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学论文,汉语论文,断想论文,语义论文,体系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零.引言：从三个平面学说谈起
三个平面的观念来源于西方现代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经国内一些学者的发展，正在形成汉语语法学的新模式，它对汉语语法研究的直接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使汉语语法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新高度。关于三个平面之间的关系，已出现了许多种解释模型。然而有一个重要事实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三个平面学说能在国内特别盛行，并非因为汉语语法中三个平面的区分特别明显，而恰恰是特别模糊，三者如相缠的三根老藤，难分难解，甚至如三团黄泥捏成的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本始于西方，但西方的语法学模式并没有以此为核心，因为印欧语言的语法存在着三者相对清晰的界限，句法虽受语义语用的一定制约，但仍有较大的独立性。如Him I’ve met一句，Him在句法上是宾语，语用上是话题。汉语“他我已经见过了”一句，“他”是话题无疑，是主语还是宾语就不大好确定。在俄语中，句法分析和语用分析可以分得很清，“无论是主要成分还是次要成分都可能用作主题或述题。一个句子成分不管用作主题还是述题，其句法作用不变。”（王福祥，1981，P39）这样的论断在汉语中是很难作出的。根本原因，是汉语的句法独立性太弱，难以建立独立于语义、语用而相对自主的句法体系。具体地说，一，汉语句法的显性形式标志较少而且使用中缺少强制性，许多范畴不得不借助于语义语用来建立；二，汉语语法中仅有的形式手段即语序虚词，往往既表句法又表语用或语义，顾此难免失彼，如语序作话题—述题标记时就无法再表示主语—宾语的对立。
三个平面学说第一次启示我们：现有的汉语语法体系其实已“混入”了语义语用的内容，却套用了西方单一句法平面的范畴系统，因此使许多问题难以说清。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学说也可能在汉语事实面前走入“事与愿违”的境地：其初衷是区分语法中的三个平面，最终结果却是不得不建立三个平面紧密交融的语法体系。这一结果并非坏事。这将是引入语义学语用学观念而自觉建立的交融体系，比起以前用一个平面盲目混杂三个平面的体系是了不起的进步。
在肯定了汉语语法必须注重句法一语义关系和句法—语用关系的前提后，还得考虑如何摆定这两对关系的位置。近年来较受到重视的是句法—语义关系，这一重要的理论依据使许多人认为汉语是意合型语言，这可称为语义优先观。而笔者认为语用在汉语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汉语语法是语用优先语法，句法—语用关系应该摆在首要位置。（此外汉语中的语音平面也颇重要，详刘丹青1993等）这是从语言事实方面出发产生的一点初步想法。另外，从方法论上看，语用优先的体系也可能比语义优先的体系更具有解释力和应用性。本文便是这两方面的几点不成体系的断想，斗胆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
一、话题优先是汉语语法语用优先的全息映现
李讷和汤普生的著名语法类型学模型，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4类：注重主语型、注重话题型、主语和话题都注重型、主语和话题都不注重型。汉语被划入注重话题型。这一观点已得到一些人不同程度的同感，但它对汉语语法学的启发不仅于此。首先，主语是个句法概念而话题是个语用概念。在注重主语的语言中，主语比话题更能满足句子结构完整性的需要，而且主谓间常有一致性形态。在注重话题的语言中，话题比主语更能满足结构需要，话题也常有外部标记（如句首之位、停顿或语气词等），而主谓间不存在一致性标记。这表明，至少在句子基本结构方面，汉语有语用优先于句法的倾向。
除此而外，李讷和汤普生所谈的主语和话题还有一点重要区别。主语和谓语之间必须有选择关系，主语必须是谓核（谓语核心）的一个论元(argument)；而话题必须是有定或已知的成分，但与谓核不必有选择关系，不一定是谓核的论元。从汉语实际看，话题跟谓核的关系可以很松散宽泛，远到毫无选择关系，如“这样的做法大家肯定意见很大”，近到完全同一，如“走就走”。这一远一近都不符合论元的性质，但都符合话题（有定或已知）的特性。由于词语的选择关系是一种语义关系，因此主语实际上还带语义成分性质，是句法—语义概念，而话题则是语用概念。话题优先于主语意味着语用不仅优先于句法，而且优先于语义。
根据全息理论，事物的某个部分的结构与特性，往往映现该事物整体的结构与特性。语言具有全息性，例如汉语语法中构词法、短语、单句、复句具有类似的组合方式和组合关系。因此，汉语在主语—话题问题上的语用优先，也应当是整个汉语语法语用优先的全息映现。下面几点断想，试图说明这一演绎性的推论能找到更具体的汉语事实的支持。
二、汉语的语法形式手段疏于句法、语义而精于语用
较传统的理论认为语法学主要研究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三个平面学说启示我们所谓“语法意义”可以分出不同的平面。我们认为，不同语言的语法形式在侧重哪个平面的意义方面是有差别的。先来探讨一下语法意义的平面区分问题。关于狭义语义（语义平面）和语用意义，可以借用刘大为执笔1993一文的论述和术语作这样一个区分：狭义语义就是有关外部世界知识信息的“认知意义”，语用意义则是有关语言使用者之间传递信息相互沟通的“传通意义”。
根据许多人的理解（如刘大为执笔1993，杨成凯1994），句法和语义语用的关系大致就是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句法用其形式表达认知意义或传通意义。情况似乎不这么简单。语言的句法结构都远少于需要表达的认知方面和传通方面的意义关系，因此句法结构的关系意义只能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式化意义。例如句法上的主谓关系和动宾关系都可以分出至少十余种认知关系意义（语义格）；而同一种句法关系内的不同认知义或传通义，又可用多种句法关系来表示，如“睡沙发、沙发睡人、在沙发上睡、睡在沙发上”，其中“睡”和“沙发”在结构上分属动宾、主谓、状中、动补四类，而认知义都是行为和处所的关系。对于结构义未体现的认知义和传通义，语言交际有两种方法来处理：一，由语言使用者凭知识背景等非语言条件来识别或领悟；二，用更具体的语法手段来表明同一结构意义内的不同认知义或传通义。
这样，语法中事实上存在着三种意义，相应地有三类语法形式手段：1、在认知义或传通义基础上抽象而来的高度模式化的结构关系，用句法形式手段表示；2、较为具体的认知意义，用语义形式手段表达；3、较为具体的传通意义，用语用形式手段表达。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再来看人类语言的总体状况和汉语的特点，就不难得出汉语疏于句法、语义而精于语用的结论。
人类语言的句法形式手段主要有：1、格形态（区分主谓、动宾、定中、状中等）；2、一致关系（表明主谓、定中等）；3、时形态（表明主谓关系、短语间的主从关系等）；4、语序；5、结构性虚词——介词、连词、结构助词等；6、词类的外部标记（帮助区分句法成分）。汉语基本不具备以上1、2、3、6、各种手段。4、5两种是汉语的主要句法手段，而这两种手段在汉语中也同时是语用手段，顾语用而失句法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语序、虚词在使用中都相当灵活自由，缺少强制性（朱德熙1985，P2-4），而强制性是句法形式的常见特征。例如俄语形态发达，但该用介词的地方还是必须用；而汉语介词可用可不用的情况很多。由此可见，汉语语法的特点不但疏于形态，而且疏于句法。
人类语言的语义形式手段主要有：1、格形态（表明成分间的语义格关系）；2、态(voice)形态（施受关系）；3、体(aspect)形态；4、不同的介词（语义格关系）；5、级(degree)形态。汉语没有以上1、2、5种手段；有3、4种，但使用中强制性不大。可见汉语表达语义关系的手段也不丰富精密。
人类语言的语用手段主要有：1、语序（表达话题化、尾焦点等）；2、省略（有连接、照应作用）；3、指代成分（有连接、照应等作用）；4、焦点重音；5、句调；6、语用虚词（表明交际功能、言外之意等）；7、式(mood)形态。汉语具备以上7以外的所有手段。汉语语序是最常用的语用手段，并且常以牺牲语序的句法作为代价，前述话题优先即是表现之一。再如“来客人了”，宁可缺少主语也要让无定新信息“客人”（施事）居动词之后。汉语比一般语言更常省略。汉语的语用虚词极其发达。有句法虚词移作语用标记的，如“是…的”；更有庞大的专用语用虚词家族，特别是构成汉语特点之一的句末、句中语气词。句末语气词的语用功能十分发达，无须多说；至于句中语气词，方梅1994认为主要是主位述位的界线而不是主语谓语的界线，换言之语用功能大于句法功能。
从语法形式手段看，汉语的确可称为语用优先语言。
三、状补对立突出体现了语用优先的心理现实性
大家公认汉语有主谓、动宾、联合、偏正和补充五种基本结构关系。其中前四种的区别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唯独偏正中的状谓和补充的区别在许多语言中难以找到对应，成为汉语语法的突出特点。从构成要素和句法关系看，汉语中状语和补语的关系颇似英语中前置状语和后置状语的关系，状语和补语也的确都是以谓词为中心的从属成分。但是，在英语及许多类似语言中，凡谓词的从属成分都不分位置前后，同归状语；而在汉语中却要分为状补两类，而且现在基本上没人建议把补语归为后置状语。这是为什么？语序对立不是理由，因为英语也是很注重语序的语言。语义差别也不是原因，因为只有很少的成分有作状语和作补语的语义（认知意义）对立，如“到操场跑”和“跑到操场”。
汉语中状语和补语的根本对立是语用对立。人们注意到，补语比状语有更大的强调作用。从语用学角度看，状语是谓核的附属信息，而补语通常是句子的焦点所在，前状后补是汉语尾焦点发达的表现之一。试比较：
1)a.经济缓慢地增长。～b.经济增长得缓慢。
2)a.他很忙。～b.他忙得很。
3)a.他在芜湖一直住了三十年。～b.他三十年来一直住在芜湖。
例1)a句“缓慢”作状语，仍然肯定经济在“增长”，语气仍偏积极；b句“缓慢”作补语，强调的是“缓慢”，语气基本上是消极的。2)a句和b句认知意义相同，但b句程度副词作补语，因而对程度的强调更明显。3)a句和b句的认知意义也相同，但a句强调时间长（三十年），b句强调处所未变（在芜湖）。
尽管状语和补语在句法方面性质一致，仅在语用方面存在对立，但汉语使用者却对状补对立十分敏感，无法把语用差异明显的成分认作一类，这显示汉语语法心理对语用特别注重。语法学家“无意之中”把这两种语用成分的区别处理为句法成分的区别，从三个平面区分的角度看并不合理，但对于句法受到语用强大制约的汉语来说却又完全可以理解，这正反映了语用优先具有充分的心理现实性。
四、形态的语用制约强于语义制约，反映形态中的语用优先事实
汉语中存在少量形态现象，它们大多跟语用关系密切，可对形态的研究却常以语义范畴和句法功能为主导，因而显得缺乏解释力。下面仅举两例。
关于动词重叠的语义范畴，有影响的解释是短时、少量、轻微、尝试等，都属认知意义。刘月华1983较多注意语用因素。她首先把动词重叠分为已然未然两类用法。已然用法多见于叙述语句，描写作用大于叙事作用，以动作描写表情、心理、态度。未然用法多见于对话，大都是祈使愿意或致使性句子的期望动作，起缓和语气的作用。她的描写有几点值得注意：1、已然未然关乎行为与说话时的时间，与语用范畴有关。2、见于已然用法的动词限于少数能产生描写性的体态语动作动词，描写与叙事之分主要是语用范畴而非语义范畴。3、多数可重叠动词只能在未然用法上重叠，而且有祈使、意愿、期望这一类语用条件，缓和语气更是语用功能。由此可见，决定动词重叠式使用的条件主要是语用因素，其表达作用也属于语用功能范畴。“短时、少量”之类语义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动词的重叠式都不能用在普通叙事句中。动词重叠的语用功能明显优先于语义功能。
量词重叠的语用优先也很明显。量词重叠的认知语义是周遍，周遍义也可由“每（一）、所有“来表示，重叠式的使用并没有语义强制性。量词重叠式更明显的特点是只能用在谓核前，这与周遍义无关，因为“每（一）”等周遍词可用在谓核后。比较：
每一瓶酒他都尝了。～他尝了每一瓶酒。瓶瓶酒他都尝了。～他尝了瓶瓶酒。
量词的强制性前置难以从句法找到解释，因为前置的句法位置并无句法功能限制。如“人人都去、瓶瓶酒都尝、瓶瓶酒他都尝、他样样都好、样样他都要、他回回迟到”各句中的重叠式分别处于主语、定语、状语等无一相同的句法地位。这种强制性在语用上却很可以解释。量词重叠式有话题性这一语用特征，它规定了量词重叠只能用在话题或次级话题的位置——因此只能在谓核前，而不管是什么句法地位。可见，量词重叠的语用特征比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更明显。
五、“汉语意合为主”，“汉语特别简略”等提法忽视了语用的重要性
“汉语意合为主”是目前较流行的看法。它的合理之处是注意到了汉语句法独立性弱的特点，促使人们去努力发现语法组合中的语义选择规则。但这一观点认为汉语中意义搭配的单位便能较为自由地组合成句，这却带有片面性。
一方面，语义搭配，甚至再加上句法规则，远不足以构成汉语合格句的充分条件。像“鸟飞”、“一个警察离去”、“我买了三件衣服，它们都被乡镇企业生产出来”这样的组合，语义和句法上都无可挑剔，但决不能构成合格的句子。王艾录1991《义句和音句》所举的重着能懂而决不能说的“义句”，许多都属于这一类语用病句。外国人造的汉语病句，大都符合“意合”条件，毛病常出在语用方面。对汉语来说，许多语用问题不是好不好的修辞问题，而是通不通的语法问题。
另一方面，语义上不合适的句子却可以在一定的语用条件下成为合格的句子。如：
1)这个学生今年想考陆老师。（报考陆老师的研究生）
2)到底老啦，这么一小段路就骑了一身汗。
3)这姑娘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1)-2)句中“学生…考…老师”、“路…骑…汗”都是语义上不能搭配的，但句子都能成立。3)是同义反复，从逻辑语义看是毫无意义的(Meaningless)，但在汉语中却表达了特定的语用意义。
“汉语意合为主”的观点对以上两方面的现象都难以解释，就因为它严重忽视了汉语“语用优先”而不是“语义优先”的重要特点。
与“意合为主”观相关的“汉语特别简略”的观点，揭示了汉语较少使用形式标记、省略隐含较常见的实际情况。然而，它忽略了汉语表达有时候特别繁复的现象。例如，在形式标记方面，用一个关联词足以表明的语义关系，汉语却常常用成对甚至成三的关联词语来表示，如“连…也”、“又…又”、“要么…要么”、“不但…而且”、“虽然…但是”、“只要…就”、“只有…才”、“不但…而且…还”、“虽然…但是…却”、“假如…那么…就”。句法上取繁舍简的情况也不鲜见。下列a)句明显比b)句繁复，却更具有汉语味儿：
a)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b)他们互相看看。
a)你自己喜欢哪所学校，就报考哪所学校。～b)你可以报考自己喜欢的学校。
a)不管张三来李四来都劝不住他。～b)不管谁来都劝不住他。
所谓简略和繁复，都是对中间态句子的偏离。中间态就是指句法上合格平稳、语义上自足允当，而对它的偏离，则多出自语用需要，并受语用条件的制约。比如同一复句用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关联词来表示，认知意义并无明显差别，区别主要是强调的程度，而强调的正是一种语用（传通）功能。汉语简略和繁复都比较多，正是语用优先的一个重要体现。
六、“语用优先”观的方法论意义
面对以上种种语用优先的汉语事实，应当考虑建立一种与之相应的语法学体系，即语用优先的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排斥句法在语法中的核心地位，只是针对汉语中句法独立性弱的现实而充分重视语用对语法系统的作用。
语用优先观也不否认语义平面在语法研究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近年来的语义研究已经大大深化了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语义研究的用武之地，首先是短语层级，因为制约短语组合的关键因素是语义范畴和语义关系，不会有“路走汗”这类短语（参看上文）。其次是有所欧化的科技、政论、法律等文体的句子，他们倒的确是意合为主、形合为辅的。语义研究的最大优势是细度，机器处理所需的逐类逐词的语义特征信息主要将靠语义平面的研究来提供。
然而，细度是语义平面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它所提供的详尽精细的句法语义规则有很大的微观价值，却对汉语的宏观语法体系建设爱莫能助，事实上多数细则难以进入供人使用的语法体系著作及教学语法。本文的副题已经显示，语用优先主要是针对汉语宏观体系建设而提出的。语法学体系首先关注的是句子的格局、句子基本结构的分析方法和生成句子的条件。汉语的形式手段较少，难以在较纯粹的句法基础上建立语法宏观体系。语义平面则主要作用于短语层级，在语用优先的汉语中句子格局受语用的制约特别大。钱乃荣主编1990P234列有一张主宾语的语义类型表，共达16类，都是同时适合于主语和宾语，可见靠语义关系来区分主宾语是完全无望的。在宏观体系的层次，语用优先可能是汉语语法学方法论的必然选择。
句法是一切人类语言的语法核心。在此前提下，可以看到，不同的语法理论和方法对语法的诸平面有不同的侧重方式，而这些侧重跟所立足语言的语法特点有一定关系。例如，植根于希腊语、拉丁语的西方传统语法是形态优先的，主要植根于英语的美国描写语法、兰姆层次语法及某些阶段的转换语法是句法优先的，主要植根于英语法语的格语法、蒙太古语法、从属关系语法是语义优先的。看起来这些语法派别都难以系统而有效地移植于汉语。西方的功能主义较接近于语用优先，可能更值得汉语语法学借鉴参考。
“语用优先”观的语用，不应是一个垃圾桶——把修辞、知识背景、文化等等都装入其中。语用主要指语法的传通功能（区别于认知功能）及表达传通意义的语法手段，应该是可以控制和作有限描写的规则性因素，并且是涉及句子通不通而不是好不好的因素。语用优先的方法，不是要强调语用的独立性，而是要在宏观方面（句子、话语）加强句法—语用关系的研究，确定制约句子构造的语用因素，尤其是现在还所知甚少的汉语成句条件；在微观方面（短语、形态）加强句法—语用关系和语义—语用关系的研究，确定制约词语组合和形态使用的语用因素。
这样的一种语用优先方法论，也许会帮助我们在人类语言共性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符合汉语实际的汉语语法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