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造福子孙后代_炎黄文化论文

抓住机遇造福子孙后代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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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在世界历史大格局中的理论定位,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历史机遇,认清肩负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意义非常重大。本文立足整体结构,从历史与现实、人文与地理、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等角度分析探讨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问题。

一、历史上难得的经济时代

我们检索历史,会发现历史的发展有波峰期,也有波谷期;有繁荣期,也有萧条期。然而,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必须遵循的规律,有它自己展现的过程。

从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考察,虽然我们中国人以有5000年文明历史而自豪,但真的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文明史,不过3000年左右。如果从春秋时代算起,不过2700多年时间。其间真正的经济时代,或者繁荣时代,其实不多。据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历史大约其治乱周期在300年左右,即300年和平之治,300年社会动乱,大抵如是,未可细论。即便如此,真正可以称为太平盛世,经济繁荣的,却又没有多少时间。

春秋无义战,那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更不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公道地讲,春秋战国的繁荣,主要是学术繁荣,思想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改革是主旋律,繁荣却未成大气候。

秦始皇统一天下,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开始。然而,秦取天下多暴,结果把一个气象万千的大秦帝国,弄得头重脚轻,外强中干。秦的天下虽然表面上亡于干戈之下,骨子里却深藏着经济原因。

自汉以降,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治世不少,乱世亦不少。但真正可以称之为繁荣时代的,委实不多。汉有文景之治,虽然前后不过半个世纪时间,但其影响确实大矣。它不仅为汉武帝的辉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西汉200年历史基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隋唐时代,中国才进入第二次社会繁荣时期,而最著名的乃是开元之治。开元之治同样不过二三十年,即使从贞观之治算起,不过一个世纪时间,其影响,不但对于唐帝国,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都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晚唐又乱,自五代而历宋、元、明、清,各有一段太平时期。十年太平,百年运祚,并非皇天有眼,而是经济使然。宋的前期繁荣,明的早期强盛,元帝国虽疆土万里,铁骑浩荡,大约包揽了大半个世界,然而经济基础不牢,虽有惊雷闪电,不能持之以久。清代超过前人,有著名的康乾之治。康乾之治,前后有一个多世纪之久,但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其实已经危机四伏。慧眼独具的曹雪芹先生,看到这大厦的根基摇摇欲动,说没准哪一天便要“唿喇喇大厦将倾”了。

如此看来,中华民族渴求的太平盛世,企盼的经济繁荣时代,是多么难得的一种机遇。实际上,这样的机遇,不但对于中国,即使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被人打破封闭的时代,自觉又不自觉,自愿又不自愿地开始注入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从1840年算起,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大约136年间,依然没有迎来自己的经济时代,没有得到哪怕是短短10年的经济繁荣。

大抵说来,自1840年起,中国虽然经过大约十来个历史阶段,但其社会主调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政治总是主旋律。结果,中国人民年年希望繁荣,却一个多世纪都不曾达到真正的繁荣。

经济时代虽然姗姗来迟,终于在70年代末来到中国,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其历史根基显得更为牢固,其发展前途也更为令人兴奋了。

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时代,可以说是人类百年不遇,甚至千年难遇的大好经济时代。这个时代,首先对于中国,又不但对于中国,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次极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挑战。历史终于为我们又提供了一次以繁荣与和平为主调的活动舞台,且看我们如何利用之!

二、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太平洋风景尤好

人类近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或者说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算起,至今已有500多年时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西方人走在前面,西方经济走在前面,西方文明走在前面。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走向发生重大变化,其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即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断由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沿岸,特别是转向东亚国家。昔日西方人的经济奇迹曾令世人瞠目结舌,今朝东方人的经济奇迹尤令西方人感慨不已。

东方人的第一个经济奇迹自然是日本。日本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但“二战”之后仅40多年时间,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其势逼人,大有取美国而代之的势头。日本的经济发展,曾被西方经济界称为奇迹,这个奇迹,是西欧和美国疆域以外,由白种人以外的亚洲人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紧随其后的便是东亚“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四小龙”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创造出令世人刮目的经济奇迹。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亚洲经济时代的象征,“四小龙”不过是几个初期的代表,在“四小龙”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以至缅甸都有良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

东南亚之外,中国和印度同样有美好的经济前途。中国有12亿人口,1040万平方公里土地,拿破仑在200年前就说过中国是雄狮的话。可惜,中国狮子是太过于贪睡了,一睡就是几百年。然而,中国终于迎来了伟大的经济时代。今日中国,虽然仍处于经济繁荣的初始阶段,但其发展成就,已然是世人瞩目。美国著名学者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开卷即论中国,他以一位预言家的眼光,论证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

说中国是整个亚太地区的中心,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感到高兴。我们有150年的历史经验值得汲取,我们兴奋但不应飘飘然。中国人理应脚踏实地,以无愧于时代托付的精神去迎接下个世纪的到来。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一点作者不敢苟同。有一本《走出山坳的中国》,开卷便说“中国世纪”,而且认定,到“2020年,将三家分晋”,即中国经济超过德国、法国、英国,与美国、日本三足鼎立。到2050年,赶超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此后,“再用四五十年的时间,即到21世纪90年代,追上并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富裕、文明、民主的第一世界经济强国”。

这个推测是建立在美国经济50年翻一番,而中国经济2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的。对现代经济的百年预测,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10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究竟怎样,这里面的学问实在不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可以确定的。《走出山坳的中国》作者的观点,可以作为静态一论。

我们的看法,21世纪不便称为中国世纪,即使看今天世界的情况,不但中国,而且东南亚、南美、拉美、南非、中欧,处处皆有经济热点。但环太平洋国家似乎处在更为有利的地缘位置上。怀其说中国世纪,不如说是太平洋世纪,更为合乎实际。

对“太平洋世纪”或“太平洋时代”,也有不同的设想。王逸舟先生曾根据环太平洋国家经济热点地区的地形特征,归纳为四种模式,即美国的“蝴蝶模式”;日本的“雁型模式”;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中国的“扇形模式”。比如所谓蝴蝶模式,是以北美洲为这只蝴蝶的头部,以美国本土为蝴蝶的中枢神经系统,以美加墨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头的外延,躯干部分则是中、南美洲。

实际上,太平洋时代,并非哪一种模式可以取代的。四种模式各成热点,四种模式完全可以联系成四边对进的传导体系。太平洋世纪,应是这些模式的共同效应,尽管这些模式所代表的地区或有消涨进退,或有冷热迟速。

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心,已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中国作为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既是受益者,又是创造者;既是幸运者,又是挑战者;既是时代的幸运儿,又是时代的弄潮儿。

三、北纬60度内最后一条黄金海岸线

依作者的研究,世界文化类型可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与岛国文化。大陆文化的代表首推中国。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大陆性国家,虽然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品性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中国文化以农业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以中央集权制为统治框架。这三点决定了它在封建时代创造出人类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也决定了它很难从大陆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因此,它虽然有辉煌的历史,却在资本主义时代落后于西方,惨败于西方。大陆文化的另一个代表是印度,印度虽然三面临海,重心却在内陆。它处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然而很可惜,它既不愿向东方发展,又不愿向西方发展。反过来看,东方人常常认为印度便是西边的终点,而西方人也同样认为印度 便是东边的终点。于是印度便成为所谓的“桌球袋”。它虽然处在海洋的拥抱之下,却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十分相似的地方。

海洋文化的代表则是西欧文明,或者说是基督教文明。西欧文明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是开放性的,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更有了空前的外向性要求,于是沿海国家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尔后是意大利,再后是荷兰和英格兰、法兰西,相继得到飞速发展。于是从远洋航海开始,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契机,揭开了西方近代文明辉煌的一页。

与海洋文化相比,岛国文化尤有特点。岛国文化代表首推英国和日本。岛国文化集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之特点,对内有很强的凝聚力,对外又有很强的开放性。因为对内凝聚,它具备了某些大陆文化的特性;因为对外开放,它又具有某种海洋文化的特性。岛国一般面积不大,资源不算丰富,虽有发展,余地不算很大。因为资源不算丰富,所以增强了岛国人特有的危机感;因为内部发展余地不大,所以又增强了它们向外扩张的愿望。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性,英国人才能在17、18世纪的欧洲,创造出令历史感叹的经济奇迹,而日本人,也能一枝独秀,以亚洲人身份,率先跨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岛国发展于前,大陆沿海国家紧随其后,或者说二者相互感应,形成近代西方经济发展的一大奇观。但是东西方的历史进程有先有后,这里除去地缘因素之外,还另有别因。但在同一地域之内,无疑是那些靠近海洋通道或接近海洋文化和岛国文化地缘条件的国家,更容易发达起来。从各大洲近、现代经济发展顺序看,总是那些沿海国家首先取得发展,而在同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又总是一岛国开始发展,比如欧洲最先发达的国家乃是英国,而东方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乃是日本。再如亚洲的“四小龙”,几乎个个具备这样的条件。总之,海洋通道对于近现代经济发展来说,总是血脉相连。

有人说,近现代经济,完全可以称之为海洋性经济。对此,自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越是靠近海岸线的地带,经济的近现代化进程越是方便。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过三条黄金海岸线。

第一条海岸线,西欧大陆海岸线。北端始自荷兰,南端止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正处于北纬60度之内。这条海岸线,甚至可以称之为欧洲近代文明的摇篮,它不啻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生命线。

第二条海岸线,是美国东海岸,其位置同样处在北纬60度之内。这条海岸线,也可以称之为西欧海岸线的对应线。西欧近代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市场,而这个大市场,首推美洲新大陆。历史业已证明,这个大陆虽然在文明基础方面落后于亚洲、东欧,甚至落后于非洲,但其潜力的开发却较之任何一个地方更为容易。而当它一旦觉醒起来,又很能成为足以令西欧震惊和无奈的经济伙伴和对手。

第三条海岸线,即美国西海岸,其长度大约跟东海岸线相同。其发展虽比之东海岸落后许多,但其经济价值,对于20世纪的欧美而言,也绝不比东海岸逊色。美国的发达,可以说是伴随着西部开发而兴起的,而西海岸的开发,更成为美国经济另一大门户。美国经济得天独厚之处,正在于其终于达到东西并进、左右逢源的良好境地。

这三条海岸线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大体上都是南北走向,而且地域开阔;它们都处在北纬60度内。这两个特征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正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发。

近代世界经济的历史走向,在于由西向东,又由北而南。由西向东,表示了西方先于东方的态势,由北向南,又表示了北强南弱的态势。换句话说,世界经济已经得到开发的黄金海岸,大体上都发生在北回归线以北至北纬60度以南这个区域之内。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虽然也在北纬60度之内,却没有发挥出如上述三条海岸线那样的巨大作用。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海岸线的潜力正在发挥出来,而它的未来或许更加美好,它是北纬60度内最后一条黄金海岸线。

四、具有独特魅力的儒家文化经济圈

地缘作用对于人类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同是海洋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就有不同,同是内陆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又有区别。所以在地缘作用之外,还应有其它因素的作用。这里讨论相同的人文传统信仰会使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获得经济发展的趋同性。这一点,已为人类的经济历史证明,并且正在为现实的经济所证明。

比如,同为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并不相同,大体说来,西欧发展较快,东欧发展较慢。但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欧的发展速度并不是依地球的经度划分的,也不是按历史上的强弱划分的,甚至不是以种族渊源划分的,而是按其宗教流派划分的。西欧经济发达地域中的国家,大体上属于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英、法、德、奥、意、荷、瑞士、北欧五国等。而发展速度较慢的中、东欧国家,大体上是信奉东正教的国家。

自然,宗教的分布是和世俗的历史演变不能截然分开的,但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显然对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的历史选择与走向产生莫大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大一些,我们还会看到,在世界经济的总体分布图上,相同宗教信仰区域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处于同一级次之上,而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家间,则出现一条或隐或显的经济分割线。有时一线之隔,晃如两世,此一端经济发达,彼一端未离贫困。

历史地讲,任何宗教信仰,均无贵贱之分,不论哪种信仰,都应受到人类的共同尊重。宗教既无贵贱,信仰更加自由。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不同宗教传统的地域,其经济发展模式和速度也确有不同。

以当今世界而论,政、教分开已经成为大的历史趋势,甚至早已成为历史。而信仰自由,同样成为公认的世界潮流。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原本不应对经济发展再产生任何消极作用。但现实提供给人的信息却是,正是因为宗教文化传统不同,在当今世界上才造成种种民族性冲突或地域性冲突。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冲突;黎巴嫩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波黑地区的冲突等等。上述冲突的原因很复杂,但冲突各方宗教传统不同,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关系与宗教信仰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中国儒学传统,虽然强调等级观念,但宗教意识薄弱,宗教态度宽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虽然也有许多民族纠纷,也有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是成功的,在处理宗教信仰方面尤其成功。世界上主要宗教信仰,中国无其不有,无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加上其他种种教派,可谓宗教信仰百花齐放,但中国文化都能宽容对待它。中国儒学文化的这个传统,使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而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对于各种宗教所采取的政策,也大体上与儒学传统相吻合。

中国儒学文化的这个传统,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在国家内部,很少发生因宗教信仰原因而出现的冲突和混乱。在海外华人中,也很少出现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与纠纷。儒学传统,就其本意而言,本来有轻商重仕的传统,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但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又有亲和礼让、态度宽容的现实风格,这种风格对于华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重要的帮助。

前面说过,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常以同一宗教的传播范围为同一水平线,儒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它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有某种宗教性含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本来就应该称儒学为儒教。儒学是否可称儒教,自可仁智互见,儒学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在其传播范围内,确实具有规范社会风俗、联通经济发展、促进相互关系、加深彼此信任的作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固然有其相近的地缘环境在起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共同的文化传统的现实价值。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东南亚这块土地上,与儒学文化更为接近的地区,才是经济最早发达起来的地区。不唯如此,即使如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其内部最活跃的工商阶层,也首推华裔后代或华侨阶层。

因为华人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也因为儒学文化圈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几年出现不少新的说法,其中一个观点,叫作儒家资本主义。儒学本与资本主义无关,也和市场经济不搭界,但华人经济影响大了,儒学的地位提高了,既然基督教可以和市场经济发生某种内在联系,儒学作为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自然也可以和市场经济发生联系。

或者应该这样说,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可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需要种种必要的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经过100多年的洗礼与再生过程,终于开始找到自己在未来经济中的一个合理的位置。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的一种必然要经过的经济形态,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会取得生存和发展条件。只是由于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它的出现会有先有后,它的结构模式,也会形成各自的特征。

无论如何,时至20世纪90年代,作为人类重要文化遗产的儒学文化,终于迎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到来,既是孔夫子的胜利,也是亚当、斯密的胜利。既然是孔夫的胜利,作为孔夫子后代的中国人,自然会得到更多的荫泽。

五、流布于五洲四海的华人经济网

华人经济网按其文化传统言,可直接称之为儒家经济圈,但二者其实还有区别。华人经济网的范围比儒学经济圈还要大些。儒家经济圈,至少从目前看,主要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地区,而华人经济则流布于五洲四海,甚至可以说,凡有人类的地方都有华人的足迹。当然,作为一种传统可以说任何华人活动的地区都有儒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以其现实地位而言,他们的经济成就或许更为引人注目。毕竟中国人向海外寻求生活不是从传播某种文化为其生存使命的,这一点与基督教的发展有质的不同。

中国人流布海外,几乎无处不在,但中国人的海外发展,绝对没有政治目的,更没有宗教目的。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忠孝为价值之本。所以,我们无数祖先流布于世界各地,可以说,他们不曾因为信仰或者政治问题而和所在国发生过矛盾。尤其在西方,只有西方国家歧视华人的历史,没有华人有负于西方社会的历史。

然而,中国侨民并非没有自己的理念,没有自己的人格,没有自己的社会观点。中国文化从来不属于宗教文化,但中国人自有独特的民族感情。中国文化对鬼神固然不甚敬重,但对祖先却存在永难消减之情。中国民族是最重视亲情,最重视乡情,最重视民族情的民族。无论走到何处,他们最无法忘却的乃是亲情、乡情和民族之情。

旅居海外的华人,约有5700万人,其中入居住国国籍的大约有5500万人。大部分居住在东南亚一带,流布亚洲的华人约占海外华人总数的85%左右,其余欧洲、美洲、澳洲、非洲也都有华人居住。其中如美国的加州,拉美的某些国家,还有华人的聚居地,加州一州即有100万左右华裔。

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有些行业几乎是华人的专利。如华人餐饮业,真如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即生,凡有华人的地方便有华人餐馆。自本世纪中叶以后,旅居海外的华人,文化层次日益提高,从劳工型开始转向知识型、科技型。华人的智慧原来为世界所承认,所谓人类的钱袋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人类的智慧装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美国的大学教授,医院主任医生以至硅谷的科研人员,华人都占有很可观的比例。华人本有政治传统,而旅居国外不愿从政,但近些年已日益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海外华人,仿佛一个强大的信息网络,更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地的旅外华人,纷纷为自己家乡的经济腾飞出钱出力,献计献策。单海南一省,海外华人的投资即有2.5亿美元之多。而侨胞对海南的投资额比起广东而言,还要少得多。

对华人经济贸易圈的认识,似乎国外学者并不逊于大陆学人,美国学者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曾就此而感叹,“海外华人圈作为一种势力圈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他认为,“华人经济实体其实就是一个靠宗族和同乡组成的公司和企业网,企业之间层层联结,规模不断扩充,直至覆盖全球。说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当今的‘互联式电脑网络’,华人圈不论形态还是特性都十分于此类似。……在华人圈里,企业联络范围可以无限扩大,并且企业自治意识不很强,没有权力中枢,大家唯一遵循的一条共同法则就是:市场挂帅。这种特性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非常适用——既便于整体协作,又强调独立奋斗精神。华人建立如此网络,无异于如鱼得水,可乘机大展宏图。”

六、具有巨大潜力和活力的中国大市场

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而言,都有着同样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大陆市场至少有如下四个特点,个个都有无比诱人的魅力。

第一个特点,商品短缺,需求旺盛。短缺是计划经济的结果,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短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过剩,因为过剩,所以出现繁荣。中国的经济现状,一方面发展很快,一方面缺口很大。因为中国人口基数特大,要达到西方工业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可以说,样样都少,样样都需要大量生产。唯其如此,中国的经济前途才让西方企业家见之兴奋。

第二个特点,劳动力便宜。中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劳动力价格十分便宜。一方面是劳动力价格便宜,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旺盛,二者相加,难怪中国有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

第三个特点,私人经济、乡镇企业十分活跃。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大奇观,是私有经济、乡镇经济和相当数量的三资企业生龙活虎,气象非凡。中国的私有经济、乡镇企业对于改革开放事业,对于国计民生,对于12亿人口的生存幸福,可谓至关重要,功劳大矣。目前,中国的私有经济、合资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劳动生产率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可以想见,一二十年后,中国会有更多的企业家涌现出来。人类工商史上,西方企业家独领风骚的时代即将过去,说不定哪一天,中国的企业家也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一呈风流。

第四个特点,消费潜力大得惊人。中国大陆消费市场有多大潜力,实在不好确论。但中国人的存款余额有3万多亿,可以想见其潜力之大。不唯如此,中国有12亿人口,大约4亿个家庭,每10个家庭添置一辆轿车,就需要4000万辆。当然,现在中国人买得起轿车的家庭还不多,但在20年前,买得起彩色电视机的人不也很少吗?显然,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计算,未来中国人的消费市场,更加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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