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中亟待研究解决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能够抵御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住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取得骄人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及时地、坚定不移地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今年，我们面临着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前景未卜，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欧盟经济艰难爬行，全球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负增长，使我国出口增长的困难加大，同时，由于加入WTO后关税水平降低，进口配额增加， 进口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进口增长速度有可能快于出口增长速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降低甚至可能会出现负拉动。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要把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保持下去，必须加大扩大内需的力度，围绕扩大内需，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当前在宏观调控中有以下五个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一、关于提高消费率问题
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和决定着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均衡增长，而且影响和决定着居民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影响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由于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导致长期采用压低居民消费的办法提高投资率，即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在短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由于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撑，生产资料或投资品脱离消费品市场的需求过于膨胀，大量沉淀在中间生产环节，而市场消费品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得到同步提高，以致出现周期性通货膨胀，政府为抑制通胀采取紧缩政策又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欲速不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30年经验教训的结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取了教训，大幅度地提高了消费率，降低了投资率，排浪式的消费热潮拉动轻纺工业的急速增长，进而支撑了长达10年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为解决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问题，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从这时起，投资率明显上升，消费率明显下降，虽然这种升降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因为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瓶颈制约的缓解，不仅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居民消费领域的扩大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但投资率的持续偏高，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全面供大于求局面的根本原因。
数据分析表明，80年代投资率年均为35.3％，1993－1998年上升为40.2％，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同期最终消费率由65.1％降为58.2％， 下降了6.9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在GDP 支出中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比美国、印度低20个百分点。所以，从1998年以来出现的供大于求的矛盾，是长期以来投资率过高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目前困扰我们的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高储蓄、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的结果。造成最终消费率低的直接原因，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1986－1998年，GDP年均增长9.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2％，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低一半左右。二是居民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又逐步降低，居民储蓄存款在几次降低利率的情况下依旧大幅度增长。居民即期消费倾向减弱的原因，主要是个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消费欲望减弱，低收入阶层缺乏支付能力，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据测算，1987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为0.84，到1998年降为0.4。此外， 受消费政策和收入水平的限制，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转换断档。在吃穿用的消费基本饱和之后，住、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受体制和政策的限制不能及时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部分城镇居民因购买住房掏空了累积购买力，并预支了未来的购买力。城镇已饱和的消费品，在农村没有接替购买能力。
改变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必须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只有居民购买力提高了，市场活跃了，投资者看到了市场的卖点，才敢于投资。这样由居民收入增长拉动市场销售额增长，进而拉动投资增长及整个经济增长，才能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果在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仍然一味增加投资，就会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因为投资的增长等于供给的增长，如果说现在是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供大于求，那么，要不多久，将会出现基础设施的供过于求。所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供大于求的矛盾，需要对症下药，应当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率入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二、关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突出表现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速缓慢，城乡差距拉大。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连续出现负增长。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4.6％、4.3％、3.8 ％、2.1％，收入增速连续四年下降，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2001 年农民收入增长4.2％，出现了低幅回升， 但今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又面临着再次下滑的危险。初步分析去年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粮价上涨因素约占1.3个百分点，外出务工占1个百分点，出售畜牧产品占1 个百分点，退耕还林、基础设施建设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使农民收入增长0.7个百分点。今年， 价格因素和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减弱甚至消失。由于加入WTO，粮食进口会相应增加， 在国内粮价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粮价上升将受到抑制。由此会使农民收入增长至少下滑1个百分点。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今年出口增长压力加大。在2001年广交会上，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出口订货量明显减少，有的减少幅度达20％以上。预计今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规模将很难维持在2001年的水平上，工资报酬也会降低。由此可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比去年下降1个百分点。所以，如无重大政策措施， 农民收入增幅可能下降为2％左右。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困难会更大。1999年，全国纯农户和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人均减收13元；2000年又减收20元。如果200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农民收入增速下滑，使一度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呈再度扩大之势。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为2.8：1，比1985年扩大了近50％。初步测算，200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左右，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又高出3个百分点。由于农民纯收入中有一部分要用作生产性投资、交纳村提留和乡统筹，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消费能力，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以1998年为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例为3.4：1，比同期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大36％。此外，农民收入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非货币收入，货币收入仅占纯收入的70％左右，这也直接降低了农民的市场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降低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尤其是务农的积极性，一些地方出现撂荒现象，对农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危及到农业的基础地位。同时，农村市场不能得到较快扩展，直接制约着扩大内需政策的全面落实。计算表明，在农村人口比重未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县以下）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80年代初的50％左右下降到1990年的37％，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下降到26％和25.8％。农村消费和投资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80年代初期的45.5％下降到90年代末期的22％左右。很明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依然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就难以保证。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当然要代表农民的利益。所以，必须高度认识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局性问题来对待，作为实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来对待。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在宏观调控上应有大的举措。要调整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结构，由目前农业仍然为整个经济建设提供积累改变为对农业进行反哺的政策。适应加入WTO 对农业的绿箱政策和部分黄箱政策的要求，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在继续搞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农村电网改造、储备粮库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增加对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沼气、农村水电、乡村道路和草场围栏等方面的投入。对农业科研、科技成果推广、农民培训、种子工程、畜禽良种工程，以及建立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生物病虫害和畜禽疫病防治体系、农业信息体系等方面，各级财政都应给予支持，并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发展，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总之，通过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力争使农民收入在近期内有一个较快的增长。
三、关于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
“十五”计划提出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就是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克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明显滞后的状况。实现这一任务，必须集中力量加快发展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性产业，主要指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带动能力强、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中国加入WTO后， 面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和资本上都具有明显优势的跨国公司，如果我们不加快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就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失去发展民族工业的机会。如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汽车、飞机、船舶、技术装备、石油化工等行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代表，是经济竞争力的体现。如果这些产业大部分由外国公司控股，那么国家的经济命脉就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加快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和前途命运，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发达国家在发展这些产业方面，政府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凡是属于竞争性行业，国家都不应该给予支持，也不要进行投资。否则就是制造不平 等竞争。这种说法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不符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贯做法。美国经常标榜实行自由竞争，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吹新自由主义，但是美国每年通过国防部发放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军工科研经费，支持军事科研的发展，这些科研成果转为民用，直接支持了美国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大型装备等产业的发展。此外，美国还通过政府采购、实施重大专项工程，如信息高速公路、导弹防御系统等带动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发展。美国表面上虽不承认自己有产业政策，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最成功的产业政策。关于这一点，连美国的经济学家也不否认。法国、德国、意大利对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在八、九十年代，政府财政也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至于日本在六、七十年代，韩国在七、八十年代实现经济的腾飞，都是成功地运用产业政策的结果。我国正处于赶超发达国家的阶段，运用政府的组织能力，动员资源，集中用于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是必须采取的正确战略。当然，政府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投资的老路子上去，而是要通过市场机制，采取招标和计划合同的方式，选择优势企业承担国家任务；也可以通过对某些行业提供贴息贷款、优惠税收、政府采购等方式，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这样做，正是把市场竞争同政府的组织引导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竞争的活力，同时又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两种手段结合起来，加速结构调整，需要认真研究。当前，要抓紧入世后的预备期，运用各种手段，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使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上来。通过加快发战略性产业，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盈利水平，增加财政收入。
近几年，我们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增加投入，是完全必要的。但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不能过分超前，要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据到过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基地的同志讲，那里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漂亮的办公大楼，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成为世界著名的软件制造和出口中心。当盈利能力强的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起来，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再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工业与基础设施之间就可以形成相互协调的发展局面。
四、关于加大对小企业扶持力度问题
小企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活力强、就业容量大等特点；无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是发展加工、贸易、服务业，小企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为数众多的小企业支撑起来的。从5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型企业从业人员逐步减少，而小企业的从业人员逐渐增多，主要靠发展小企业解决了就业难题。忽视大企业的骨干作用和忽视小企业的群体作用，都是不可取的。现阶段，由于我国就业矛盾突出，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大力发展小企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经验也证明，哪个地方小企业多，经济发展就快，就业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哪个地方大企业多，小企业少，经济发展就缺乏活力，就业压力也大。发展小企业，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银行贷款的支持。由于给小企业贷款风险大、审贷成本高，使它们在申请贷款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许多国家都对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实行特殊的政策支持。如美国有一个小企业局，专门利用财政拨款对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有一个小企业公库，也是用财政拨款和专门会计基金满足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我国目前尚没有这样的机构。要抓紧建立专门为小企业贷款服务的政策性机构，发展信用贷款，配合以抵押担保贷款，尽快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发展小企业，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小企业大多数属于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国家计委最近下发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对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联营、合股经济的投资，要给予积极支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除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凡是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包括经营性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都允许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各类商业银行都应把民间投资者作为重要的服务对象。证券监管部门要为民间投资项目上市融资提供平等机会。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为高技术项目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实行公平合理的税费政策，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通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要按照积极引导、热心服务、依法监管的原则，引导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当前，要围绕贯彻落实这个通知的精神，开展调查研究，突破一些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建立起真正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中小企业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大企业配套的零部件生产方面，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五、关于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问题
财政和货币是市场经济的两大调控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供给结构，属于长期调控政策。贷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节需求总量，属于即期调控政策。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按照常理应当主要运用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达到扩大需求的目的。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拉动投资需求，只能起到引导和辅助的作用。每年发行1500亿元国债，加上配套的企业资金和银行贷款，总共也只能拉动4000亿元左右的投资，这在每年3 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毕竟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而运用货币政策对拉动内需的作用要比发行国债的作用大许多倍。为什么在这几年扩大内需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呢？关键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历史遗留的不良债权过多，银行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通过向银行发行国债，实质上是政府帮助银行承担了贷款风险。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我们期待着银行的改革能够加快步伐，真正建立起内控机制，提高资金运转效率，在保证贷款能按时收回的前提下扩大信贷规模，支持投资和消费的正常增长。只有当需求能够按照市场机制保持旺盛增长时，国债的发行即可以逐步减少，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可以逐步退出。因此，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既防范金融风险，又支持经济增长，就成了进一步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关键所在。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出了具体部署。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增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扩大股市规模和债券市场规模。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为3：7，而美国为7：3。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使金融风险集中在银行，这也是造成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多的原因之一。扩大直接融资，要走规范发展的道路，避免股市的大幅度波动。要在银行和股市之间筑起防火墙，避免银行资金流向股市。要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筹资比例高达70％以上，我国才刚刚起步。要鼓励企业学会更多地通过股市和债券市场融资，真正对所有者负责，把增加企业价值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目标。银行贷款结构也要进行调整，积极发展消费信贷，由过去支持生产改为支持消费。这样有利于通过启动市场来拉动投资。近两年，消费信贷增长很快，而不良贷款只有0.4％，应当大力发展。 总之，运用金融手段来扩大内需，是财政手段所不可比拟的。如果把积极财政政策比喻为在一个蓄满水的大坝上架起几台抽水机，那么金融政策的作用则好像打开泄洪闸，使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喷涌而出。近13亿人口的巨大潜在需求转化为波涛滚滚、源源不断的现实需求，将能在今后10年以至20年的时间内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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