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的实质是解释原则的超越——兼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创新的哲学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重要思想论文,实质论文,内涵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任何理论不仅有构成自身的内容，还有构成自身的前提，亦即理论赖以建立的逻辑支点或解释原则。所谓理论的“解释原则”，就是人们据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它理论地规范着自觉接受这种理论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中，它具有一种强制作用，规定着具体理论的旨趣和内容、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一系列“解释原则”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其在理论上的革命意义，决非只是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去挽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不仅仅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去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理论的出发点（即解释原则）上划清了与一切旧哲学的界限。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6、17、31、16、17页。）马克思在这段精辟的文字中，既尖锐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又深刻地揭露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本质。并认为，它们共同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不懂得“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的意义。因此，对旧哲学的改造，不能停留在对它们个别观点和理论本身的改装和修补上，而必须实现“解释原则”的超越。那么，这个作为批判旧哲学和开拓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从这里出发，马克思完成了“形而上学的颠覆”（海德格尔语），“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代之而起的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从而不仅开辟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哲学，而且还运用这种“符合实际生活”的“观察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6、17、31、16、17页。）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8页。），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体地说，这个历史方位就是：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1页。）在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党必须完成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不仅要在内容上看到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看到它在指导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应当进一步从党的理论的“解释原则”的创新上来认识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接提出并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表面看来，相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似乎还缩小了问题的范围，然而，它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问题的深化和推进。这两个问题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党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规定了党的性质和目标，而党的状况（包括党的理论水平、执政能力、领导方式、作风纪律、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又决定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程度和建设的水平。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效仿，包括马克思在内也没有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定任何具体的方案，相反，他们一再声明：“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结论，脱离了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页；第36卷，第419-420页。）社会主义是一个“现实的运动”（马克思语），它需要党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其发展的本质，揭示其建设的规律。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指出，“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是针对个人说的，但对于一个政党说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相互规定、互为前提的，它们彼此在对方中确证自己和实现自己。“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反映和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历史特征，反之，“建设什么样的党”又表现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时代水平。同样，“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党”也有着相同的内在联系。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是从客体或对象方面规定了党的目标和任务，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侧重于从主体或人的方面规定了党的性质和特征，并且自觉地在实践中将这两个关乎党的历史命运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完成了党的理论“解释原则”的跃迁。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具有原则性或前提性，它作为党观察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并不主要反映在具体内容方面，而是对党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了原则规范。无论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包含着“应当”和“如何”，“应然”和“实然”两方面的问题，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站在时代的前列，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一经形成就凝固不变的，相反，党必须紧跟时代的潮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在人民群众鲜活的实践中不断吸取新的养料，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当今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领导人民执掌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其执政的“合法性”根据只能存在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中。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解决了党的“应当”或“应然”的问题，即目的性要求和理想性追求的问题。然而“应当”不等于“如何”，“应然”不等于“实然”。党要真正做到“三个代表”，还必须在现实的执政活动中不断探索实现“三个代表”的方式、途径和规律，也就是要不断追踪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以及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渠道，不断捕捉人类文明的最新进展以及如何有鉴别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不断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以及如何因势利导地给予满足和疏导。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不是党已经获得的当然“身份”，也不是党因为有了这面旗帜就可以自然达到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想这样做就能做到的轻而易举的事情。“事非经过不知难”（江泽民语）。“三个代表”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内容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和更新，其实现途径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具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思想和行动的原则问题。
三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几段话寓意深远，值得我们悉心体会和深长思之。一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二是“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这几段话集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内涵，那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实践，敞开无限可能性空间的发展的理论原则。
理论是内在于实践关于实践可能性的探索。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6、17、31、16、17页。）人们可谓耳熟能详，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这句话又是马克思言论中最难理解因而也是被后人曲解最多的话之一。按照通常的诠释，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将理论付诸实践。这当然不错，但问题是理论能否为人们提供一个包含着各种细节的“改变”世界的现成方案，而且这种方案还是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其他理论家、思想家做不到，马克思同样也做不到。马克思比历史上其他思想家高明一筹的地方正在于马克思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终止了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哲学幻象，将黑格尔超然于自然和人本身的“无人身的理性”改造成为了基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具体的、谦虚的、探索的理性。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不再是在实践之外对实践进行“指导”和评判的“自明公理”，而是内在于实践之中关于实践可能性的探索。“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6、17、31、16、17页。）并强调自己的理论只是引导人们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样，理论家也不再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先知或圣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6、17、31、16、17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理论的“解释原则”，它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确定在了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世界”和未来发展的基点上，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具体工作诉诸于“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保证党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前列，使党的理论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精神武器”。作为党的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又为党的活动明确了方向、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党的思想和行动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保证，它以理论的方式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永远充满朝气、活力和创新的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永不停滞、不断超越的事业。
标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理论创新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