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广博论文,福建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2-0112-05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性质类似于《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朱子学的一门专学。“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具有明显的广博性。“科举学”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1300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一门学问。以福建科举为例，便能清楚地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
一
由于福建的开发和文明进程较中原地区为晚，福建文化教育的兴起与科举考试的兴盛基本同步，两者相伴相生，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福建文化是受科举考试的推动而崛起的。
唐代以前闽中（今福建）一带历来被现为经济、文化上相对后进的区域之一。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和洛阳一带，福建离京城关山阻隔，道路悬远，福建士人也自视为“远人”（注：欧阳詹：《上郑相公书》，见《欧阳行周文集》：卷8。）。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长溪（今福安）人薛令之考中进士，成为破福建科举天荒的开闽进士。中唐以后，经历过李椅、常衮等人的几次兴学活动，参加科举者明显增加，林藻、欧阳詹等人的相继登第，从被视为“闽人未知学”逐渐变为“岁贡士与内州等”。（注：《常衮传》，见《新唐书》：卷150。）唐代福建的教育与科举活动，使闽中人文水平日渐升高，为后来福建变成全国科举的重要省份，为宋代以后文化教育繁盛局面的出现开辟了道路。（注：刘海峰：《唐代福建的教育与科举活动》，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1年第5期。）
宋代福建科第特别兴盛，《宋史·地理志》将“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列为福建的重要特点。据陈寿祺《福建通志》卷147至150《选举·宋科目》所录，宋代福建各类科目，包括进士正奏名、特奏名、词学兼茂等制科、博学宏词科、舍选、上舍释褐、八行举、童子科、明经、医学、宗子正奏、宗子取应、恩赐、武举等共有近1万人。如果只统计进士人数，按王应山《闽大记》所载，北宋建隆二年（961年）至宣和六年（1125年）共165年，福建进士及第者有2501人。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淳祐元年（1241年）共114年，福建有进士3,485人。两宋近300年间，福建进士及第者共有5,986人，这还不包括淳祐二年（1242年）以后38年间11科中所取的进士。但即使是按《闽大记》所录的5,986人计算，宋代福建所中进士数已是唐代进士57人的105倍。宋代进士总数有4万名左右，福建进士人数有7千人左右，为全国第一，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在两宋118名状元中，福建人占20名，也为全国之冠。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在罗列当时全国的工艺及农、林、牧、渔著名产品之后，将“福建出秀才”的社会现象也列为天下第一。因此，宋代有“龙门一半在闽川”（注：《学校·兴化府》，见《八闽通志》卷45：注引《北梦琐言》。）的说法。
科举制度在元代中断36年之后，虽于皇庆二年（1313年）得到恢复，但录取人数较少，且歧视包括福建士人在内的南人，因此元代福建考中进士者并不多，至今姓名可考的进士不足40人。到明代高度重视科举取士之后，福建再次显示出雄厚的实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强省。1962年，美籍华人汉学家何炳棣在英文著作《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科举与社会流动，1368-1911》中，列出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从中可见福建省的进士绝对数虽然是2116名，位居全国第四，但按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数，福建省却高达428人，名列全国第一，第二名为浙江省307人，其余各省均在283人以下。在举人定额方面，福建也在排名第一，与江西、浙江、湖广（今湖南、湖北）并列为“四大省”。明代福建举行乡试90科，录取举人8325名（注：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本文明清福建科名数据均引自该书）。），另外，明代福建共出过11名状元、12名榜眼、10名探花、12名会元、9名传胪。科举是让全国各地考生通过同一标准进行考试竞争，因此中举及第人数的多寡便成为衡量中国古代一个地区文风高下和教育水平高低的最重要、最客观的评价指标。明代福建的进士登科人数众多，掇取魁科者亦不少，使福建成为人文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
清代福建科举的地位在全国已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科举大省的地位，乡试举额位于全国前列，清代福建乡试开科106次，取中举人10,391名。由于战乱，福建有5次停开乡试。清代全国举行会试114次，取进士26,747名，其中福建省1,399名，在全国各省排名第八，比明代福建进士数排名第四又有所下降。但若计算每百万人口中的进士数，福建省有117名，在全国排名与河北省并列第二，而排名第一的是不可比的旗籍人士。因此，按可比数字计算，清代福建仍属于科举强省，文化发达水平在全国仍名列前茅。不过，因受清初海禁等因素的影响，清代福建科名总体而言比明代较为衰弱，只出过状元3名，榜眼6名，探花1名，会元1名。科名的盛衰不仅关系举子的人生前途和身家地位，而且还关系到对一个地方文化教育水平和长官治绩好坏的评价，因此，科名不但是举子个人和家庭奋斗努力的目标，而且成为地域集体追逐的对象。纵观整个福建科举史，福建共有进士上万名，在明清两代共出过近2万名举人。这些进士和举人，构成了福建历史上政治、文化和教育人才的主体。
二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置进士科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止，科举制在中国整整存在了1300年。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像科举这样长期实行、系统规范、影响深远，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科举本身包罗宏富、影响广泛，决定了“科举学”是一片范围广阔的研究领域。“科举学”的广博性，充分体现在科第人物成千成万、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影响地域无远弗届几个方面。
读书——应举——入仕是历史上多数著名人物所走过的人生三部曲，艰苦的求学和科举生涯是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经历。从唐宋至明清的福建籍历史名人中，有几个没中过进士？福建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不是进士出身？唐代文学家欧阳詹、黄滔若不是参加科举，就不大可能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其文才声望最多局限于闽中一带，或者会少作许多诗文，只是地方上默默无闻的一介书生。宋代福建著名人物多数是进士出身，他们在文学、历史、科学、艺术、书法等文化领域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如著名诗派西昆体领袖、参与编修《册府元龟》的杨亿，著名词人柳永，主编《武经总要》的政治家、军事兵器家曾公亮，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蔡襄，天文学家、药学家苏颂，闽学奠基人之一杨时，抗金名将李纲，爱国词人张元干，编辑《通志》的著名史学家郑樵，南宋经学家胡安国，首创史书纪事本末体的袁枢，集闽学大成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南宋律学家、理学家蔡元定，闽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真德秀，编成世界上最早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的宋慈，著名文学家刘克庄，文学批评家严羽，音韵训诂学家黄公绍，等等，都是宋代全国著名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各自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远远超过福建。这些宋代福建名人多是从贡院走向仕途，并在各个领域作出举世瞩目的成就的。
元代闽中诗人杨载、卢琦、林泉生等人均是进士出身，明代的谢肇淛、黄道周等人也有相同的科场生涯。清代主编《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民族英雄林则徐、率军抗英的陈化成、《福建通志》的总编陈寿祺、办理福建船政局的沈葆桢、翻译家林纾、当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廖寿恒、清末屡次弹劾奸臣的御史江春霖、任末代皇帝溥仪之师傅的陈宝琛、“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驻外使节郑孝胥、清末名士辜鸿铭等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福建人，无一例外皆为科第中人。即使是严复，也曾多次参加乡试未中，后以经济物科登第，并在宣统元年（1909年）受赐文科进士。我们既可以对众多进士尤其是著名进士人物进行微观的个案分析，又可以对举人秀才童生阶层进行宏观的群体考察，这些成千上万的科第人物可供量化研究。还有一些兄弟进士、父子解元甚至五世科甲连翩的科第世家很值得进行追踪调查。而明永乐十年（1412年）状元马驿与永乐十六年（1418年）状元李骐相传为同母异父兄弟，此案例曾引起现代优生学的鼻祖高尔顿和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潘光旦的关注。（注：姚德昌：《历代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举隅》，见《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6页。）因此，科举是一种能够将分散的、独立的各个朝代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贯串起来的事物，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正是因为隋唐以后多数著名历史人物都曾与科举考试发生过关系，所以有关科举的文献记载汗牛充栋，可以说福建历史上多数史籍曾言及科举，至少可以在大多数载籍上看到秀才、举人或进士等有关科举的词汇。在《闽书》、《八闽通志》、《福建通志》等省级地方志中，科第是各种人物中记载人数最多的一类。宋代状元晋江人梁克家所纂《三山志》是现在最早的地方志之一，此书在“人物”类中专收科名，其他各类人物一概不载，其他明清府县地方志也格外注重记录乡邦科第名录。现今国内外一些规模较大的图书馆还可找到不少明清许多科榜福建乡试齿录、福建乡试闱墨、乡试朱卷等，还有许多古代个人文集、总集中收有应试制义、试贴诗，几乎每一种族谱都少不了具有科名的祖先，即使有些科名可能是附会上去的。科举及第可以光耀门楣，抬高身份，也代表一个地方人文兴盛，因而通常地方志和族谱等多倾向于夸张，记录多多益善，往往将业经几代入籍其他省府的进士、举人重复列入本地，或牵强附会一些科名到祖宗头上。此类记载资料只会太多，不会太少。至于像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的“科举学”著作《制义丛话》、《试律丛话》，更是古代研究科举的专著，在“科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有关科举的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资料。
在科举时代，科举考试的影响几乎达到无远不届、无孔不入的程度。明清各府州县皆设学，招考的生员即俗称的秀才，考秀才是和每个县乡都有关的一件大事，而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则是全省各府县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智力的大竞赛，备受全省士人的瞩目。乡试录取的举人虽有定额，但省内各府县之间并无举额分配制度，完全是自由竞争，这类似于现代高考分省区定额划线录取，但省内地区间并未限定上线指标。这样，各朝代都出现了科名的地区性结聚现象，中举人数的多少颇不平衡，最初科举较为成功的地区在先辈的示范激励之下，愈发热衷于读书应举，而科名衰少的地区缺少帮助提携，往往容易失去信心。不过，无论多么悬殊，各县都会考中一些举人。据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153至156《选举·明举人》所载资料统计，可得下表。
明代福建各县举人人数表
从上表可见，明代莆田、晋江、闽县等三县中举人数特别多，但当时全省所有县包括海防驻军所在的平海、镇海卫都曾产生过举人。而且，在地方长官和士人的努力下，有些府县的科名也能逐渐崛起，如全省科名排序，明代与宋代相比较，兴化府从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泉州从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漳州则从宋代的第六位上升为明代的第四位。由于受明末倭寇和清初海禁等因素的影响，清代兴化府科名大为衰落，位次掉到第五名；汀州府科名异军突起，排名从明代的第六位上升为第四位；而首善之区福州府从宋代到清代一直保持第一名的位次，尤其是清代福州各县共有举人4,607名，占全省举人总数10364人的44.5%之多。明清两代合计，福州闽县、侯官二县共出过933名进士，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杭州，当时的福州真可称之为“科举之城”，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一座“教育之城”。
若将《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收人物视为人才，与科举人物产生地进行统计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重要的地域学派和学术大师基本上产生在进士和魁科人物最密集的地区，科举发达地区成才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有无科举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后与成才的概率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学者型人才基本上是科举出身。而且，明清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进士等科名的地理分布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若充分加以利用，历史人文地理学和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有望新的突破。（注：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见《中国文化研究》总第26期。）
三
不仅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且具有重要性、现实性和广博性，是一门独立学科或学问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科举是一个构架庞大、机制复杂的系统。除了科举考试内部诸因素如命题、评卷、统计和考试实施管理等问题之外，“科举学”首先要研究考试的社会学问题，即考试与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考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等。（注：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专门而广阔的学术视野。
中国古代不仅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受科举支配，而且当时的官僚政治、文化、教育、文学、社会乃至民俗等诸方面都曾受到科举的深刻影响。朱熹有言“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注：《朱子语类》卷13：《学》，《力行》。）《福建通志》卷146《选举》序说：“有宋一代，科目弥繁，闽产亦弥盛，政事、文章，先后辉映，道学、群儒，亦参其选。”从福建区域文化史的角度，便可看出科举的重大影响和“科举学”的广阔发展前景。
自唐宋直至明清，科举成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首要途径，甚至规定“非科举毋得与官”，（注：《明史》卷70：《选举志》。）因而中高层文官多数是科举出身。福建历史上多数政治家是通过科举阶梯登上历史舞台的，无论是宦闽的外省籍官员还是出闽从政的福建籍官员皆如此。所谓乡邦先贤的主体便是科第人才。文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闽学创始人朱熹便是进士出身，朱熹所作《四书》章句和朱熹及其门人所注《五经》在元代以后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这也是明代福建士人在科场中占有优势因而中进士者较多的一个原因。福建书院教育的发达也受科举取士的推动，教育水平的长期深厚积累使福建直至民国时期还处于全国教育的领先地位。有的学者认为，在科举与外部环境的诸多联系中，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当首推教育。（注：廖平胜：《“科举学”研究与教育价值取向的制导》，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至于文学方面，几乎每一本古代乡土小说都可以找到与科举有关的方面，地方戏剧如闽剧、高甲戏中多数有考秀才或考状元的情节，才子佳人模式主要为穷书生金榜题名后引发的人生际遇变化，最终与所爱女子大团圆，即“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套路，民间故事和谣谚还有不少关于考秀才、中举人的素材。（注：刘海峰：《走向21世纪的“科举学”》，载《福建日报》1999年12月10日求是版。）现代许多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也常能看到科举考试场景。另外，历史上乡族籍贯观念的延续和加强与京师及省会的科举会馆、试馆也有密切的关系。
就闽台关系而言，在明郑政权时期，台湾便已形成了初步的科举考试制度，清朝统一台湾之后，更是着力在台推行科举制度。清代闽台科举考试在制度方面完全一致，录取则一体统筹，在此基础上于福建的录取名额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同时，给予赴福州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科举诱使清初许多闽南人赴台冒籍应试，虽挤占了部分台湾士子的生员和举人名额，但客观上却加速了汉移民的土著化，促进台湾的文化和社会开发，也促进了台湾的儒文化、中土化，强化了中央，省城和边陲的关系。至清朝末年，台湾的文化教育水平与大陆已无多少差距。科名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日本占领台湾后，不仅有一些士人冒险来大陆参加乡、会试，而且福建乡试还继续引起台湾舆论的关注。闽台科举考试的渊源并未中断，依然延续下来，长达十余年，直至1905年科举废止之后，这种联系才告结束。（注：黄新宪：《闽台科举考试的渊源》，载《教育评论》，1999年第2期。）
由于长期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所以台湾社会深受科举的影响。台湾学者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一书自序指出：“科举去今日远，然而环顾吾人生活周遭，仍充斥着科举的影子，无论是寺庙祠堂的匾联、碑铭，或是古文书、谱牒中的人物出身、头衔，以及民间俗信中的祭祀行为、歌谣谚语中的祝贺吉语，科举依然如影随形。”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相关习俗，在闽台二地并无二致。据台湾府、县方志记载，读书人为求得抡元吉兆，都会在每年中秋玩吃状元饼的游戏，利用中秋赏月之际，制作一个特大肉饼（月饼），上面朱书“元”字，然后由参与者每人分掷骰子，骰子共有6个，如有掷得四红者，大饼便归其所得，并藉此预卜今年考运。另外，据娄子匡《岁时丛谈》详细记载这种“斗四红”风俗的玩法为：文人雅士相邀买一组饼单，可以换取大小状元饼63个，然后用掷骰子（4或6个）来争取状元饼，以掷取“四红”之数分取饼单，如得4红则称“状元”，可夺取最大的饼。凡得状元饼者，明年中秋还得送来状元饼再参加竞赛。这种“斗四红”博月饼的游戏，既为取得好兆头，所以月饼也取了一些和科名相应的名字，合状元、榜眼、探花饼各1，会元饼4、进士饼8、举人饼16、秀才饼32，共63个。（注：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台北）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30-231页。）这是从明清时期全国多数地区都有的耍状元签游戏深化而来的科第习俗，只是在闽南、台湾一带以科名月饼取代竹制或骨制、象牙制签条罢了。这种中秋博状元饼的习俗至今在厦门市和闽南一些县乡还很盛行，是科举民俗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当然，可供作民俗研究的科举习俗还有不少，如至今一些地方新郎新娘闹洞房时，老前辈祝福他们早生贵子还称“状元郎”。这里只是略举一两个地方上的例子，但已足以说明科举研究具有很大的空间。
“科举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性学问，其研究对象是单一学科所无法包容的。“科举学”不仅要作科举的制度和史实的考证，而且注重探寻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借鉴，加上科举影响既广且远，因此涉及的学科不仅包括历史学，而且用教育学来完全覆盖“科举学”的研究内容也是不可能的，其他学科更无法囊括科举学的研究领域。（注：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载《广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科举学”的研究领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凡是有关隋唐至明清时期传统文化范围内的学术会议，几乎都可以从“科举学”角度写出切题的论文，如无论是何著名人物，大概都可以探讨其科举生涯或有关科举的言论；关于某一学派，可以探寻其间的科第背景；关于某一地区文风的升沉变易，也可作与科名兴衰之间的关系研究……。正是由于“科举学”的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因而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必将成为21世纪一门引人注目的显学。（注：刘海峰：《“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