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五论文,时期论文,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即将进入“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科学制定并实施好“十二五”规划，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妥善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新的发展要求三项原则，本研究报告在分析“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就“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任务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多方面的有关资料特别是政策进展情况，梳理出可供参考的政策选项，为进一步研讨提供平台。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研究；二是就“十二五”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政策性建议。
本研究报告由“十一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况、“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宏观环境、增长和布局预判、“十二五”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导原则和总体思路、“十二五”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议四部分组成。
一、“十一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问题
（一）基本制度为纲：政策环境显著改善；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在“十五”时期取得进展的基础上，① “十一五”时期，国家依据宪法，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纲，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全面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非公经济36条”），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其间，工会、企联和工商联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利益攸关各方，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中央和政府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推出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加快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体系建设，对在“十一五”后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做了必要的铺垫。
第一，政策环境显著改善：结合《中小企业促进法》，贯彻和落实“非公经济36条”，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环境，“发挥了很大作用，影响很大”，成效显著。②
“十一五”规划实施前，《中小企业促进法》付诸实施。不久，2005年2月，国务院又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在这份文件中，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企业90％以上属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大约90％以上是中小企业）的一些特殊问题，③ 提出了要着力解决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主要内容是：放宽市场准入；④ 完善财政金融政策；完善社会服务政策；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完善职工权益保护政策；引导企业提高自身素质；完善政府监管和指导功能；完善舆论宣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唯一一份专门性文件，主要内容组成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框架。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与《中小企业促进法》是融通的，如完善财政金融政策、社会政策和提高企业素质等内容。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第23条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在“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建议之后，专门提到“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2006年3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专门在第八篇第四节提到，“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因素，进一步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改善行政执法和司法环境，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在“十一五”时期，按照有关五年规划的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继续制定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配套文件，并清理过时的文件和规定。在“十一五”时期，贯彻与落实“非公经济36条”是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环境的主线索和重头戏。
截至2007年三季度，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配套文件已经基本制定完成，并废除5000多件与它不一致的规章和文件。
2007年10月，在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报告具体提出，要“推进公平准入，通过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在2007年中，政府还进一步完善了产业政策体系，调整经济结构，以引导各类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2008年初，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的配套文件已全部出齐。
2008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负责人对“十一五”期间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效果作出积极评价：
“非公有经济36条”颁布以来，在引导、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影响很大。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鼓励、支持、指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职能。近几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非公经济36条”的规定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配套文件已全部出齐。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改善政府监督和营造环境等方面相继出台了近40个配套文件。不少部门和单位已按照分工采取相关措施。一些部门和单位在职能范围内，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如中央财政逐年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非公经济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发改委连续两年安排资金支持部分省市中小企业信息网建设项目以及小企业创业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项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还就做好下一阶段中小企业信贷工作出台了支持鼓励的政策。
二是法制政策环境不断完善。近年来，一批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相继出台，有力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善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近两年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物权法》以及《劳动合同法》，有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下一步要继续深化完善相关措施。一是要按照非公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更新观念，加强协调配合，选择重点，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二是继续深化完善相关措施。重点是进一步完善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石油等行业和领域的市场准入制度，加紧出台具体操作办法。三是加快建立健全服务体系，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和服务功能，积极开展企业管理咨询等技术服务活动，开展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四是切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要切实引导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上取得重大进展。重点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等加大工作力度。⑤
其中，“配套文件”和“下一步”要办的四件事情的许多内容，都含有《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内容（如融资、社会服务体系、结构调整等）。所以，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也是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相互促进。
第二，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加快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体系建设取得实效。
2008年二季度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外需萎缩，冲击中国实体经济。进出口比重较大行业的非公有制企业受到明显压力，沿海中小企业尤甚。政府宏观调控开始突出“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扩大内需、防范风险等内容。此后，不断有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密集出台，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场重大考验中，我们既取得了显著经济成果，又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经验。⑥
2010年国内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中央的这些重要判断和决策，也完全适合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状况和要求。
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就具体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随着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实施，中小企业（90％以上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经营出现了企稳回升态势。中小企业发展条件和环境有了明显改善，⑦ 发展质量和水平有较大提高。⑧
该报告提出，“十一五”最后一年（即2010年）的重点工作，一是继续加大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有关政策规定的实施力度。二是加大财税等政策扶持力度。三是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四是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五是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六是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加强管理。⑨
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特殊情况，温家宝总理特别指出，“民间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经济复苏的情况，所以民间投资从政策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又要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他并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⑩
另外，在有关社会政策方面，一方面，政府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推进积极就业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例如，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议进一步提出《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高度重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要求全国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积极支持和鼓励劳动关系双方共同稳定就业局势，推动企业加快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加强对困难企业（主要涉及大量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指导和管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企业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健全解决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沟通协调制度。(1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会法执法检查组也提出五项建议：要进一步提高对贯彻实施工会法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大基层工会组建力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工会维权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工会法执法机制；适时修改工会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第三，小结。
综上所述，在“十五”时期奠定的基础上，“十一五”时期结合贯彻《中小企业促进法》，以“非公经济36条”为主线，开始进一步系统地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这项政策工程“发挥了很大作用，影响很大”。2008年中期以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衰退出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具有适应新形势的特色，但如果进行归类，基本上都在《中小企业促进法》和“非公经济36条”的框架之内。当然，一些具体内容是有了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丰富了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体系内容。
另外，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等政策出台，也反映出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干预和国企社会作用进一步增强（其中，包括扩大内需、鼓励出口和带动有产业关联的非公有制企业发展）。(12)
目前，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但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全球性挑战压力增大。而国内需求没有显示令人鼓舞的上升迹象，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缓慢，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在这种宏观态势下，进出口依存度最高、结构调整难度大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在内）发展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和前景的不确定性。在“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这种新情况将成为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围绕的主题，并向“十二五”时期延伸。总之，政策设计“要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13)
（二）发展态势：总体平稳较快增长，中、后期增速下滑。
“十一五”前期，由于国内宏观环境有利、外需不断增长和制度支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在各方面发展较快，是国民经济中一支异常活跃的力量。“十一五”中后期，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力度加大，外需逐步萎缩，其结构调整滞后和“依附性增长”等局限性的负面作用暴露明显，工业、投资、就业和进出口等宏观指标开始明显下滑。2009年底，非公有制经济初显企稳回升，但动力依然不足。
第一，经济总量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但已开始放缓，下行压力加大。
表1中可以看到，“十一五”时期前三年非公有制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例如，其中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比“十五”末期增长了91.5％，从2005年的6.1万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1.7万亿元。而企业户均注册资本金规模，比“十五”末期增长了33.8％，由2005年的129.9万元上升到2008年的173.8万元。再如，个体工商户资金总额增长了55.2％；户均注册资金比“十五”末期增加了30.9％，从2005年的2.36万元上升到2008年的3.09万元。个体私营单位的总体资金规模和单位资金规模都明显扩大。(14)
截至2008年末，全国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为5.1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54％；销售总额9.23万亿元，增长24.17％；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57万亿元，增长13.53％。其中全国私营企业总产值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88％；销售总额5.91万亿元，增长30.6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51万亿元，增长12.86％。
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大幅萎缩，2008年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快速回落，形成2002年来的最低点。当年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比上年下跌6.1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业回落6.3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回落7.6个百分点。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比上年同期回落10.3个百分点，比一季度降幅收窄2.2个百分点。但是，一季度私营企业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陷入负增长，同比下降1.4％。因为中央推出刺激经济计划，上半年二季度非国有工业增长（包括私营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出现积极变化，但不足以消弭外需下降造成的增长下滑影响。例如，上半年非国有经济进出口负增长，其中二季度出口增速比一季度还加深了。同时，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私人企业效益下滑，部分行业出现减产、停产、倒闭和歇业现象，农民工失业现象增加。非公有制经济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些现象最为突出。这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发展已经明显放缓。
全国工商联发表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6.6～2008.6》也显示了一个信息，“十一五”时期与“十五”时期比较，私营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和从业人员的增速下降；经营状况分化趋势加快。近两年来也是这样。“一部分原因是经过多年发展后许多指标的基数已经很大或较大，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有一定困难，同时也与近年来私营企业发展外部环境一系列变化直接相关。”其中，截至2007年底，就全国的私营企业而言，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是，进出口量较多，并集中了多数私营企业的东部地区的感受，是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严重一些。(15) 而之后，外需大幅萎缩当推首位原因。
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一课题组预测，“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GDP中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港澳台资）的比重将从2005年的38.5％上升到44.7％，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将从2005年的61.5％下降到55.3％。当然，考虑到“测不准”因素，这只是一个参考值。例如，如果今天能够在这项预测中加入外需和进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增速明显减缓，以及结构调整进程深化、产业重组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作用上升等因素的复杂影响，可能支持2010年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达到44.7％比重的因素会有所减少或弱化，从而影响到这项预测的准确度。
另外，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一负责人也指出，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增长，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目前的1／3强。(16) 但是，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私营企业实力有限，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比为23.2％，而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共计为31.5％，内资私人资本偏好和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17)
第二，就业主渠道作用有所增强，但增速下滑。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十一五”时期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快速增长，但表现出下滑趋势。2006年、2007年、2008年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9.5％、8.5％和7.3％，增速逐年下降。这期间，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保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下降的趋势，直接吸纳就业的功能不断萎缩。2008年全国个体私营实有就业人数为1.37亿人，仅比上年增加0.09亿人，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8％。2008年与“十五”末期的2005年比较，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增加了3千万人。截至2009年一季度，国家工商总局资料显示，全国私营企业户数略有增加，雇工人数却下降了。
经济收缩使非公有制单位雇工人数下降，政策等因素使国有单位减员不止，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仍然要求执行国资从一些行业和企业退出的政策，两股趋势合流，致使我国就业形势严峻。2009年上半年新增就业与2008年同比仍为减少，登记失业率继续上升，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较多。在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长期严峻，国资在这方面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在持续大幅萎缩，并且将进一步大规模萎缩，(18) 这种政策选择是否应该长期僵化不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劳动合同法》实施为提高非公企业职工工资创造了制度性机会，但金融危机冲击以来，大量一般职工工资进一步下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
国家统计局在部分地区的调查显示，私营企业职工人均年劳动报酬远远低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水平。2006年私营企业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只有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4.9％，是被调查地区的代表性数据。如果全国城镇职工工资统计包括私营企业员工的工资数据，预计人均城镇职工工资将有大幅下降。(19)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制度性条件，并在一些企业取得了实效。
但是，2009年7月31日全国工商联研究室负责人指出，“全国工商联就中小企业贷款难的调研中，偶然发现，经济危机发生后，大量中小企业中的一般职工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这些中小企业一般职工总量加起来占整个城镇的生产经营单位中劳动力的3／4。可以说，绝大部分企业中的职工都可以归类为一般职工。不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现行统计口径，根本不能反映出这种十分敏感的具有普遍性的社情，反而是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不断快速上升的喜讯频传。与一般职工收入下滑相反的是，中小企业中的管理者，由于其收入渠道多，经济危机以来其收入并没有大幅下降。“企业中只要是部门经理以上的人，其收入都比较稳定，难就难在一般职工。”现状是“老板不断增收，员工不断减收”。(20) 这反映出非公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在外需将长期萎缩、劳动力供给过剩加剧的背景下，如果政府企图通过进一步扩大私人资本市场准入和私人投资以争取早日“复苏”，无论从扩大消费，或是从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计，都需要对于此种收入状况和机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制定对策，以有效防止随着私人投资增长“有工作的贫困”现象也增长，(21) 以及低工资和消费不振最终制约投资与工业增长。全球化实践的一个提示是，与国内主导媒体的“主流经济学”观点不同，“渗透理论”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相反的是，“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困的增加”。(22) 欧、美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已经证实了这个道理。某些“经济增长无助于穷人脱贫”。(23)
第四，纳税绝对量增加，相对比重各年互有升降（见表2），但2009年纳税出现负增长。
近些年来，在各种经济成分中，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及其他经济成分。其占比相对稳定，2005年至2009年一季度在13.5％和14％之间呈小幅波动。例如，2007年与“十五”末期的2005年比，个体私营企业税收总额由4101.63亿元增加到6255.77亿元，增加52.5％；但个体私营经济占同期全国税收总额比重由13.5％下降到12.7％。(24) 2008年个体私营经济税收收入增加到7862.36亿元，同比增长25.7％，占全国税收收入又升到13.6％，比2007年提高0.9个百分点。
2009年1～3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6.9％，陷入负增长，非公有制经济也出现了税收的负增长。其中，个体经济下降9.1％，私营企业下降3.8％，外资企业下降0.8％。(25) 同年1～6月，全国税收收入仍是负增长（－6％），非公有制经济未能独善其身。
第五，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有所上升，但投资增速开始大幅下跌。
“十五”末期的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中，虽然非国有部门的占比高达65.3％，但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仅为16.5％（其中，私营企业为10.5％），低于包括外资在内的其他企业39.7％的比重。当时两者合计约为56.2％。
在“十一五”时期的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上升到70.6％。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为20％，比“十五”末期增加了3.5个百分点。包括外资在内的其他企业为37.6％。两者合计约为57.5％。
但是，需要认真关注的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一季度，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跌。2009年二季度即使经济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私营企业同比增长34.2％，仍然下降5.4个百分点。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大幅下跌：前者增长1.1％，下降19.6个百分点；后者增速为－1％。只有主要满足内需的个体经济投资增长40.1％，上升了12.3个百分点。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下降，反映了外需下降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明显。
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个体经济占3.6％，私营经济占16.7％，外商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投资占6.7％。前两者合计为20.3％；三者合计为27％。
第六，进出口比重上升，但已经陷入负增长。
“十五”末期的2005年私营企业进出口总值1662.1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1.7％；在“十一五”时期的2008年，私营企业进出口总值448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17.5％，比“十五”末期上升5.8个百分点。如果与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合计，2008年内、外资非公有制企业约占全国进出口总值72.6％。
但是，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逐月增强，非公有制单位进出口开始加速下滑至2002年来的最低点，并在2009年一季度陷入负增长：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8.8％，进口总值同比下降27.9％。进入2009年二季度以后，进口微有改善，出口下跌加深，进出口负增长的局面依然严峻。
第七，积极开展跨国投资，但在全球贸易萎缩中受到压力。
据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私营企业（年营业收入总额在2亿元人民币（含）以上的企业）的调查，上规模私营企业在海外开展经营已不罕见。但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71％，私营和股份合作企业仅占1.2％。不过，在企业数量上私营企业等比较多。(26) 在走出去的私营企业中，浙江企业占了相当比重。自2000年以来，浙江省境外投资年增幅均在60％以上。截至2008年5月，其境外投资项目已达3227个，项目数居全国之首。在投资类型方面，浙江省正在实现由商贸型向生产型的转变。2008年前5个月新增境外投资项目188个，较上年同期增长16.5％，其中生产性项目就有46个，较上年同期增长43.8％。“十一五”时期，纺织、机械、轻工、电子、建筑业已成为其“走出去”的主导产业。但是，也出现了参与对外经贸活动企业比例有所下降的现象。这反映了外贸环境趋紧。(27)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民间的一些海外投资已经停止或者失败。
第八，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迅速增多，但业绩纷纷下滑。
“十一五”时期新《公司法》的实施，降低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门槛，加强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鼓励了投资者的热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者人数迅速增长，注册资本增长尤为迅猛。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数据，2008年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实有1.12万户，投资者11.27万人，比上年底增长76.37％，注册资本3131.79亿元，增长1.89倍。2008年，全国私营企业实有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结构中，有限责任公司占91.10％，股份有限公司占2.66％，合伙企业占1.34％、独资企业占4.90％。但是，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这些企业的盈利增速明显回落。
另外，“十一五”时期私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继续稳步增长，质量不断提高。2008年9月底，这类上市公司562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35％，但它们占全部A股和全部流通A股的比重较小。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无论从营业收入、总资产，还是从利润总额来看，它们都实现了稳步快速增长。再者，近些年来一些企业还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融资。但是，2008年以来情况快速逆转，工商联的报告认为“民营上市公司受到了不小的打击”。(28) 有的海外投资人还深受“金融毒品”之害。
第九，产业投资向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新兴服务等领域拓展。但是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等原因，这种拓展在一些方面受到阻滞。
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非公经济36条”，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有关文件，都进一步强调了垄断行业的开放，涉及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军工、金融、公用事业和文化等领域。其实，在这之前的若干年，我国一些经济和行政垄断行业已经在陆续开放。例如，在199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在高位垄断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中位垄断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中，非国有企业的户数、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指标。而城市公用事业中社会资本进入也不在少数。国际金融公司2000年关于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也指出了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在发展。“十一五”时期，这种开放加强了。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料也显示，近年来，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步进入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许多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垄断行业成为中小企业投资与经营的热点。相对大多数行业平缓甚至下降的发展态势，2009年私营企业在金融业进展飞速，一季度实有1.8万户，比上年底增长7.12％；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实有3.21万户，增长3.6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实有2.61万户，增长3.54％。国家工商总局报告的判断是：这些“垄断行业成为私营企业发展热点”。但是，以航空业为例，2008～2009年以来一些民间投资的航空公司的经营是失败了。而在城市公用事业开放中，一些私人资本由于难以适应公共服务特殊要求等原因，引发混乱，也有退出的。
第十，私营企业主政治待遇提高，但新“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合一”的政商一体化乱象需要纠正。
2009年3月，全国工商联下属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显示，这些年来，“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高，但亦商亦官现象值得注意”。这次调查表明，一方面，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快速提升。回答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两类职务的总计有2101人，占这次受访企业主的51.1％。在受访的1372名党员私营企业主中，担任各级党代表的达到28.3％，其中，省级党代表、全国党代表分别有15人和7人，占党员企业主总数的0.016％。
另一方面，虽然200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联合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得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但是这些规定在各地实践中已被明显违反。这次调查表明：（1）有205名中共党员企业主进入了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机构，占受访党员企业主总数的14.9％，其中担任省级党委委员的有4人；有61人担任了县乡两级政府副职领导。“这种亦官亦商、官商一体的现象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其结果和影响如何，值得认真研究。”（2）“此次调查统计表明，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常委的分别有9人、7人、162人，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的全部集中在县乡两级，担任人大常委的不但在县乡两级有，而且地级和省级分别有34人和10人。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由私营企业主进入其领导机构甚至担任主要负责人，尚缺乏法理依据。”(29) 显然，产生这些异常乱象的根源在一些共产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内部。
第十一，其他方面的进展。
在其他一些方面，“十一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也取得了发展。如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成为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的主体；在产业区域布局上向产业集群转变的速度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在沿海地区开始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中西部地区开始呈现加速增长态势，等等。(30)
第十二，小结。
“十一五”前期非公有制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从2008年开始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明显影响。2010年初发表的最新的宏观数据显示，由于政策拉动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初步减弱，2009年底非国有工业（包括私营工业企业等）出现了低水平V形回升，私人投资也有所回升，但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不已，回升乏力，其中外商负增长，港澳台商投资在1％左右徘徊，进出口仍然在负增长区间缓慢爬升。(31)2010年“十一五”规划行将结束。在这一年内，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欧、美反制中国出口的措施已经开始出现有增无减的倾向，非公有制经济回升动力不足，增长回升道路曲折。并且，这种状况将向“十二五”时期延伸已无悬念。
（三）主要问题：增长环境和内生因素评估。
第一，增长环境评估。
首先，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的文献和其他资料分析，“十一五”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有的地区、部门（包括教学、科研部门）同志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还不一致。既存在要求在垄断和竞争性产业国有经济全部退出，并实现“土地私有化”和“政商一体化”的意见，也存在对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顾虑。
二是与市场主体变化相适应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不少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具有了重要的地位，但政府主管部门在某些政策制定、资金分配等方面，缺乏应有的透明度，相当部分企业无法获得相关信息。
三是政策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健全，但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如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
四是支持手段已逐步增加，但资金和金融支持力度还不能适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求，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财税体制改革有待深化。国家金融资源分布与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空间布局并不相适应。信用担保的行业风险控制和补偿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公共财政资金分配中，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获得的比重远远低于其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一些政府部门收费项目过多，企业负担重。
五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中小企业特别需要的创业辅导、企业诊断、技术支持、信息咨询、法律帮助、员工培训、对外经济合作等政府服务和售后服务，大部分处于起步阶段。(32)
六是近年来外需快速萎缩，加剧了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的产能过剩，而如何在全球产能都过剩的背景下化解这个难题，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将是一项长期的存在一定风险的崭新政策议程，目前政策准备并不充分，存在盲区，需要积极探索。
其次，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方面，“十一五”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下行压力需要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十一五”前期，国际环境趋紧的主要表现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中我国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增强，美、欧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句话，是主要体现发达国家利益的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包括WTO(33)）的制约越来越强。另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在增强。
在“十一五”中、后期，前期问题依然故我，贸易保护主义还加强了，同时，在国际环境趋紧的主要表现中，增加了主要工业国和全球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国际结构再平衡等严峻问题。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外需急剧下降，就对中国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循环模式提出严重挑战。我国沿海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首当其冲。这种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国内因素。并且，决定性地导致国内增长环境快速趋紧，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个关键的市场问题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例如，结合国家工商总局和海关的数据推算，2008年私营企业进出口总值448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17.5％，折合成人民币约占当年私营企业4万亿元总产值的76.6％，其中出口总值约占55.3％。“俯仰由人的发展方式”对它们制约甚紧，联带着对投资、工商业、税收、就业（绝大多数工人在私人部门就业）等制约甚紧。如果再加入外商经济萎缩和有支付能力的内需不足等因素，(34) 问题之大，足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变动和运行状态，包括影响集中在中、上游产业的国有企业。
应对这种来自国际市场的严重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和结构调整导致的增长环境重大变化，正确处理国内产能过剩和产业重组，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对政府和非公有制企业都是具有“长期”性的客观问题。(35)
第二，内生因素评估。
政府专职部门的评估和课题组的数据分析显示，非公有制经济内部两大突出问题是：
1.增长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外贸依附性强（“俯仰由人”），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较为突出，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
2.企业管理粗放、创新能力弱、人才缺乏，整体素质尚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36)
其具体表现是：一些企业过度依赖低价竞争，一味拼价格、拼劳力、拼资源、拼土地、拼环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安全隐患多；一些企业出口依存度高，又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俯仰由人，缺乏定价权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一些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和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知识产权观念不强、保护不力；一些企业无视食品、药品、饲料等的安全生产标准，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了消费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一些企业主官商勾结，组织“黑社会”，欺行霸市，走私贩毒，扩散“黄、赌”，违法乱纪，伤风败俗，危害社会，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一些企业主投机国有企业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在“资本运作”中倒买倒卖，玩弄“空手道”，危害国家和职工合法权益，引发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在吸纳了城镇就业人口70％的非公有制企业中，没有形成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长期低工资、缺社保，生产安全事故突出，其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以至于成为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失衡和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群体性事件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37) 等等。这些问题在“十五”时期也存在，(38) 有的问题在“十一五”时期还更突出了，需要政府高度重视，着力加以解决。(39)
第三，小结。
“十一五”末期的情况显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不利因素，其中有国内政策和制度的因素，也有国内、国外的客观经济因素（其中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影响十分明显）。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整体素质也确实需要提高。这些问题在“十二五”时期需要继续面对和求解。
二、“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宏观环境、增长和布局预判
（一）宏观环境特点：总体有利，挑战严峻，增长放缓。
“十二五”时期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五年（“十三五”时期）冲刺提供坚实的基础，是关键的战略奠基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这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是面临难得机遇，也存在严峻挑战。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应对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全球经济波动，“十二五”时期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架构中，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提高整体素质，加快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十二五”时期，严峻的就业形势也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第一，宏观环境总体有利。
“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具备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在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在切实扩大广大居民消费政策的刺激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将加快升级，将带动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经济自主性增强，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产业配套能力较强，科技教育具有较好基础，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实体经济衰退见底后，国际环境总体趋稳的可能性增加，国际贸易秩序的改革会增进国际贸易的平衡性，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在更合理机制的作用下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
第二，挑战严峻，增长放缓。
当然，也应该看到，“十二五”时期国际竞争加剧，外需下降，国内产能过剩，以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经济流程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的压力，可能使非公有制经济增长放缓和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都成为很难避免的趋势。(40) 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种客观的长期经济变动日程，是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大考。(41) 这方面的政策引导需要强化，并要辅之以其他手段进行综合调控，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42)
第三，小结。
非公有制经济在“十二五”时期面对的宏观环境特点是：总体有利，挑战严峻。需求（主要是外需）下降将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减速的最大压力。但这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转变发展方式。
当然，即使出现了减速压力，相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私营经济低速运行而言，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十二五”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仍然是可能的。例如，在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主）比上年减速2.2个百分点，但增速仍达到10.8％，远远高于“七国集团”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就是一例。
（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本布局：在经济总量扩张中，垄断领域有限发展，其他领域竞争发展。(43) 各类经济体之间可能形成有一定弹性的、相对稳定的割据、相持局面。
设定“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能够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8％左右保持平稳较快增长。(44) 在这种形势下，随着经济总量扩张，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的绝对量会有所增长；相对比重也可能有机会进一步提升，但也存在相反趋势的制约。(45)
第一，垄断领域有限发展。
具体地看，按照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方针，特别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有关精神，以及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意见，“十二五”时期国家将进一步完善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军工等垄断行业和领域的政策，这为非公有制经济开辟了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这些领域基本上由国有经济所控制，今后也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这是由我国经济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由于这些领域一般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水平高、管理要求严，进入的门槛比较高，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独资进入有一定的困难。较为现实的途径是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参股、联合投资等方式，与公有资本共同进入这些资本技术构成较高的行业和领域。(46) 另外，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中发展一些中小项目，也是一种选择。目前，这些方面已经成为中小型“私营企业发展热点”。(47) 所以，“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些行业和领域的发展有余地，但也有限。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受到相应法律法规制约，不应该出现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市场经济国家那种主要在这些方面推进私有化的现象，以及苏联、东欧垄断行业私有化的现象。同时，这种有限的进入，也会遇到来自外资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业的强力竞争。非公有制经济内部也会发生竞争。(48) 长远地看，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欧、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提示，垄断行业开放，引入新竞争者，在初期会增强竞争，但是仍然不能摆脱“竞争导致垄断”的魔咒。
另外，在“十二五”时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由于中、上游垄断行业发展的风险增加，价格管制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强，产能过剩问题也存在，利润导向强烈的私人资本进入意愿会因此受到限制。(49)
第二，其他领域竞争发展。
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展的余地大一些。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经济）要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50) 所以，非公有制经济将在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竞争中发展，主要是提高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这方面中央政策是很明朗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就规定，“在其他领域（主要指竞争性领域——引者注），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为具体地提出，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之外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51)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也讲到，在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以外的其他行业和领域（主要也是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和调整，可以在竞争性领域参加市场竞争，“提高素质”、“优胜劣汰”、“加强重点”。(52)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还明确指出，主张国有资本只“进”不“退”，主张“国有资本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只讲“退”不讲“进”，都是不正确的。(53)
另外，西方经济学为此也在理论层面提供了有益的见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在对英国私有化进程展开广泛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第一，“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和监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问题本身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大”；第二，“公有制和竞争完全可以相互兼容”。我国竞争性领域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改革中的进步，表明这两个论点是具有可验证性的。(54)
当然，如前所述，“十二五”时期竞争性领域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也会促使市场竞争激烈，并有可能在一些方面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机会。不过，这种竞争和调整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获得提高，进入科学发展新阶段，而不是陷在漫无边际、不切实际、外部负效应明显的“总量扩张模式”中难以自拔。
第三，总体上国企力量加强。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复苏进程中，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的作用很重要。但是，从工业化中期国情和综合实力角度评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工业领域国有企业户数、人员已经持续大幅下降，总量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但多年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出、总资产、净资产、利润等指标持续上升，各项指标的总量远远超过全部工业私营企业相应数额，而在第三产业的高端领域国有资本也占据关键位置，所以，“国企将在复苏经济方面起领头作用”。(55) 这既为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供了机遇，也为各类经济体之间形成有一定弹性的、相对稳定的割据、相持局面提供了可能。
第四，市场结构层面的预测。
如上所述，“十二五”时期各类经济体之间可能形成有一定弹性的、相对稳定的割据、相持局面，并为“十三五”时期新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和调整奠定基础（主要特点可能是垄断行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力增强，在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甚至是相对比重有所提升，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也有相应发展）。(56) 这种情况，浙江省“十五”时期以来个体私营经济产出比重基本稳定在50％多，外资企业发展较快，国有企业实力增强已经提供了某种征兆性的参照。其他地方或行业也有雷同现象或国有企业比重直接上升现象。全国工商联2008年上半年的一份重要报告也提出，在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私营经济基数已经很大，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有一定困难。(57) 另外，“十一五”中、后期，在一些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一些外资企业主动展开的对一些内资非公企业的兼并重组，及其在今后几年内将进一步发展的趋势，(58) 也在提供支持这种判断的一些案例。(59)
当然，一分为二，相反的趋势也存在。如果农村土地流转大推进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所谓“种田能手”成长为主导力量；如果中宣部和新华社联办刊物《半月谈》说的“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规律，不可阻挡”，(60) 真正成了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大潮；(61) 如果违反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十七大报告精神，硬要“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制为私企，(62) 垄断行业私人资本“挤出”国有资本，(63) 等等，那么，可能发生“巨变”。但是，现在这些相反趋势还没有表现出可升为主流现象的证据。
在国民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时期，国家统计局一课题组预测，“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GDP中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的比重将达到50.8％。(64) 当时，课题组没有可能考虑到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冲击在全球造成了某些重要行业“国进私退”的浪潮，以及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外需持续严重萎缩冲击下的收缩，特别是外商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投资、工业和进出口大幅下跌等因素。在这种意义上讲，该预测值存在偏高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调整。
第五，小结。
综上所述，从开阔的视野看，“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遇到的市场竞争约束会增强。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在量的扩张上，在一些产业领域中，不仅将继续遇到外商投资企业类的竞争，还会继续遇到在改革中实力增强、一些领域中数量增加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的竞争，包括来自外资和国企的并购重组。另外，产能过剩也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扩张。当然，来自方方面面的竞争和压力，对活跃市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全面进入提高素质、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企业管理的新发展阶段是有益的。竞争将共同促进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多方面的改革。同时，将框定非公有制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发展布局。存在的相反政策主张和相应的非主流趋势，需要关注。
三、“十二五”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十二五”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阐述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时，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制定“十二五”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划的基本指导思想。
“十二五”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事求是，灵活应变，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认真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非公经济36条”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全面转入科学发展新阶段，提高整体素质，在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同时，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再平衡”的复杂曲折过程，要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
为此，要坚持以下原则：
——实行正确的宏观政策，保持国民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增强国内消费对非公有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和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和结构调整，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65) 一方面，要稳定外贸市场和鼓励有条件的非公企业“走出去”，不因噎废食；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产业政策（包括市场准入规则）、消费政策和社会政策，引导更多的非公企业立足国内需求实现发展，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上节约资源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技术先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着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立足结构优化升级，实现新发展。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深入实施科技兴企战略和人才强企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品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加强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着力引导企业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企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公平，平衡利润和工资关系，依法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使全体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在企业重组、并购中，要依法发挥工会和职代会的重要作用。切实转变忽视职工合法权益的做法。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劳资矛盾，保持企业和社会稳定发展。
——不断改善企业管理制度。着力引导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全面提高企业管理的科学性，提高企业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发展的能力，切实转变粗放的管理。更加注重企业民主管理建设。正确处理党、政、企关系。
四、“十二五”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中央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十分明确，基本法律政策体系已经形成，“十二五”时期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统一思想，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根据本报告以上各部分的分析判断，课题组综合政府部门的法规政策、其他文献和课题组的研究，从“十二五”时期需要“选择什么政策”（包括“继续贯彻什么政策”）的特定角度，梳理出可供“十二五”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选择的十条政策性建议供参考。(66)
（一）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正确处理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改善收入分配的关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67)
依据宪法，认真贯彻十七大报告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精神，在“十二五”时期正确处理好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反对“西化”和“僵化”，不折腾。
还要反对“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减少制定政策的盲目性。政府要组织力量在量化层面研究国民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合理构成问题。(68) 政府要学习美国经验，研究建立全国基尼系数分析数据库、分析评价体系和定期发布制度。要进一步研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财富分配、收入分配中“马太效应”的关系，以及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相互影响关系。要科学地平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效率与提高全社会财富／收入公平性的关系，避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社会。(69)
另外，这里要提及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在全面统筹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要加快完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安全保障。“十二五”时期，对于实际上基本属于非公有制经济范畴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一方面，要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引导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完善规制政策和机制，增强产业安全保障。(70)
（二）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和“非公经济36条”，进一步研究制定适应“十二五”时期新情况的具体政策，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同时，完善有关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企业重组、劳动关系协调、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培训、企业信息化建设、国际合作、商会和行业协会作用等具体指导意见或法规。已经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法规，以及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做好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等政府指导意见，要继续贯彻落实，并在实践中酌情充实内容，完善实施机制。
（三）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坚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以及突出服务性的原则，重点围绕信用担保、投资融资、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管理咨询、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领域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综合服务组织和专业服务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引导各类服务机构转变观念，改进服务作风，提高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质量。继续支持中小企业信息网建设，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拓展服务范围，及时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市场等信息服务。鼓励多种形式创业，不断扩大就业，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支持建立一批产业示范基地，降低新办企业门槛，扩大创业辅导服务，鼓励下岗失业人员、高等院校毕业生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
（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按照国家实施科技规划纲要的要求，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产学研相结合为支持体系，以联合创新为特点，引导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为重点，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加快产品结构调整。重点支持建立一批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继续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工程，开展电子商务，鼓励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水平，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一批管理和技术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培养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一批特色明显、结构优化、体系完整的中小企业群体。
（五）引导推动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
充分发挥市场和产业政策引导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优势特色产业、农畜产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克服粗放型经营弊病，走投入少、产出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集约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路子。淘汰、禁止、限制发展污染严重、低水平、浪费资源的企业。大力节约资源、能源，加强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提高企业集聚度，优化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加强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引导和规划，形成一批体系完整、各具特色、布局合理的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
（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和体系。
一是巩固和健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机制。完善商业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给予贴息支持或风险补偿的方法。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宜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制定合理的中小企业信贷比重。(71) 二是拓宽企业中间融资渠道。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内外上市，完善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创业投资机制，支持和规范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设立和发展。三是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完善信用担保机构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补偿机制，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再担保机构。四是继续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完善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信息征集和评价体系，及失信惩罚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信用系统和信用档案数据库。
（七）加强培训工作，提高企业管理队伍素质和管理水平。
发挥政府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统筹规划，分类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形成科学的培训工作服务体系，加快培养一批具有战略开拓能力和现代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家队伍。继续实施中小企业培训工程，切实提高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素质，改善管理。完善和推广职业经理人评测与推荐制度，加快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进程。引导和推动非公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尊重职工，民主管理，履行社会责任。引导非公企业建立健全安全、劳动、财务、质量等各项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安全生产培训，普及安全生产知识，降低中小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煤矿等高危行业领域中小企业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八）着力建设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切实扩大消费，(72) 特别是扩大以企业一般职工（包括农民工）和农民为主体的消费。(73)
实行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建设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战略方针。研究制定加强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和各地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建设，提高政治地位，更充分地发挥其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作用的方案。研究制定“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的政府职能部门规划，提出可行的量化指标。加强工会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会执行力。积极引导雇主组织建设。同时注意发挥商会、行业协会在引导企业正确处理劳动关系、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作用。加快修改《劳动法》，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加大劳动执法力量投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劳动监察执法体系，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针对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进一步完善积极发展区域／行业性集体谈判，加强区域／行业性工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劳动法》层面赋予区域／行业性集体谈判法律地位。在《宪法》中恢复工人罢工权利，并相应修改《劳动法》、《工会法》等，形成系统的法律法规，以完善劳资矛盾预警机制，对冲快速增加、突发性强、防不胜防、形式趋于尖锐的无序的“群体性事件”，避免不良企业主激化劳资矛盾后，往往由国家强力部门的盾牌直接面对采用群体性事件形式表达合理合法利益诉求的雇佣劳动者，在欧、美等现代社会中这是一种弊端丛生、不公平的政策选择，较少使用。(74)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引导企业认真贯彻《劳动合同法》，尊重和实现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安全保护，改善生产条件，全面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协商机制和管理办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切实提高职工收入和消费水平，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比例关系，扩大内需，促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社会稳定和谐，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提供重要的市场条件和社会条件。(75)
（九）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完善产业安全机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开拓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引导其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技术含量。鼓励企业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积极承接关键服务业外包转移，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鼓励中小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开展合作研发。加强区域中小企业合作，鼓励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加强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交流，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途径、新机制，务实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经贸合作，加强市场开拓，使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针对外资重点收购大中型私营企业和老字号企业的占领产业制高点战略，要加快建立健全私营企业的产业安全发展促进机制。
（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管体系。
改进政府监管方式，加大投入，提高执行力，贯彻落实市场开放和监管机制匹配原则，提高监管水平。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四位一体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包括非公有制企业等各类企业的全方位监管指标体系。完善针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如媒体监督、民意和中间组织测评、人代会和政协监督制度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OECD国家在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中，政府“干预”减少，“监管”却不断增强的事实和经验，(76) 以及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开始痛定思痛，重新加强监管的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
（十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完善服务功能。
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改善政府治理机制，依法行政，廉洁行政。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要坚持“政企分开”原则，切实贯彻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关于私营企业主不得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规定，正确引导非公人士健康成长。政府要把建设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战略着力点。政府要实行开放性和自主性平衡的发展战略，避免经济发展俯仰由人。要实行富有洞察力的宏观政策，充分考虑到国际经济运行周期性、结构性变化的复杂影响和风险冲击，努力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预期，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提供科学的国民经济与产业发展预测和良好的基础设施。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以中小企业（包括大量微小企业）为主体、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及工业企业集中在农村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措施、产业规制和政策实施机制。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动态监测、分析制度和信息公开办法。完善现行统计制度，以科学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体系及时准确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况，并向社会公布。彻底纠正非公有制经济数据“数出多门”、“底数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规范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完善相关机制。完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和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定期发布数据全面充分、分析客观、体现政策导向和市场动向的《中国中小企业白皮书》。
注释：
① 2005年7月，唐海滨教授主持完成全国人大财经委《“十一五”期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该报告对“十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环境改善的总结是：“‘十五’期间从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基础、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原则、稳定的私人产权保护等方面，在总体上形成的政治环境、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稳定发展的体制框架。可以说，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和理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已经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② 2008年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王黎明接受了中国政府网专访时，就“支持中小企业加快结构升级，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讲话。当然，社会上一些人和有的NGO有不同意见，如认为“非公经济36条”没有得到落实，垄断行业依然自我封闭，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等。本报告的内容将说明，这些说法都显得夸张不实。
③ 2007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在2007中国（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上的演讲。引自国家发改委网站。
④ 历史比较显示，这份文件关于放宽私人资本在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等方面市场准入的规定，已经超出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有关政策主张。孙先生早年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后，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具体的方案，就是具有垄断性的企业，无论是属于私人还是外国人所有的，一律收归国家经营，“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其他方面的事物，可以委诸个人。所以，有关内容也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当时，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领导特别强调了国有经济仍然要在垄断行业保持“主体地位”的政策不变。在这之后，不同意见讨论仍然不断。
⑤ 2008年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王黎明接受了中国政府网专访时，就“支持中小企业加快结构升级，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讲话。另外，课题组根据他同年另外一些相关讲话，在不影响其原意的前提下，对中国政府网发表的上述内容中模糊部分进行了编辑整理。
⑥ 新华社北京2009年12月7日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
⑦ 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例，2009年三季度，银监会公布上半年新增贷款7.72万亿元分布情况。其中，中小企业贷款增幅高于全部企业贷款平均增幅。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3.7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比重为54.3％。比年初增加2.7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4.1％，比全部企业贷款平均增幅高1.5个百分点。
⑧ 夏小林：《2009年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非国有经济回升动力有待增强》，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月26日。
⑨ 2009年12月24日中国新闻网：《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
⑩ 2009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网：《温家宝谈民间投资“两道门”：最重要是扩大准入》。
(11) 在贯彻《劳动合同法》和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一副主任也明确地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的增加大约在2％左右，这已经有很多单位做了很细致的调查。《劳动合同法》不会因危机而修改，危机和《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当然，国内经济学界一直存在反对意见。2009年5月16日《英才》记者宋清华报道，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哈佛大学博士白重恩认为，“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标准，既没有照顾到社会公平，又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其实是搞得两头都丢……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原因不是工资水平太低……我们的研究还有一个结论，就是工资水平上升了，劳动收入的比例不会上升，但是就业会减少。”在他之前，一些企业主，有的全国人大代表、退休高级干部和北大经济学人也这样认为。其实，这些说法在美国已经是非常老的理论和政策争议问题了，主要为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与企业界关系紧密，但很少获得工会组织的支持的共和党所欢迎，现在基本上被归入新自由主义的范畴，并且一直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尖锐批评。而在事实上，美国国会和政府2009年7月仍然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另外，美国在执行有关劳动和工会的法律方面是很认真的，美国劳动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也是主张政府“干预”和“参预”劳动力市场的。2009年美国汽车业重组中工会作用就非常突出，是吉林省通钢重组所无法比拟的。从美国回国执教的经济学人对此应该是知道的。
劳动力市场（包括工资）自由调节，就是在英国、美国，也只是部分洋书生的纸上谈兵，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踢开梯子”，要你“不学它做的，做它不做的”。这方面韩国学者张夏准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的《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倒真是值得一读。
(12) 夏小林：《2009年一季度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非国有经济需要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4月22日。
(13) 2009年6月15日新华网报道：《温家宝在湖南考察：要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
(14) 中华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5（2007～2008）》也指出，“‘十一五’期间上规模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市场竞争能力显著增强”。
(15) 2009年3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全国私企资产规模销售额明显增长》。
(16) 2007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在2007中国（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上的演讲。引自国家发改委网站。但是，这个“1／3强”的数据可能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有矛盾，后者的近似数据中是包括外资和港澳台资份额的。
(17)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另外，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料显示，内资私人资本偏好和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2008年全国个体私营实有就业人数为1.37亿人，其中第三产业占65.5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仅占1.71％和32.73％。而在私营企业总户数、注册资本（金）总额中，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分别占到67.13％和61.35％；第二产业的私营企业分别占30.82％和36.67％；第一产业的私营企业分别占2.05％和1.98％。
(18) 据国资委的计划信息，2005～2008年，仅政策性破产就涉及2167户企业和职工366万人；另外，全国还有200多万职工拟通过“主辅分离”政策进行分流安置；这两部分人共计566万以上。之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破产将全面展开。另外，在“十一五”期间，国资将加快向重要领域、优势领域、中央企业等方向集中的速度。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也将继续推进。在这些举措下将不断产生新的失业人员。另外，事业单位改革也在逐步全面展开，2900万人中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等各类公益性单位和“减员增效”等各式各样的“改革”，失去现在国有单位的身份或岗位。如果要满足一官员关于“应从总体上收缩事业单位的规模”的个人“建议”，估计起码减少1／3左右的人员才能体现“总体上收缩”的“改革目标”。
(19) 《统计局将公布城镇工资新数据，私企首次纳入统计》，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4月10日。
(20) 2009年7月31日《华夏时报》报道：“工商联称一般职工普遍减收将向中央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具体建议是：（1）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让工资指导线随着物价、经济的增长而增长。（2）建议政府适当给予小企业减免税，特别是对于微型企业，建议不征税。微型企业目前存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解决就业，其次才是创造税收，如果企业自身都不能存续，员工失业就势必给国家添麻烦。（3）研究一个约束机制，让企业增收的一部分成为员工收入的增加值，以避免“老板不断增收，员工不断减收”的情况。
(21) 钱慰曾：《国际劳工局调查报告显示：全球青年就业形势严峻》，载于《工人日报》2006年11月1日。
(22)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2页；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前言”。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中，也阐述了这种观点。
(23) 《经济增长无助于穷人》，新华社《参考消息》2006年1月25日。
(24) 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5（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29页。
(25) 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6（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1页表10和表11。
(26)(28) 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6（2008～2009）》第80页、第131～136页。
(27) 2009年3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全国私企资产规模销售额明显增长》。
(29) 2009年3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摘要）》。
(30) 工信部中小企业司王黎明、顾强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见《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5（2007～2008）》，第142～144页。
(3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发文扩大外资和内资私人资本的市场准入范围，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提高政策预期和市场需求的实际扩大毕竟不是一回事。详细分析，可参见夏小林：《非国有经济2009年发展报告：非国有经济回升动力有待增强》，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月25日。
(32) 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5（2007～2008）》中，涉及“十一五”时期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困难”是：（1）“非公经济36条”及其配套措施实际执行不够理想。（2）《劳动合同法》在实际执行中有待进一步完善。（3）金融税收环境仍不宽松。（4）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仍存诸多障碍。（5）创新不足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6）受要素成本上升影响产业升级迫在眉睫。（7）市场环境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其中，第1、第2、第3、第4、第7条涉及政策环境，其内容均可为以上5条所囊括。
2005年7月，在全国人大财经委非公有制经济研究课题组《“十一五”期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中，唐海滨教授对“十一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环境需要解决问题的归纳是：第一，现代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第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监管过重，服务过轻。第三，投资和市场准入在操作层面阻力重重。第四，现行金融体制使得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阻。第五，在企业经营领域，百姓创业成本和创业难度相当大，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法律和财政税收政策存在比较严重的不公平待遇。第六，在执法司法领域，法院判决执行力度不强，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很弱。此外，还存在总体上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最突出问题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近期看，大型民营企业集中反映的是市场准入问题，中小企业集中反映的是融资难和创业难问题；从政策分析的角度看是宪法确定的法律原则和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基本政策与操作性政策的落实之间仍然存在距离或时间差。”
(33)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和安德鲁·查尔顿：《国际间的权衡交易——贸易如何促进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于WTO等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不平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34) 王小强、何小亮：《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三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载于《香港传真》NO.2009－1。另外，课题组的实证分析显示，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贸易贡献突出。其中，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居进出口主导地位，2008年占全国进出口总值55.1％，而它们的出口依存度在40％以上。在此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也是一种“俯仰由人”的私营经济。
(35) 新华社2009年6月14日电：《温家宝：经济总体向好 加强七工作》。
(36) 工信部中小企业司王黎明、顾强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见《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5（2007～2008）》第149～150页。另外，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6（2008～2009）》第5页，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内部问题的描述也在这两种概括之中。
(37) 据资料显示，劳动争议案件增速远远高于我国GDP的增速。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劳动争议案件286221件，同比上升93.93％。当年GDP增速才9％。
另外，根据2008年9月全国总工会发表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总报告》显示，目前，在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就业所有制结构中，由于职工合法权益保障水平低下，“当企业发生集体劳动争议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时，61％的职工表示有参加的可能。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8) 唐海滨、夏小林：《关于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建议》，载于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研究课题组唐海滨主编《非公有制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3页。
(39)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编：《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7）》，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另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5（2007～2008）》主报告中，认为私营企业自身素质在五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知识结构不合理；二是科学发展观意识还不强；三是不重视人才培养在许多企业中依然存在；四是不少民营企业家的诚信意识不够，在关键时刻不少人仍往往不讲诚信；五是风险意识不强。
(40) 王小强、何小亮：《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三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载于《香港传真》NO.2009－1。
(41) 例如，“十二五”时期，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曲折和疲软，“美国人回到‘量入为出’的消费模式”，非公有制经济增长有放缓压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考虑到美国、欧洲“投机赌博泡沫新经济”和其副产品——“消费泡沫”的衰败，可能将进入一个5～10年的结构调整时期，增长疲软，居民家庭财富大幅减少，负债增加，收入下降，储蓄率提高，就业困难以及日本经济低迷等原因，原“十一五”时期的外需拉动力将进一步减弱，加之国内结构调整等因素的作用，需求下降可能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减速的最大压力。但这种压力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影响，最终将取决于我国刺激内需政策的实现程度。而从逻辑上讲，刺激内需政策应当包括政府调整劳动关系、提高工资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行为，及其在各种非公有制单位的落实程度。这些调整都需要当下就进行，但又都不是短期能够全面完成的，并充满复杂的博弈和多种其他可能性，具有中长期性质。但需用“只争朝夕”精神来尽快解决之。
(42) 如2009年山西煤矿业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也曾表示，为真正做到控制产能并确保调控有效，要及时加强信息引导，采取经济、环保、法律等方面的手段，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行政方面的手段，综合地进行调控。
(43) 夏小林、黄文夫、张志勇：《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宣部理论局主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
(44) 刘国光：《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扩大内需问题的思考》，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3月9日。当然，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林毅夫一度认为，中国将较快达到9％～10％的增长速度。但是，在同年8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他已经改口称，中国将达到7％～8％的增长速度。
(45) 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权威机构等方面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预测都偏离实际甚远，不同部门的原始数据相互打架不已，以及所谓“主流”经济学人的宏观预测以失败居多，这里不作“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量化预测（和提出量化的发展目标），而是就非公有制经济可能形成的发展格局作出预判，以供参考。
(46) 2005年7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股份制助民企做强做大”报道，曾领导制定“非公经济36条”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的发言。
(47) 夏小林：《2009年上半年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非国有经济出口降幅加大》，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7月24日。
(48)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美国经验表明，放松垄断行业管制起初会增加竞争对手，但竞争导致垄断的魔咒还是会很快卷土重来。
(49) 例如，2009年6月20日《华夏时报》发文《发改委拟定民间投资20条意见 破除垄断成亮点》，其中一些受访“专家”非常兴奋，但是，私人企业家反倒是非常冷静，因为，“在金融危机下，出口企业遭受重创，国内众多行业产能过剩。面临这种境遇，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均表示，资金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民间资本向哪里去的问题。”
(50) 据2009年9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说：“中共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里面发展，在竞争性领域内应有序地退出。”不久，2009年1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又报道，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说：“党的‘十五大’即确定了国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竞争性行业退出，而目前是进一步进入。”对诸如此类杜撰的评论，可参见夏小林《著名公众人物接二连三杜撰中央文件观点——兼谈优化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问题》，《香港传真》NO.2010－7。
(51)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01、第1039、第1040页。
(52) 刘国光：《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红旗文稿》2007年第24期。
(53) 2005年1月28日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政策动向与数据解读》：“中国将培养和发展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
(54) 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和第57页。并见夏小林：《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和改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50页。
(55) 2009年8月2日凤凰卫视记者报道：“李荣融：国企将在复苏经济方面起领头作用”。
(56) 实际上，国资进退的辩证法要求“决策者有大智慧，在缺乏条件顾不过来时，要退出一些非重要乃至比较重要的领域，但是，要保持住控制力和社会公平所需要的底线，保持住能够重新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底线，保持住能够逐步积蓄战略进军力量的底线。同时，对目前已经有胜算的领域，凭什么要放弃。‘进’不是为了‘退’。但‘进’错了免不了要‘退’。‘退’也不是退成一个小小的、凝固的3％（美国GDP中的国有经济比重），或者是退成一种趋于零的运动。‘退’是为了‘进’。战略进军的时间取决于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全面解决公有制企业的效率问题。目前为止的初步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战略行动的边界，还是要保持竞争性的、开放的市场结构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夏小林：《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156～159页。）
(57) 2009年3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全国私企资产规模销售额明显增长》。
(58) 例如，2010年1月22日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电力、煤炭、焦炭、铁合金、电石、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等重点行业近期淘汰落后产能提出了具体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59) 全国工商联在刚刚出版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6（2008～2009）》中，也有针对性提到“要避免出现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甚至‘国进民退’的现象”，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国企势力发展的趋势。
但是，作为美国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挤出效应”概念，是否适合用来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疑问的。而单纯提出“国进民退”问题，也不符合国资“有进有退”的政策性安排，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同价值取向的问题需要讨论。当然，就现状而言，2009年8月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李荣融“引用了近年来国企和民企的统计数据，说明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国企民企都在成长。”
(60) 2008年10月8日《半月谈》报道：“中国农业迎接‘资本时代’”。
(61) 2009年7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在《中国改革报》发文指出，“当前很多地方推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引进大资本圈地，农民转变为打工者，其实是替换了农业主体”。
(62) 2000年，时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领导《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量化分析》课题组完成了一份报告，提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最终目标，是将国有经济集中到社会公共需要领域，而把一般性竞争行业让渡给市场经济主体”的结论。这在体制内当时的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认为这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系”，是在制造“国退民进的狂潮”。当时，中央和国务院都没有采纳邱晓华课题组的这种政策性建议。但是，这些年该主张一直存在。
(63) 例如，2007年9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北京大学海归副校长海闻在一个会议上，就用美国所有行业都是“民营的”为参照系说：“进一步讲，石油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有的集团来经营？我们现在进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里面到底还应该保留多少国有企业？”我们不妨反问一句，“你直着说呢？”清华大学的海归经济学人陈志武和李稻葵倒是直言不讳，今天的大国企要“民营化”（http://news.hexun.com/2009－09－10/121037394.html），或实行“撒切尔式的私有化”和“宪政”（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474）。
(64) 国家统计局许宪春、施发启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和预测研究报告》，载于《2005～2006：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65) 近30多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财经界头面人物，基本否认了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重大经济周期波动的可能性，直到这次金融危机爆发。这种观点对国内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研究是有影响的。
(66) 促进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条文已经比较丰富和成熟。报告第四部分在审时度势前提下，侧重解决“十二五”期间应该“选择什么政策”（包括继续贯彻什么政策）的问题。按照这个原则，其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部分主要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工信部中小企业司《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国家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课题组的有关研究成果综合整理。其余部分主要据课题组成员历年的研究成果整理，如课题组成员曾完成的亚行援助项目《非公有制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系列报告，以及2005～2009年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系列报告等。当然，具体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难免挂一漏万。
另外，全国工商联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6（2008～2009）》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四项主要政策建议，如减轻企业税费、解决融资难、扩大内需和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均为本报告概括的建议内容所包含。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研究员在《建国60周年感言》（《香港传真》2009年8月18日）中提出，“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大大超过建国初期。并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公降私升的趋势，已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政策部门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另外，西方经济学和丰富的国际经验也提示我们，如果改革导致私有化财富主导的局面，只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包括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邓小平对此也曾经发出过警告。所以，通过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保证公有制财富的主体地位，并使之发展壮大，对于防止或解决财富两极分化带动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以及在总体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具有战略性的基础意义。公有制财富的主体地位，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完善公共服务、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经济基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况是相反的。1976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第10版中，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就曾写道：归根到底，在资本主义中“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在2001年第17版《经济学》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自由主义的竞争会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当然，在教科书《经济学》（第17版）之前、之外，西方经济学界的有关探讨和争论更为热烈，以致萨缪尔森这些观点并不新颖。
(68) 200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撰文指出，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如果再减去第一产业内11％左右的农村集体经济产出份额，以及其他产业中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2％左右的份额，国有经济比重可能就在27％以下了——引者注）。这个数据与2005年7月原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的，目前，1／3的GDP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难以衔接。因为，5年左右，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突飞猛进地增加近30个百分点，这不太可能。
另外，国家统计局一课题组的预测数据也显示，目前GDP中就是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也不可能占60％左右。经课题组了解，知道国家发改委这个数据可能不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文件。
接踵而至的是：至今非公有制经济底数仍出自多门，互相矛盾，如何制定“优化”政策，以及制定哪里是个头的量化标准或目标？例如，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60％左右情况下，再如“十一五”规划中那样提“大力发展”，是否合适，其具体政策含义是什么？而且，30多年经验证明，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难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个意思，邓小平也多次说过。2009年10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中，关于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劳动权益恶劣状况的描述，就是有力证明之一。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研究和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69) 在美国的《经济学（17版）》教科书第19章中，保罗·萨缪尔逊教授明确指出，“收入不公平的根源之一是财富所有权的不公平”，“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财产收入的差别”。仅就此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是存在某种共识的。但是，这种理论研究和相关政策研究在国内非常欠缺。
但是，联合国UNDP发布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曾指出，改革开放以后，财产的集聚和集中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总财产中，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59％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则有不足3％的财产。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55。这种差距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达到0.45）交织在一起，对社会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力。
(70) 例如，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2009年11月30日报道，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称，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市场控制程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
而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产业领域，外资市场控制率超过28％，其中服装、鞋帽制造领域，外资市场控制度在45％～50％之间；轻工业产业外资控制率近10年也超过了37％。
该报告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引进外资的国家产业安全管理与预警机制，在保持吸引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并加大鼓励外资实质性转让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
另外，外商在农村圈地和企图控制中国粮食生产的信息，也需要高度关注。
(71) 如前所述，2009年一季度，对中小企业贷款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都占到贷款总额的53％，对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增速大大高于对大型企业和全国贷款的增速。同时，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上升。在这个基础上，瞄准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贷款状况和防范风险的问题，制定合理的中小企业信贷比重已经十分必要。
(72) 具体分析，可查看夏小林：《改革30年：61％职工可能参加群体事件？——兼评它释放的积极信号和自由派观点》，载于《香港传真》NO.2008－84。
最新的权威信息是：2009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另外，2009年10月30日发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私营单位“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问题比较严重”。
(73) 目前，我国早已形成私营经济职工为就业主体的局面。仅仅在城镇就业人口中，就有70％在私营经济部门。农民工也是私营企业职工的主体。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中工资收入已经占38.6％。由此可见，私营企业中利润和工资矛盾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和敏感。另外，随着资本下乡和土地规模经营出现，会有更多的农民成为资本或“种田能手”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也成为劳资关系中的新成员，需要依法维权。
(74) 夏小林：《2005年三季度非国有经济运行报告：非国有经济成为结构调整重要对象，政府要更关注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10月28日。另外，法律界多年来一直有这种政策性建议。例如，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的《中国法律年鉴2002》“劳动法学”专题中，就曾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讨论意见。
(75) 虽然存在争议，2009年7月，美国政府已经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的拉美国家政府也宣布将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参考。但同年8月上旬，北京市宣布“暂缓调整今年最低工资标准”。另外一些地方宣布降低工资指导线，甚至允许负增长。
(7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陈伟翻译：《OECD国家的监管政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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