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是怎样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大林逝世后一直到苏联剧变前，虽然经历次改革，但苏联基本上仍保持着斯大林模式。人们对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历史地、客观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有利于人们对斯大林模式本质的认识。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一、主要内容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或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它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它包括的主要内容是：
1.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的组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源于斯大林主义。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国家。
2.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搞的个人极权主义，“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1]。
3.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4.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5.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联邦制“就实质来说是单一制的国家制度的模式”[2]。苏联“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权……在苏联整个历史中，这理论只是一种幻想。”[3]
6.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斯大林的扩张与霸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二是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观强加给别人，让别国接受，俯首听命；三是国内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最为有效、最稳妥的手段。
7.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等。
这里需要指出，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
二、主要特点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这里仅介绍一下苏联国内有关人士的看法。布坚科认为：“根据现在的全部情况，是否应当这样说才是正确的：由于30年代末我国历史性建设新社会的特点，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4]有些学者把斯大林模式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些。但实质依然故我”。“归根到底，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进行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5]
为了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苏联在198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概念》专题讨论会上，有的学者从列宁晚期著作中描绘出来的轮廓，把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利用价值规律和商品贷币关系；根据劳动的质和量付给报酬的原则；允许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存在；承认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在防止官僚机构为所欲为的条件下保持“坚强有力而灵活的”国家机关，人民对它的监督；考虑劳动者利益的多样性；实行生产者同公民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不一定非通过国家不可，允许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民团体；劳动者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坚持不懈地扩大民主；在多民族国家条件下公正地解决民族问题。[6]
学者有关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的看法较为一致，或者说大同小异。《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
——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忽视价值规律；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制度不规矩者；
——文化贫困，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7]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B·基谢廖夫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8]
我们仅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模式主要特征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有原则区别。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
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往往用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只是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难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在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做“龙头老大”。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决不要重蹈覆辙了。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绝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1/6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挨打”——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①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决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苏联党内发生的三次大论战：关于列宁主义的大争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与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权力斗争方面看，这场大论战都可以被看作是斯大林模式的准备阶段。随着斯大林在理论、政治与组织三条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这为他抛弃新经济政策，建立斯大林模式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因此可以说，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接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是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开始建立的阶段。苏联工业化运动与30年代的大清洗，斯大林逐个击败了他的对手，是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时期。普遍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与政治大清洗三大社会运动，是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也是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因素。
考虑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并且围绕三大运动还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都对形成斯大林模式有着重大影响。为此，我们下面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分析。
一、1924-1929年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党内斗争
这期间苏联党内展开的大论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心，而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按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从争论的结果看：第一，虽然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但应看到，俄共(布)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被击败并清除出党，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初步确立，因为这时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最后被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
第三，1929年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也可以说全方位的“大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斯大林在1924-1929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这个“大转变”的胜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政策，从而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
第四，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这个时期起显得特别明朗，并在整个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停止过，尽管表现的形式与斗争激烈的程度有很大不同。苏联各个阶段状况的变化一般都与两种模式斗争结果有关。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他逐步确立起来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前，虽然遭到多次冲击，但长期居统治地位。
第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可以认为，在1924-1929年是斯大林主义奠定前提的时期。②这时的斯大林主义“是比较简单的、有点庸俗的、没有被理解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革命人民中明显的有两派：一派虽然有些左的情调，但仍可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派、革命民主派；另一派是左倾革命派、兵营共产主义派。早期斯大林主义更多依靠的是后一派革命群众。”“兵营共产主义派则是那些被抛弃在最低层、比较封闭的劳动群众，他们憎恨现存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湟恰也夫分子就认为，‘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彻头彻尾的、无处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们想借助‘火和剑’，借助强大的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当时有一个革命领袖说过：‘如果太阳只照亮资产阶级，那就把它弄灭！！’”“斯大林主义把这种否定的价值和冒险主义方针固定下来了，并且提升为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9]
二、工业化运动对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到战前的1941年，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而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这是因为：第一，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只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并且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10]第二，在工业化运动过程中，对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管理大大加强了，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第三，1929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快速推行，农业也受到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统制；第四，工业化运动时期，斯大林不仅一个一个地打败了他的政敌，并且接着30年代搞大清洗，最后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专政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
三、农业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正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俄国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农业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因为问题如此重要，因此在十月革命后，不论在军事共产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工业化运动时期，农民问题都成为苏联党内、各政治派别民间斗争的焦点。在展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问题自然就更加突出了，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之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与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11]
十分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12]。
在斯大林普遍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最后形成完整的斯大林模式。
从体制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中的问题有：
1.反映生产关系一个重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十分突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斯大林整个经济体制形成过程来看，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形成的经济体制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农业集体化显得最为突出。
2.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行政命令、强制与暴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把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范围压挤到最低限度。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13]
写到这里，可以说，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政策，发展农业的模式，不可能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它极大地败坏和践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
四、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模式形成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又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回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这样保证了斯大林模式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我们在这里，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束简要地论述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大清洗”。
我们通过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运动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相当程度，借助强制和暴力，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党群关系紧张，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仅1930年1-3月全苏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14]斯大林为了坚持推行他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各项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末，用压制、批判等办法，已把一个一个的党内反对派打下去。1929年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之后，党内已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不同意见与矛盾就不存在了，而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下，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20世纪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与秘密的镇压事件大量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镇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这就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四年时间里，“大清洗”运动高潮迭起。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斯大林的镇压并没有到1938年结束了。大量材料证明，在斯大林逝世之前，镇压一直未停止过；③第二，斯大林的镇压并不是从1934年才开始的，在此前已经出现了。现在大家都用“30年代大清洗”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个年代特别是其中的1937-1938年，镇压运动规模之大使苏联所有的人震惊。这简直是突然降临在苏共党和国家头上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灾难。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可怕的悲剧。
至于现在来争论“大清洗”运动被镇压与迫害的人数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这不具有重要意义。就算是几百万人，难道还少吗？难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为党和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至于有人说，被斯大林镇压的人中有真正的反革命，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这些人在那被关在监狱和流放集中营里的苏联人民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15]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不要把它说得太复杂了。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内心里充满着渴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他所想要获得的是无限的权力和对他绝对的服从。同时他也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会遭到和他一起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造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正是这个原因，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清洗”首先冲向中央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由于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出现的种种措施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斯大林与党的基本骨干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大的变化。党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到了1934年(虽然晚了一点)意识到，对于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已是不需要了。正如十七大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伊·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16]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的斯大林来说，对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情绪变化不可能不觉察到。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害，斯大林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大清洗”运动。而爱记仇，疑心重的斯大林，在这个运动中就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宽而广的概念，为自己破坏法制与践踏民主大开闸门，消灭反对他的政治敌人和他所怀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在更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同时，在全国造成一种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种局势把权力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在这集中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挽救局势的“救星”。
斯大林搞“大清洗”，用“人民的敌人”等种种罪名消灭“敌人”，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政治与经济困难寻找“替罪羊”。20世纪30年代的“替罪羊”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造成国内困境的原因推到“人民的敌人”的头上，说成是由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人民的敌人”的消灭，对斯大林搞极权统治和个人迷信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表明，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一个中心目标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他手里。
这次“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凡是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都将被抛弃，凡是他不喜欢的人都将被撤职或消灭。应该看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将苏联发展到了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是实践，都已遭到严重的扭曲。麦德维杰夫远在1974年就谈到，这场“大清洗”可能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他指出，“那是一场沉疴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17]不幸言中，由于“大清洗”使得斯大林个人专权得以形成和巩固，并导致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而这个模式在斯大林之后又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斯大林模式最后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性、主导性原因。换言之，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
五、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个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从俄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还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在经济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18]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手中。因此，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时，必须考虑到影响很深的历史传统因素。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以后还指出的，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19]，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0]。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在世界革命名义上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个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统治模式，依靠它把政治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六、斯大林个人品性对产生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不可能不起作用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忽视或否定了特别是领袖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就会忽视斯大林个人的品性特点对在苏联形成的体制模式的特点所起的影响。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嫉能和孤僻，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
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顾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们，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并且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而且加以粗暴的污辱、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21]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④的气味。”[22]看来，斯大林在科学领导中需要的也是一种以奴隶主义对待理论的工作者。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导致产生一系列错误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崇尚暴力、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23]对“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而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对强制与暴力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⑤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嫉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然而才能有限，因此不能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一点产生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成为斯大林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的，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的人。[24]
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也反映出斯大林个人的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不时地有反映。
七、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这里，针对作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原因，分析一下斯大林是如何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理论决定的。计划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的理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他们都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一种产品经济。但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上述看法。后来，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最后形成的历史时期，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与发展，也有不少争论，但总的来讲，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和承认价值规律、市场对经济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断遭到批判。而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牢牢地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没有商品货币设想时，就指出，这种设想，带有一般的、大概的、草图的性质。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后，果断地改行新经济政策，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在货币、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列宁一开始就从允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做起，而对大资本的生产资料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原则，要求国营企业实行商业性质的经济核算制。但后来很快被实践证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必须后退，从而“……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25]这里可以看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与发展商业，主要出发点是当时存在大量小生产者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建立国营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的一种联系方式，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后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与商业等问题，列宁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列宁毕竟否定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进步。这也为党内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正确理解与对待市场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布哈林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26]“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重要标准。”[27]
但斯大林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他说：“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工作方法者，这有什么不好呢？”[28]很清楚，斯大林这里说的取消“中介人”就是指取消商业，商业没有了，就不存在商品流通了，那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了。这种思想是他对商品经济的错误看法的必然反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29]也正是这个原因，斯大林急于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尽快消灭在他看来迫使苏维埃从事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小生产者。就这样，斯大林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坚持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可简单归结为：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
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在以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往往对马克思主义还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如尤·波利亚科夫在列宁诞辰120周年前夕举行的讨论会上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剪裁，以便首先能够证明他的学说的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事要略而不计，有些事要巧而掩饰，有些事要秘而不宣，有些事则干脆一笔勾销。”斯大林在推行他的政策或提出理论时，“最不光彩的就是，这一切都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做的”⑥。
综上所述，斯大林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只有从历史的思维角度去考察，方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出这一模式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的。
注释：
①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为《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一书撰写的《导论》(该书由陆南泉等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斯大林于1922年4月担任总书记，但独立领导全党工作是在1924年1月到列宁逝世之后。
③如1949-1951年发生的所谓“列宁格勒事件”和1952年11月发生的“医生谋杀案”等。
④赫列斯塔科夫是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
⑤参阅《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辑。
⑥参见[苏]《党的生活》，1990年第7期。
标签：斯大林论文; 新经济政策论文; 农业集体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