断提升农村和偏远地区中小学办学水平，促进学生就地入学。深入推进医疗资源“双下沉、两提升”，明确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开展中心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以县医院为主体、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开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规范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这些都让乡村振兴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吸引力。
第四，优美生态的坚守。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绿水青山是大自然对浙江的珍贵赐予，更是浙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尤其是农村自然环境优美，具有与生俱来的生态优势。更为关键的是，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指导着浙江乡村坚守优美生态，并因此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新型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扎实践行“两山”理念，全面实施新一轮“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大力整治生态环境，全省各地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城乡更美丽。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美丽乡村培育和生活垃圾设施建设上。浙江持续推进、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始终走在全国前列，2017年新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6个，建成美丽乡村风景线136条、美丽乡村、乡镇142个、美丽乡村精品村(特色村)795个，涌现出一大批空间优化布局美、生态宜居环境美、乡土特色风貌美、业新民富生活美、人文和谐风尚美、改革引领发展美的美丽乡村。积极开展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试点，2017年全年新增开展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试点村6675个，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建制村覆盖率达到100%。
第五，乡村传统文化的积淀。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浙江全域基本上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江南水乡。自古以来，沉淀形成了优秀的农耕文化传统，民风淳朴、人心平实，肯于吃苦耐劳、勤劳致富，讲究耕读传家、崇文重教、见贤思齐，崇尚道法自然、整洁有序，可以说，蕴含着丰富而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目前，浙江正在全力实施“千村精品，万村景区”的新千万工程，开展乡村文明培育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浙江尤其重视传承和弘扬乡村传统建筑名匠的作用，开展田园建筑示范，保护保留乡村风貌，确保留得住乡愁，展现出文化，让民居充满江南韵味，体现乡村之美。尤其重视发挥新先贤的带动作用，重拾乡贤文明这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让老百姓在本乡本土，有真切的、具体的、充满正能量的、值得尊敬的贤达，彰显出其言传身教的直接影响，带动村民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截止2017年底，浙江建成的农村文化礼堂累计已达7916个，打造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神家园，促进了农村基本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浙江还重视发挥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对乡村振兴的保障作用，不断强化农村党的领导，在丰富基层民主形式、提高农村服务水平的同时，有力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基于现实发展问题的需要，同时也是政策的延续，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与理论的总结与提升，是在把握城乡关系、城乡发展规律、发展趋势基础上做出的重大举措，浙江的实践和经验，也告诉我们，乡村振兴能够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未来必须始终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在做一件他非常渴望的事，自控力比较不容易损耗。相反，如果他只是被迫做一件事，自控力就会不堪一击。
作者傅歆，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苏州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杭州 310025）；孙米莉，女，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州 313000）。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课题成果。
责任编辑：凌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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