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言谈理论阐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金言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各种活动都与语言密切相关。对人类活动，尤其是交往活动的认识有赖于人们对语言的本质及其特征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考察。然而，传统的语言学方法对于研究人类的交往活动显得捉襟见肘。传统的语言学将语言当作一个封闭的静态的体系来研究，它所关注的只是语言体系内部的各种要素——词、词组、句子等等，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找出一些抽象的规则。即使在索绪尔提出的有别于语言的言语中，所强调的也只是个人对语言的运用。因此传统的语言学乃至修辞学实际上只知道语言的“两极”：一极是作为体系的语言，另一极则是操用这种语言的个人。
针对传统语言学对于认识人类交往活动的不足和局限，俄罗斯著名学者米·巴赫金(1895-1975)提出了“超语言学”理论。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作为言语交际的语言。这种作为言语交际的语言是与作为体系的语言相对而言的，而言语交际的核心则是对话关系，所以言语交际也可以称为“对话交际”。对话交际是“指并存的差异之间的交流”，（注：凯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页。）即具有各种不同价值观的主体在言语活动中的交流。巴赫金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领域里（日常生活，公文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注：米·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第244页。）因此，必须在“对话交际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注：米·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第270页。）
超语言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相比，根本性的区别在于：语言学中的基本单位是词和句子，而超语言学中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则是言谈（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一
首先必须指出，言谈作为超语言学理论的独特范畴，与语言学中的“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话语句，语句）决非同一所指。后者是指与句子有着某种关系，表述完整思想的语言单位。它已经从生活中剥离出来，而被纳入了一个抽象的、封闭的语言体系。而巴赫金的言谈则起着联结语言与生活的中介作用：“语言通过具体的言谈（实现语言）进入生活，而生活也通过具体的言谈进入语言。”（注：米·米·巴赫金：《文学评论集》，文艺作品出版社，莫斯科，1986年，第431页。）巴赫金就什么是言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言谈整体——已不是语言单位……，而是言语交际的单位，它所具有的不是意义，而是含义（即与价值——真善等有关系的，要求得到带有评价意味的应答性理解的完整含义）。”（注：米·米·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86年，第322页。）从这一界说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言谈的几个特征：一，它是一个完整的言语交际单位，具有完成性；二，它所表达的是独特的思想含义，而不是一般的抽象意义；三，与真善美等诸种价值因素发生关系；四，要求得到应答性理解。
在以上几个特征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应答性理解。正是因为每个言谈都要求得到他人的反应（或曰应答性立场），它首先就必须有一定的指向性和对象性。由于言谈形式丰富多彩，其对象也就丰繁多样：或是听者，或是读者，或是交谈者；或个人，或集体；可以是确切的、具体的对象，也可以是不确切的、笼统的对象。比如说，某个言谈的主体是说话人，而对象是某个听者，那么这个说话人就会“钻入听者的不同视野之中，在他人的地域上，在他——听者的统觉背景上建构自己的言谈。”（注：米·米·巴赫金：《文学和美学问题》，文艺作品出版社，莫斯科，1975年，第95页。）其实，每个言谈本身就是对先前某个或数个言谈的应答和反应。如此看来，每个言谈不仅指向将来的言谈，而且还指向该领域过去的言谈，或肯定，或反驳，或补充发展已有的他人的言谈，任何言谈都具有承继性，都是一定范围中的言语交际链上的一个环节。
巴赫金在论及言谈时，经常把言谈和整体联系在一起，这表明言谈具有完整性，或曰完成性。如果接受者可以对某个言谈作出应答，那么这个言谈便具有了某种完成性。这种完成性有三方面的标志：一，言谈在指物述事上暂告结束；二，在接受者看来，说话人的言语意图已经明了；三，言谈具有标志着完成的一些典型结构形式。指物述事的完结是相对而言的，譬如在科学领域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探索永无止境，一篇学术性文章只要能引起别人对它作出整体评价，那就意味着它具备了某种完成性。其中的第二点是针对接受者而言的。对任何一个言谈，接受者总是在体会琢磨说话人想说什么，总是用对方言语意图的这一尺度来衡量言谈是否完结。最后一点，即言谈的一些固定结构，这是言谈形式方面的特征。说话人的言语意图首先体现在对某种言语体裁，即某种固定结构的选择上。这一选择是由言语交际的场合、范围、参与交际的人员组成等特点决定的。
含义是言谈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在具体的语境，具体的言语交际的单位中所获得的，它具有独特性和暂时性。与含义（смысл）相对的意义（значение）则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必须指出，巴赫金使用的这两个术语与语言学所使用的这两个术语，虽然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巴赫金指出：“我称回答问题为含义……含义总是回答某些问题的。”“从潜在的角度来说，含义是无限的，但它只有同另一个（他人的）含义发生接触后才能够实现……”又说：“意义是从对话中抽出的，是人为地、有条件地脱离对话而抽象化的。在意义中存在着含义的潜力。”（注：米·米·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86年，第370页。）由此可见，与语言学中的“смысл”相比，巴赫金赋予了它以新的内容——它具有对话关系。正是由于同别人的含义相比它具有独特性和暂时性，因此也可以说，言谈的含义就是该言谈的新义。不过，这种新义是相对于接受者来说的，譬如一本科普读物，对该领域的专家而言，在内容上没有任何新颖之处，但该读物的对象——普通读者却会从中获取新的知识。巴赫金说：“任何一个言谈都将生活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表述了新的东西，而且将这一新的内容引入了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在这一方面，每个言谈都具有历史性。把这种言谈记录下来——它就成了历史文件。”（注：米·米·巴赫金：《文集》第五卷，俄语辞书出版社，莫斯科，1996年，第252页。）可见，巴赫金是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来审视含义和新义的。
言谈通常还与各种价值因素发生关系，亦即对现实，对所指称的事物具有主观评价态度。而这势必会影响和决定言语主体对词汇、语法、结构等手段的选择。这样，言谈的个人风格往往取决于其中的情感和表现力因素。言谈的语调也是富有表现力的语调。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与句子语调作比较时还要提及。
言谈的以上这几个特征都离不开言语主体这个核心，言谈的界限正表现在言语主体的替换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交流。对话的一来一去，标志着言谈的不断更替。也正是由于言谈的界限表现在言语主体的替换上，言谈的篇幅、容量也就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强，小到日常生活中的一声问候，大到一部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
巴赫金不仅研究了言谈固有的特性，而且还考察了言谈的体裁形式。虽然每个言谈都具有相对的独特性，但使用语言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相对稳定的言谈类型。丰繁多样的人类活动的领域必定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言语体裁形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语言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具体的语言材料都是从一定的人类活动范围和一定的交际领域的言谈中采撷的，因此“在语言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漠视言谈的各种体裁的不同特点，必定会导致形式主义和过分的抽象化，必定会歪曲其历史真实性，削弱同生活的关系。”（注：米·米·巴赫金：《文学评论集》，文艺作品出版社，莫斯科，1986年，第431页。）
巴赫金是这样界定体裁的：“体裁——是言谈整体在类型特征上所形成的固定格式，是建构整体的固定类型。”（注：米·米·巴赫金：《文集》第五卷，俄语辞书出版社，莫斯科，1996年，第243页。）巴赫金指出，不乏有人对语言掌握得十分娴熟，但一旦到了某种交际领域，却会感到自己的语言才能无法得到施展，而这正是因为没有掌握该领域的体裁形式所导致的后果。
言语体裁种类繁多，就其性质而言，巴赫金将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性（亦即简单的）和第二性（亦即复杂的）体裁。第一性体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用的一些形式，如对话，书信等等；第二性体裁产生于较为复杂的文化交往的条件中，主要以书面交往的形式出现，如文学作品，政论文章，学术著作。在许多情况下，第二性的体裁是由第一性的体裁组成的，如话剧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形式——对话的基础上构成的。但在吸收第一性体裁的过程中，第二性体裁对前进进行了加工，这样，简单的体裁在进入了复杂的体裁之后就发生了变异，从而具有了特别的性质，如长篇小说中的对话和书信，它们是通过作品的整体与现实发生关系的。
言语体裁的问题对研究个人风格至关重要。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言谈，也无论是第一性的，抑或是第二性的言谈，均具相对独特性。这样，言谈便会打上个人风格的印记。然而在个人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各种体裁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有的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个人风格的形成，如文学作品，因为个人风格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体裁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有的则起制约作用，如刻板的公文。因此对风格，尤其是对个人风格的研究，如果要从理论上取得突破，就必须更加深入地把握言谈的种种特性及其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
二
在论述超语言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时，巴赫金指出：“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无论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杂的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但研究的方面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注：米·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第242页。）作为超语言学单位的言谈这一理论概念，正是“运用了语言学的成果”，在语言单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言谈与语言单位——句子和“текст”（话语，篇章，语篇）之间的不同之处，再考察一下超语言学和语言学对言语体裁所采取的两种态度，以便从中看出言谈理论的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以言谈的几个特征为出发点来观照一下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
句子作为一种语法形式，没有任何指向性，不诉诸任何对象。对句子本身并不能作出应答，因为句子并不能肯定或否定什么，它与别人的言语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有语境，与此相联的是指物—逻辑关系和句法关系。如果一个独立的句子有了指向性和对象性，那么它就发生了质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言谈。也就是说，这个言谈是由一个句子组成的。“如果言谈（一句对白、一则谚语、一则格言等等）由一个句子组成，那么这个句子已不只是句子而已……跟随其后的已不是另一个句子，而是他人的言谈（理解——评价）。”（注：米·米·巴赫金：《文集》第五卷，俄语辞书出版社，莫斯科，1996年，第214页。）
单列出来的句子只有意义，而没有含义。要获得具体的含义，它就必须作为一个完整言谈的某个部分，如：“太阳升起来了。”虽然它的语义是清楚的，但我们却无法对它作出应答。只有把它置于某个语境，某个完整的言谈中，它才会获得清晰的含义。这个完整的言谈或许是：“太阳升起来了。该起床了。”那么就可以这样回答：“是该起床了。”但这个完整的言谈也许是：“太阳升起来了。但时辰还早。还要再睡一会儿。”那么回答也就不同了。
句子虽有完成性，但性质与言谈根本不同。句子所具有的是意义上的完成性和语法形式上的完成性。这种完成性只是言谈构成成分的完成性，而不是言谈整体的完成性。句子作为一种语法形式，其语调只有类别性的特征，如疑问、命令、陈述、让步、列数等。这此都是语法特征上的语调，而不是富有表现力的语调。一个句子一旦获得了独特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调，它便成为一个完整的言谈。句子的界限决不体现在言语主体的更替上。句子是某个相对完整意思的表达，说话人通常在说完一个句子之后作一下停顿，以便转入另一个思想，对前者进行补充、发展、说明等等。如果某个句子结束后，期待着另一个言语主体的回答，那么这个句子就成了一个完整的言谈。
正是由于言谈和句子有以上这些差异，因此巴赫金确认，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所交流的不是句子，而是言谈。言谈是由词、句子等组成的。
如果说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言谈和句子的区别，那么言谈和“текст”（话语，篇章，语篇）的关系则要复杂一些。话语虽然也是语言单位，但由于话语的完整性比句子更加完备，似乎接近于言谈的完成性。不过，倘若将话语严格框限在语言学范围之内，那么它们之间还是可以加以区分的。巴赫金反复重申，在任何语言单位中都不存在对话关系。“在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对话的关系……如果从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理解‘话语’，那么话语里各种成分之间也不存在对话关系。”（注：米·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第244页。）不仅在同一个话语当中，即使在不同的话语之间，也没有这种对话关系。
不过，无论话语还是言谈都是由句子等语言单位所组成的，而且人们在研究话语时往往会突破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疆界，因此巴赫金也曾一度将话语赋予言谈的一些特点。譬如，他说：“话语的生活事件，亦即它真正的本质，总是表现在两种意识，两个主体的交界处。”（注：米·米·巴赫金：《文集》第五卷，俄语辞书出版社，莫斯科，1996年，第310页。）这里，他赋予了话语以对话关系。有时，他甚至把话语当作言谈来看待，视它们为同义。“（作为言谈的）每个话语都是独特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它的全部含义……也正表现于此。其中有对真、善、美，对历史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语言学和语文学的范围。”（注：米·米·巴赫金：《文集》第五卷，俄语辞书出版社，莫斯科，1996年，第308页。）但后来由于形成了话语语言学这门独立的，有着其独特涵义的学科，巴赫金也就放弃了将这一术语当作言谈的同义词来使用。
传统语言学忽视对言语体裁的研究，而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则重视对言语体裁形式的研究。巴赫金的言谈与索绪尔的言语其主要区别也正表现在巴赫金对言语体裁特别加以关注。因为索绪尔的言语强调的是个人因素，个人的作用，而言语体裁则突出了言谈的社会属性。巴赫金认为，每一单个的言谈，虽然都是个性化的，但利用语言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其相对稳定的言谈类型。传统的修辞学也忽视对体裁的研究，比如在对艺术语言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不重视体裁的社会属性，忽视了属于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时代的言谈能够反映出各自的“社会生活”，修辞学便多表现为一门范围狭窄的对语言技巧手法作精细分析的纯语言学性质的学科。
三
综观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我们发现，在其理论体系中，符号与价值总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要研究作为符号的语言，就必须关注其中的价值因素。在巴赫金的术语体系中，价值亦可称作思想意识（идеология）。不同主体的语言自然包含着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差异就构成了人们交际活动中的对话关系的基础。
语言所反映出的价值因素既非来自于语言体系内部，亦非产生于个人的内心活动、心理作用，而是来源于外部环境，即社会条件、社会生活。因此，作为交际单位的言谈无疑都打上了社会属性的烙印，言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我们注意到，在巴赫金研究言谈问题的后期，虽然他强调的已不是言谈的社会性，而是言谈的体裁特征，然而，体裁是利用语言的某一个社会领域所产生的相对稳定的言谈类型，因此有理由认为，重视言谈的体裁特征乃是关注其社会性的必然结果。