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文本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031-04
以实践概念为核心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以突破传统原理教科书的理论束缚是上个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但回顾这种发展历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起点还依然晦暗不明，其主要表现就是诸多论述都把实践概念当作一个能够解决任何理论困难的“万能药方”来使用，而没有意识到实践概念自身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新世纪之初，认真清理这个看似自明的、毫无问题的问题也许是继续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要工作之一。
一、实践的人性基础
马克思是在与人性的密切关联中规定实践概念的，而人性则是自然性、社会性与意识本性的有机整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P105)这是指，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在的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存在物。而与此同时，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存在物，所以需要一个在他之外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来满足他的欲望，来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马克思非常强调对象性这一点。他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P106)
然而，自然界很少能够以其直接存在的形态满足人的需要。这就需要人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自然生命力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来改造自然使其满足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得体地生成为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P202)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过程使人自身改变了他的自然，使他的自然性区别于非人的动物性而成为人的自然规定。正因此，马克思才又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2](P209)“这就够了”说的是，这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就能直接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个意思得到了直接的表述：“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P67)
那么，仅是遵从自然规律的劳动过程究竟是如何使人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是如何区别开了人和动物？人的自然性和非人的动物性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还要回到劳动过程本身上去。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又说：“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2](P202、203-204)马克思的这段话给了明确的答案。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使用和创造，为人所独有，使人区别于动物。动物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是以自己的天然器官直接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适应性关系；而人则不同，人以自己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为中介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创造性关系。这一点在人与动物的自然的发展上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是适应性的。在常态中，每种动物的生存方式和需要类型都较为固定。如果环境起了剧烈变化，动物要么不适应环境而被淘汰，要么变化自己的机体结构去适应环境从而存活下来，这就表现为物种的发展。与动物不同，人的发展不是物种的发展，而表现为工具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曾经诙谐而又深刻地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4](P29)
继续追问下去就会发现这种区别的最终根源，因为人之所以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乃在于人不单单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1](P107)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特性”。[1](P57)因此，人的生命活动最终是以他的意识特性而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的生命活动的。马克思说：“……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P58)正是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马克思把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称为“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把人所改造过的、已经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称之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1](P58)
在讨论了人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后，马克思谈到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P170-171)也就是说，人的直接的、利己的需要，以及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方式肯定要把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人只有在社会联系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与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抽象物，而毋宁说是个人完成自己生命表现、满足自己需要的内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在这个承认自己是人并按着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直接证实和实现了”自己的“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的本质”。[1](P18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达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重点完全在于修饰语“在其现实性上”，而不在于对“社会关系”的强调。其实，认为马克思强调社会性而抹煞个性的误解就是因为不懂这一点的缘故。
综上所述，人的实践活动发端于人的自然本性，中间经过意识的中介，最终实现在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人以意识为中介在社会中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对象化活动。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定，如果说这个规定还有着太多的思辨色彩的话，那么它所蕴涵的下面这两个要点就越来越具有马克思自己的特色了。
二、实践的内在机制
人的意识本性是区别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本能的生命活动的最终根据。马克思在论述这一点的时候，还涉及并阐明了实践得以进行的内在机制问题。这本是一个对实践的理论探讨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多语焉不详，因此我们把这一部分单独拿出来谈。
马克思的原话是：“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58)对此的通常理解是，“内在的尺度”即人的尺度，“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也就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即“真”与“善”的统一，即“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人把人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也就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人的自由。
这样的理解闪烁其词，似是而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在尺度到底是谁的尺度，是不是只有人才有所谓内在的尺度，人的自由如何区别于任意妄为。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陆梅林先生认为，这段话的俄译文与原文对照在语义上是相等的、确切的，而依照俄译文，中译文可译为“并且处处对对象运用固有的尺度”，且按俄文语法，这个尺度为对象所固有。他还举了其他一些例证，例如牛津大学日耳曼语文系教授希·萨·柏拉威尔的英译文直接就是“the inherent standard of the object”。所以，他的结论是内在尺度是对象所固有的。[5]
与之意见相左的应必诚先生在对德文的剖析中指出，谁的尺度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既可理解为人的内在尺度，又可理解为客体的内在尺度，但根据动词“把……放置到……上去”而排除了后一种可能。因为作者认为，“说外在于对象的人把对象的内在固有尺度放置到对象上去，在逻辑上是难以说通的。”对于俄译文(应先生同样承认它是相等的、确切的)，作者同样从语法上指明，“对象”与“内在尺度”两个词毫无关系。至于英译文，作者再将它翻译成德文，两相对照，明白瞧出英译者偏离了原文本意。从而，应先生得出结论，内在尺度是人的内在尺度。[6]
从上面原、译文的对照考查中，我的体会是，俄、中译文和德文都是相等的、确切的，即说的都是“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马克思这句本有深意的话却被人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曲解了。简明造成了理解的困难。马克思原本想说的意思就是，人有人的内在尺度，对象有对象的内在尺度。人的实践活动就是把这两种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的过程，所以用“把内在的尺度运到对象上去”这样的句子。马克思另一个同样简明的命题——“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1](P86)——可以印证上面的说法，同时反证两位先生的偏失。在下面进行正面论述之前，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应先生将“内在”仅仅理解为“固有”、“本有”，将内在的尺度凝固化，进而错失了对马克思这段话的恰切理解。至于陆先生的疏漏之处，应先生的反驳已经够了。
何为“内在”？熟悉黑格尔的马克思无疑会知道“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凡只是在内者，也只是外在的东西”，“胎儿只是内在的人”，[7](P280、289)等等之类说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内在”至少具有如下三重内涵：(1)本有、固有；(2)潜在，有待发展的；(3)与“外表的假象”相对的“内在的真实”。后两层意思更为根本，也更重要，它使尺度具有无限的流动性。
人的内在尺度的丰富性一方面源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1](P87)另一个原因就是本质自身的无限可发展性，通过教育或者实践(教育也是一种实践)，它们自身就能有大幅度的提升和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眼睛和原始的非人的眼睛，人的耳朵和原始的耳朵的不同，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
对象的内在尺度也是丰富的、多层面的，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8](P225)一物的外部现存状态只是其内在之理的一种可能的表现，而它本来应有更多更丰富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现实性使得现存状态具有“假象”的规定性，即列宁所讲的“仅仅显现着的实在性、外在可规定性和虚无性”。[8](P205)
可以看出，进行实践活动的主体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都“内在地”具有多个方面、多种属性。但具体的实践活动却不能同时满足主体的诸多要求，也不能对对象的诸多特性同时加以利用，而只能是利用对象的某一种属性来满足主体的某一种要求。所以，笼统地说“把人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上去”是不得要领的，正如笼统地讲什么“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不得要领一样。实际上，在人对世界的改造过程中，虽是“自由”，却又“必须”运用两种内在的尺度：人要想获得音乐感，就要使自己的耳朵成为有音乐感的耳朵，还要把它运用于音乐上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上；而且，即使是把人的适当的本质力量运用于对象的适当尺度之上还是要注意不能滑跌到应有的尺度、限制之外，不能为所欲为。由此观之，人的自由不同于主观任性，人的实践也不同于冥行妄作。实践中的自由不在于摆脱必然，而恰恰在于认识了必然之后的自由选择，在于在对象的内在尺度之上(中)来执行人的内在尺度。而这，才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真正涵义所在。
三、实践的辩证性质
问题还在于，“遵循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人的实践活动也并非直接通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是必须经受异化之苦。这突出表现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辩证性质。按照前面实践与人性之间内在关联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克思眼里，实践活动是人满足自己需要、肯定自己个性的活动，是自己“真正的、活动的财产”，是自己“自由的生命表现”，并因此而构成自己“生活的乐趣”。[1](P184)但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于实践最终的这种美好结局，他还考察了它的现实的历史进程，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考察。这种考察充实着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一般规定，正如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一般规定支撑着这种考察一样。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因此而得以完善。
马克思认为，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必然要遭受的异化之苦是随着交换而出现的，而交换是“由于贫困，由于需要”[1](P172)而出现的。马克思说：“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这种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1](P174)最初，交换还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在其中，两个私有者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产都还是由他的需要、他的才能和他手头所有的自然材料直接决定的，也就是说，都还是他的生命的自由表现，他只是用自己的产品余额去交换另一个人的产品余额而已。随着交换的发展，就出现了分工。分工是人的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劳动脱离了个人的生命表现，而完全转变为谋生的劳动，并因此而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当然，这种现实中发生的历史离不开意识的中介，因为只有有意识的人才能大规模地、本质性地发展交换和分工，才能不按照人的方式来组织人的世界。所以，马克思才又说到“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P57)
在阐明了异化产生的根源之后，马克思非常确定地指认，劳动的异化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了顶点。一方面，谋生的劳动及其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工人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工人的使命决定于一种异己的、强制的社会需要，工人的劳动只有手段的意义，即谋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在这个社会中，人只是作为工人和资本家而存在，而工人和资本家都受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的支配，都受交换的中介即货币的支配。在这个社会中，人的本质被否定了：人的产品统治着人，而不是表现了人，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本质的社会关系被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物化关系所取代。
但马克思不同于那些片面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保守主义者们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不但批判了资本主义使人遭受的异化之苦，而且还正面肯定了由资产阶级所表征的那种人类实践活动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它们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赞赏的口吻描述了这种合理性，其热情洋溢的程度、理论的宏大视野远非一般讴歌资本主义的人所可比拟。诚然，只知追逐利润的资产阶级在对人的某些能在市场上运用的品格、冲动和才能进行别有用心的鼓励的同时，也对人的另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品格、冲动和才能进行了野蛮的压制，但是无论如何，正是资产阶级在无意之中使人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正是从永不安定的资本主义当中，人的自我发展才得以生长出来：“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3](P275)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合理性才使得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是一种真实的富有成果的重新占有而非简单粗暴的向野蛮的回归。总的来看，资本主义是人实现自身的生命活动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只有通过这个炼狱般的阶段，人才能够浴火重生，造就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