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齐国桓管时期的用人“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齐国论文,用人论文,时期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时期，齐国在桓公、管仲主政期间建立形成了一套包括培养、引进、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内容丰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齐国富国强兵，并助恒公成为“五霸”之首。其选人用人的许多做法为我国古代选官制度所首创，也为后世提供了有益借鉴。
春秋时期，齐国为“五霸”之首。其强大的原因，人才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因齐国向有用贤传统，开国元君姜太公即把“尊贤智，赏有功”（《汉书·地理志下》）作为基本国策。到“桓管”时期，齐国用人思想日臻成熟，并已形成若干有机联系的规范制度措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机制”。对此，《管子》、《史记》、《国语》等书多有反映。《管子》一书，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是成书于稷下的论文集，但是，管仲作为齐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治国思想在齐国长期流传和继承，《管子》一书应该是充分反映了管仲治国思想和桓管时期治国方略的，管仲的思想就散落和反映在《管子》各篇之中。因此，作者试以《管子》、《史记》、《国语》等书所记载，对这一时期的用人“机制”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百年树人”——建立培养“机制”
齐统治者深知，建设国家、称霸图强、长治久安不能没有人才。桓公在问管仲怎样治国时，管仲回答的第一条就是“远举贤人”（《管子·中匡》），即充分选用贤能人才。人才从何而来？首先要培养。“百年树人”的著名育人思想，就产生于齐国。统治者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权修》）把人才的培养作为治国安邦的百年大计，实施大规模培养工程，确具战略眼光。
培养先打基础，并形成制度。如士农工商四民不杂处，分别集中居住，以培养各具专长的人才，其中优秀者入仕为官。为达到培养效果，选贤施教。“乡树之师以遂其学”（《管于·君臣下》）。“乡建贤士，使教于国……陈力尚贤，以劝民知”（《管子·小匡》）。设立“民啬夫任教”（《管子·君臣上》）。还充分强调，教育的感化作用能使人转贤。“若夫教者，摽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鸾然若謞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管子·侈靡》）经过“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管子·戒》），多年教育后培养出大批人才。
重视养士，在诸侯国中首开大规模“养士”先例。齐国把士人作为四民之首，作为一个单独的人才群体，给予较高地位，集中居于国都内近四分之三的面积上，由官府供养，脱产学习。在教学方法上，集中学与分散相结合，加强管理。培养有成后，士即作为知识阶层，参政议政等。如遇战争，则充当军人骨干。通过培养锻炼，优者充当官吏。而且不断扩充士的队伍，如将“秀民”推举为士。
充分考虑环境对实施教育的影响，加强对学生的日常管理。《管子·八观》云：“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管子》中专门写有《弟子职》一篇，是较为完整的学生守则，对学生从早起到晚眠，在尊师、礼仪、起居、学习等方面的行为，都有具体明确的要求，从中可见齐国教育管理的规范。
二、“收天下之豪杰”——建立引进“机制”
人才培养需时日，最便捷的办法便是“求天下之精材”，主动去“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管子·幼官》）为我所用。如能做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管子·小问》）基于此，齐国采取“拿来主义”，颁布政令，招贤纳士。
招贤措施，一设“庭燎”之制，吸引天下贤士。先秦时代，在宗庙内筑台燃炬即“庭燎”，是接待宾客盛礼。火炬多少以爵位多少为标准，代表庭燎之礼的级别。齐桓公为表明尊贤重士，设庭燎的规格跟天子一般。二是出国选材。国家派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 （《国语·齐语》）。如此庞大队伍到列国引才，在春秋时期实属罕见。三是赏赐引荐有功人员。国家规定：“凡县吏进诸侯土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管子·大匡》）如此宽松政策，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四是提供便利措施。如在基层设立便利诸侯国人自荐组织，每三十里有驿站，并有专人负责食宿和管理出入境，还对妨碍人才自荐的官吏进行处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由于齐统治者能够容纳不同国家、宗族、贵贱有差的人才，因此吸引了大批能士为己所用。出身微贱在本国不得势的卫国人宁戚，被吸引至齐后，被举任为大司田之职，成为主管全国经济的最高长官。设庭燎等措施也取得积极效果，“四方之士相导而至”（《韩诗外传》），致使齐国“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客，其一在国”，但桓公并不在乎，认为值得，曰：“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人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子·中匡》）
桓公求贤若渴，不仅引才，还礼贤下士，寻访布衣。据《韩非子·难一》记载，桓公不耻屈驾，五次登门拜访处士小臣稷，终于感动了小臣稷，为齐称霸效力。因此《高士传·小臣稷》云“桓公以此能致士，为五霸之长。”在齐国，只要“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管子·小匡》）。
三、“三选法”——建立选拔“机制”
桓管时期注重改革选官制度，著名的“三选”法就是齐国创立的通过乡选、官选、君选三个环节选拔官吏的制度。“三选”法有固定的时间、规范的程序、明确的职责和任用的办法等。采用其它途径选拔人才也有规范性要求。这在《国语·齐语》、《管子》等文献中都有系统记载。
1.人选推荐。推荐分两个层次：一是乡长向上报告初步人选；二是官长向国君推荐可使用人选。国家颁布法令，规定基层乡长每年朝见国君、汇报政事时，对本乡贤能人才要报告。如果地方官吏不报告，埋没压抑人才，就要以“蔽贤”、“蔽才”而治“五刑之罪”。另一种推荐则是官长在“期而书伐”之后上报国君。由于从基层做起，开辟了下层人士参与政治的渠道，对打破世卿世禄有一定积极意义。
2.考察识辨。考察是用人的基础，齐国在“三选”过程中，桓公命令各官长对基层推荐人选要进行考察，每年都要记录有功绩的人，向上报告待选，“期而书伐，以告且选”。考察后推荐也有要求：“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国语·齐语》）还到基层群众中考察。《管子·小匡》说：“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规定对初选人员，通过询问乡里的事考察其才能，“退问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国语·齐语》）后，晋升为上卿的助手。采用其它选拔官员的方法，也很重视考察。如“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管子·权修》）在考察时重点审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日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立政》）
3.面试测验。“三选”过程中，面试是必经程序，分两步：一是对基层各乡推荐人选，“桓公亲见之”（《国语·齐语》）。二是对部门官长认为可以任职人员，桓公再次面试，亲自把关，足见对选才之重视。
4.试用检验。在“三选”制选拔人才时，对基层报告的人选，“桓公亲见之”后“遂使役之官”，（《管子·小匡》）到有关衙门试用；对试用后官长推荐的人选，桓公“召而与之坐”（《管子·小匡》）后，安排作上卿的助手。通过其它途径选拔人才时，也建立了试官制度。《管子·明法解》云：“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真正发挥了试用的作用。又云：“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一言智能看，必有见功而后举之”。可见，试用已成为齐国选官的法定程序。
四、“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建立任用“机制”
在任用官员过程中，也建立和遵循一定规范，依法择官用人，严格掌握任用原则、标准条件，注重实际效果，形成了一套内在统一配套规范的任用“机制”。
重德重能，以德为先。用人坚持“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管子·君臣上》），即才德兼备。《管子·枢言》云：“既智且仁，是谓成人。”如果将“仁”称之为人之德，“智”则为人之“才”。“既智且仁”即所谓“才德兼备”，但强调以德为主。在考察和任用时，首先不看重博学，而是能否与执政者保持一致。认为“备长在乎任贤”（《管子·版法解》），“中央之人，臣主之参”（《管子·君臣下》）。把人用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慎重举用，警惕祸患。齐国把谨慎用人作为重要选官原则，明确规定四种人不可重用：“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认为“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管子·立政》）执政者始终把“举贤”放在慎重处事之首位，牢记“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管子·五辅》）。还特别强调提防小人。因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悦，循利而偷得”（《管子·形势解》）。因此“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管子·立政》）。小人必然给国家带来祸患。君子因能够自持可以独善，内有公心故不会造成祸害。君子位卑是政之不足，可以弥补；小人得势是为政之祸，难以挽回。
注重功绩，不唯年限。《管子·侈靡》云：“官礼之司，昭穆之离，先后功器。”对于百官的管理，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举贤良，务功劳”。特别强调用人时要不受资历地位的影响。如《霸言》云：“列不让贤，贤不齿弟择从。”列爵不排斥贤人，选贤不择年齿地位。《君臣下》亦强调“不以年伤。”
用当其位，量才授官。桓管时期用人，从高官到小吏，都注意用其所长。管仲被任命为宰相，就是例证。齐桓公由莒返齐即位，任命鲍叔为相。但鲍叔本人认为使用不当，婉辞谢绝，推荐管仲为相，管仲任相三月后举用“五子”，更说明用人之道高深。《管子·小匡》记载：管仲“相三月，请论百官。……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诚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这段话不仅形象地刻画出了“五子”特点，如何用其所长，还说出了管仲本人是何等人才，如此坦诚，令桓公十分佩服。
形成规范，付诸实践。在桓管当政四十余年间，齐国用人做到“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管子·君臣上》），“察能授官，班禄赐予”（《管子·权修》），“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管子·形势解》），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管子·问》）。量能授官，用其所长，又不求全责备。还坚持“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管子·乘马》），决不用无真德实才之辈。如“任官无能，此众乱也”（《管子·君臣下》）。
依法办事，吏治不乱。强调依法治吏，认为法为最高准则，是“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管子·小匡》），因此坚持“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管子·君臣上》）。做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管子·七法》）。选拔人才、评定功劳纳入法治轨道，形成良好秩序。规定“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管子·明法》）。安排人力时也依法办事，因为“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管子·五辅》）。可见依法安排人力之重要。
五、“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建立激励“机制”
为增强用人效果，提高办事效率，齐国还建立了激励制度，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督、考核及奖惩。比如：
明确职责，加强监督。国家设立专门监察机构，大夫鲍叔牙是负责监察谏议之事的大谏之官。说明当时齐国已把明确职务、加强督责、按法度检查监督，作为对各级官员进行有效管理的制度。
严格考核，形成规范。对官吏按职责考核，即所谓“稽之以度”（《管子·君臣上》）。与考核相关的是“出令布宪”制度，即每年年初国君向各乡属布置任务。“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乡、属官员要连夜传达，否则“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传达后要认真执行，不执行“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还要到乡属检查。“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曰侈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管子·立政》）责任明确后，就是考核。有一年两次的“校官”制度，而且由国君主持：“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每年年初各乡属大夫要汇报，接受考核。对落实任务不好的，累计三次就要严肃处理。
依法办事，赏罚严明。根据政绩考核情况，赏优罚劣，褒奖清官循吏的嘉行，惩办贪官污吏的劣迹。因为“官爵不审，则奸吏胜”（《管子·七法》）。赏罚按制度、法律办事。奖罚原则是功过行能。实施赏禄政策远近贵贱一视同仁。《七法》云：“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赏罚作为严格治吏的重要手段，赏则重赏，罚则严惩，起到激励作用。同时劣者让位，疏通官员出口，举用贤者。对不堪使用的官员削职为民。《明法解》云：“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赏罚分明激励官员为国效力。对不胜任者的惩罚则体现“严”字。
六、“主道得，贤材遂”——建立保障“机制”
君主贤明。用人正确与否是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体现。齐国统治者既对用人之重要性有充足认识，又切实见诸行动。桓公认为，“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管子·君臣上》）。对贤者要尊，能者要用，不可淹滞。《管子·侈靡》云：“贤不可威，能不可留。”《法法》云：“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一闻贤而不举，殆……见能而不使，殆”。认为天下最怕的是没有使用能臣的明君。《牧民》亦云：“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同时认为“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还要切记偏听偏信，因为“信小人者失士”。《侈靡》中说：“上贤者亡，而役贤则昌。”正确用人是君主本职，知人善任方为真君。曹操对桓公举贤用能，特别是重用有才能的布衣之士十分佩服，呼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决心效法前贤“唯才是举”，发布求贤令，希望天下贤能之士“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计划周密。齐国官员的选拔，首先进行人才调查摸底。涉及人才资源、选用标准、政绩威信、发展潜力等，内容可谓全面。有了人才调查作基础，人才培养、引进、选拔等，都有条不紊。《君臣下》亦云：“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选拔人才时上面先核定数额，把计划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广泛征集人才，并缩短选升期限，以坚定士人的信心。
责任到位。《管子·小问》云：“桓公问管子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把分清责任安排官职，视为“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的重要措施。选拔人才也同样分工明确，“鲍叔进大夫……晏子进贵人之子……高于进工贾……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子·大匡》）。第一步是的叔、晏子、高子各负责一个方面的人才选拔；第二步是各县去执行，可能是负责对人选进行深入考察后推荐上来；第三步是管仲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提出要求；第四步是上报人选与国君见面，由国君决定如何举用。此法终年如此。这种三位大夫分工遴选人才，宰相管仲负总责把关，国君定任用的选才办法，颇似现在领导班子成员的分工负责，层层负责。在利用“三选”法选拔人才过程中，也有明确分工。乡、属主要负责发现和上报人选，官长负责试用、考核和推荐，君主亲自面试考察和最后使用。责任到人，形成制度，保证优秀人才源源涌现。
正是由于桓管时期建立起包括培养、引进、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内容的用人“机制”，才使齐国人才济济。在上层，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才集团，象管仲、宁戚、隰朋、鲍叔牙、王子城父、宾胥无、公子举以及国子、高子等人。这些成员来自不同国度，原先所处阶级和阶层也各不相同。国子、高子是齐国世袭贵族、天子命卿，隰朋是公室后裔、齐庄公之孙，而管仲、宁戚则是一介平民，而齐桓公对他们都能量才而用，各有舞台，才建立卓著功勋。正如《说苑·尊贤》所云：“桓公于是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三存亡国，一继绝世，救中国，攘戎、狄，卒胁荆、蛮，以尊周室，霸诸侯。”《国语·齐语》亦云：“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在国家管理的不同层次，通过良好“机制”选拔出的各类优秀人才，更是举不胜数。《史记·齐太公世家》云：“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人才是事业之本，史家司马迁所云桓公之盛、洋洋大国的“善政”，想必一定包括用人“机制”吧！著名的稷下学宫之出现于齐，百家争鸣局面与战国时期中国人才高地之形成于齐，恐怕也与此有一定渊源关系。桓管的高明之举，也多被后世所效仿。汉高帝刘邦就对此举十分佩服，赞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于是也效法而行，发布诏令，招“天下贤者智能”（《汉书·高帝纪》），用以治西汉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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