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三省巡边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三省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5)01-0058-11 《清史稿》的编者谈及边疆军台、卡伦时曾经指出：“沿边台卡，亦内外兼顾，盖边防与国防并重焉。”①这是说，边疆地区的军台和卡伦具有对内对外两个边防功能，即“内外兼顾”。为了有效督促卡伦官兵的巡逻活动，清廷规定相邻的两处卡伦官兵必须按规定按时间按地点会面，互相交换筹牌，这叫做“会哨”。同时还规定比较高级的军官定期前往各个卡伦巡查，检查驻守卡伦人数、装备，并了解卡伦沿线社会治安情况，这种活动有的地方叫“统巡”，有的地方叫“察边”。按照规定，当地高级长官也要定期前往边境视察，这种活动叫做“查阅”。“统巡”、“查阅”这两种活动有时需要藩属国的配合，规定两国官员应在确定时间和固定地点见面，这种活动也被称为“会哨”。以上“会哨”、“统巡”、“查阅”等活动，我们统称其为巡边制度。那么，这种巡边制度在东三省是怎样形成的呢？在晚清时期这种制度发生过何种变异？本文在此着重研究东三省的巡边制度的形成与影响。 一、奉天与吉林边境卡伦设置与巡边制度 (一)奉天与吉林边境卡伦设置 清代前期，满族人为了保护和独占其发祥地，朝廷在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实施了诸多封禁措施，设立了许多卡伦。例如，把人参的采集视为满族人的专利，每年三月至十月，“为查禁偷采人参，三姓地方所设各卡伦，除严防兵丁坐卡外，通往大江(即松花江)上游阿勒楚喀、呼兰等地之要隘，玛延河、大江以北之细鳞河等处，皆拣派官兵，驻守卡伦。”②各卡伦的主要任务是，查禁无票盗参人员以及为其提供米粮者，对于秋后出山的刨夫以及潜入者进行严格搜查。除了驻守卡伦的官兵之外，还派有巡山的官兵。巡查南海等地，每年派出协领一员，军官五员，兵丁一百五十名；巡查乌苏里、德克登吉等地每年派出协领一员，军官四员，兵丁一百余名。除了人参之外，貂皮与东珠也是统治者的专用品，边卡官兵还负有稽查商人有无夹带人参、貂皮和东珠的责任。 一方面，对于东三省实行封禁措施，限制外来人口的迁入；另一方面，清朝将一部分俘虏、罪人和家属发往三姓等地方，世代为奴，设法防止该地区八旗官兵的奴仆外逃。因此，缉拿越界与逃亡人员便成为卡伦官兵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坐卡各员弁一体认真稽查，“倘有无票流民潜来，偷越边卡，该管各官若不阻拦禀究，一经查出，定将越边卡该管之员指名参处。”③ 乾隆前期，在奉天东部边内、边外旧设卡伦各为19处，合计38处。边外卡伦明显具有边防性质，旧有19处，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经盛京将军嵩椿裁撤13处，仅剩余6处，又在哈尔敏河等地安设6处。1792年，新任将军琳宁认为哈尔敏河等6处卡伦地理位置未能扼要，遂将其迁移到大罗圈一带。其边内卡伦十九处，于1790年裁撤1处，于1793年又在黄沟等地添设8处。因此，乾隆末年边外卡伦有12处，边内卡伦有26处，合计仍为38处。1801年夏天，盛京将军晋昌查阅边境，认为边外12处卡伦中，只有安平河一处卡伦地点不能扼要，遂将此卡伦迁移到大雅尔河，并在与吉林交界处的纳尔珲必喇昂阿地方添设一处，是时边外卡伦共有13处，边内边外共有卡伦39处④。 嘉庆时期，清军在奉天东部，“边外设有卡伦十三处，皆系距江不远，吃紧之地。”⑤“每年俱系四月初一起坐，放至十月初一日为止，尽行撤回。于边内要口安设二十六处卡伦，至次年三月初一日，又撤至边外坐放，此向来定例也。”⑥这些卡伦之所以采取冬季撤回，春季放出的方法，是因为冬季大雪封山，不必守卫而已。1804年，盛京将军富俊奏请调整边外总卡，建议在边外安设两处总查卡伦：一处在叆阳边外小黄沟口岸，临于叆江汇入鸭绿江，与朝鲜一江之隔之处，“是总查应巡各卡适中之地”。此处派驻协领三员，总查嵌石岭以南5处卡伦。另一处在汪清边外头道江口，派遣协领三员，总查嵌石岭以北8处卡伦。此外，他还建议在江边杨树林子地方添设新的卡伦，配备巡逻船只。 军机大臣与兵部遵照旨意讨论后，认为安设总查处所合适，“应按所奏办理”。至于在杨树林子设立卡伦，配备巡逻船只一事，其答复则是否定的。理由是，“臣等伏查乾隆十一年，原任将军达勒当阿请于牤牛哨地方设立卡伦一事，先经部议准行。嗣朝鲜国王李吟奏称不便，恳请停止。钦奉上谕：‘朝鲜国王李吟奏请将牤牛哨添设巡兵之处停止一表，据其历援康熙五十四年恳将图们江岸房间拆毁，并停止开垦地亩一事，蒙圣祖仁皇帝恩准。又雍正九年恳请停止牤牛哨设立卡伦一事，蒙世宗宪皇帝恩准。又乾隆二年，奏请于中江地方停止贸易一事，亦蒙朕恩准。详查旧案，均属确实，似此不便之事，酌拟举行，经其奏请，旋即停止。既与国体不合，恐转为其轻视，又不如不为此举之为愈也。嗣后，惟当将边界以内，严速[肃]清查，循例妥办。似此有名无实之事，不必举行。恐将来新任将军大臣不知此故，又欲筹办及此。着将此旨载入该处档册，永远遵行。’钦此。圣训煌煌，所以崇政体而柔远藩者，至为剀切详尽。该将军欲于三道浪头卡伦地方添设兵船，以便潮水上时，往高丽沟等处巡查，并查拿顺江下运之木排，诚为该处缉捕起见。但该处靉江之东，即系朝鲜地界。该处向无营船巡哨。今忽设船配兵，未免迹涉张皇。”⑦为了与近邻朝鲜长期维持友好关系，清廷在处理边界问题时，顾及朝鲜国王及其官员们的感受，谨慎从事，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 1812年5月2日，一伙匪徒袭夺了朝鲜边境城镇定州，该国义州府尹赵奥镇带领人马剿匪，生擒50余名，为此向中国发出咨文，希望清军堵截逸匪。盛京将军和宁为此派遣副都统禄成驻扎凤凰城三道浪头卡伦沿边一线负责巡查、堵御⑧。 奉天、吉林与朝鲜为邻，边境线漫长，“查拿朝鲜国私越边界，捕打野牲及偷采人参之人”，是边外卡伦的重要职责。有的人认为中朝边境线上的卡伦只是为了查禁吉林地区偷采人参的需要，而不具有守卫边境性质⑨。在他看来，“清代吉林地区卡伦，完全是清政府为了加强‘发祥重地’的封禁而设。1860年清在吉林地区与沙俄有了共同边界后，清政府才在边界沿线增设了卡伦，以防沙俄入侵。”这是说，在1860年以前，吉林地区的卡伦，包括中朝边境线上的卡伦都不具有“外防”性质，只是在中俄划定边界线之后，中俄边境上的卡伦才具有了“外防”性质。这种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朝鲜作为朝贡国，尽管与清廷关系密切，但两国之间的边界划分毕竟是明确的。边境卡伦的重要职责是查禁两国偷越人员，至于这些偷越之人员是否为偷采人参、偷猎动物、偷采珍珠、偷伐树木，那是他们越境之后的行为。以查禁目的将边境卡伦界定为“内防”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以朝鲜作为朝贡国，而否定中国边境卡伦的“外防”性质，更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清朝前期，朝廷把周边国家和部落几乎全看成是朝贡国，朝鲜如此，越南、缅甸、尼泊尔、不丹、锡金无不如此，甚至连俄罗斯也被看成是朝贡国，难道限制中国和这些近邻国家的人员偷越边境的也不具有“外防”性质吗？下面，我们从1846年的统巡章程看一看中朝边境卡伦的性质。 (二)奉天与吉林的巡边制度 1846年秋冬，按照惯例盛京将军奕湘派出统巡大员前往中朝边境线上查禁中国农民偷越边境，开垦土地，私种粮食事件，即“匪民越边结舍垦田”事宜。查禁活动结束之后，奕湘向道光皇帝奏报说：“东边山场辽阔，南临海滨，北接吉林，绵亘数千里，其间巨山险壑，奸民往复偷越，在所不免。”⑩计划于来年春天再次查勘后，制订严密章程，以示限制。道光皇帝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批示道：“该将军俟来岁春融，先期奏明，候旨派员会同前往。”原来这一年冬季朝鲜国王在给奕湘的咨文中，称“逼江近地，结舍垦田四十二处”，均经该国委员平毁。朝鲜国王所称的“逼江”之处，经奕湘查明，是指叆河西岸一带。叆河是鸭绿江一条较大支流，位于丹东市境内。叆河发源自丹东北部和东部山区，顺流而下到达鸭绿江边，是丹东境内水系覆盖最大的河流。1847年3月8日，奕湘奏报说，清军在中朝边境线上设立了18处卡伦，这些卡伦是否全在扼要处所驻扎？官兵能否联络一气？这些问题需要钦差大臣与其本人亲自查勘之后，拟定章程，奏明办理。 为了慎重边防，怀柔藩服，道光皇帝接到奕湘的奏折后，立即派遣户部左侍郎伯葰，会同盛京将军奕湘前往查勘。由于边界辽阔，奕湘与伯葰商议后，决定勘查活动分为两路进行，一路由奕湘率领，一路由伯葰负责，分别于5月8日出发。此次勘查活动结束后，柏葰与奕湘共同拟订了《统巡会哨章程》六条，经过军机大臣讨论批准。第一，加强边境的守卫，在原来18个卡伦的基础上，另外增设3座卡伦，合计为21座卡伦；第二，规定每年统巡官前往边境巡视两次，分为春秋两季“统巡”；第三，每届三年，由盛京副都统酌带官兵前往查阅一次，在盛京副都统带兵“查阅”时，为降低“统巡”的频率，规定该期统巡官毋庸派往；第四，每年统巡官前往边境时，应由盛京相关衙门(即盛京礼部)照会朝鲜国王，饬令其地方官派人“会哨”；第五，各边门严禁出入。凡是过往刨夫和运粮人员，应持有证件，以防弊混；第六，三道沟一带地广山深，为防止偷伐树木，应于该处酌添官兵。得旨：“盛京沿江一带，地广山深，流民最易混迹。查察稍有未至，即难净尽根株。嗣后每届三年巡查边卡，着由盛京将军开列该将军、五部侍郎、副都统衔名，候朕简派一员前往。并着吉林将军于每年统巡官出边巡查时，一体派员，责令认真清厘。庶不致此拏彼窜。清查后，俱着自行据实具奏，以专责成而靖边圉。余依议。”(11) 从上述章程和道光皇帝的谕旨可以看出，1847年，清军不仅增设了卡伦，加强了中朝边境的守卫力量，而且制订了比较严密的《统巡会哨章程》，还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包括奉天、吉林在内的整个中朝边境线上。不仅要求清军每年春秋两季派员进行统巡，而且照会朝鲜地方官在清军统巡时，派人会哨，并出具稽查情况证明，还规定每三年钦差官员查阅一次。这些规定，毫无疑问是为了整顿边境治安秩序，稳定边疆局势，防止两国军民擅自越境。从中不难看出，中下级军官的每年定期巡边活动叫做“统巡”，中朝两国官员在边境的定期交流会面叫做“会哨”，每三年盛京派出大员巡边一次的活动叫做“查阅”。 例如，1850年是钦派大员查阅边境的时间，是年4月13日，盛京将军奕兴按例开列盛京将军、五部侍郎、副都统等名单，奏请皇帝简派一员前往“查阅边外卡伦”(12)。道光皇帝根据奕兴开列的名单指派盛京兵部侍郎恒毓“查阅”。恒毓接到谕旨后，立即照会朝鲜国王派员会哨。双方定于四月三十日(6月10日)叆江边界头道沟处所“会哨”(13)。再如，1862年3月16日，盛京将军玉明奏请按照惯例，简派大员前往中朝边境查阅边卡，并请盛京礼部咨文朝鲜国王委员“会哨”。5月7日，朝廷钦派盛京礼部侍郎双福为查阅大员，率领兵丁起程，稽查边境卡伦。5月28日，中朝两国大员在叆河头道沟地方完成“会哨”(14)。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档案资料来看，自1847年起，到1891年止，盛京、吉林两地在此45年间，每一年都按规定派出了统巡官到中朝边境巡查卡伦和边境情况，每三年均有一次高级官员的“查阅”，每一次“统巡”和“查阅”活动结束后都要按例向皇帝奏报当年“统巡”、“查阅”以及与朝鲜官员的“会哨”情况，应当说这一制度得到了认真落实。 自1848年开始，清军恢复了每年四季“统巡”制度。不过，与朝鲜官员“会哨”每年仍保持两次。“夏季五月初一、秋季八月二十日，各与朝鲜地方官公同会哨一次。”(15)当年8月7日，盛京将军奕兴、副都统庆住奏报：“于本年二月出派协领荣琪作为统巡，前往稽查，并会同盛京礼部先期知照朝鲜国王，饬令该国地方官共同会哨，及咨行吉林将军一体派员，钦遵办理去后，兹据统巡协领荣琪详报：在于边之内外，带领各卡官兵拿获伐木等项人犯十名，陆续详解送部审办。于四月十四日行抵叆江西岸，在头道沟等处卡伦界内逐一搜查，并无匪民复行建、垦之处。十九日，与朝鲜官李元瑞等公同会哨，据该使臣等递具‘临江近地并无贼匪复行结舍、垦田’印文一纸，等情前来。”(16) 1858年11月14日，署理盛京将军玉明奏报本年秋季“统巡”、“会哨”情况说：“于本年七月出派防守尉福禄作为统巡，前往稽查，并会同盛京礼部先期知照朝鲜国王，饬令该国地方官共同会哨，及咨行吉林将军一体派员，钦遵办理去后，兹据统巡防守尉福禄详报：在于边之内外，带领官等将各卡境界挨处巡查。于八月十九日行抵叆江西岸，在头道沟等处卡伦界内逐一搜查，并无匪民复行结舍、垦田之处。二十日，与朝鲜官成焘等公同会哨，据该使臣亲递印结，内称：‘逼江近地结[舍]、垦[地]净尽，查办整肃，边境晏然’印文一纸，等情前来。”(17) 1862年春季，盛京礼部侍郎双福奉旨巡查边境卡伦，并与朝鲜官员“会哨”。此次查阅，尽管边境安静，但双福发现沿江一带罗圈沟、红石砬子、头道沟等处有人盗伐山场树木，亦有搭盖房屋，开垦荒地者，遂令官兵将其平毁。双福认为卡弁尽管是刚刚到任，也难辞其咎。为此上奏，追究坐卡官弁的责任。他说：“相应请旨将头道沟佐领特克什布、骁骑校清吉、红石砬子骁骑校张福元、罗圈沟骁骑校他尔哈那等均着交部议处，以为不实力查拿者戒。”(18) 从上述资料来看，在清军派出统巡官之前，须将统巡官的姓名、职位、会哨的时间和地点、带领的兵丁人数等情况知照朝鲜国王。朝鲜国王则根据盛京礼部的咨文，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派委官员前往会哨。在中朝两国委员会哨时，朝鲜委员应出具边境治安是否晏然、有无盗贼活动以及是否存在越境私垦、偷采等现象印结一纸，以便清军统巡官带回。会哨结束后，由统巡官将朝鲜委员印结申报盛京将军衙门，作为凭证，以备稽核。 同治初年，盛京所属一带地方，盗贼滋扰，清军屡次清剿，而因兵力较为单薄，难于见效。有人建议召募兵力，有人建议调集省城守兵。盛京将军认为这两种方案均有不妥之处。他想到了边外的24处卡伦，认为通过移动卡伦官兵，就可以解决清剿盗匪兵力不足问题。为此他建议说：“请将逼江近地与朝鲜搭界之三道浪头、中江、大江口、小黄沟口、杨木林子、榆树林子、古城、小三道沟、头道沟等九处，仍令照旧坐放。其古河、大雅尔河、头道江、六道河、矿洞沟、火罗圈沟、红石砬子、哈尔敏河、碗口、辉发霍吞那尔浑、毕拉昂阿、梨树嘴子、佛小岛子、顶山拐、小石棚等十五处坐卡官兵二百六十一名，暂行撤在边内，饬赴兴京，交该城守尉清凯择要驻扎。以此保卫陵寝，安戢地方。统俟一律肃清，再令该官兵赴卡坐放，以符旧制。”(19)如此这般，卡务不致废弛，而地方有兵可守。这一方案立即得到朝廷批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既使在内地用兵吃紧之际，清军仍然留下与朝鲜接壤的9处紧要边境卡伦。 1865年，盛京礼部侍郎清安奉旨前往中朝边境巡查，他于5月2日启程，计划于于5月25日(五月初一)在头道沟附近与朝鲜委员会哨后返回盛京。他如是奏报说：“奴才于四月初八日启程驰赴边外，谨遵原定章程，认真稽查，并与朝鲜委员公同会哨，务期覈实而静边圉。”(20) 1868年，因派遣侍郎延熙进山查勘，并与朝鲜委员会哨，暂停了当年统巡官与朝鲜官的会哨任务。1870年1月9日，盛京将军都兴阿、盛京副都统清凯奏请恢复统巡、会哨制度说：“查勘边地一时难以就绪，若不照旧派员巡查、会哨，音信难通，日久恐滋衅端。奴才等再四筹维，不能不豫加防范。除统巡大员仍请暂为停缓，俟边地定有章程，再行详覈奏办外，其尉协统巡请仍循旧章按四季派令其出境统巡，并夏秋两季各与朝鲜地方官公同会哨，互相稽查，庶内外情形，彼此相通。”(21)此处的“统巡大员”是指三年一次大员查阅活动，即暂停大员“查阅”活动，而“统巡”活动继续正常进行。这一奏折得到批准，当年恢复了与朝鲜官员的统巡、会哨制度。是年9月26日，盛京将军都兴阿奏报了当年夏季统巡、会哨情况。他说：“于本年七月出派协领德印作为夏季统巡，前往巡查，并咨行盛京礼部，豫为知照朝鲜国王，饬令该国地方官会哨去后，兹据统巡协领德印详称：驰抵边外巡查，并与朝鲜官李秉国公同会哨，该使臣于五月初一日亲递印结，‘边境晏然’等情，经该协领将使臣印结一纸详递前来。”(22)1877年11月25日，署理吉林将军崇厚、盛京副都统清凯会奏道：“本年七月出派协领景福作为秋季统巡，前往巡查，并照章咨行盛京礼部，先期知照朝鲜国王，饬令该国地方官会哨去后，兹据统巡协领详称：驰抵边外巡查，于八月二十日与朝鲜官金泰麟公同会哨，该使臣亲递‘边境静肃’印结一纸，由该协领详递前来。”(23) 清朝在中朝边境的统巡、会哨制度至少持续到1891年还在正常进行。是年8月24日，盛京将军裕禄奏报说：“本年四月，委派内城协领恩庆作为夏季统巡，前往巡查，并照章咨行盛京礼部，先期知照朝鲜国王，饬令该国地方官会哨去后，兹据该员详称：驰抵边外巡查，五月初一日与朝鲜国全龙九公同会哨，该使臣亲递‘边境晏然’印结一纸，由该协领呈递前来。”(24)事实上，本年朝鲜社会动荡，大批朝鲜人逃亡中国边境，“不下十余万”。1890年3月至1891年7月，清朝官员全面清查朝鲜越境开垦农户高达4300余户，20800人，清丈土地15000垧。至于1892年停止统巡、会哨的原因尚不清楚。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后是日军对于朝鲜的殖民控制，中朝两国委员会哨不能不停止。但是，在此必须指出，从1895起，清军在中朝边境继续设立卡伦，实行统巡制度，更有必要。与朝鲜官员的“会哨”活动虽然停止，而统巡制度势必长期坚持下去。 总而言之，清代在奉天和吉林设置边内与边外两种卡伦：边内卡伦主要负责山场守护，稽查无照采参、伐木和越境垦荒者；边外卡伦主要负责边境线的守卫，同时稽查来往边境人员，禁止私自越界采参、盗伐树木和垦荒种地自然也是其任务之一。为了督促边外卡伦官兵尽职尽责，清廷于1847年专门制订了《统巡会哨章程》。根据该章程规定，统巡官每年四次前往各个卡伦进行“统巡”，每年夏、秋两季统巡官与朝鲜委员分别“会哨”两次，每次会哨结束之后，统巡官应将朝鲜委员出具的边境会哨情况证明呈报盛京将军，由盛京将军奏报清廷；同时规定，每三年在盛京将军、各部侍郎和副都统中指派一员负责中朝边境“查阅”事宜。“查阅”大员在出发前，也要按照规定通过盛京礼部知照朝鲜国王。朝鲜国王根据盛京礼部咨文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派出对等的高级官员，与清朝大员“会哨”。双方“会哨”结束之后，“查阅”大臣应将巡视情况如实奏报清廷。上述会哨、统巡和查阅制度在1847年完全形成之后，一直坚持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1894年，朝鲜被日本军事占领后，清朝统巡官、查阅大员与朝鲜官员的“会哨”活动被迫停止。但是，由于日本占领朝鲜，中国边境压力骤增，清朝官员对于边的卡伦设置不但不能停废，反而会加强。因此，巡查中国边境卡伦的“统巡”活动不可能停止，《统巡会哨章程》不可能被完全废止。 二、黑龙江的边境卡伦设置与巡边制度 (一)黑龙江北部边境卡伦设置情况 清代前期，中俄边境以外兴安岭山脊为界，由于山脊难于设置边疆哨卡，清军在黑龙江左岸地方，设立精奇里、苏楚讷二卡伦，每年由黑龙江副都统轮派官兵坐放。又在精奇里江(俄国人称结雅河)、托可河、英肯河、西力木迪河(结雅河的支流)、牛满江(俄国人称布列亚河)、西勒莫德河等河上设立六座封堆，每年由布特哈总管轮派官兵巡查(25)。清代学者屠寄对此明确指出：“黑龙江本极边防戍之地，自国初以来，分设将军、都统、总管、城守尉，大抵有分兵无分土，而布特哈专辖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应巡查之地，故外兴安岭鄂博向归布特哈巡查。”(26) 另外，清军还在黑龙江上下游左右两岸设立12座卡伦。“每处官兵多少有定额，而更代之迟速亦有定期。”如瑷珲西北300余里的乌鲁苏木丹卡伦，驻防官兵18名，“每月一更”。西林木迪河口东北侧的苏楚那卡伦，派兵常驻，负责貂皮的征收与运输。牛满江北岸的布特哈卡伦，每年三月派兵驻扎，每年封冻后撤回。从1765年到1858年，一直援例办理在案。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的黑龙江左岸被俄国侵占，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江岸地方为中国所属。这样黑龙江左岸的精奇里河等5座卡伦被划入俄国境内，黑龙江右岸只剩下9座卡伦。不过该条约还规定，“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大臣、官员管理。俄国人等和好不得侵犯。”(27)这样清军还拥有前往精奇里河、西力木迪河、牛满河等三条河道巡查权利。正是有了这一规定，布特哈官兵曾于1862年、1877年和1879年三次前往巡查，均未受到俄军阻拦。而从1880年开始，俄军不再允许清军前往黑龙江左岸巡逻。 到1885年为止，上自额尔古纳河口，下至黑龙江城(即黑河市)，计程三千余里，只有卡伦二处，“岂能遍为周到”。这种情况与黑龙江对面俄国人“迁民筑堡，竭力经营”情况恰成鲜明对比。为了防患于未然，新任黑龙江将军文绪认为必须竭力经营。在他看来，拨迁旗户，盖房安置，所费甚巨；招民实边，人数众多，又担心良莠不齐。惟有多设卡伦，认真坐放，才是目前紧要事机。为此，他建议添设卡伦二十处，每处官一员，兵十名，由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黑龙江四城均匀出派。由于道路遥远，一年更换一次。协领大员仍按照四季前往巡查。如此这般，“门户既严，堂奥易守。”(28)他还认为，坐卡官兵生活环境恶劣，加之欠饷的事情时有发生，苦累情形不堪。为此，他建议提高坐卡官兵的盐菜银，援照盛京围场卡伦新例(29)，酌减一半发放。“无论新添、旧有卡伦，官一员减半给盐菜银五两，兵一名月给银二两，统查协领一员给盐菜银十两，以资口实，用收实效。所有新添卡房二十处，每处起盖草房三间，从简核计亦需银二十两，通共核计需银八千余两。”(30)这些银两，请由抽收“烟厘”项下动用。这一建议合情合理，又不需要国库开支，很快得到朝廷批准。关于实际增添的卡伦数量，各书记载不一。有的认为增添了16个，有的认为增添了23个，共有25个卡伦。究竟增添了多少个卡伦？存疑待考。文绪在奏折中提及的“统查协领”，就是奉天与吉林《统巡会哨章程》中的统巡官，于此可见，统巡卡伦制度也在黑龙江边境执行。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军开始大规模侵入瑷珲，清军沿江卡伦全部被毁。相反，自从《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在黑龙江左岸是竭力经营，陆地上是城镇相连，河道内是轮船相望。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在江北展修铁路，移民开荒，可谓不遗余力。而黑龙江右岸，由于清朝继续实行封禁政策，内地居民很少迁入，除了近城二百余里尚有零星村落之外，其余均是山林旷渺之地，所有采矿、捕猎、刈草、伐木等事，任令俄人越境盗取。为了改变这种有界而不守的局面，在俄军陆续撤退后，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认为必须重新安设卡伦，把安设卡伦看成是“规复主权，巩固国防之道”。 瑷珲城所属沿江地带，上自额尔古纳河口下至逊河口，上下距离2110里，“拟设二十卡伦，每卡设卡官一员，卡副兼书记一员，卡目二名，卡兵二十名。”(31)此次在黑龙江上游设立卡伦，周树谟建议采用寓兵于农的方案。“所有各卡目兵，令其半巡边境，半垦荒田，更番轮替，期于劳逸平均，兵农并重。自卡官以次分别酌予荒地，限令垦辟，所获食粮即作为该兵弁等津贴。垦熟之后，一并给为世业。查其力能自存，再行停饷、升科，留兵数名保护。另于各卡适中之处，设卡募兵，如前办理。其业经归农者，仍以军法部勒，藉资守望，逐渐递增，庶塞民可期日盛，戍卒不嫌力单。并设马拨一所，置兵十名，专递往来文报，以通声息。至各卡应管境内木植、羊草、皮毛等税，即令随地经征，免致利权外溢。”(32) 就卡伦的管理体制来说，周树谟建议进行必要的改革，即实行分段管理、文官节制制度。“惟卡伦散处，各边必须有监督之人，递加钤束，乃不至散漫无稽。凡隶黑河、瑷珲属境各卡，即由该管府厅就近节制。漠河、呼玛两处拟设厅治，尚未实行。暂行各设总卡，分段管理。并于奇拉及奇克勒两卡卡官予以稽查之权，统由瑷珲道主持办理。责成既属分明，事权亦复统一。”(33)“豫算二十卡伦一拨，应需盖造房间、购办农具等项，开办费银二万六千六百八十八两，每年额支薪饷、军衣等项银五万七千五百二十二两，常年活支，应请实用实销。”(34)“查核该城所拟分设卡伦办法，系为整饬边防起见，与呼伦贝尔前办情形大致相同，历经覆准照办。并饬民政司由正款项下照数开支。其兴东边卡，即饬陆续筹办，俾收联络之效，而成划一之规。”(35)周树谟认为，瑷珲沿边地区荒寒，饷力微薄，援照呼伦贝尔方案，“一俟办有成效，所有在事出力员弁，由臣分别异常、寻常劳绩，择优请奖，以励士气而维边局。”(36) 到1909年为止，清军又在黑龙江上游沿岸重新设卡20座，每一卡伦设立卡官、卡副兼书记1名、卡目2名，卡兵20名，于呼玛尔河、漠河两处设立总卡官，每总卡官负责管理10座卡伦。自西而东，这些卡伦名称以及相互距离略如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