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养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意识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6-0014-05
修订日期：2011-06-21
学术研究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具备应有的问题意识，这似乎是不用讨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商品大潮对象牙塔造成了重大冲击。学术研究日益实用化，并且常常以项目(实际上就是钱)的多少为衡量标准，80年代改革开放初的那点理想主义精神[1，2]被市场经济一扫而光。踏踏实实潜心学术事业的人少了，研究学术问题的人少了，结果是相当一部分研究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①。浏览一下地理学学术期刊，就可以发现，我们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很强，应景式文章还很多，特别是在影响较小的一些像大学学报那样的期刊上此类文章较多。因此，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培养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实用主义极度盛行②，对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反感，常常用一个词“没用”③来评价。有的学科稍微好一点，比如经济学④，能够见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的交锋。本文试图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行理论性思考和反思，论述其缺乏的原因和对策，以便“重新出发”[9]。
1 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任何学科的起点都是对问题的明确感知；由于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方法论的进展，以及伴随对这一问题的衍生物的认知导致的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研究领域得以进展[10]。英国科学家科林伍德指出：“提问题的活动……在历史学中乃是主导的因素，正像它在一切科学工作中一样”[11]，“论证中的每一步都有赖于提出一个问题。”[11]当然，学人由于所处社会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可能会提出不同的可研究问题；对核心问题的探讨必须在其社会背景下进行，离开了孕育它的社会，这些问题会毫无意义。像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样，地理学家很可能提出与他们作为其成员的那个社会最相关的此类核心问题[10]。提出好的问题虽说可能是成功的一半，但在掌握问题学术史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最为关键。
所谓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已有的理解或认识与需要或希望得到的理解或认识之间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可能涉及专业基础知识、专题知识和对策知识。诺思罗普(1959)确定了知识中的四种问题，即逻辑一致性、经验真实、事实和价值。巴克将研究性问题分为知识中的难题和实践中的难题，两类问题都很重要，有时候是相互联系的。还要注意到，有意义的问题(即提出的可能解决的问题)与相关的问题(即其答案对解决难题是关键的那些问题)相互联系，但不可同日而语[12]。
鉴于问题意识和选题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选题的能力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治学的基本功之一。优秀的学人往往能够选取较有学术价值且又切合自身特长的问题或课题，找出出人意料又合乎理性的切入角度并作出新的发现[13，14]。当然，问题意识和选题能力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地培养起来，研究生学术训练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和选题能力。如何发现好的问题，值得研究的问题，可研究的问题，如何在从事研究时具备问题意识，这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大问题。
2 研究问题的大与小
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问题，可以是一个学科的理论问题，也可以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学者回答的实际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可大可小，大到学科发展战略[15]以及如何在国际学坛争夺话语权的问题[16]，小到某一个具体的基本概念的准确界定。小问题的解决是大问题解决的基础和条件。学科大师级人物要解决的是学科发展的大问题，而一般学人要解决的应当是一些具体的小问题，至多是中问题；因而，老一辈学人建议，学术研究最好是“小题大做”。比如，在城市地理学中，城市人口统计数据是最基础的资料，到底哪些人应当统计为城市人口，哪些人不应统计。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没有可靠的城市人口统计资料，包括城市地理在内的城市研究很难深入开展。而且，我国自1949年以来先后进行的五次人口普查均采用不同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有关资料很难用于历史分析，尽管有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修订方法，中国城市人口统计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之“谜”[17])，直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才基本走上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与周一星等人的不懈研究与努力[18-20]密切相关。
我们的学术为什么难以推进，经常重复讨论学科中的某些问题？这与我们学术界缺乏学术分工、没有与同行对话的意识[21]极为相关。由于缺乏对话和分工，我们的学术便无法积累，结果是老要回到一些前人已经想过并研究过的问题。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种重复和学术资源浪费。此外，还与学科之间森严壁垒有关。例如，在我国，要不要推进城市化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可是经济学界的学人近年在学术刊物上却不断论述这一问题，有的甚至完全忽视经济学界和相关学科同行所做的极有深度的研究[22,23]，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作出本末倒置的解释，以符合自己的理论见解，并为并不完全正确的现行城市化政策寻找所谓的依据。其实，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有哪些因素在阻碍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把这些因素研究清楚了，就为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推进扫清了障碍，这才是学者的本分。
3 学术研究问题意识不足的成因分析
然而，纵观我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问题意识比较弱的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顶级期刊上的论文要好一些，如《地理学报》和《地理研究》上的论文)，工程报告式论文比较多，有点思想深度的论文比较少。例如，在经济地理学中，产业集群研究是个大热门，我们这里却很少有人对集群的基本概念作澄清⑤，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把M·波特的集群概念引入中国并付诸经验研究，无视西方其他同行对这一概念的多面向探讨，甚至国外学者把成果发到中文期刊也并未引起我们多少重视和引用[24]。学术界被风潮所驱动，仅仅是赶风潮而已。所谓的竞争力研究和管治研究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基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管治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市民社会基础的社会中，到底有多大的适用性？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学人去反思，以致同济大学孙施文博士说读了相关论文后更加糊涂。实际上，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概念问题很要紧。周一星在“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正确性”[20]一文中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可资参考。
3.1 研究生教育薄弱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研究生教育学术标准的模糊和薄弱，问题意识的培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中，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教育普遍缺乏，问题意识的训练也很少，学术阅读量太少。也就是说，很多学人在研究生阶段缺乏扎实而基本的学术训练，结果在走上学术岗位后，对学术研究不甚了了，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在欧美的研究生教育中，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这两点特别受到重视。而问题意识的训练主要是通过讨论课来完成的；讨论课要求学生事先阅读大量的文献，提出有关的问题以供课上讨论。2006-2007年间，有幸获得学校的公费资助，笔者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访学，明显地感受到了美国大学对学术规范的重视和对研究生问题意识的训练，以致我回来后应编辑的邀请，撰写成文“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初探——基于与美国研究生课程的比较和感知”，对美国研究生课程教学方法进行介绍[25]。
3.2 过分功利化的现行学术评价体制误导了研究工作
这种评价体制以行政评价为主，以学术成果的数量为导向，忽视研究成果的品质；而且在这种机制中，个人的研究成果与其房子和票子关系太密切。在这种激励机制作用下，有的学人为了功利的目的，不得不持续炮制所谓的学术论文，只求发表而已，能不能解决问题远没有那么重要，学术明星则到处走秀，到处跑项目，与相关官员拉关系；甚至有人为了职称等方面的目的，不惜牺牲个人的学术信誉，铤而走险，走上抄袭和剽窃的学术不归路⑥。这种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学术精神的异化和退步，将进一步恶化本已不大健康的学术环境，增加误解和不必要的冲突。这种数量导向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学界已经众所周知，并备受诟病甚至逐步为国际学界所知晓[26]，但行政系统似乎没有多少改变的迹象。
3.3 社会氛围
不大愿意讲问题的大氛围不利于问题意识的养成。似乎一切都很和谐。其实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是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部分退化⑦。实际上，批判社会现实，指出问题之所在，并在学理分析基础上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这向来就是知识人的责任，也是知识生产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外皆然。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者谢泼德和巴恩斯认为，中国经济地理学家做的工作是为地方政府做咨询工作，尽管这类工作很重要，但并没有多少他们所认为的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研究性工作[27,28]。正如世纪之交台湾文化大学姜道章所观察到的，“科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没有批判，学术的进步便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地理学术的发展也是这样，国内地理学术进步缓慢，原因固然很多，学者之间，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影响，不愿得罪人，绝少公开批评他人的著作，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29]后来，台湾大学周素卿在论述台湾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论文中也指出，华人世界缺乏真正的学术讨论，是学术进步慢的重要原因之一[30]。
4 如何培养和强化问题意识
既然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这么重要，而现有学术出版物中问题意识又比较薄弱，那么该如何加强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呢？如何发现可研究的问题并加强问题意识，似乎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关键在于多读、多思、多走进田野、多参与实际工作，多与同行交流。在平时读书时，要带着问题意识，要有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要有怀疑精神，这样就有可能在平常之处或从被广为接受的观点中，善于发现问题和切入点，进而做出有意义的发现。例如清华大学李伯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研究[13,14]就很值得我们地理学者和学生学习借鉴。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31]当然，在中国当下的学术氛围中，讲问题也要讲究如何表述的问题，要让大家能够接受[32]，还应当提出改进的途径。
如何加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涉及研究、教学、出版、管理等多个方面，因而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鉴于学术出版方面笔者已有另文[33]述及，不再赘述。另外考虑到学术的传承性，研究和教学的大部分可以从师生层面来展开。此外，管理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学术评价的数量导向也是学术研究不够深入、问题意识不强的重要诱因之一。
4.1 师生传承环节
考虑到学术的传承性，可以从师生两个环节来看。而且，老师问题意识的提高是关键。
从教师环节来看，要脱俗、要认真读书、要认真对待教学、在实践工作中提炼科学问题。在商品经济席卷全球的条件下，学术界也不能身居其外。在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看来，学术研究摆脱“俗谛”最为重要。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下，让教师们脱俗尤为困难，否则教师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但也不能时时只想着阿赌物，要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2]。认真读书、传授读书之心得本是教师的分内之事，如今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学术精英想得更多的是各种项目和学术走秀，真正用于读书的时间并不多，有的甚至说多年不读书了。
从教学环节来看，目前我国大学对研究生教学工作重视不够，课程设置不合理、不系统、因人设课、缺乏方法论课程、选修课太少、必修课学生规模太大，教学方式上讨论课少、老师一言堂的情况比较多、学生专业文献阅读量过小的问题比较突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控制环节还有不少问题，可以说我国大多数大学的研究生教学还没有走上正常的轨道。因此，我国大学需要加强研究生教学，首先要从思想上认真对待研究生教学，并进行系统的规划，要把研究生教学摆上学科发展和未来梯队的高度来认识。其次，要进行学科课程体系的规划和建设，增开研究方法课程(理论导向)和研究设计课程(实践导向)、学科思想史课，如果现有的师资中无人能开部分必要的课程，可作为今后进人时考虑的重要导向之一。再次，要改革现有的课程教学方式，要以讨论课(不宜超过20人)为主，加大文献阅读量；选课人数多的课程，可以由几位老师同时开讲，以增加老师之间的学术竞争。最后，借鉴欧美名校研究生质量控制的成熟做法，严格控制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把研究生质量控制在过程之中，取消硕士生的答辩环节，省下来的经费可能作为其野外调研费用。必要的时候可以引入淘汰制，比如最后的3%。还应当引入研究生评教制度，以约束部分老师的任意枉为。此外，在本科生高年级阶段，也可以开设一些专题讨论课和写作课，进行初步的学术训练，注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从学生环节来看，要把研究问题的寻找当作研究生的日常重要任务之一；广泛涉猎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文献，写出自己的读书心得；积极准备并参与专题课和研究方法讨论课；积极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项目，记录下自己对有关问题的思考；争取做个读书人。至于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鉴于答辩已经完全成为走过场，建议取消，代之以二三位同行匿名评审，根据评审意见修改达标即可。
然而，在加强问题意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止主观性过强可能带来的对所研究问题的遮蔽[34]。所研究的问题要来自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或学科理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如果基于现实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不一致，这时候需要放弃的是我们已有的理论而不是现实和研究结论[4]。如人文地理学界对区域管治的研究，如果结果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当下的区域管理实践，就应放弃从西方引进的管治理论，看能不能基于本土实践提出新的管治理论。
4.2 管理层面
由于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管理中工具主义的盛行，管理政策和取向对我国学术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从学术的实质推进角度对学术管理提出一些对策，也是极为必要的，而且这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学术资源几乎为体制所完全垄断，学者们获得额外的研究资助的可能性比较少，而且集中于学术掮客，所以如果有正确的学术导向，引用学人思考问题、踏踏实实潜心自己的学术事业，是不利于学人问题意识养成的。
首先要给学者以学术自由⑧。所谓学术自由，用迈克尔·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有选择自己研究问题的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并同时根据自己的意见教授自己的研究所得”。为什么要有学术自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林毓生的回答是：学术自由产生学术秩序，学术秩序产生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肯定学术自由⑨。国际著名人文学者余英时在“从中国传统看学术自由的问题——香港《明报》月刊百期纪念答记者问”一文[35]中，对这一问题也有精彩的论述。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者们问题意识的形成和可研究问题的范围。所以，需要打破各种限制，无论这种限制来自意识形态，还是来自明确的禁忌。如果我们着眼于“一统”(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统一)，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有了无形的限制，学术研究就无法推进。
学术管理要以学术为本，让学术回归学术[36]，不能以行政为导向。因为行政导向的结果就是数数量，体现的是官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这会诱导学人为了发表而发表，或者钻营人事关系以取代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和钻研。
加大同行评议在基金项目、升职等学术评价工作中的分量，以减少非学术因素在学术评价中的影响。近年，尽管同行评议在世界上争议很大[37-39]，但仍是世界学术评价的通则，因为只有小同行才知道一个研究的学术价值。目前许多单位的升职方式最后变成内部单位之间的博弈，这种学术评价的行政导向会使学术评价没有相对统一的学术标准，也会诱导人们走关系，进一步恶化学术生态。同行评议人数不宜太少，比如升教授或研究员可以送五位同行进行评议。在学术品评工作中要全面推行回避制度(如有违反一票否决)，如亲戚、师生、同一单位同事⑩等。
对学术裁判的遴选和监督也要制度化。对在各种层次的学术评价中充当学术裁判的那些知识精英，既要相信他们的学术水平，也要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要把害群之马剔除在外。在这一过程中，不能让他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信息透明。学术研究成果要在网上公开公布出来。这既有利于消除一些误解，其实也是一种激励措施，可以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中国人特别讲究面子[40]，成果太少或干工作太少的教员会感到不好意思。而且有关信息也可能是学生特别想获取的，想报考研究生的学生尤其需要这类信息。
有了上述管理措施，就可能把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干扰降低到较低水平，学者们就可以把主要心思放在思考学术问题上，必将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和问题意识的养成。
5 结论
有问题意识就是指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无论这问题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无论这问题是大还是小。否则就是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足。问题意识的缺乏导致我们的学术研究深度不够。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显得很有必要。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事关学术研究的品质和创新。有问题意识的研究多少能够推进学术向前进一步。我国大学对教学品质的不重视、研究生教学薄弱(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功利化的数量导向、不讲问题的大氛围是问题意识不足或缺乏的几个重要原因。
从学者来看，需要通过多读书、要认真对待教学、在实践工作中提炼科学问题、加强与他人对话来强化问题意识。但首先要脱俗，要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保持学者本色。
从学生来看，则要广泛涉猎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认真准备并积极参与专题课和研究方法讨论课，积极参与老师主持的研究项目，保持读书人的本色。
从教学来看，需要认真对待研究生教学，完善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现行的课程教学模式，普遍推行讨论课，限定讨论课的学生规模，增加思想史和方法论方面的课程。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则首先要给学者以学术自由，再辅之以同行评价、信息公开、全面回避、学术评价的学术导向，将为学者醉心学术问题和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正确的评价导向，让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和思考学术问题上。
注释：
①有些论文的问题意识则有明显的增强。
②陈寅恪谓之“惟重实用，不究虚理”[3]。
③冯友兰曾言，学问无所谓古今、中外、有用无用。
④如林毅夫、田国强、朱玲等人的方法论研究[4-6]，中山大学朱富强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系列批判[7,8]。
⑤直到近年，才有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在《超越集群》(科学出版社，2010)一书中对它作正本清源和全面辨析的工作。
⑥最典型的莫过于天津的沈履伟案件，详见“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上的有关探讨。地理学界也有程度不等的问题。
⑦对90年代知识人的这种分化以及19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消失，许纪霖等学者已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参见许纪霖的“如今的思想界到处是封建割据”，南方都市报，2007-09-16和“反思者王元化”。地理学界保继刚就旅游地理学的类似情况作了精彩的著述和讲述，参见文献[2]。
⑧当然这种学术自由也有赖于学者的积极争取，就像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那样。
⑨林毓生.如何推进学术积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9年第91期(总第852期)。
⑩同一单位同事有时在同行评议中就很有用，比如查证是否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