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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三代之际为中国谋略学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许多谋略方法和思想，成为后代谋略学的源头活水。春秋战国时期，谋略学逐渐发展成熟，涌现出了道家、兵家、纵横家、法家等影响深远的谋略流派。汉唐时期，谋略学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对前代谋略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另一方面对前代许多谋略范畴、方法进行补充、发展和修正。宋代以降，谋略学逐渐走上了轻理论而重实际运用的发展路径。在谋略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谋略学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诡道”论与道德学说并行不悖的学术特色；重人力而轻物力的价值取向；以客观实际为谋略出发点的务实精神。
关键词 谋略思想 发展大势 文化个性
“谋略”，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字眼。古往今来，因一计而安天下，靠妙策而建奇功的事例，曾促使多少人埋首其间，寻找奥妙所在。“谋略”，又是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字眼。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到经邦定国、为政从商、治军出使，小到安身之命、待人接物，人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着谋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谋略史。至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更是一个十分讲究用智尚谋的民族，其谋略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传承不辍。
一、中国谋略思想发展大势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谋略大师，大约要首推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在与炎帝的长期争斗中，黄帝采用了推行德政，整肃军队，发展农业，扩展疆土，教练士卒的谋略，然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所采用的这种战法，被后世谋略家们视为“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的谋略范例。
到夏、商、周三代，中国谋略思想进入早期发展阶段。谋略运筹中的许多原则、指导思想已经被总结出来。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被称为东方文化神秘殿堂的《周易》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如“乾卦”爻辞中，以“潜龙勿用”，“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隐喻应该根据不同的时间、环境、态势，采用不同策略。又如“大壮卦”爻辞，引用了一个公羊抵篱笆的比喻：“羝羊触藩，羸其角”，“藩次，不羸，壮于大舆之輹”，“不能退，不能遂”。这几段爻辞对公羊抵篱笆的前景作了三种可能性分析：一种是羊碰伤了角。二是篱笆破而羊角暂时未伤，羊就会再用角去抵大车的辐条，终不免伤角。三是篱笆与羊势均力敌，羊角未伤，篱笆未破，而羊角却被篱笆夹住，羊处于进退失据的窘境，从而暗示了这样一条原则：在谋略对抗活动中，进攻的一方必须把握“度”，如果一味逞强，难免自伤其身乃至败亡。再如“履卦”爻辞中说，有人既瞎又跛，却自认为视力好，腿脚健，结果一迈步就踩在了老虎尾巴上而被老虎咬伤。这就揭示了在谋略运筹中必须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周易》中的谋略思想，不仅为“三代”统治提供了重要的谋略方法论，而且成为后世谋略理论的源头活水。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与变革，诸侯蜂起，大国争霸，全社会掀起了一股研究、运用谋略的热潮。“合纵连横”，“围魏救赵”，“田单破燕”……数不清的谋略家留下的数不清的事迹，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幅能勾起人无限遐想的历史画卷。这一时期丰富的谋略实践，为谋略学的发展成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翻开诸子百家典籍，可以看出儒、法、道、墨、兵、农、阴阳、纵横诸家，无不自成独立的谋略思想体系。不过，由于各家思想侧重点的不同，对谋略学的研究和影响也不能相提并论。相比较而言，道、兵、法、纵横四家更为重视权谋的运用，在中国谋略学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道家的开山大师是老子，其代表作《老子》可谓是一部专论“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的谋略著作。老子对中国谋略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其一是“矛盾论”。在老子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矛盾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矛盾的双方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并且总是向相反的方面运动、转化。这种矛盾观对后世谋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战国时代的《孙子兵法》、《吴子》，到三国时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心书》，唐《李靖兵法》，明代的《百战奇略》、《三十六计》、《后法百言》等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的影响。其二是“柔胜论”。《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在老子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然而在攻坚克强方面，却没有什么东西能赛过它。老子由此提出了“弱之胜强，柔之克刚”的著名论断。老子的这种“柔胜论”，不仅成为谋略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且成为历代谋略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城濮之战”、“马陵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多少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都体现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主题。
兵家的杰出代表是孙武。其代表作《孙子》不仅是一部堪称人类兵学圣典的不朽之作，更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谋略学专著。第一，孙子提出了“伐谋”论，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孙子·谋攻》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就谋略的价值而言，在如上四种方法中，“伐谋”居于首位。“伐谋”可以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奇效。这就为谋略学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柱，使谋略学的研究得以摆脱少数人私相授受、秘不示人的状态，一举登上传统国学的堂堂正殿。第二，在“伐谋”思想的指导下，孙子对与谋略运筹有关的许多领域——从谋略的准备活动，到谋略目标的确立，实施谋略的具体方法，谋略人才素质的养成，等等，都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这就为后世谋略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第三，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谋略运筹的原则。《孙子》中的大量论断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算胜，少算不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等，无不成为脍炙人口的警句、名言。正因为如此，《孙子》一书，不仅被后人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商战、教育、体育等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孙子》堪称为一部展示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谋略百科全书。
纵横家是当时活跃于各诸侯间的一批外交人士，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他们或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或入朝干政，直接充任君主的谋臣辩士。擅长“游说”是纵横家的职业特色。在五花八门的游说实践中，纵横家们逐渐总结出一套说服他人的方法、诀窍。纵横家的经典著作《鬼谷子》就以“捭阖”、“内揵”、“抵戏”、“反应”、“飞箝”、“
合”、“揣”、“摩”、“权”、“谋”、“决”为题，从对游说对象的观察、选择，到游说内容的安排，游说技巧的运用等外交谋略的基本原则、内容、方法，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可视为一本外交人员必读的教科书。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作为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在汲取商鞅、申不害、慎到诸家谋略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法（法律制度）、术（计谋策略）、势（权柄）相结合的谋略理论，从而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政治谋略蓝本。尽管韩非及其学说，从未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学者宗师，学术正宗，但他的政治谋略学说，包括他总结出的一整套谋略手段如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利异外借、托于类似、敌国废置等所谓“七术”“六微”，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在治国、御臣、使民活动中反复运用的传家法宝。
汉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臻于鼎盛，谋略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前代谋略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仅《汉书·艺文志》就收录了各种与谋略有关的著作计53家790篇，图四十三卷，并且将传统谋略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大流派。这种分类尽管并不科学，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对谋略流派进行分类的首次尝试，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详细记载战国纵横家言行的《战国策》在这时期得以整理汇编成册。被视为兵学经典的《武经七书》，其中绝大部分也都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学人的发掘、整理、补充得以结集出版的。唐人赵蕤的《长短经》，则以“大政”、“德行”、“权变”、“霸纪”、“权议”、“杂说”、“兵权”为议题，结合历史实际，对历代经邦理政、治军伐交，乃至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论辩游说等谋略进行了全面总结。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大大丰富了传统谋略学的内容。
第二，对前代许多谋略范畴、法则进行了补充、发展或修正。例如在“心战”问题上，先秦时期的谋略家非常重视心理战的运用。但他们视线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对敌“攻心”这个层面，至于对己“治心”的内容则很少涉及。与此不同，诸葛亮的《心书》、李筌的《太白阴经》等著作，则从“攻心”与“治心”两个层面，全面探讨了“心战”的基本原则、方法及其在谋略运筹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大大扩展了“心战”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又如在“奇正”运用问题上，先秦谋略家大都遵奉“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的原则，把出奇看作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但唐代谋略家李靖则明确指出：“凡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从而修正了先秦谋略家单纯倚重“以奇取胜”的片面观点。
宋代以降，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随着理学作为学术正宗地位的确立，大批讲究权谋之术的典籍被逐出官学之门，只能在民间私相传习授受。尽管也有极少数谋略著作立于官学，如《武经七书》从宋代开始被列入考武举的必修课目，但也仅仅只是被狭窄地局限于军事谋略领域，谋略学的发展极为缓慢，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不过，这一时期也有两部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署名“刘基”的《百战奇略》。该书将谋略运筹方式分为一百个类型，结合历史事例，分别论述各种方式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所必须掌握的要领。另一部是流传甚广的《三十六计》。该书将各类谋略归纳为六大类，三十六小类，以传统的阴阳八卦理论为依据，分别论述各类谋略的基本原理、表现形式和运用方法。这二部书的刊行、流传，表明宋代以降，谋略学逐渐走上了轻理论建树而重实际运用的发展路径。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国门的渐次开放，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中国谋略学的发展格局为之一变：如何在继承发展、弘扬传统谋略学优秀遗产的同时，广泛汲纳西方谋略思想的精华，成为摆在近代谋略家们面前的主要课题。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中经洋务派、维新变法派到孙中山，都为解答这一课题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谋略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开辟了一条解答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之路。
二、中国谋略学的文化个性
在漫长的谋略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谋略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它鲜明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诡道”论与道德学说并行不悖的学术特色
“兵者，诡道也”，这是孙武的一句名言。“诡道”二字，准确的揭示了中国谋略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孙子》上所说的“顺详敌意”，“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六韬》上所说的“因其所喜”、“亲其所爱”、“阴贿左右”……等十二种“文伐”之法；《兵法百言》上所说的“一人之争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三十六计》上所说的“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谋略“诡道”作了深入研究和阐述。与此同时，中国谋略理论又十分重视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如在关于谋略家的素质修养方面，要求谋略家“能清、能静、能平、能整”（《黄石公三略》）；要有“仁、信、忠”（《六韬》）的高尚情操；要有“不自见、不自伐，不自矜”（《老子》）的谦虚精神，要有“以身殉国，一意而己”（《诸葛亮·心书》）的献身精神；要有“惠而不费、劳而不怒、欲而不贪”（《论语》）的利它精神。在谋略人才的任用、考察方面，不仅强调要重用“智者”，更强调要重用“贤者”。主张用“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六韬》），等“六守”、“八观六验”之法，来考察人才的道德操守。在谋略手段的运用方面，把“以德胜人”看作是上策，而把“以力胜人”看作是下策。
谋略，从它的本质属性而言，只是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只是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具备任何道德色彩。而中国谋略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道德学说巧妙的引入谋略研究范畴，由此形成了“诡道”论与道德学说有机结合的学术特色。这与西方一味强调阴毒诡诈的马基雅维里式谋略理论，显然大异其趣。
需要指示的是，中国谋略理论的这种学术特征的形式与中国谋略家对道德功能的深刻认识有密切关系。在中国谋略家看来，谋略虽然属于“诡道”、“诈道”，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但谋略运筹者道德操守有高尚与卑劣之别。品行卑劣的人所策划的谋略，尽管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唯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从而获得最长远的利益和最后的胜利。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这种对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张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道德、重伦理的民族学术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总是善于以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处理问题的民族文化性格。
2.重人力而轻物力的价值取向
谋略是人类独有的一种高级智力运筹活动。毫无疑问，在这种活动中，人的意志力、思维、判断、决策、操作能力等等，是决定谋略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的价值，中国谋略理论一向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姜太公所说的“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孙武所说的“多算胜，少算不胜”，“将者，国之司命也”（《孙子兵法·谋攻》）；吴起所说的“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权，则不劳而举”（《吴子·论将》）；诸葛亮所说的“审天地之道，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以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死生之事”（《便宜十六策》）；等等，都把“人力”看作是决定谋略成败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价值导向下，如何发挥人力的作用，成为中国谋略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正是依凭着对人力价值的开发、利用，中国谋略史上才上演了一曲曲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历史剧。重人力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国谋略理论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谋略思维中最富于创造性的精华所在。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谋略是一种极富对抗性的活动。谋略成败不仅取决于谋断双方的“人力”运筹技巧，也取决于双方物质力量的强弱大小，以及对物力的运筹、使用技巧。尤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物力在谋略运筹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中国谋略家们把人力的价值推演到极致时，往往忽视了物力在谋略对抗中的价值。翻开传统谋略著作，如何运用奇计妙策克敌制胜的议论比比皆是，如何通过发展物力来赢得胜利的论述却寥若晨星。至于科学技术——物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则完全被排除在谋略家们的视野之外，以至于对已经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都不能加以有效利用。仅以指南针和火药的命运为例。指南针发明于战国时代，但直到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历代军事谋略家在谈到引导部队行军问题时，都未能超越孙武“用乡道”的水平，丝毫不见指南针的踪影。火药在汉代就已发明，但直到元代，才有管形火器问世。从元至清前期的几百年间，管形火器并没有受到军事谋略家的重视，以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冷兵器依然是中国军队的主战武器。显而易见，轻视物力，尤其是轻视科学技术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军事谋略运筹水平的提高。
3.以客观实际为谋略运筹出发点的务实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究务实的民族。这种民族性格，在谋略学领域，表现为始终把客观实际看作是谋略策划、制定、实施的最主要依据。在谋略准备活动方面，中国谋略理论强调“知己知彼”是实现谋略目标的先决条件，而所谓“知彼”，“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情者也”（《孙子兵法·始计》），既反对用求神问卜的方法来胡乱猜测敌情，又反对对敌情作类化推附的主观臆断，强调只有通过掌握敌方客观实际的人，才能真正把握敌情。在制定谋略方案的过程中，中国谋略理论主张“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见其可欲，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荀子·议兵》），强调制定方案时既要考虑客观上可能有利的一面，也要兼顾种种不利因素。在谋略实施问题上，中国谋略家们指出：谋略方案只是人们的一种预设计划，而客观实际却永远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在谋略实施过程中，人们应当“与物推移、变动无常”、“不为事先，动而辄随”（《黄石公三略》），“不法古，不修经”（《长短经》），“此策阻，而彼策出”（《兵法百言》），随时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换策略。
中国谋略理论中这种重客观实际、黜虚悬妄幻之谈的风格，一方面源于谋略学本身的内在要求。谋略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是它与纯理论的“义理”之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任何高明的谋略只可能来源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并直接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决定了一切带有神学色彩的，主观主义先验论色彩的理论，不可能在谋略学领域内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源于“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潜夫论·叙录》），“国民常性……语绝于无验”（《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的民族务实传统。谋略学科的内在逻辑要求和民族文化传统，使得中国谋略学成为传统国学中最具理性精神的实学。
收稿日期：199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