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现代性文明批判与当代生活理想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当代论文,理想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3)09-0017-07
从生活哲学反思视野推进中国梦的理论思考，追问中国梦的现实立意，需要提出建构何种生活理想的问题：如何注重生活价值的维度，建立当代生活理念？如何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塑造当代生活文明？如何回应生活意义迷失，建构当代生活理想？这些提问旨在促进中国梦的生活理论自觉，使中国梦成为探索当代人类生活理想的伟大实践。
一、中国梦：确立当代生活理念
当前中国梦提出的主要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主要是从政治与历史的视角来把握百年来的中国梦想。从生活的视角思考，中国梦应当落实到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中，中国梦必然成为凝聚当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是汇集个人梦基础上形成的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梦。没有了个人梦，中国梦就找不到落实的主体；而缺失了生活的梦，中国梦就找不到现实的基础。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梦的基调被描绘成一种振兴中华的国家梦，主要有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政治的维度，一个是历史的维度，但缺少生活的维度。从生活的维度审视，就是创造出一种中国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确立中国人的当代生活理念。
从政治的维度来看，中国梦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国家富强的梦。对国家富强的渴求，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而生成的共同心理，从情感上汇集成一种有着浓郁民族色彩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结合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传统，曾成为推动中国救亡图存和赶超西方的强大动力。从政治维度考察中国梦，实质上是中国人的“家国梦”：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导致中国人梦想实现国家的富裕和强大，国家富强牵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敏感神经，成为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的共同心声。然而，中国梦的构想，不能采取西方列强一贯使用的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因为这种方式必然走向一种倚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在损害世界人民普遍利益的同时，也损害本民族的利益。尽管国家富强通常成为实现民族梦的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但是中国梦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富强的目标，它理应是作为人类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的文明重造和新生的梦，即在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对其进行反思批判与超越创新的梦。为当今世界创造出值得借鉴的当代文明生活，这才是中国梦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梦是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因为受到巨大挫折而萌发的再度崛起、重振雄风的梦想。由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相对衰落，其历史梦想必然指向民族复兴。这种民族复兴的话语，从先前的“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再到“复兴之路”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对民族复兴的庄严承诺。这种民族复兴的话语，从历史的维度看显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中国梦应当是以中国方式和中国特色体现出的世界梦，能否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中国梦才具有普遍的人类性意义。从生活的维度来看，中国梦是以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回应现代性问题，为当今世界提供新的生活智慧与生活道路。惟有如此，中国梦才能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提供一种新的生活世界构想。
从生活的维度来看，中国梦被表述为人民幸福的梦。人民幸福是源自中华文化传统又切合当下中国实际的生活梦想。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自然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和强大动力。但是，幸福生活其实也是世界人民的渴望，不能表述为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理想。一方面，通常所说的人民幸福，更多的是从民生角度来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容易忽视人民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而精神生活的充实恰恰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这使得精神价值的重要地位容易在中国梦的表述中隐而不显，如不特别强调的话存在遮蔽和遗忘的可能；另一方面，人民幸福的表述主要是从集体性概念出发，表达国家对民众生活理想的整体建构。这种自上而下的梦想总动员，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动员，容易忽视社会中各阶层与个人的多样性需求，容易产生脱离民众和难以满足个人需要的现实困境。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各个阶层，显然都有着不同诉求的生活理想。如何考虑这些在集体名义下被掩盖的梦想差异，使中国梦具有提供理想平台的公共特性与和而不同的精神特质，这也成为一个现实的挑战。因此，中国梦的生活维度必然要注重中国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理想性和现实性、公共性与个体性，需要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活理想及其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来凝练和提升当代中国人的共同生活理想。因此，需要有自下而上的民众梦想来筑牢中国梦的生活基础。
实际上，从生活的维度来理解和建构中国梦，其真实意义在于能够确立起当代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生活理想：除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大目标，不能缺少“美好生活”的个体理想。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来说，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理念，需要体现如下的精神特质：
第一，对德性生活的崇尚。《中庸》有言：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无论儒家的君子修养、道家的返璞归真、佛家的众善奉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一种德性涵养的道德生活理想。中国文化所确立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首要在于开启德性的人生。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面临德性缺失的困境，而社会各界已经产生了对德性生活的强烈诉求，当务之急是重建崇尚德性的社会风尚，回归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注重德性的文化传统。从德性的维度看，中国梦的实质在于能够开创出一种道德的生活。
第二，对和谐生活的向往。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追求天人合一、人际和谐与身心协调。这种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培育了一种谋求和谐生活的理想。生活的品质与意义源于对和谐的体悟，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华和谐文化精神。在生活理想方面，无论是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阴阳和谐、佛家的圆融精神，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生存智慧。在当今社会，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内心的不平和与不宁静。对和谐关系与和谐情感的心理诉求，成为一种源自心灵的呼唤。和谐社会的根基在于和谐的心灵，并由此可能形成一种和谐的生活。
第三，对自在生活的眷恋。中国文化一直崇尚自在的生活方式，个人生活理想经常被表述为：活得自在。自在的生活是一种不待外求而能够自我满足、自得其乐的自由生活境界。无论是儒家的自立立人、道家的自在无待、佛家的自性真如，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自在人生的眷恋。这种自在生活理想是同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在相联系，人敬畏天命，遵道而行，以此来开发人的德性和智慧，将个体之小我融入宇宙之大我。如果西方文化用“自由”来表征生活理想的话，那么中国文化更注重“自在”的生活理想。“自由”是以“有我”或“自我”的主体性文化为精神根基，而“自在”是以“无我”或“忘我”的圆融性文化感悟生命。现代性生活方式在挺立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恰恰缺失自在的生活智慧，使得焦虑、抑郁、孤独、寂寞、惶恐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症候，现代性生活总是诱导人感到各方面的匮乏与不满足，而自在生活恰恰是注重自然发展、自由心灵、自足自乐。
第四，对心灵生活的自觉。心灵生活是人的生活世界中的精神层次，是支配人的生活理想、照亮人的生活道路的普照光。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是一种心性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抱道合德、佛家的明心见性，都通过心的自觉来感悟宇宙人生的真谛。心性的修炼在于开发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从生活理念上讲，中国文化可谓一种心灵哲学(Heart of Philosophy)，不同于西方偏重的心智哲学(Mind of Philosophy)。中国心性文化注重修心，心灵的修炼成为人性觉悟的道路。以心灵生活来观照，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浮躁忙乱的碎片化生活，缺乏内心的宁静与平和，现代人沉迷于功名利禄之中，忽视了仰望星空和观照心灵的维度。普遍的内心焦虑和精神空虚成为现代人的生活病症：生活总是在别处，过着不是想要的生活，而不想要的生活又必须得过，理想的生活总是在远处，心灵处于一种漂泊的无根基状态。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理想，需要建构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心灵生活。实际上，心灵生活是上述德性生活、和谐生活、自在生活的灵魂。心灵事关信仰，没有信仰的生活只能是纵情于欲望世界的精神虚无。信仰是心灵之光，重建人的心灵生活，实质是重新找回人的精神信仰，以心灵的自觉重建现代人的生活理想。
二、中国梦：塑造当代生活文明
现代性作为表征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为现代文明作了奠基性的理念规划。现代性的生活世界图景，包含着解放与异化、启蒙与禁锢、自由与压制的内在矛盾，现代性生活方式使得人的生态家园、社会家园、精神家园，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性生活困境呼唤着当代人对新生活文明的探索。中国梦的提出，应当体现为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文明理念，对现代性生活方式进行反思批判，引领和塑造当代人类新的生活文明。
(一)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
第一，工具理性的僭越与价值理性的失落。现代性的启蒙精神崇尚普遍理性，理性不仅要对事实进行客观研究，同时还要赋予事物以价值意义。普遍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普遍理性是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确立的，以这种方式表现出的理性主要是实证化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普遍理性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包含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进步等形而上的价值含义，价值理性为人生赋予意义。然而在现代性文明的进程中，启蒙精神的工具理性得到了扩张，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政治经济的合理化，为现代性文明作了必要的铺垫；而启蒙精神的价值理性却遭受到了压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并未能兑现，人的价值意义却遭到失落，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①。
体现实证精神的工具理性自有其合理边界，一旦将其无限度扩展到人的生活世界，把实证精神等同于理性本身，完全消解了理性中所具有的批判与形上维度，这就使得人对现代性生活及其文明只能认同，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超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理性的工具化和片面化带来了现代性危机的后果，正如胡塞尔所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②在工具理性的视野中，世界只是一个只见事实的物理世界，把人生的意义、价值、理想、信仰等认为是超验的东西加以拒斥。针对理性主义的发展危机，马克斯·韦伯分析了启蒙精神逆转的原因，他认为现代文明的矛盾困境，源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紧张冲突。现代性的合理化仅仅实现了工具理性的合理化，把一切变成了赢利的工具，把社会关系变成了实现自身目的的设置，全盘工具化的后果却使现代性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理想。马克斯·韦伯指出，过去以“上帝的召唤”为“天职”的清教徒，在工具理性的操纵下，已经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感情的享乐者”，世界也变成了“机器所操控的世界”，现代社会也成了束缚人性自由的“铁牢笼”。
第二，生态伦理的缺席与社会关系的危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生态伦理的缺席，现代性催生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生态环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人是有价值的，生态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已。这就把生态的内在价值给否定了，这使现代人在生活方式上肆无忌惮。机器化、智能化的社会大生产，不断地把自然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生产制造，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为了获得利润就需要不断销售，于是鼓励超前的高消费，使现代社会成了一个及时行乐的消费市场；为了刺激这种享乐主义的消费，就要刺激人的感性欲望，于是大众消费文化开始盛行，制造出了人为的虚假需要，诱导现代人认为“消费就是成功，享乐就是价值，金钱就是快乐”。为了满足这种虚幻的要求，人的生活意义被金钱所代替，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就是“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③
现代生活方式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危机。现代性的重要支柱之一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欲望、权利。然而，个人主义成为生活信条之后，却导致了启蒙精神的逆反，引发了一系列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现代性以人为中心，固然是想提升人的价值，但由此造成人把自身当成唯一的主体，这是虚妄不实的，因为人对自然与社会有着根本的依赖。现代性的人性设定凸显了人的欲望与功利诉求，容易导致主客二元的分裂和自我与他人的紧张。近代以来“向自然进军”的口号就是人本主义支配下的价值理念，“科学和哲学”只不过是“力图使人更舒服、更安全的工具”④。现代性极易走向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其人性设定中就包含着以人为中心的倾向，这就确立了人是世界主人的现代性神话。极端个人主义图谋自我的利益与价值实现，置个人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忽视他人，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现代性鼓吹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于是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生活的中心内容，人由此变成了“经济人”，“理性”地算计、“合理”地获利，人就被“物化”了。人们以获取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人生的成功与幸福，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价值上的拜金主义与虚无主义。
(二)类生命意识的觉醒
中国梦作为一种超越现代性文明的生活理念，在当代需要体现生态伦理与社会共同体的类生命意识的觉醒。
第一，生态伦理的类生命意识。人类自我中心化的后果是把自身物种的利益与整个生态对立起来，忽视了人的价值只是生态系统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生态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要求转向一种体现生态伦理的类生命意识，使人的价值的实现与万物价值的体现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生态价值的优化与提升。大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对自然的保护也是人对自身的保护，对生态伦理的追求正是人的类生命意识的觉醒。这就使人从人类自我中心化的陷阱中超越出来，为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意识与生态意识的融合的类生命意识开辟可能的空间。从自我中心论转向类生命意识，为化解现代性问题坚定生态伦理基础，对现代性文明造成的生态困境进行深入反思，使类生命意识成为增进人与万物共同福祉的生态智慧。
第二，社会共同体的类生命意识。个人主义引发了现代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只有人与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才能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但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使个人片面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共同体的分工协作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出现由利益不同而导致的对立冲突，导致了社会共同体的类生命意识的缺失。市场经济为人的个体独立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鼓励人们竞争创造，同时也助长了自我私利的膨胀，可以不择手段实现个人的目的，这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如道德的沦丧、功利的偏向，价值的错位、信仰的迷失等。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不能以原子化的方式生存。个人主义的人生信条，使得自我成为唯一可靠的主体，没有任何外部的权威，不存在任何什么值得敬畏的存在，生命必然处于孤苦无告的窘境。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为完善自己的同时代人，为着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达到自我完善。”⑤这就要求个人与社会建立起基于社会共同体的类生命意识，对现代个人主义生活信念进行反省批判和超越。
三、中国梦：探索当代生活理想
中国梦不仅要作为一种生活理念与生活文明，更要作为探寻一种生活信念，为当代人提供生活意义与价值理想。人生在世就要创造人的生活意义，要找寻安身立命之本。从中国梦代表的中国文化视角，来反思现代生活意义的迷失，就需要探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当代生活理想。
(一)现代生活意义的反思
从中国梦体现的生活哲学来审视，现代生活尽管给人创造了极大丰裕的物质文明，然而由于未能找到切合人性的生活意义，在这种极度丰裕的现代生活中，人的生活意义出现了迷失，人的精神信念出现了危机。事实上，人必须要有一种生活意义与精神信念的支撑，必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中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活。
现代生活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究竟是意义的充实还是空虚？究竟是精神的升华还是堕落？现代生活意义的迷失，确实成为现代人的普遍感受，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感性泛滥与欲望膨胀。现代性诱发了人的感性欲望，未能进行有效的精神平衡，在生活意义方面出现了迷失。现代社会把人性设定为“经济人”，人变成了经济的动物，成天在名利场上竞相角逐，不断演绎着感性与欲望的现代传奇，使现代人的生活缺失了仰望星空和回归内心的形上维度。在现代社会，现代人偏重感性欲望的满足，导致感性的泛滥与欲望的狂欢：“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⑥
第二，金钱崇拜与功利抬头。现代社会往往以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这实际上颠倒了人与金钱的关系。金钱应当服务于人的生活，可现在人们认为有钱什么都能买到，于是形成拜金主义。从人的真实生命需要来看，现代人的很多追求不是生活必需而是欲求，是虚假的需要而非真实的需要。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消费社会，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以高消费为荣，把享乐视为成功，其实真正的美德恰恰在于合理地节制。现代人受到功利主义影响，把身外的价值凌驾于人本身的价值之上，使得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殖民中日益失去了对人生与社会的范导作用，出现了价值的扭曲和异化。
第三，心境浮躁与责任淡化。现时代是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人们急于出人头地，急于一夜成名，这是心境的浮躁，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现时代人的责任意识淡化，主要表现为缺乏公共责任与公德意识，倾向于自我利益本位，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和矛盾化。社会需要一种责任与道义的担当，需要树立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现代人讲自我的地方太多，像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等。但真实的自我究竟从哪里来？事实上，人只有放下自我才能实现自我，需要自我的超越，从小我走向大我。
第四，人格分裂与信仰迷失。在现代社会，人们戴着各种面具在社会舞台上表演，难以守持统一的人格。在普遍交换的现代社会中，人格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人格分裂的问题非常突出。现代社会需要有精神信仰来调节和平衡，为现代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本。但现代人还没有普遍建立新的精神信念，在精神信仰的领地出现了一种空缺：旧的已经失去，新的尚未到来。正如海德格尔意味深长的断言：只有一位上帝能够引渡我们，然而现代人却不知道这位上帝何时出现。
黑格尔说过：一提起古希腊，就有一种家园的感觉。中国人在历史上曾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但现代化以来传统信仰受到了冲击，而现代社会还没有提供普遍有效的精神信念，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中国梦的提出，实质上包含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信念诉求，这显然需要进行艰辛的探寻。
(二)当代生活理想的探索
从中国文化视野出发的中国梦来看，人的精神生活既指向人的乌托邦精神的理想层面，又关注人的世俗化精神的现实层面，是对人的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双重关怀。因为人具有“自然生命”与“超自然生命”的矛盾本性，决定了人是生活在二重化的世界：头顶着神圣化的“天”，脚踏着世俗化的“地”，真正属于人的位置就在于这“天地”之间的人文世界。当代人如何走出生活意义的迷失与精神信念的危机，就需要在乌托邦与世俗化的张力中探寻当代人的生活理想。人性是人的奥秘，也是人最大的困惑，也就是要问我是谁？人活着有何意义？人性中存在对于理想的精神追求，不满足于世俗化的生活，注定了人需要一种生活的理想。
第一，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头顶理想的蓝天，坚持人文精神的理想性与超越性。没有这种顶天的理想性，整个社会的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将完全处于世俗化的功利层面而无法提升；所谓立地，脚要立足现实的大地，坚持文化的现实性，以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从市场经济生活的实际出发去满足各种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一旦失去立地的现实性品格，必将走向一种神圣化的乌托邦狂热，使社会道德充满普遍的虚伪性，不利于形成健全的人文精神。因此，只能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张力中保持平衡，既不能极端神圣化又不能过分世俗化，既不宜过高又不宜过低，坚持一种顶天立地的和谐：既坚持人文精神理想信念，又注重市场经济的现实品格，做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第二，入俗趋雅。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世俗性、商业性、功利性、娱乐性、消费性等诸多特征，它直接对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激荡起阵阵冲击波，对传统的权威意识和精英意识展开了有力的解构。大众文化以媚俗性、无深度等特性也造成了一种庸俗风尚，这就需要进行入俗趋雅的价值提升。大众文化需要吸纳高雅格调与人文内涵，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格局。大众文化的入俗并不意味着非得媚俗，大众文化完全可以升华为对生活意义的问询与关怀：多些批判与引导，少点刺激与讨好；多些个性与创造，少点平面与复制；多些理性与自律，少点盲目与骚动，使大众文化在入俗的同时不乏对其世俗性的人文提升，使其真正成为入俗趋雅的生活文化，在精神层面实现价值意义的提升。
第三，立命事功。精英文化虽在当代受到市场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冲击，但其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无可替代。在现代社会精英文化应当担当起立命事功的时代使命，要为社会标举人文精神的旗帜，捍卫文化的理想性，以其批判性抵制感性文化的泛滥与消费主义的侵蚀。思索生存的意义，追寻精神的家园，这是精英文化的永恒主题。精英文化必将继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传统，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人文理想的关怀。
第四，中和之道。中国现代化进程曾经受到极端化思维模式的困扰，要么一味复古，要么极端崇洋；要么极端保守，要么过分激进；要么极右，要么极“左”。当代生活理想的建构，必须要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以达到一种中和之道：不是一个乐调，而是多重变奏；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交响共鸣；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百花齐放；不是一言之堂，而是百家争鸣。中和之道追求多样性文化的统一，其灵魂正是“和而不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⑦这需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进行文化的综合创新，开拓出中和为美的生活理想。
第五，正本创新。在现代性文明的转折点上，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需要继往开来，正本创新。现代性文明正在发生着范式的革命，向适应全球多元一体的新文明转变。如果从现代主义文明的立场来看，中国必须进行现代化的革新，不能放弃现代性目标的追求；如果从超越现代性文明的当代生活哲学立场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又需要体现自身的特色和独特的选择，需要克服现代性文明的问题与局限，在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文明进行反思批判与超越创新。因此，我们对待现代性文明的抉择态度，需要一种必须经过现代性洗礼又扬弃现代性的自我超越，创造出当代人类新生活文明。“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⑧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当代体现的中国梦，应该在对现代性文明的反思批判基础上，行当代人类新生活文明的创造性探索。
中国梦，在现代性文明批判与当代生活理想建构的意义上，需要做出当代中国理论的回答。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②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④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⑥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⑦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⑧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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